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简明的语言描述了科索沃战争的背景、爆发的原因及战争全过程。一方面,重点详细地论述了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是如何依据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事理论家约翰·沃登在《空中战役》重新提出的空中制胜理论,及在“海湾战争”和“沙漠之狐”空中作战行动的实践经验教训,如何在联合司令官指挥下,运用多国部队空、海、陆军的远程制导武器和航空兵器,加之空中、空间无形的信息战能力,对南联盟实施体系破击和精确、全时空的空中打击,从而夺取战争胜利的,进而揭示重新复苏的“空中制胜论”的新发展——它已经不是独立空军的单打独斗,也不是主要依靠能深入敌后的有人驾驶轰炸机实施的战略打击去赢得战争胜利,而是依靠陆海空天多军兵种中的有形和无形空中作战能力来夺取战争胜利。另一方面,重点介绍了处于弱势的南联盟以低技术兵器对高技术兵器、以有限战场控制能力对抗陆海空天、以不对等作战手段抗击“不对称打击”的反空袭作战经验和教训。
《迈向信息化战争》丛书以海湾战争为起点,通过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逐步展示人类战争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演变的历史轨迹。海湾战争既有机械化战争的旧貌,又有信息时代战争的新颜;科索沃战争以非对称、非接触的独特作战样式,开创了“以空制胜”和“零伤亡”战争先例;阿富汗战争以远程精确打击与特种作战相结合的方式,为联合作战向战术层次延伸提供了范例;伊拉克战争以“快速决定性作战”和“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为指导,采用网络中心战、精确作战、并行作战、指挥控制战等作战样式,以较小代价达成战争目的,实现了机械化战争走向信息化战争的质的飞跃。阅读这套丛书,就可以对信息时代战争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就可能把握信息时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应对未来战争做好充分准备。
科索沃:历史的创伤
科索沃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早在1354年科索沃就曾遭到当时欧洲强国土耳其的入侵。1915年~1918年又被奥匈帝国占领。1941年4月,德、意联军入侵南斯拉夫,之后,被德、意法西斯所肢解。1944年,在铁托领导下南斯拉夫获得了独立。然而,50年后的南联盟,处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争夺欧洲战略空间的重要战场,科索沃又重新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灾难。
一、主张自治独立的科索沃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位于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西南部,面积10887平方公里。首府普里什蒂纳,人口200多万,其中900A,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科索沃东南部与马其顿共和国接壤,西南部与阿尔巴尼亚相邻,西部与黑山共和国交界。通行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土耳其语。
科索沃的原始居民是古伊利里亚人。中世纪时成为塞尔维亚王国的政治中心,是塞尔维亚历史和文化的摇篮。后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了400余年,其间塞族人被迫外迁,阿族人大量移居。1912年科索沃地区并入塞尔维亚版图,后来成为第一南斯拉夫公国的一部分。二战结束后,科索沃随塞尔维亚进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成为自治省。科索沃是南斯拉夫最贫穷的地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阿族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塞族,出生率却大大高于塞族,人口的增加更加剧了生活的贫困。阿族人认为,科索沃没能成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自治共和国,在政治、经济上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60年代,科索沃出现了阿族分离主义势力,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并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在他们的策动和组织下,阿族人频繁举行游行示威,甚至使用暴力冲击政权机关,1968年和1981年,两次同塞尔维亚当局发生流血冲突。1974年,铁托、南联邦中央曾给予科索沃更多的自治权利,将其自治地位写入宪法。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民族矛盾趋于激化,整个80年代,科索沃的局势一直动荡不安。
二、塞阿两族不解的渊源
