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迎来100周年之际,一部唤起政治精英、资本阶层、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如何踏上富民强国之路的著作!
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揭示了“有效率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那么本书的作者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政治精英和资本阶层能否优化配置资源,决定了中国能否由农耕大国转向工业强国,决定了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能否缩小,决定了老百姓能否最大化分享福利!
本书是一部唤起政治精英、资本阶层、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如何踏上富民强国之路的著作。
本书通过实地调查,揭示了享有“湖广熟,天下足”美誉、连接黄河和长江的汉江平原,为何没有从地理中心转向经济中心。
作者通过调查,揭示享有“湖广熟。天下足”美誉、连接黄河和长江的汉江平原,为什么没有从地理中心转向经济中心;有华中地区最大城市——武汉。云集了众多大学、科研院所,为什么没有把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反而失去了号召力。
通过地理环境、人文差异,以及政治精英发挥作用的对比发现:苏南地区追求卓越的绅士文化,造就了一批资本阶层,而政治精英和资本阶层的紧密结合,完成了向工业强市的转变。
但汉江平原不具有自我更新、自我裂变的农耕文化,维系了庞大的农耕人口,却不能哺育出一批资本英雄;在通往工业化的旅途中,政治精英和资本阶层又未能形成优化资源配置,直至丧失优势、沦落为边缘角色。
前言 /1
第一章 变法图强:那—代人的艰难求索
石破天惊,开启引进人才的大门 /1
斗争的结果是技术精英流失 /3
遗憾的是以破产结束了生命 /6
结束汉字大国不能打印汉字的时代 /8
填补了空白,为何不能像“东芝”成就大产业 /10
还没有跳出对官本位的崇拜 /12
第二章 满腔热血:为了实现赶超梦竭力奔走
不打开紧闭的城门怎能起飞 /17
顶着压力,他耐心劝说三江迁到孝感 /20
付出了巨大代价,三江雷诺却停产了 /23
当时我自信要超过“张家港” /26
回忆过去,只要无愧于人民就行 /30
需要一批果敢的政治精英站出来 /32
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人们的期望 /35
第三章 四面楚歌:谁造成了那悲壮的溃败
活力28:还能重现昨日的辉煌吗 /39
像划过的流星:平均寿命只有10年 /42
巨额亏损打破了他的预言 /45
谁有动力拯救“东方红”粮机 /47
资本拉着他的手,一路向前狂奔 /51
金融风波击破了他的幸福梦 /54
第四章 断然决裂:鱼米之乡向工业文明看齐
吞噬了生命后,留下空荡的泥土房 /57
流了许多汗水却不能换来温饱 /59
苏南地区创造的奇迹震撼了他们 /61
没有退路,以就地取材冲破垄断 /63
很快成为其他县市学习的榜样 /65
大锅饭:只会把企业的利润分光、吃光 /67
打响挺进独立产权的攻坚战 /69
第五章 产业分工:决定科润流失到东部的口袋
没有超过一个集团创造的纪录 /73
为何变成了沿海的加工车间 /75
规模普遍较小没有优势提价 /78
分工决定了财富积累的速度 /80
拥有水电优势,却被动地向北方求煤 /83
第六章 浓烟滚滚:耗尽了矿产繁荣却依然遥远
没有实现赢利,就被债务包袱压垮了 /87
成为支撑财政增长的半壁江山 /91
我们只认资本能否创造效益 /95
以消耗百万吨煤换取利润 /99
高消耗拉响了资源枯竭的警报 /101
老矿工还在等待政府救济 /103
向矿产索取财富,要让村民分享收益 /104
第七章 蓦然回首:大武汉为何失去了号召力
它的建成唤醒了一个昏睡的民族 /107
与上海的差距几乎是天壤之别 /111
还能扛起民族特大机床的旗帜吗 /113
格里希发出了怒吼,却难以触动他们麻木的神经 /115
有50多所大学,却没有造就一个“比尔·盖茨” /117
享有“光纤摇篮”的美誉,为何没有超越华为 /120
不能再陶醉在“九省通衢”的光彩中 /122
打破行政垄断、走向一体化,重振武汉 /124
清除不讲规则的江湖文化,迎接遵守契约的市民文化 /128
第八章 魂兮归来:能否扬起中部崛起的旗帜
没有产业集群,怎能托起“牛肚子” /133
环境越严酷,越能刺激挑战意识 /137
他们的基因缺乏“狼”的进攻精神 /138
