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将盘庚迁殷以后的商史证为信史之后，50年代初，郑州“毫墟”的发现与发掘为补齐盘庚迁殷以前的商史提供了可能。邹衡及时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运用在郑州学习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倾毕生的精力创建了商文化编年体系，这一学术成就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铺平了道路。
1952年10月，作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新筹建考古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邹衡虽然错过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暑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所幸没有错过郑州实习的机会。实习地点之一定在郑州距旧城2华里处的一道土岗，当地称“二里冈”，两年前在这里发现了商文化遗存。
二里冈遗址的最早发现者，是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先生。他倾心于考古，空闲时间总是在破旧的城垣周围转悠。1950年秋，他在郑州东南方向二里冈一带采集到一些古陶碎片、石质生产工具、占卜用的卜骨。根据他以往参与考古得到的知识，初步推测应是商代的遗存。他立即把这一发现上报省文化部门，请求派人深入调查。1951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发掘团在这里进行了调查，推断这里属于殷代的遗址。这是一个看似偶然却了不起的发现。因为，当时可以确定下来的安阳殷墟商文化属于商代晚期，郑州发现的商文化，使人们最终认识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
1952年10月21日～11月25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人员分为两批分赴郑州和洛阳，进行田野发掘实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生为实习队指导，安志敏、白万玉、钟少林为辅导。第一批学员19人，于10月21日～11月14日在郑州二里冈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邹衡最先随这一批学员参加郑州发掘实习。由于他错过了课堂的授课知识，又没有发掘经验，在这次发掘实习中遇到了困难。后来，又变换了地点，到洛阳泰山庙实习。
1953年1月，随着基本建设的开展，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郑州市文教局组织文物发掘组，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化局的领导下，在二里冈配合基本建设展开考古发掘，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商文化遗存。主要遗迹有外城墙南墙、夯土面、居址、灰坑、水井、壕沟、墓葬、祭祀坑等，重要遗物有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石器、骨器、陶塑、卜骨、骨刻文字、陶文等。
同年9月至12月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继续安排学员在郑州和洛阳实习，邹衡因有了去年田野发掘实习经验，在这次实习中担任田野发掘实习的辅导教员，他先在洛阳辅导发掘烧沟汉墓群，10月又转到郑州二里冈参加发掘实习，一直发掘到12月份。
当时，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邹衡与考古发掘工作者住的是透风漏雨茅草房，冬天即使升起火炉也不是很暖和。吃得大半是粗粮，用高粱面做成的窝窝头，一凉就硬邦邦的，形状和当地考古发掘出来的商代用于炼铜的陶坩埚十分相近，很像古代将军戴的头盔，大家给它起个外号叫将军盔。咸菜疙瘩是家常菜，有一盘豆腐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而春天的槐花就是上等的美味。
每天到工地去发掘，带上发掘工具，全靠两条腿走路。回来时还要带回所获的陶片。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是邹衡和大家一样情绪十分乐观。除二里冈遗址外，他还几乎跑遍了当时其他发掘遗址。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现成的，成熟可靠的方法，比如对田野考古技术方法的把握，对复杂地层的划分等，为此邹衡经常和发掘工人们一起讨论，不断解决他从书本上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他终于在田野考古实践中找到了一套可行的方法，使他的田野发掘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953年春和1955年春，邹衡在郑州二里冈整理发掘出土材料，开始重要的室内整理分析工作，他的考古学研究也就正式从室内整理开始。他在整理中学习、摸索、改进着方法，即使是对于像粘陶片这样一项非常烦琐需要高度耐心的工作，他经过与工人们反复切磋，也找到了一套可行的方法。尤其是将观察到的裴文中先生对出土动物骨骼的辨认：分类、统计的方法移植到对陶片的整理方法上，对于陶器统计，如何分类，如何比较分析等有了质的提高。
