喜欢金庸小说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们？金庸小说到底有什么好？针对这一问题，本书只对其中的一个因素展开了具体地分析和探讨，那就是金庸小说所展示的丰富、深刻、独特的人学内容。

本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七卷。这样的分法是否合理，这几卷书的内容具体如何，以及这本书究竟写得怎样，那只有请读者朋友去看了。

请！——

金庸之所以被推举为“武林至尊”，正因为他是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也就是说，金庸的小说也讲武、讲侠、讲情、讲奇，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大大的“人”字。

大陆“金学”第一家（代序）

——陈墨和他的金庸及新武侠研究

引言

第一卷 人格论：伟人与小人

第一章 儒家之侠

一、秀才造反；陈家洛

二、复仇与抱负：袁承志

三、侠之大者：郭靖

第二章 道家之侠

一、孤独的性情中人：杨过

二、“真正的侠”：胡斐

第三章 佛家之侠

一、狄云不是侠

二、慈悲无为的张无忌

三、儒、道、侠终归于佛

四、无名之侠：石破天

第四章 侠与浪子

一、对政治的厌恶

二、追求自由的天性

三、浪子的意义

第五章 侠与小人

一、生存第一

二、奴性人格

三、文化性格

四、典型意义

第二卷 人性论［上］

善人与恶人

第一章 善恶同体

一、善恶对峙

二、善恶泯绝

兰、善恶同体

第二章 本能欲望

一、名与誉

二、权与势

三、利与贪

四、情与欲

五、仇与怨

第三章 文化品格

一、理性品质

二、意志力量

三、文化人格

第三卷 人性论[下]

异人与常人

第一章 皇帝与平民

一、乾隆

二、崇祯与李自成

三、南帝与成吉思汗

四、康熙和韦小宝

第二章 疯人与常人

一、何红药、武三通

二、谢逊、林平之

三、慕容博、慕容复

四、“天龙八部”与众生相

第三章 僧人与俗人

一、缘根

二、玄慈

三、虚竹

第四章 异人与常人

一、不戒与不可不戒

二、王重阳与张三丰

三、仪琳与灭绝师太

四、洪七公与范帮主

五、天山童姥与李秋水

六、胡青牛与平一指

第四卷 人生论奇人与真人

第一章 人生观

一、孤苦与奋进

二、辉煌与孤独

三、自信与无奈

四、自由与梦想

第二章 人世观

一、人物与环境

二、江湖与人世

三、人世与人性

四、人世与文化

第三章 价值观

一、现代价值取向

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三、冲突与妥协

四、有意识与无意识

第五卷 情爱论男人与女人

引言与说明

第一章 男人

一、不敢爱女强人的男人

二、被抛弃的男人

三、被争夺的男人

四、逃避爱情的男人

五、拈花惹草的男人

六、甘心为奴的男人

七、追逐幻影的男人

八、打死情侣的男人

九、想开妓院的男人

第二章 男人与女人

第三章 女人

一、偏爱薄情郎的女人

二、把同类当敌人的女人

三、不满婚姻的女人

四、因情而成疯魔的女人

五、不甘雌伏的女人

六、只爱心中幻相的女人

第四章 爱情

一、爱情的社会制约

二、性的作用与意义

三、人生际遇的限制

第六卷 人才论：超人与凡人

第一章 名师·智慧·方法论

一、袁士霄与名师资格

二、穆人清：严格与宽容

三、洪七公：因材施教

四、张三丰：只传剑意

五、风清扬：自出机杼

六、独孤求败：四剑铭

七、小结

第二章 人才：超人的秘密

一、郭靖的“法门”

二、“百家”与“一家”