对手像“斗牛士”勇猛,而他们只能退缩 /14l
“鲁花”所向无阻,而千湖之省却默默无闻 /143
内蒙古草原升起了“伊利”,中部靠什么追赶 /147
优质劳力加速流向沿海城市 /149
再造工业化:县域经济就是招商经济 /152
第九章 平庸无能:丧失了“问鼎中原”的豪情壮志
立足汉江、挑战周王、挺进中原、吞并诸侯 /157
用激情点燃的变法,被贵族集团扑灭了 /159
为了强国梦,屈原“虽九死犹未悔” /161
想当年带甲百万,现在却踏上了流亡之路 /162
诸葛亮决策失误,刘备怀着遗憾离开人世 /165
背信弃义,陈友谅怎能统一江山 /168
黎元洪当了总统,却不能阻止军阀混战 /171
第十章 农耕文化:怎能造就一个伟大的“华盛顿”
八万多人被洪水夺走了生命 /175
血吸虫病摧毁了多少家庭 /179
消失了2000多年,以糊口为主的农耕没有改变 /182
没有裂变,怎能催生发明蒸汽机的“瓦特” /185
还有六十多万人变成了文盲 /188
第十一章 差距在于:缺少扩张的资本英雄
大批平民,怎能与实业救国的资本家相比 /193
书香门第:造就了追求卓越的绅士阶层 /195
宁可少赚钱也不愿意冒风险 /198
将金钱看透才能放心去做事 /202
为了让父老乡亲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206
取决于政治精英和资本英雄:优化配置资源 /210
达成利益共享:从创业者变成资产所有者 /217
不具有自我裂变产业的能力 /219
第十二章 极目远望:昔日繁忙的航运—去不复返
繁荣被岁月的风雨吹散了 /223
美孚石油出现在老河口 /225
俄国商人经襄樊港运送茶叶 /227
老船工的表情显得很茫然 /229
幻想组建一支强大的船队 /230
以破产结束过去遗留的包袱 /232
以船为家: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233
没有货源港口就会走向萧条 /236
无法超越扩张的海洋文明 /239
第十三章 共同呼吁:受益者要给保护者提供补偿
为治污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243
减少财政收入,还丧失了就业机会 /245
面对物价飞涨,100元怎能维持生活 /249
最迫切的愿望:要就业、要住房、要养老金 /251
以共享收益缩小贫富差距 /254
第十四章 超越贫穷:多少人站在荒凉的山坡期盼
饥饿、开荒、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 /257
何时告别危房、得到安全饮用水 /260
最大化将资源优势变成财富 /262
还有40多万人生活在山坡上 /264
山区的农民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 /266
民主治理:能让老百姓分享实惠 /269
听水响、看水流,人在山上为水愁 /272
没有经济收益,又哪来生态效益 /274
第十五章 百年寻梦:为了唤起中国人的尊严、权利
多少王朝灭亡,却没有为民主输送养分 /277
以科举换取官位,却无益于社会进步 /281
以礼教吃人,排斥了以法治保护人权 /282
以宗法专治:不能为人人平等开辟道路 /285
以迷信鬼神,阻碍了科学生根萌芽 /288
如果损害公众利益:请大家坚决反对 /291
固守等级制,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 /294
后记 /301
金融风波击破了他的幸福梦
但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幸福信用社发出了资金告急的信号。
欠款的一个原因是,周作亮满怀豪情壮志,向铝厂、电厂、电站等多个行业扩张,每个项目耗资都在亿元以上,靠幸福服装等获得的微薄利润,不可能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
另外,这些项目没有纳入国家扶持,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这意味着周作亮要不断依赖信用社输入资金,最终演变为难以控制的金融风险。
面对严峻的形势,1998年6月3日,幸福集团书面向潜江市委、市政府汇报了实情。6月11日,又将报告发给湖北省委、省政府。接到这份紧急报告,省委召开了常委会。经过多方协商后,决定出售幸福集团的电厂、铝厂等,以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同时,潜江市政府组成人员进驻幸福集团,接管服装、铝锭、电厂等。经过多方筹措资金,1999年9月16日,还清了所有储户的存款。