可以说，邹衡在郑州熟练地掌握了一整套的考古发掘方法，提升了整理分析材料的能力。同时以郑州材料为基础，初步撰写出副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在郑州他受到的考古学发掘与整理的训练，以及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摸索，为以后的考古实践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初识早商
我对商文化的研究，是从在郑州二里冈开始的，就是论证郑州二里冈遗址早于殷墟遗址。
——邹衡
年代是历史学研究的首要因素，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邹衡先生拟定的副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内容就是要解决当时新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商文化遗存的文化特征和年代问题。所以，在郑州考古发掘和整理分析时，他一直在分析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郑州商文化分期的认识因二里冈遗址发掘而提出，参与考古工作的学者于1953年首次辨识出“商代二里冈下层”和“商代二里冈上层”，1954年，安金槐先生、安志敏先生综合1952年至1954年郑州二里冈和人民公园遗址发掘所获商文化材料，分别将郑州商文化区分为早、中、晚三期：但是，这些认识的提出缺少详细的论证。
要想科学地确认二里冈商文化遗存在商文化年代体系中的位置，就必须运用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标尺加以衡量，解决郑州商文化与安阳商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而当时几乎没有可以用于借鉴的安阳商文化考古编年成果，因为学术界除董作宾的甲骨分期研究和李济对一些殷墟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分析研究外，直到1955年未见有关殷墟文化分期研究成果问世。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意味着除了自己去创造以外，没有现成的分期编年可以利用，这对于当时只有20多岁的邹衡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1950年以前有关殷墟发掘的大部资料都存于台湾，大陆学者很难看到和使用；另外就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殷墟文化的分期，当时无从借鉴。事实表明前代学者不乏对殷墟文化分期重要性的认识，并且已经着手对其中部分文化内涵做了一些分期研究工作。然未能如愿完成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学者的研究中，器物与器物群，器物群与地层缺少有机的结合，甚至相互脱离。邹衡先生以田野考古实践经验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确保他在殷墟文化分期研究中免于重蹈覆辙并超越前人且有所建树的重要原因。运用考古学方法来解决殷墟文化分期的思路一经确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前人研究成果中所见单个器物回归原生地层，以原生地层单位为媒介缀合出器物群的共存关系，从中找出主要器类的演进规律，把握阶段性特征，寻找出对殷墟文化进行初步分期的科学依据。邹衡先生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琢磨出前人有关殷墟研究著作中出现的小屯出土地层单位代号的含义，继而将李济先生著作《殷墟陶器图录》中发表的陶器按编号归人各自原生地层，从而建立了几个典型地层单位，再与石璋如先生《小屯的文化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等著作中有关殷墟地层关系相联系，终于找到了几组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依据，据此摸索出殷墟文化陶器群中主要器类的横向共存关系和纵向演进规律，并将殷墟文化陶器群初分为早、中、晚三期，代表了自盘庚迁殷至商亡国273年的历史。这一成果后来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所取得的考古新材料和分期研究成果的印证和支持。
殷墟文化陶器编年一经确立，郑州二里冈商文化遗存相应年代早于殷墟商文化遗存遂成定论。P22-25
相闻邹衡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当时我正在郑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陈旭老师讲授的“商周考古”课所使用的教材即是由邹衡先生编写的《商周考古》，课下我还曾泛读过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当时只是感到其中学问高深，非短时期能够读明白，虽然由于专业基础薄弱而对相关学术问题不甚理解，但对于学术领域的博大精深和学术道路的艰涩有了初步的体会，对了解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尤其是对探索夏王朝的文化面貌逐渐产生了兴趣。
