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郭沫若画传》(作者蔡震)是一本画传,提炼出郭沫若纪念馆多年积累的资料之精华,以图导文,以文述图,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郭沫若跌宕起伏而又精彩纷呈的一生。
《郭沫若画传》(作者蔡震)是《文化的记忆》丛书之一。
曾经立志以医学救人的郭沫若,却以新诗创作走入社会,踏进五四新文坛。他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种种文化活动,都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展而一步步走过。他把全部的成就和辉煌,留在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记忆中。
《郭沫若画传》是一本画传,提炼出郭沫若纪念馆多年积累的资料之精华,以图导文,以文述图,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郭沫若跌宕起伏而又精彩纷呈的一生。
郭家内宅里似乎打乱了往日生活的秩序,显得有些凌乱,全家上下都在为女主人临产忙碌着,兴奋着。午时,一个男婴呱呱落地。郭朝沛得了第三个儿子。
婴儿是双脚先来到世间的,家人打趣道,这娃儿将来怕是会有些个不寻常之处,而这个男婴长大后得知此事,却道自己第一步便走错,迈出了反逆者的一步。
母亲杜氏说怀上这个娃儿的时候,梦见一个小豹子咬着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乳名就叫文豹吧”。意思大约是希望孩子日后从文。郭朝沛给男婴起的大名是开贞,开是他们这一辈男娃排行的字,贞的古字同“鼎”,有显赫、盛大或更新之意。开贞行八,杜夫人便又唤他八儿。
镇上逢场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乡下人都会担着自家产的货物来赶场,也有外面的客商来做生意的,街上自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整个沙湾场看上去也是一派升平景象。然而,这升平景象背后的世道其实早已不太平了,其中一个征兆就是匪患兴起。
历朝历代,所谓匪患,多起于打家劫合、杀富济贫之举。止于草莽者,只是绿林响马,有所目标者,便成为起义,而上了史书的盗匪,那多是侠客。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总生于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乱世之际。不幸的是开贞出生的时代,恰恰就处在这样的世道中。这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
沙湾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间小镇,在其隶属的嘉定府、县之内却又有些名气,不为别的,而以出土匪著称。“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铜河是大渡河的俗名)。民间流传的这句话,说的就是此事。嘉定府境内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流域,而铜河上的土匪首领则多出自于小小的沙湾。
此时刚来到人世间的郭开贞对于这种事情自然全不知晓,但他懂事后不久,就听说了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这样一些土匪头领的名字,也知道了他们所干的事情。不过开贞并不觉得这些所谓的土匪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乡里乡亲之中,甚至比开贞也大不过六七岁。在沙湾人眼中,这些土匪不过是乡间一些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年轻人,只是他们何以会不务正业,没人去细想罢了。
铜河的土匪并不是无法无天,他们也有规矩:决不在本乡十五里内生事,他们绑票、抢劫,决不殃及本乡人,而所抢劫的对象,也都是乡间那些爱财如命的恶地主。这是他们所谓的义气。开贞听父亲讲过家里遇到过的一件事:有一年家里商铺从云南采购了十几担货物,运回的途中,在离沙湾镇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遭遇抢劫。货物全部被劫走,所幸办货的人没有伤及。这是郭鸣兴达号第一次遭劫,郭朝沛安抚了伙计们,也只作碰上倒霉事罢了。
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一开门,十几担货物完好无损地码放在铺面的廊檐下。货物中夹了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大意是说,动手的时候以为是外来的客商,得手后查出一封信,方知为宝号的货,故原物奉还,并为惊扰到乡里而告罪。纸条上没有署名,货物也是半夜后人不知鬼不觉送回来的。究竟何人所为,谁也不知道,但其实人们心里是有谱的。
给开贞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杨三和尚。这不只因为杨三和尚当时在沙湾场最有名,还因为小时候他们是一起玩耍过的。杨三和尚比开贞大不了几岁,却在十几岁上便当了土匪。有一次开贞与五哥在河边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了过来,站了一会儿,对开贞他们说:“有县衙的差人来了,请帮忙遮掩一下。”随即滚人旁边一个沙坑里去。开贞往远处看去,果然有两个背着枪的皂隶正向这边走来。他同五哥不动声色,仍站在那里放风筝,皂隶们走到附近,看了看两个玩耍着的少年,觉得没有情况,就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杨三和尚后来为搭救被官衙抓住的另一个土匪首领徐大汉子,在官兵往嘉定城押解途中劫了人,并杀了人——杀死一个把总。事情闹大了,嘉定府、县专门派了兵到沙湾镇,抄了杨三和尚的家,还一把火烧了杨家示众,以做效尤。开贞和邻居的小伙伴亲眼目睹了此事。有人冷眼旁观,有人幸灾乐祸,但开贞还是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就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那些人物一样。
从那以后,开贞再没见过杨三和尚,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都带了传奇的色彩,后来就是听到他的死讯。不过在开贞脑海里留下的,永远是他们放风筝时那个十几岁少年灵动敏捷的模样。
又过了很久,当郭开贞决定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写点什么的时候,他写下这样一句话:“就在那样的土匪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那言辞之间不免含了些调侃的味道,但“土匪巢穴”几个字,决没有一丝贬损之义,毋宁说倒透着几分豪气。沙湾场上的人是不是多少都沾染了一点匪气,不能妄言,但开贞至少是从杨三和尚们的记忆里衍化出了几分侠义之气和反叛意识吧!要不然他后来怎么会写出《匪徒颂》,怎么会描写聂政、高渐离那样一些侠客的故事呢!