化解金融风波后,1999年10月28日,周作亮被免除幸福实业总经理,幸福村书记、村长等一切职务。显然,这场让周作亮没有预想到的金融风暴打破了他以多元化扩大产业的梦想。
时光一晃过去了8年,张金镇政府的官员仍带着敬佩的口气说,周作亮对催生当地工业有巨大的贡献,今天还在分享由他建的铝厂、电厂带来的财政收入。
以2007年为例,张金镇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产值57亿元、交税l亿元,成为潜江第一纳税大镇,刺激税收增长的重要产业就是当年周作亮创办的铝厂、电厂等,因而当地官员感到无限自豪。
虽然周作亮创办的工厂已经江山易主,但他在张金镇留下的足迹没有消失,他的影响力还铭刻在一些人的心中。因为在飘散着稻花香的乡村缺乏像他这样的创业英雄。
走进当年周作亮创办的幸福服装厂,门前悬挂的牌子厂已经生锈,仿佛像昨夜一场梦留下无尽的回味。那是一个让资本英雄释放光彩的时代,仅过了10年,凝聚了他心血的幸福集团,像一只无力抗击风暴的船被巨浪吞没。
当年同样以几台缝纫机带领农民以加工服装为生的高德康,却以持续占领市场第一的锐气,击败了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最终把“波司登”推向了世界品牌舞台。
回顾1987年,周作亮与鲁冠球等人同时登上“中国最佳农民企业家”的领奖台。所不同的是,站在钱塘江边的鲁冠球,以持久燃烧的理想主义,带领万向集团,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增长的高峰,成为一个时代繁荣的象征,他的身上体现了海洋文明包含的征服、扩张精神。
对比在江汉平原成长的周作亮,像火箭一样升起,又骤然从高峰坠落,让我们感到格外的悲壮,这难道是无力冲破农耕文化的包围,不能适应海洋文明挑战而走向溃败的表现?
当太湖平原以自我更新的绅士文化,成就了一批像吴仁宝、高德康等从家庭作坊起家,发展到销售收入过百亿元、500亿元的大财团时,那么周作亮的溃败标志着湖北从乡镇靠原始积累造就资本英雄的时代宣告结束。
从几经波折的活力28、被民营资本吞并的迈亚股份、告别辉煌的东方红粮机厂、轰然倒下的幸福实业来看:他们曾经构成了江汉平原从农耕踏上工业道路的亮丽风景线,预示着一批资本英雄将承担一个区域产业兴起的重任。
遗憾的是,在国有资本退出向民营转变时,他们未能整合自己30多年以来拥有的人力、资本、技术等资源以成就一个知名品牌;他们似乎在江汉平原吸收不到让自己体能变得强健的营养。
如果他们只是让资本听从官本位、低效率的支配,而不是和市场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资本就不能呼吸到以效率为最大化的空气,不会沿着以创新为突破的道路前进!
他们无力冲破群雄包围陷入“四面楚歌”的命运,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如果资本不能掌握在一群有远大抱负、锐意进取的资本家手里,那么就不会像原子弹那样爆发出巨大的威力!
他们的滑坡、失误,构成了一次江汉平原向工业化挺进的巨大溃败,似乎预示着这条河流缺乏工业文明的基因,难以孕育出一个勇于出击、决胜千里的资本阶层,归根结底又是农耕文明的失败!
P54-56
位于“文明的中轴线”,遗憾的是没有成就大产业
相对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以黄河、长江、汉江、淮河为代表的大河文明,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延伸的支柱,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和精神。
位于“中国文明中轴线”的汉江平原,不仅享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而且以纵横5000里的气势,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文明连接在一起,更以湖北为轴心,辐射到周边的河南、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
正是拥有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汉江平原催生了“问鼎中原、吞并吴越”,奠定800多年江山的楚王;成就了刘邦开创大汉王朝的梦想,也让辛亥革命的炮声,划过武昌城头,为清朝敲响了灭亡的丧钟,挽救了中华文明。
因此,从汉江平原能看到一个民族的兴衰,看到一种文明能否走向强大,看到老百姓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条河哺育的民族,为何没有率先跨过原始耕种,点燃工业文明的火焰?