相识邹衡先生是在80年代后期，我十分幸运地考取了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师从邹衡先生学习夏商周考古。先生十分重视考古实践活动，按照先生的要求，我得在北大补田野考古一课，所以一入学就被派往天马一曲村遗址参加1984级本科生的发掘实习，先生曾亲临探方教导，从陶片的收集到及时给出标签，再到辨认并追踪每一根地层划线直至闭合，注意每。一个遗迹现象，以及在发掘中思考相关学术问题。先生还十分重视写作，记得他曾教导我认真读报，从中学习文章的入题和写作。在这里我受到极为严格的考古训练，初步掌握了考古调查、发掘、整理和器物类型学、地层学分析的方法，第一次对发掘遗物整理并模拟编写报告。为了训练我独立进行田野考古的能力，先生在我研究生3年学习时间中，安排我外出田野考古实习约1年半。继参与天马一曲村遗址发掘后，我又被先生派往郑州参加调查、发掘，以此熟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遗物特征，到安阳参加整理以熟悉殷墟文化。跟随先生外出调查，他经常当面考问采集陶片的分期年代，有时直接指定我捡回某文化某期的陶片，当时觉得先生过于苛求，后来我独立完成了密县曲梁夏商文化遗址分期，独自一人在郑州西北郊岔河遗址齐腰深的蒿草中观察残留在断崖上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痕迹，找到了二里冈下层地层单位(H6)叠压打破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地层单位(H10)，只身完成了在豫南及其临境地区历时424天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任务，这时才体会到正是先生的严格训练和要求无形中锻炼了我辨识陶片水平和独立进行田野考古的能力，为我日后从事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勤于读书，富于积累。受先生和学长们的影响，我从研究生开始做材料的积累，制作资料卡片。当时复印还是很奢侈的事，一般都是白天到资料室抄写或摹画，晚上在灯下分类剪贴，没有钱买卡片，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废纸剪裁使用，没有装卡片的盒子，就检来别人丢弃的鞋盒和饼干盒制作成卡片盒，就这样日积月累，读书笔记也日益丰厚。先生常说，每一个资料反复从手中经过，不仅加深了印象，还会引发对问题的思考，学术意识便会逐渐形成。
先生治学严谨，十分慎言。虽然他是夏商周考古学知名的专家和权威，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对于学术问题十分谨慎，在没有研究清楚的情况下从不轻言，以避免学界误会而产生不良影响。记得1988年初夏先生到河南密县曲梁遗址检查我的工地时，因我对有关夏商文化的一些想法缺乏材料依据，曾当着随同参观的同行之面对我进行了批评。这次批评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依据材料说话，要有对科学负责的态度。
相知先生则是在1 997年先生退休以后。我先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既而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多年来努力学习，尽力跟进学术，不断有学习心得发表，渐渐地感到先生对我的态度有所变化，他常打电话关心我在做什么。为了节省先生的电话费，每当先生有电话来，我都尽可能赶到先生那里陪他聊天，听先生谈学术、谈时事，听他一吐为快。与以往不同，这样的交谈此时很少受到干扰，哪怕是在医院的病房。在这种特殊形式的交流中，我慢慢解读着先生的学术经历。1999年夏，《中国文物报》张自成先生针对当时学风中存在的浮躁现象，考虑组织一批介绍学术前辈良好学风的文章以教育当代学者，希望我能写一篇介绍邹衡先生治学的文章。2001年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筹备邹衡先生75寿辰暨从事考古学研究50周年纪念文集，委托我整理先生的主要学术事迹编年和发表论著简目。这些工作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先生就学术问题进行访谈，较为系统地观察先生的学术道路。渐次领受到一位真学者独立自主的学术思想、勇于追求科学与真理、献身于夏商周考古学研究事业的学术素质和追求永恒的精神。以此为基础，我写了《追求永叵——感悟邹衡先生治学》(《中国文物报》1999年8月4、11日)和《无路难，开路更难——记邹衡先生商文化编年体系的创建》(《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两篇介绍先生治学的文章。先生评价我基本理解和把握了他的学术成就以及通过这些学术贡献反映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他曾真诚地说：“我们不仅是师生，而且还成为学术上的朋友。”这一话语，标示着我与一位真正的学者相知。
2006年12月31日，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上午9时至10时，我和董琦学长冒着纷纷扬扬的初雪来到福田公墓拜谒先生。在为先生及其老师张政娘先生清扫积雪后，我和董琦学长向先生行鞠躬礼。临别时，我们分别给先生献上一篮红色绢花和一盆黄色绢花，我在最近发表的三篇文章上面书写“继承先生遗志，弘扬学术，追求科学与真理，抵制不良学风”后，压在红色的花篮下，算是对先生生前布置作业的交卷，我想先生应该是满意的。离开时恰与前来扫墓的刘绪、王迅、徐天进、宋豫秦等学长相遇。后来北大博雅论坛网有“先生不会寂寞”的帖子提及向先生献文一事。