科索沃归属问题是塞阿两族矛盾的根源。塞阿两大民族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科索沃地区曾是塞尔维亚民族的发祥地,12世纪时,这里成为塞尔维亚民族文化和政治中心。公元1389~1912年的500多年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科索沃,并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由于塞族人不愿放弃东正教信仰改奉伊斯兰教,因而遭到迫害,被迫大批迁离科索沃。而阿尔巴尼亚人则改信了伊斯兰教并陆续迁入该地,并逐渐取代塞族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瓦解,科索沃重新划归塞尔维亚。一战后,科索沃作为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成为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二战期间,科索沃曾一度被并人受意大利军队保护的“大阿尔巴尼亚”,其间又有大约10万塞族人逃离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科索沃又回到了由铁托领导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版图,并入了塞尔维亚共和国,之后又有一些塞族人陆续迁回科索沃,却仍未能改变科索沃地区阿族占主体的民族构成。尽管如此,塞族一直视科索沃为其民族发祥地和文化摇篮,是一个反映东正教和塞尔维亚民族观念的“圣地”,塞族才是科索沃真正的主人。而阿族人认为,公元六七世纪塞尔维亚人来到科索沃之前,阿族人的祖先伊利里亚人就生活在那里,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科索沃的真正主人都应该是阿族人。阿尔巴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而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民族矛盾又掺入了宗教纠纷,使得两大民族之间纷争不断,矛盾不断激化。
三、民族政策失误 历史原因固然是塞阿两族矛盾产生的根源,但政策因素却是导致科索沃民族矛盾恶化的重要原因。
(一)铁托“弱塞强南”
一战后,塞尔维亚人为了恢复塞族人昔日的繁荣与辉煌,没收大批阿族人的土地,分给塞族士兵,许多阿族人被迫迁居土耳其。50年代初期,塞族人曾掀起一股镇压阿族人的浪潮。二战结束后,身为克罗地亚人的铁托在前南推行“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曾被誉为是欧洲成功地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楷模。但是为了消除历史上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影响,铁托的民族政策带有明显遏制和削弱塞尔维亚的倾向,当时流行的一个口号正是“弱塞强南”。
在对待科索沃问题上,这一政策表现得尤为明显。1963年,前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建立了两个自治省,即阿族聚居的科索沃自治省和匈牙利、罗马尼亚人聚居的伏依伏丁那丁那自治省。1974年公布的宪法又进一步扩大了自治省的权利,使其地位几乎与南联邦的6个共和国相当。这导致塞族人在科索沃地位的进一步下降,也助长了科索沃阿族分裂情绪。根据“机会平等”(即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不论大小,以同等名额的代表参加联邦领导机关)和“轮流坐庄”(所有党、国家、政府、群众团体的主席均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轮流担任)的原则,科索沃自治省可以向联邦和中央机构派出等额的代表并有否决权,尽管它在联邦中的人口比例很小。它甚至还拥有一个特殊的权利:塞若修改宪法必须征得科的同意,而科省修宪却无须塞首肯。这种“只要平等权利,但不必承担平等义务”的做法,导致民族间对立情绪加剧,多年来塞尔维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在经济上,铁托为了缩小差距,也提出了一种指导原则,这就是“南各族人民的政治平等必须用经济平等补充完整”。为此南从60年代设立了“援助不发达地区联邦基金”,规定发达地区每年必须将其生产总值的大约1.6%用于无偿或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援助不发达地区,其中科省所得比例最大。为了拉平经济发展水平,南平均每天要向科省提供120万美元的援助,而科不是想办法用这笔钱摆脱不发达的地位,而千方百计保住这种地位,同时斥巨资建豪华饭店和壮观的银行与图书馆大楼,“基金”建立了30多年,科一直是前南最贫困的地区。一味强调“无偿援助”而不把建立“基金”同经济机制和市场规律挂钩,早已引起联邦内其他共和国不满,这也是后来最发达的两个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率先脱离前南的经济原因之一。此外,根据南斯拉夫建国之初的规定,只有在南斯拉夫境外没有建立国家的民族即所谓的主体民族才能建立共和国。因此,只有60万人口的黑山族,可以成立共和国,而有200万阿尔巴尼亚人的科索沃却不能建立共和国,因为南境外已有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南斯拉夫对这个理论的提法未提供足够论据加以阐述,阿族分离主义分子就利用这一点,提出科索沃应成立共和国的要求。
(二)米洛舍维奇“强塞弱阿”
铁托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造成了塞族和非塞族两方面的不满,在科索沃则是塞族和阿族都不满,可谓“两头不落好”。但其在世时,由于领袖的个人绝对权威,这些不满都未充分暴露出来。1980年铁托逝世后,双方便开始了公开对撞!