回首20世纪70年代末期,汉江平原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政治精英,排除农耕文化滋生的官本位、保守、等级主义,以解决户口、住房、职称等优惠条件,重演了一幕刘备“三顾茅庐”的戏剧,为农耕大市开启了工业之门。
其中襄樊计算机厂,于1978年9月,试制出第一台汉字宽幅打印机,一举结束了汉字大国不能打印汉字的时代。最后走进人民大会堂,为中共十二大打印选票。当时联想、东芝等还没有推出这个产品。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在以资本论英雄的时代,却没有听从资本的召唤,没有跳出农耕文明对官本位的崇拜,未能像松下、索尼那样走向全球,反而沿着亏损、倒闭、破产的道路前进。
他们的滑坡、失误、轰然倒下,构成了一次汉江平原向工业化挺进的巨大溃败。似乎预示着这条滋润了农耕文明的河流,难以孕育出一个决胜千里的资本家阶层,而归根结底又是农耕文明的失败。
对比苏州借开放带来的大好时机,最大限度地吸收跨国公司的人才、资金、技术,为电子、通信产业提供了生根的土壤,工业产值迅速由百亿元跨进千亿元,以3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需要100年实现的工业化。
中部依然徘徊观望,没有找到崛起的支点
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张培刚,把耸立在长江出口的上海比作牛的头,西部的重庆似牛的尾巴,而占据长江中游平原的湖北,如同牛的肚子,希望湖北抓住改革带来的机遇,托起中部这个“牛肚子”。
然而,张培刚的呼吁没有唤起湖北扬起“中部崛起”的旗帜。30多年以来,他们依然犹豫不决、徘徊观望、被动等待,不知以什么为支点,让时机像长江的水一样流走。最终被确定了产业集群优势的东南省市,远远抛在后面。
长期以来,武汉乃至湖北陶醉在“九省通衢”的光彩中,如果一个城市不能从地理中心转向经济中心,不能在区域内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就会失去对人力、资本、技术的聚集力。
我们看到武汉和上海从计划向市场转变时,不约而同地经历了轻工业的溃败。所不同的是,面对海洋敞开胸怀的浦东,像一架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不停地为上海输送能量,迎来了第二次工业浪潮。
但武汉的“浦东”在哪里?仍然依附于单一的国营企业,这架机器的齿轮已经生锈,只能在缓慢的运行中耗尽最后一点原料。当内部的基因不能更新,不清除灵魂深处的毒瘤时,武汉靠什么释放出爆发式的裂变?以致曾经响彻中国的品牌,无声地淹没在滚滚东去的长江。
同时,武汉不像上海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对长江三角的城市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相反与上海的差距几乎是天壤之别。那么武汉的支点在哪里?核心竞争优势在哪里?靠什么从地理中心转向经济中心?
尽管武汉聚集了50多所大学,占用了庞大的人力、资金、设备等资源,但人才优势没有转化为竞争优势:精英文化不及北京,绅士文化不如上海,市民文化落后南京。知识阶层显得保守、中庸、缺乏创新意识,听不到他们对法治、教育、医疗、住房等发出变革的呼声。
农耕文化滋养的群体,缺乏挑战对手的“狼性”
这种失落激发我们探寻一个现象:背靠荒山、面对海洋的晋江,既不像上海拥有宝钢等大集团,又不像山西储藏着丰富的煤炭,更不像湖北拥有易于耕种的广阔平原。
但海洋文明召唤晋江人,与东南亚侨胞的资本结合,踏上了冒险之路。放飞了恒安、浔兴、风竹、富贵鸟、安踏、七匹狼等24个享誉中国的品牌。
因为,他们把“狠”向前冲的进攻精神,把永远追赶竞争对手、超越竞争对手的文化融入到自己的企业中。
但我们的视线从洋溢着征服气息的海洋边,转移到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为什么他们的基因没有融人狼的进攻精神?
当华润、青岛等啤酒集团立足武汉时,对固守于汉江平原、无力迎战的金龙泉啤酒形成了三面包围,大有“四面楚歌”的感觉,它的旗帜还能飘扬多久?