三、独创与个性

四、名门与高手

第三章 传统格局中的人才悲剧

一、《碧血剑》：历史的总结

二、令狐冲：人才的象征

三、韦小宝：历史的讽喻

第七卷 人群说：汉人与夷人

第一章 汉人与夷人

一、红花会与木卓伦部

二、张无忌的四位恋人

三、萧峰与中原汉人

四、韦小宝的身世之谜

五、小结

第二章 南人和北人

第三章 儒生与草莽

一、几个典型

二、一个寓言

三、一段奇文

四、结语：草莽中有英豪

后记

儒家之侠

儒家与侠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最早的儒是丧葬之礼中的乐手，后来发展成儒生、政治思想家、政治家，总之是文人一类，而侠则基本上是武士一类。虽也有“不武之侠”，但那毕竟很少，不是侠的多数，与今日的侠的含义更是相差较远(今日之侠乃是完全的武侠)。儒生是向社会上层谋发展的；而侠则多半活动在民间，社会下层的江湖。儒家讲“仁政”，侠士讲“义气”虽有共通之处，但其目的与本质毕竟不一样。

第一次将儒家与侠士联系在一起的，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他将儒生与侠士“并列”于“五蠹”之内，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于是，儒与侠在法家治下，就成了患难之交。以至于后代的学者将二千年前的难友说成了不分彼此的一家。实际当然不是这样的。儒是儒，侠是侠，文武不同道，祸福不同途。他们可以作为难友，但决不能共富贵、共前程，因为他们的发展天地、发展目标都是不同的。

不过，韩非先生恐怕没有想到，他的那一套严刑峻法只能触及人的皮骨，而儒家的那一套却能深入人心。法家的改革，固然使秦国完成了统一霸业，然而“焚书坑儒”的结果，是连阿房宫也烧掉了。奈不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变成了历代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变成了中国文化的支柱或核心，变成了中国文化的“教化”的经典和理想目标。

既然儒家思想成了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原来叫侠义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三侠五义》也就成了儒家文化色彩极浓的《忠烈侠义传》。如此，武侠与儒家又有了一种新的同一关系，这回它们不是患难之交，而是侠义为忠臣之仆，江湖上的武侠努力向江山中的儒臣靠拢。二者的关系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新武侠小说中有了很大的改变，侠义之士不再作为儒家官僚、忠臣良相的依附和走卒，而获得了自由独立的地位。可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已变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基础，新武侠的形式虽然变了，武侠与儒生的关系虽然结束了，但儒家的精神实质却没有改变。新武侠小说中有着大量的反异族、反官府的叙事模式，儒生或被清除出武侠的世界，或被当成武侠的对立面(官府代表)，然而这并不妨碍新武侠小说的儒家精神的张扬，其形式很简单，那就是直接让侠来完成儒生的梦想。即在形式上将儒、侠二者变成了一人。

儒侠的统一，当然是以侠的形式表达或实践儒学的精神。在表面上看来，有一些侠的形象，与儒家沾不了亲、带不了故，没多大关系，但他们的骨子里却是理想的儒家精神的典范。

新武侠小说将儒家精神人格化了。

这种人格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人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话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三是“自我”的牺牲，或放大而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为之鞠躬尽瘁，或缩小为“一己之私，何足道哉，”因而从容牺牲。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典范人格。对此我们应当是十分熟悉的。这是由明君——忠臣——清官——侠义这一条线发展而来的。

因为这种理想的典范人格是要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们的活动天地就不能仅限于江湖草莽之间，而要有国家大事来让他们关心。所以武侠作家就设计了中国历史上异族入侵、改朝换代时期的动乱不安的时代、社会背景，作为这些儒侠们的活动天地，以便他们人生理想的实现、人格的光彩和力量得以充分的表现。

梁羽生笔下的侠，多半是这种典型的儒侠模式。《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散花女侠》、《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儒家之侠。其中又以《萍踪侠影录》中的主人公张丹枫最有代表性。他不仅以天下为己任，而且顾大局、识大体、牺牲私家恩怨，共同解救民族政权的危机，他不但是一个侠，一个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个书生，一个白袍诗人。他的风度气质，正是儒雅与侠气的结合。他既是“集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身”，又是“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格典范，古今中国人学习的楷模。

金庸小说创作的初期，也是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这种路子。他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这几部小说的主人公，就属于儒家之侠的人格类型。他们都符合上述儒家精神的三条标准。但他们的经历、个性、具体的情感特征却又各不相同，他们面临的矛盾困惑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内心冲突的性质也不完全相同。