科索沃阿族人历来主张高度自治,一些极端分子甚至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铁托逝世后,以独立为目标的科索沃民族主义运动逐步兴起,并得到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阿族与塞族的矛盾日益尖锐。
塞族对“弱塞”政策也是素有烦言。铁托消失后,新执政的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采取了削弱阿族的政策。
米洛舍维奇认为,1974年的联邦宪法和塞尔维亚宪法实际上把塞尔维亚分割成三个部分,塞尔维亚的重大决策自治省不赞成就行不通,致使塞尔维亚丧失主权,与其他共和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阿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后,米洛舍维奇更坚定了打压阿族的决心。1989年2月27日,米洛舍维奇宣布取消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此后,通过修改宪法收回了科的绝大部分自治权,并将塞族人向科省迁移,最后甚至连科索沃阿族人应享有的文化平等权利也被剥夺。这一行为过于偏激,引起阿族人的强烈不满,客观上刺激了矛盾的恶化。
阿族分裂主义分子加快了独立的步伐,制定了一个分三步走的纲领:第一步,争取科索沃从自治省变为共和国;第二步,争取使“科索沃共和国”脱离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版图,自立为国;第三步,独立后的科索沃与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及马其顿西部的阿族聚居区和希腊北部的阿族聚居区,合并为一个“大阿尔巴尼亚”。
P28-33
公元20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腹地爆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因其爆发于世纪之交,而更重要的是自飞机问世后近百年来,特别是1921年杜黑提出“空中制胜论”后,第一场以“空中制胜”理论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战争。它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争。
本书用简明的语言描述了科索沃战争的背景、爆发的原因及战争全过程。一方面,重点详细地论述了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是如何依据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事理论家约翰·沃登在《空中战役》重新提出的空中制胜理论,及在“海湾战争”和“沙漠之狐”空中作战行动的实践经验教训,如何在联合司令官指挥下,运用多国部队空、海、陆军的远程制导武器和航空兵器,加之空中、空间无形的信息战能力,对南联盟实施体系破击和精确、全时空的空中打击,从而夺取战争胜利的,进而揭示重新复苏的“空中制胜论”的新发展——它已经不是独立空军的单打独斗,也不是主要依靠能深入敌后的有人驾驶轰炸机实施的战略打击去赢得战争胜利,而是依靠陆海空天多军兵种中的有形和无形空中作战能力来夺取战争胜利。另一方面,重点介绍了处于弱势的南联盟以低技术兵器对高技术兵器、以有限战场控制能力对抗陆海空天、以不对等作战手段抗击“不对称打击”的反空袭作战经验和教训。
《第一场以空制胜的战争》之所以将科索沃战争这样命名,是因为这场战争与美军空袭利比亚那样的持续时间短暂、作战目的和规模有限、单独由空军小部队偷袭制胜的战术行动完全不一样。这是一场北约11个国家军队参加,在一个主权国家1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进行的战争,是一场持续了78天、空袭与反空袭作战贯穿始终的战争,是南联盟以全民动员抗击强国军队的战争。它也是第一场进攻一方主要使用空中力量,并以“零阵亡”获胜的战争。正因为如此,这场战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的影响。它使“空中制胜论”更加得宠,不少西方军事评论家说,“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也使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越来越加倚重空中力量解决危机,把空中力量作为解决冲突的“首选”或“主要”的手段。在作战理论方面,它催生了“震慑”理论,推动了“战略瘫痪理论”的发展;在军队建设和武器装备方面,使军队建设的决策者们的均衡发展各军兵种的天平倾向了空中力量……
在本书中,作者也注意到对这场战争特殊性的描写和论述。我们力图一方面告诉读者,空中打击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的重要性,空中力量由战争中的“配角”已经上升到战争的“主角”,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读者看到科索沃战争从战争爆发、到纯空中作战行动、到最后残局收场,都有它非同寻常的特殊性,科索沃战争所衍生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并不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 者
2008年1月
到本书即将出版之时,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的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总理塔奇宣布,“科索沃从此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我们不能说它是科索沃战争的必然结果,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但8年前的那场狂轰滥炸、以空制胜的战争的确推动了科索沃的独立。
以空中制胜理论指导的科索沃战争对战争的理论和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在它之后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却出乎大多数军事理论家的预料,完全没有按照科索沃战争、及上一次海湾战争的模式,即以长时间的空中打击迫对手投降,或为地面部队造成决定性的优势条件,而是只进行了短促的空中打击,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地面行动,而且是以快速的机械化大纵深的推进行动为主要作战样式,仅两周多的时间就推进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城下,正所谓水无常形,兵无常势。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军事家都不会固守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尽管如此,空中力量仍是伊拉克战争中的主力,在举世闻名的“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中,人们所看到的依然主要是空中打击力量。空中打击的作用在战争中的日益增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空中制胜理论的发展,科索沃战争胜利的示范效应,使不少国家的决策者、军事家效法西方发达国家,拼命致力发展空中力量。写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前海湾战争联军司令沙特亲王哈立德在那场战争后所讲,未来战争空军将是主宰战争胜利的主角。而据他所知,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防空力量都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摆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要解决,在有限的资金的情况下是优先发展空中打击力量,还是优先发展防空力量?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也是本书留给读者的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
本书在《迈向信息化战争》丛书主编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李长顺少将、副主编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肖裕声少将组织指导下撰写,并得到了空军指挥学院科研部副部长王明亮大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 者
2008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