从农耕文化滋养的群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基因里,缺乏勇于挑战对手的狼性、血性,反而像绵羊一样软弱、分散、退缩、缺乏战斗力,受制于人甘当配角。
当东南部以产业集群,决定了中国的产业分工,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竞争力,决定了一个政府的财政增长,以及居民财富积累的速度时,号称“九省通衢”的湖北,既没有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又不掌握能源供应。
如果说600多年以前,成吉思汗率领强悍、勇猛的蒙古骑兵,跨过黄河只是为了实现当帝王的梦想,却不能改变一个游牧民族落后的命运,那么从蒙古草原升起的鄂尔多斯、伊利、蒙牛等集团,以自己的比较优势,成就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并把征服的版图延伸到整个中国。
再看湖北,拥有汉江和长江中游两大平原,云集了一批从事农业研究的人才,还有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却没有将技术优势转为产业优势,没有冒出像鲁花、金龙鱼、汇源、雨润那样,称雄于中国的品牌。
显然,一个地区在产业分工中占据的位置,决定了它聚集资源的能力和竞争力,但湖北在中国产业分工中,没有掌握主导优势,被动地扮演加工者的角色,那么它靠什么带动中部崛起?
追求卓越的绅士阶层,超越了糊口的平民
当太湖平原追求卓越的绅士文化,催生了像荣德生那样的民族资本家时,汉江平原不具有自我更新、自我裂变的农耕文化,却难以哺育出一批资本英雄,并阻碍了中部地区崛起。
造成差距的原因,首先从宗族文化中寻找解答:明朝初年,从江西等地迁到湖北的老百姓,不是伴随商业向外开拓,以获取新的生存资源,而是围绕湖泊捕鱼、种植以养家糊口。
像苏州、湖州乡村的绅士阶层,走了一条经商、读书做官之路,获取了超越小农耕种的高收益,缓和了乡村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并优化了人口素质,形成了重商、遵守契约、讲秩序的绅士文化。这是工业文明需要的品质和精神!
但号称“鱼米之乡”的汉江平原,依赖耕种滋养了庞大的无产阶层,贫困导致一些家庭几代人变成了文盲。这是农耕文明造成他们人口素质低、难以改变恶劣生存环境、不能带来爆发式裂变的见证。
两种不同文明造成的差距,从明、清,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此时,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差别?
让汉江告诉中国:身患残疾、带领几个村民以几台缝纫机起家的周作亮,经过近20年扩张,在潜江市张金镇,形成了服装、铝材、铝锭、电厂、建筑、酒店、出租车、信用社、水厂、包装、农贸市场等产业。
但金融风暴打破了周作亮以多元化扩大产业的梦想。他像火箭一样从汉江平原升起,又骤然从高峰坠落,让我们感到格外的悲壮,这难道是无力冲破农耕文化的包围,不能适应海洋文明挑战,而走向溃败的表现?
当中部地区从乡土萌芽的集体企业,无力打破农耕文化的封闭结构,反而走向溃败时,东部的乡镇却奇迹般地冒出了让“波司登”踏上世界品牌舞台的高德康,以“中国第一村”为自豪的吴仁宝等一批资本英雄。
吴仁宝心中洋溢的理想主义以及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重现了江南绅士以经商获取资本,打开从政的大门,进入政界后,又不忘承担对乡村输送资源的责任。
当太湖平原以自觉更新、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绅士文化,催生了工业产值突破百亿元的经济强镇时,汉江平原的乡镇却没有吸收到这种营养,依然顽固地停留在农耕文化培育的阶段,这种保守、中庸、安稳的农耕文化,又阻碍了资本家从乡土开花结果。
刻不容缓:以共享收益缩小贫富差距
让汉江告诉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社会阶层出现了多元化,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利益格局调整,而引发社会矛盾、冲突、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分配不公!
一方面,石油、煤炭、电力、通信、金融、地产等集团,凭借垄断地位占有更多公有资源,从而变成一个高收入、高福利、高消费的优越阶层。
另一方面,失去耕地的村民、失业的工人、低收入居民、因病返贫的困难户等弱势群体,难以分享收益,遇到强势集团侵害时,找不到维权的渠道!