有一个奇异的现象，是这三部小说的主角的文化水准或“学历”趋向于越来越低，但他们的侠义中所包含的儒家精神却越来越明显。陈家洛是有过解元头衔的(后来作者在修订时因他的诗作得不好，革去了他的解元头衔，而变为举人)学历最高；袁承志日练武，夜读书，没有参加乡试，但也马马虎虎可以算是童生或秀才；郭靖则没念多少书，几乎是一个文盲，自学之后也只勉强识得一些汉字。——这么三个人，按说陈家洛是最标准的儒家之侠，而郭靖则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草莽。然而在金庸的笔下，却不完全是这样。

下面我们对这三位主人公进行逐个评析。

……

P7-10

大陆“金学”第一家——陈墨和他的金庸及新武侠研究

陈骏涛

早先我从未注意到陈墨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迷恋，及至1990年深秋得到他赠我的第一部研究金庸的书——《金庸小说赏析》时，着实使我颇为吃惊——他已然成为“金迷”和“金学”家了！陈墨跟随我当研究生三年，毕业后我们又过从甚密，我这个当导师的居然不知道学生迷上了“金学”——这实在使我惭愧！

在吃惊和惭愧之后，自然是高兴——为陈墨终于在“而立”之年有了第一本书而高兴。陈墨终于超越了乃师成为“金”学家而高兴，陈墨在《金唐小说赏析》之前已经写了四本书(包括跟我合作的一本)，但前四本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搁浅，反而是后写的第五本书先于前四本问世——这是陈墨不幸中的万幸！

陈墨的成就是陈墨的才学加勤奋的结果。

陈墨是个才子——这是认识陈墨的人都有的一种印象。他读书很多、很杂，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街谈巷语，几乎都有所涉猎。他又才思敏捷，博闻强记，只要他读过的东西，即令是过了很长时间也能记起；在我的印象中，他读书是很少做笔记的，材料全在他的脑子里——他着实有一个很好使的脑子。最令人惊叹的是，陈墨写文章从不打草稿，总是一气呵成，一稿完事，而且写作速度极快，一天或一夜写万把字是常有的事，写完以后甚至连自己都不愿看一遍就交卷了。在这方面我只能叹为观止。我一天至多能写二、三千字，写完还得改，改完还要抄——真正的少慢差费！不过，陈墨的这种写作习惯，也给他的文章来来一个毛病：水分较多，即便是他最用力的文章，也能挤出一些捞什子来。这就需要一个好编辑，替他删删改改，最好还能润饰润饰文字，那么他的文章就会成为好文章。我就当过几回这样的编辑，虽然经我的手编出的文章未必都是好文章。

但陈墨毕竟是个才子，他以不到三年(从1987年起算)的时间就写了五本书(尽管前四本书尚未问世)，而且都是学术论著——这对于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而陈墨却做到了。不过如果认为陈墨仅仅是靠才气和灵气取胜，那又错了，实际上，他的成功仍然得力于他的勤奋。才气和灵气是一种天份，但如果没有勤奋(当然还有一个外在的环境和条件)，这种天份很可能会被糟踏掉的。陈墨是勤奋的，为了搞学问废寝忘食已成家常便饭，因而年纪轻轻就闹了个胃病。他的生活日程表几乎都是“早晨从中午开始”，晚间人们熟睡的时候往往是他工作最专注的时候，他以牺牲自己睡眠的黄金时间来换取工作时间，而且数年如一日，可见其精神和毅力，他脑子灵活，对外在事件反应很敏锐，但他居然可以做到“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不管外面和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他可以依然搞他的学问。我想，如果不是对学问痴迷的话，是绝难达到如此的境界的。