2009年1月3日下午，我受郑州大学陈旭老师的嘱托前往中国文物报社，送一篇报道日本学者谈邹衡先生与夏文化探讨的文章，以表示对先生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同时前往文物出版社看望时任副社长的老朋友张自成先生，自成对我的学术成长有提携之谊，尤其是促成了我对邹衡先生感悟和思考，更是让我收益颇多。这次会面，自成提议我写一本《邹衡》，加入中国文博名家画传系列，并送已经出版的《单士元》、《郑振铎》等两本书供我参考。阅读了这两本由家属撰写的传记，我感到作为学生来写邹衡先生，所短者是血缘亲情和家珍琐事，所长者大概在于对先生学术的感悟。先生乃学术之人，其追求于学术、贡献于学术、投身于学术，其生命也因学术而永恒。因此本书着力点偏重于邹衡先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以及支撑其学术成果的人品和学风。2月，我在草拟目录大纲后，征求刘绪、董琦学长的意见，两位学长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我承担这一写作任务。虽然我对先生的感悟远不及学长，对先生逸事趣闻也知之不丰，而且学术水准和写作能力十分有限，因此面临的困难十分艰巨，但自成的相托，学长的支持，弘扬先生学术及其学术精神的需要，又使我感到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决定尽自己所知和能力写作这部学术人物著作。3月，我初步梳理了邹衡先生的材料并开始写作。7月，完成初稿约10万字并配上百幅相关图像资料。8月，完成修改稿。由于对邹衡先生有一定的了解，对先生的学术有所感悟，所以写作一旦开始，就难以停笔，原本预计3年时间完成的书稿提前在秋时的9月基本完成，以我之才疏手拙能有这样的进度，连自己都难以置信。10月，我将书稿交付文物出版社，希望能够在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面世。
孰料随着张自成先生调离文物出版社，此书稿也被搁置下来。2000年5月，文物出版社李东编辑电话通知不再出版此书。我随即将书稿转送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闰向东先生深知邹衡先生对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术做出的贡献以及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欣然答应出版这本介绍学术传奇人物的小书，以弘扬学术。
本书由张自成先生创意，邹衡夫人杨凤鸣女士提供了邹衡相关照片、证书等资料，刘绪、董琦学长除了支持这一学术人物事迹写作并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还提供了相关照片。这些是笔者得以顺利完成这部学术人物著作的前提支撑和写作动力。中国国家博物馆冯峰、田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敏，科学出版社李茜、范雯静为本书出版承担校阅、修订、排版等工作，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在此深表谢忱。
限于本人对邹衡先生学术的领悟和对其事迹的了解，书稿中难免存有差错和疏漏，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谨以本书缅怀导师邹衡先生。
本书介绍了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的学术成果：他通过长期的考古实践，建立豫西地区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丈化分期标尺；首倡二里头文化1～4期是夏文化之说；论证郑州商文化与安阳商文化的分期，命名先商文化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创建商文化的编年体系；提出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偃师商城桐宫说；命名先周文化并揭示其三个来源，识别出一批先周文化铜器；预见北京房山琉璃河是早期燕都遗址；通过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建立晋文化分期标尺，为探寻晋国始封地提供了重要线索；发现雪山一、二、三期文化；建立孝感地区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分期；揭示皖西北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确定鲁西南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的文化序列；以上述研究为基础构建起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体系框架，引领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潮流，为中国夏商周考古学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本书还展示了邹衡先生不惟上、不惟书、不惟名人、不畏人多势众、不计个人得失，善于汲取前人成果、勇于校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勇于开拓，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治学精神和考古人生观。
邹衡，1927年生于湖南澧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55年获得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副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古学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副会长。
本书较为客观、真实地记述了邹衡先生一生的考古学研究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