如果说一条河以宽广的心胸,源源不断地赋予人们所需要的资源,那么河流同样在呼唤着人类,以理性的方式开发资源,创造一种和谐、互利的生活。
问题是:当企业占用矿产资源,获取了巨额财富时,附近以耕种为生的老百姓,却要承受他们释放出来的废渣、污水、粉尘、废气等;当开发商以低价征地盖商品房谋求暴利时,村民却要付出拆迁房屋、丧失耕地、舍弃家园等损失。 如果当地政府在执政时,仍固守计划经济形成的特权思维,不能通过协商、谈判,倾听不同群体的利益呼声,那么执政为民、还利于民、以人为本、缩小贫富差距,将是一个美好却无法兑现的承诺。
如此强势集团分享超额收益,弱势群体长期受损的现象就不会改变;就会背离公平、互利的交易原则,造成机会不均,进一步扩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代表正义的光亮,就不会普照到老百姓头上。
让汉江告诉中国:改变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公、缩小贫富不均、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就要打破由垄断集团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告别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的体制,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如中石化,除了交税、给员工发工资、交养老金和医疗费、维持办公以外,还会形成超额的财富积累,变成了一个优越的利益集团,那么现在他们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一个石油基金。
从基金中拿出资金,对采油区的村民每月发200元生活费,这是对他们失去耕地、承受污染的补偿。以此类推,煤矿、磷矿、铁矿等矿区,也要建立这种利益共享机制。
另外,以公共财政分配让老百姓分享改革成果,是缩小贫富差距、缓解阶层之间的冲突、构建和谐社会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以文明更新,哺育出伟大的民族
让汉江告诉中国:这种稳定、没有突破和裂变,不受外部力量挑战的农耕体系不可能催生工业文明。因而从秦、汉、唐、宋、明、清的改朝换代中,中国一直是沿着农耕滋生的低效率、没有爆发力、保守、等级、宗法专制、王权至上的方向演变。
历代披上了华丽外衣的帝王,榨干、吸光了老百姓创造的果实后,并不提供救济、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人们向他纳税却不享有监督权、质询权、罢免权。因而他的统治对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帮助。
公众只能在黄土地上默默忍受压榨,看着饥荒、战乱、疾病等灾害不断出现,却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心中不存在什么国家、民族的概念,整个社会变得像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
当战争点燃了摧毁一个王朝的炮火后,不会像欧洲可以结束国王的专制,迎来多党议会制,不会为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法治保障;不会为科学播下种子,引发一场从手工作坊到电气化的变革。
对王权至上的崇拜,必然会突出以读书做官为荣耀的价值观。文化人士掌握的知识资源,一直没有变成推动中国科技进步的原料,相反他们极其僵化地坚守着压抑人性的等级观念。
从农耕文明滋生的宗法观念,把中国人拖向了这样一个黑洞:以烦琐的礼仪统治人,以虚伪的道德教化人;强调以圣人、正直的人治国,排斥了法治的作用,对于老百姓,总是考虑如何从整体上加以控制,而不是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
西方人发明计算机,是为了实现信息资源在全球更快捷地流动,让公民尽情地分享科技创新带来的自由、平等。但凝聚了西方人智慧的电脑进入中国后,莫名其妙地被有关部门列入职称考试的科目,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把西方人的发明当做是一个枷锁,紧紧地套在自己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无知、可悲!
显然,农耕文明的机能已经萎缩,积淀了太多的愚昧、专制、等级、墨守成规、腐化,无法为社会进步开辟道路,像大山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却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平等、博爱。
于是,这个民族需要一场巨大的洪峰,冲刷农耕文化沉淀下来的官本位、保守、等级主义,敞开胸怀,接受开放、平等竞争精神,完成对自己文明基因的更新!以此哺育出一个伟大的民族!
草稿于2008年12月28日孝感万峰苑
修改于2009年2月28日孝感政府大院
定稿于2010年6月18日江苏宜兴范道
从河流揭示一个民族的命运
“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每当想起这句流传了千古的名言,我为屈原以变法唤起一个民族强大的精神感到自豪!受此感召、激励,我踏上了揭示中国真相的旅程。
我出生在乡土社会,对村庄、土地、树木、山川、河流有一种天然的情感。童年时期,我骑在牛背上读完了《鲁滨孙漂流记》,欧洲人向海外扩张的冒险主义深深地吸引了我。
也许是受这部著作的影响,我反复地做同样一个梦:跨过一座山峰到达一个乡村,从一个乡村奔向那遥远的古城,这虚无缥缈的梦境激起我无限的想象,并由此引发了一个疑问:人生如同行走在茫茫荒漠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什么目标?