闲话少说。还是让我回过头来说说陈墨的金庸研究和新武侠小说研究。陈墨对金庸和新武侠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无疑已成了大陆屈指可数的“金学”家和“新武学”研究家——他已出版了《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版)、《金庸小说之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和《新武侠二十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6月版)三部书，还有五部论金庸的书也将陆续由大陆的三家出版社出版。这在大陆的研究者中恐怕是没有人能企及的。有的学者尽管涉猎金庸和其他武侠小说很早，但至今却未写出一本书来——也许是不屑于写，也许是写不出来，而陈墨却后来居上俨然成为“金学”家和“新武学”家，而且是大陆“金学”第一家——这是客观事实，不管你承认它还是不承认它。

我还敢进一步说，在大陆的“新武学”领域，陈墨如果不是第一个，至少也是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金庸、梁羽生、古龙、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这些知名度颇高的新派武侠小说家，已成为风靡海内外的人物，他们的小说也成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普遍认同的读物，其中的一些精品，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天涯·明月·刀》等，都是可以传世的。尤其是金庸，被推为“武林盟主”，他的小说被奉为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还有人说：“凡有中国人，有庸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参见陈墨；《新武侠二十家》第39页)可见金庸小说的流传之广，影响之深。然而，长期以来，在大陆的舆论界，却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甚至采取禁止或变相禁止的方法，来阻止这些武侠小说的流传。直至8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但真正深入其中去研究它的人仍是寥寥。陈墨则是寥寥可数者之一，如果没有一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是绝难做到的。

当然，这也是陈墨审时度势，看准了新武侠小说将是商品时代的一种很走俏的读物，从这里走进去，将有可能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开辟一条新路。这也是作为才子的陈墨反应敏锐、聪明过人的表现。他有一段话说得很够回味的：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观念也不断改变。因而“文学沙龙”坐而论道、仔细品味文学艺术的深刻幽远的意境，不再是市民社会及其广大读者的共同特征，而只是一些“专家”们的事业。商业社会中的普通市民读者的欣赏趣味及其欣赏习惯，向来是以轻松愉快的娱乐精神为特征。而现代社会的读者，对“一次性文化消费”大感兴味。从而演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经典文化时代”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乃至其审美功能都被推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其娱乐、消倦、谴兴的功能，则被大大地强化，成为时尚读书的首要目的，因而也成了“消费文化”的首要特征，成了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学的创作的首要原则、指标。(《新武侠二十家》4-5页)

这段话的个别提法还值得斟酌，如说“经典文化时代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云云就说得绝对了，但其总的把握还是不错的——在宵品时代，娱乐、消倦、遣兴的功能将被大大地强化。笔者也曾多次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需要产生了从教化性和审美性向消闲性和趣味性的转变。既然如此，那么对作为大众的娱乐、消倦、遣兴走俏读物——新武侠小说进行研究，也可能会使研究者走俏起来。陈墨写的关于金庸的书和新武侠小说的书，大陆的几家出版社都争相出版，就是走俏的一个明证。顺便提一下，我这里说的“走俏”还有别的根据：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第一次印数是四千册，因为行情看好，又接着增印了一万册，共计一万四千册，因此，到《金庸小说之谜》，第一次开印就一万册；《新武侠二十家》第一次印数是八千册，听说卖得也不错。这样的印数，在当前的文学学术研究论著中，是很少见的。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从事“金学”和“新武学”研究的人都能获得如同陈墨的书这样走俏的命运呢？当然未必。那么，陈墨的书到底具有一些什么特点使其能走俏呢？我认为，陈墨的金庸和新武侠小说研究具有下列四个特点。

第一，材料丰富。

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但是对于研究金庸和新武侠小说的人来说，要做到掌握比较齐全的材料又谈何容易！数量大，这是一；材料很分散，这是二；正经的图书馆材料残缺不全，零售书摊又只陈列少数好卖的书，这是三。陈墨从迷上金庸到写出关于金庸的著作历经六载，在这六年，他多次往返于安徽老家和北京，跑了无数个零售书摊和图书馆，也求助于许多亲朋好友，用购买(约占20％)、租借(约占70％)、索要(约占10％)三种方式，才大体上把材料读全了。前后读的金庸和新武侠的书有四、五百部，约计二千余万字。现在还不能说他收集的材料已很齐全，可能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遗漏，但说他已经掌握了较丰富的材料，却是并不为过的。这从他已出版的三部书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金庸的十五部小说全都涉及了，而且逐部剖析。新武侠小说涉及到二十家共六十部小说，还不算那些已进入他的视野并提及书名但未及展开分析的小说。还兼及海内外已有的对金庸和新武侠的研究成果。陈墨为了研究“金学”和“新武学”的确是下了一番死工夫和硬工夫的，否则光靠面壁虚构、信口开河是无论如何写不出二、三百万字的论著来的。