我梦想有一天能踏上解答这些疑问的旅程,后来我到北京从事记者工作,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调查,与我曾经做的梦形成了惊人的巧合。我以河流为背景,来揭示老百姓生存现状的时间要回到2003年8月,我同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研究所教授王健商议想对黄河进行一次调查。
得到她的支持后,我沿着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进行调查,行程15000公里,这次黄河之行让我认识到,一再被有关人士宣称是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黄河,为什么走向了衰落?
从此以后,我对探索河流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从这里揭开,为什么200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停滞于小农耕种?为什么不能像欧洲从蒸汽机、电气化到迎来工业文明?为什么这个民族的智慧只用来统治人,却不去点燃法治的火焰?
我想起人类学家李济,社会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教育学家陶行知、晏阳初,经济学家张培刚、陈翰笙等人,他们是中国告别科举以后。第一批走进乡土社会,以实证调查关注老百姓生存现状的大师。
虽然他们拉开了揭示中国真相的序幕,但遗憾的是因社会动乱等原因,未能更加深入地解答: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个民族不能摆脱灾荒、贫困、疾病、专制、愚昧?
当火炬传递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踏上重新认识中国的旅程?难道还要让这个民族像一群蚂蚁浑浑噩噩、茫然不知所措地爬行在荒原上?
正是怀着这个梦想,在完成了对黄河的调查后,2004年10月,我从上海出发到达南京,再转车去苏州参观了周庄,接着去湖州南浔镇、桐乡乌镇,这些古镇积淀了1000多年创造的文明成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湖州坐汽车进入安徽泾县后,那些分布在山谷中的宅院、牌坊、祠堂等精美的古建筑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深深地吸引了我,让人流连忘返,并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徽州文化的大门。
踏进徽州绩溪、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的古乡村,沿途的宅院、园林、山水等更让人陶醉不已。经婺源去景德镇参观瓷器后,我坐车到达南昌,住宿一晚后去吉安,再经湖南炎陵去长沙。
2005年1月,在游历了凤凰、岳阳后,我坐汽车去武昌。在华中农业大学住宿期间,我对走访古乡村的稿件作了整理后,去湖北人民出版社拜访左泽荣编辑,我谈了调查黄河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因而我将稿件交给他。
一年以后也就是2006年1月,左泽荣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国黄河调查》已经出版,拿到书后我和王健感到很欣喜。以后我又将调查徽州乡村的《拯救乡土文明》交给他。经过他几次修改并向领导陈述,这部书得以出版。
这两本书能经他的手出版,显示了他的一种理想主义,原因是他出生于江汉平原的仙桃,一个曾经分布着湖泊、长满芦苇、时常面临水灾的乡村,在这里,他目睹了乡亲们在底层承受的各种痛苦,并希望能为老百姓的不幸遭遇发出呼吁。
可以说,目前这种体制让许多人变得麻木不仁,失去了探求社会真相的热情。像他这样具有责任感、具有胆识、给作者创造一个成长机会的编辑已经是凤毛麟角。我只能以踏上“重新认识中国”的旅程,以更好的著作,来回应他对我的大力支持,并对他付出的努力表示诚挚的敬意。
2006年6月至10月,我完成了对浙江兰溪、龙游、浦江、武义以及山西定襄、榆次、太谷、祁县、平遥、晋城的古乡村调查后,跨过黄河经郑州回到湖北孝感写稿子。
在这期问,我发现经过30的改革开放后,位于江汉平原的孝感,依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创办的国有企业没有走向强大而是在亏损中倒闭。
经济落后还反映在这个城市的公共设施不能满足老百姓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如穿过老城区的环河堆满了垃圾,公共汽车像一个小面包车,难以容纳更多的人,常住人口不如东南沿海一个镇多,这表明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乡村。
看到这个现象,我不禁产生了一种疑惑:难道这就是孝感取得的成就?为什么没有释放出一种爆发式的巨变?是农耕文化的保守、安稳阻碍了它们前进的步伐?