第二，自成体系。

金庸研究在台湾和香港被称为“金学”。据说，台湾远景出版公司所出版的由沈登恩先生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已出版二十余种，从其书名来看，大多是阐发作者对金庸小说的一得之见或对金庸小说的某一局部的研究。如：《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均为倪匡所著)；《诸子百家看金庸》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共4集，由三毛、罗龙治、翁灵文、杜南发等合著文集)；《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天龙八部欣赏举隅》(均为温瑞安著)；《读金庸偶得》(舒国治)、《通宵达旦读金庸》 (薛兴国)、《漫笔金庸笔下世界》(杨兴安)、《金庸的武侠世界》(苏兆茎)、《韦小宝神功》(刘天赐)、《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陈沛然)等(参见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第16页)。陈墨的研究却突破了这样的格局，而自成体系——他从对金庸小说的逐部剖析起始(《金庸小说赏析》)，继之破译金庸小说之所以风靡海内外、历久不衰的原因(《金庸小说之谜》)，再而从金庸小说的人学、金庸小说的艺术、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金庸与武学、金庸与中国文化诸方面全面论述金庸小说的成就(这些书籍分别以《金庸小说人论》、《金庸小说艺术论》、《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金庸武学的奥秘》、《金庸与中国文化》为题，将陆续由三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项“金学”研究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宽，气魄大。迄今为止，在海内外，恐怕还很少有人对金庸作过这样自成体系的研究。

第三，分析透辟。

仅从已出版的三部书来看，陈墨对金庸小说和新武侠小说的分析是细密的，绝不是浮光掠影、泛泛而谈之作。这当然是有艺术感情和理性把握为基础，否则就会象一般迷恋新武侠小说的读者一样，只是单纯将其作为消闲、娱兴之用，却不能窥探其中的奥妙——走进去了，却出不来。陈墨不仅走进去了，还能轻轻松松地走出来——在品味、感受的基础上，进而索解，进而作出条分缕析、有深度有科学性的分析，而且不乏精辟主见。例如，“俗极而雅，奇而致真”，就是陈墨的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俗”和“雅”、“奇”和“真”这是两组对立的概念，但在陈墨看来它们是互补一相通的。他认为，由“俗”到“雅”、“俗极而雅”以及“寓真实于传奇之中”，这是高品味的通俗文学(包括新武侠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与雅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而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则属于这种高品味的东西。“它既俗又雅，既通俗又深刻，即好看又耐看，即‘热闹’又有‘门道’，即离奇又真实，既可满足人们的娱乐要求，又可品味它的丰富的美学与哲学意味，既是一种关于武侠与传奇的‘成人的童话’，又是一种关于人生与世界的深刻的寓言。”(《金庸小说赏析》第17页)因此我们应该改变对于通俗文学的偏颇观念，对“雅”和“俗”有一个科学的、辩证的理解。

陈墨力图改变人们对金庸小说和新武侠小说的偏颇观念，但绝没有廉价的吹捧。可能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实成就很高，也可能是陈墨对金庸有特殊的偏爱，他对金庸的评价是很高的，但这种高评价也是立足于分析基础之上的。对另一些新派武侠小说家，都做到了一分为二具体分析。如对古龙，陈墨认为有“三个古龙”，古龙的作品也有三类：一是摹仿性的作品，二是胡编乱造的作品，三是真正自创一格、气象万千、有宗师风度的作品(参见陈墨：《新武侠二十家》第216-219页)。不论陈墨的这些论断是否客观、公允，但从中所表现出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却是应予肯定的。