由失落引发出来的疑问在我心中激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沿汉江流域探寻的这些县市,为何落后于东南沿海,为何湖北享有交通等优势,却没有产生一个工业强县。
……
完成认识后有一种失落涌上心头
在修改稿件的期间,我还不间断地走访了王母湖、野猪湖附近的张家大咀、王家松林、小周湾、高家河、夏家汊、黄家竹林、丁家祠堂、大黄湾、江家山、张铁匠湾、张拱北湾、大邬湾、李家巷子、易家咀、汪家咀、小汤湾、大宋湾、高埠桥、汤家老屋等乡村。
通过走访我发现,明朝洪武年间,他们的祖先从江西、安徽迁到湖北,围绕荒无人烟的湖泊、河流开垦,他们就像荒原上的灌木,虽然可以吸收一点养分维持生命,但始终得不到充足的食物供给。
曾经围绕野猪湖、王母湖形成了北泾咀、五龙、高埠桥、涂店、三汊埠等集市,但后来公路取代水运以后,这些集市失去了对周围村民的吸引力,最终走向衰落又回到平凡的农耕中,这是这些地方不能像苏州的盛泽变成工业强镇的原因。
明、清两代,这些宗族没有形成教育资源共享,有钱人请私塾先生教孩子识字,但家庭贫困的孩子交不起学费,只能加人到文盲的队伍中。这是科举时代湖北一些县市中进士的比例远远低于苏州、徽州的原因。
民国时期,以经营榨油、酿酒、豆腐、轧棉花等积累了一点资本的富户,回到乡村后盖宅院、购置田地。但土改时,他们的房产分给贫农后被拆除,有些人搬到城市后又遗弃了这些房子,现在空地长满了半人多高的野草,曾经拥有的财富如梦一样消失。
通过调查我终于揭开了这样一个真相:湖北江汉平原不像江苏太湖平原哺育了一批绅士、官员、商人阶层,相反滋养了既无知识又无资本的庞大平民阶层,这是湖北在文化、经济等方面落后于他们的一个原因。
至此,作为一个在江汉平原出生、成长的公民,我完成了对湖北的重新认识;完成了从一条河揭示中部地区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后于东南沿海的原因;完成了对农耕文明为什么不能超越海洋文明的观察!
于是曾经洋溢在我心中的“九头鸟、唯楚有才”的自豪感,被真相的风暴吹散了,我为湖北占有“九省通衢”的优越位置,却未能成为一个工业强省,有易于耕种的平原,老百姓却在为糊口挣扎,有如此众多的大学,却没有抢占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而感到无限的悲叹、失落!
怀着这种失落我走进武汉,以完成最后的调查。10年以前,我离开这座城市去北京做记者,打开了我遥望这个世界的第一扇窗口;10年以后,我再次踏进这座城市时,发现人们的品质几乎没有提升,公共秩序依然混乱不堪,没有形成遵守规则、契约的市民文化,这加重了我的悲观情绪。
这种失落一直伴随我,它汇成了一股巨大力量在激励我,去揭开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它向我发出了追问:既然肥沃的江汉平原给他们提供了生存资源,为什么只是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却没有哺育出一个伟大的民族?
从油菜花绽放的春天,到飘着落叶的秋天;从飞舞着雪花的冬天,到烈日当空的夏天,我送走了凛冽的寒风,又迎来了热浪滚滚的时刻,当气温上升到37度时,我几乎是在汗流浃背中写作。
完成这部稿件后,为了作一个对比,我到苏州、无锡等地作了调查,相对于江汉平原,太湖平原哺育了一批读书、经商、做官的绅士阶层,他们除了给乡村输送公共资源以外,还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凭借这种自我更新、追求卓越的绅士文化,超越了以农耕为主的江汉平原。
为揭开真相虽然我消耗了近2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但回想起来还是有许多遗憾,我力求超越、达到完美,而完美就像远方的风景线,当耗费了心血走近它时,又有一座高峰等待着跨越!
回忆我走过的艰难创作岁月,我想起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富道。1992年,我处于迷茫、彷徨,找不到人生的出路时,是他为我指引了通向希望的道路,让我在茫茫的黑夜里看到了一缕光亮。
这次汉江调查,我得到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陈秀峰等人的支持。有关政府关部门提供了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华侨
草稿于2008年12月10日,孝感万峰苑
修改于2009年2月28日,孝感政府大院
再改于2010年6月20日,江苏宜兴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