第四，气势夺人。

陈墨的有些文章虽然水分多些，不够严谨，但他的多数文章都有见解、有气势。陈墨是个很自信、很有主见的人，他绝不盲从某一种观点，即便对我，也常有意见相左之处。他还很雄辩，一旦与人争论起来，几个人都压不倒他。他的这种个性特点也带到金庸研究和新武侠研究中来了，他的几部书中都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不是让“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用他自己的眼光来观察、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析这些新武侠小说家和他们的武侠小说，他绝不让某一种现成的理论或者观点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因而，在他笔下，实际上都是他心目中的金庸，他心目中的梁羽生，他心目中的古龙……。这当然也带来了某种偏颇，但却使全书表现出一种成竹在胸、自信洒脱、先声夺人的气势，对读者别有一种吸引力。因此，尽管陈墨的这些书字数都不少(《金庸小说赏析》29万字，《金庸小说之谜》37.8万字，《新武侠二十家》47万字)，也不无重复和累赘之处，但读起来却不感疲倦，正是由于有这种气势这种风度的缘故。

严格地说，陈墨关于“金学”和“新武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却已经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着实令人惊佩的。不过，唯其由于刚刚起步，加以陈墨原先在研究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也不能不给他的“金学”和“新武学”研究带来一些缺憾。我个人对“金学”和“新武学”是门外汉，如今还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想先于陈墨研究金庸和新武侠小说家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有见地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陈墨研究中的缺憾，并帮助他弥补这些缺憾。这既是我、也是陈墨本人所期待的。

(写于1993.4.24零点。曾刊于《通俗评论》1993.2期。)

这本书曾在大陆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台湾的云龙出版社[知书房]出版过——台湾版将这本书一分为二，书名分别是《人论金庸》和《人性金庸》。

在我写完这部书稿的时候，巴塞罗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刚刚熄灭。这次重版校对，则已经是15年之后了。人世沧桑，时光如水，当真是浪花淘尽英雄。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之快，不仅前所未见，几乎闻所未闻。十几年前的种种时髦，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很多都不会再被人提及，甚至难得被人想起。偶尔回忆起来，则往往恍若一梦，甚至犹如隔世。只不过，不论社会经济和生活条件怎样发展，有些东西的变化却是很慢的。最典型的例子，或许就是人性的内涵，短短几十年的环境快速发展，并不足以对人性产生任何重大的改变。如此，这一本《金庸小说人论》，就或许仍然有它的参考价值和文化意义，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改善了，文化的价值和份量应该随之大规模的显现才是正理。

15年前，我将我的老师陈骏涛先生写的《大陆“金学”第一家》一文收入这本书中，作为代序，那是想告诉许多关心我本人但却并不理解金庸小说及其研究价值的亲朋好友：我研究金庸及其海外新武侠小说非但没有背叛师门，而是得到了我的老师的支持和首肯。在当年，老师对我的这一份首肯和支持，给了我继续研究的无穷力量。即使是现在，我对老师的支持仍然充满了感激之情！因此，在这本书再版的时候，我决定仍然将老师的文章作为代序，收入这部书中。至于“第一家”之说，我理解，那是老师说我的金庸研究和新武侠小说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的意思，而不是要在金庸小说研究领域排座次。否则，我将这篇文章收入本书，就成了王婆卖瓜了。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广告时代，王婆遍地，但我并不想做王婆。我的书有无价值，好或不好，都要读者去鉴定，也需要接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我写作这部书的时候，还没有使用电脑。手稿交给了出版社，我自己并无电子文档，所以这次要出书的时候，只好照例找我的内弟朱一多帮忙扫描。在校对的过程中，我对书中的一些不大准确的文字和标点符号顺手修改了，但这样的修订很少，所以这本书仍然是当年的那本书，算不上是修订版。曾经购买过的读者千万别上当，望勿将这本旧书当成新书买回家。

这本书和这个书系能够再版，要特别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及其他几位社领导！最后，我当然要借此机会向为这一书系付出辛劳的责任编辑孙兴民和许运娜表示衷心感谢！

陈 墨

2007年3月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