郭家因为有商铺,家业还算殷实,但在嘉定地区也就是个中等地主的水平。不过在偏僻之地的沙湾场上却没有超过郭家的。
郭朝沛该算个商人,但走进郭家的大宅子,却感觉不出多少商贾之气,门楣门框上那些楹联多是些警世警人之语。二进门上一幅巨大的匾额,上书“汾阳世第”,十分醒目。汾阳郭氏就是唐代名将郭子仪,有大功于李唐,被封为汾阳郡王。开贞家的远祖是不是能够追溯到汾阳郡王之后,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开贞的祖上的确不是土生土长的蜀中人,而是从福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P2-4
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这样一个判断:即近代时期(具体而言,约莫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学术文化继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和近千年以前北宋时期之后的第三次高峰。其中尤以史学和哲学成绩卓著。屈指数来,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重量级人物,随随便便就点到两位数了。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语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而这一百年内,伴随着中华民族莽荡多灾的历史进程,思想文化界却也是风起云涌,王者辈出,书写了和民族命运转捩相颉颃的厚重而辉煌的一页。
其实,不光是史学、哲学乃至整个国学界,再横向推广开来看(纵向则可收缩到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文学艺术领域,同样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诸如文学巨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张爱玲等等;美术巨擘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以及梅兰芳等京剧四大名旦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天才出没、灵杰隐现的蔚然奇观,只不过比前者发轫时间稍晚(名日现代),且特点或不如前者显赫,故不易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以“第×次高潮”名之。她倒更像是历史长河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文学艺术革命豁然开出了新生面,“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人们不免要问了,近现代中国风雨如磐,血火进溅,神州陆沉,中华板荡,几乎无处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以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独能繁华百年尽得风流呢?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马克思的“文化繁荣有时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的名言,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的古诗所能了得了的。在我看来,概括前人备述,择其大端,至少有三条或可一说。谨此就教方家,请略论之。
其一,由于西学东渐激活了中华文化。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排天而来,东方/西方、本土/域外、传统/现代,两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冲撞、融合,构成了百年大潮波澜壮阔的主流。孰优孰劣,暂不置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需要对撞,交流才更易激活,尤其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一经激荡便活力四射。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佛入中土;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西学东渐。凡有交流、刺激者,必有如输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开出新的生面。这是一般的文化特性,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坠的根本所在。因为她的超稳定性,所以不惧开放;因为她的超包容性,所以能同化异质,从而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正是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引进和运用,传统中国史学才蜕变一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典籍与文物),陈寅恪的“中外互证法”(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都有西方实证史观与理性分析之影响在焉。他们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坚信“吃了羊肉决不会变成羊”。茅盾说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样,鲁迅则说“全是仰仗了百余篇外国小说的阅读”。曹禺剧本脱胎于尤金’奥尼尔,茅盾则师承普顿·辛克莱,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也正因如此,中华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才勃发新机,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二,由于西力东扩激发了中华士子。自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毁了古老帝国的城门,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瞬间跌入了屈辱的深渊。“知耻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中华民族激发出了勇敢的应战精神。无论是“体用之争”还是“师夷制夷说”,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的选择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150多年前的留美幼童为肇始,无数仁人志士英才俊杰汇入了这一潮流。科学救国也罢,主义救国也罢,文化救国也罢,为救亡图存,为中华崛起乃第一要务。这恰是中华传统之精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于是,鲁迅们东渡扶桑,从学医疗救身体到弃医从文疗救灵魂,不经意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骁将;陈寅恪们负笈欧美,游历列国,博通多语,只为重审历史,探询新知,未曾料想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开疆。他们或者干脆“怒向刀丛觅小诗”,以笔为枪投入战斗:林语堂放弃翻译《红楼梦》之夙愿而新创《京华烟云》直接伸张民族大义,徐悲鸿以中西合璧之膂力绘制巨作《田横五百士》激励士气;梅兰芳蓄须罢演表明抗敌心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中国士子的良知使命,爱国热忱,天下担当促成了他们的选择,玉成了他们的事业,使之进发出最大的创造激情和最炫目的天才光芒,像群星照亮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的深邃夜空。
其三,由于坚守根本,昭示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前点引述陈寅恪之“两方面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说的就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综观近现代诸子,经、史、子、集、儒、释、禅乃至西学,无一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开了说,我更看重后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来,近现代诸子多作如是观。从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生“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已然看出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中土出发,游学多年,再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后的选择是回归传统。即便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如胡适之者,后半生几乎都投入了“整理国故”,一部《水经注》的考证就沉湎二十三年不能自拔。至于说到中国艺术的魅力,诸位想想,林语堂区区一本《生活的艺术》都足以让美国人倾倒,那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之后被惊为“天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表现派大师布莱希特就坦言: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假定性、程式化或日“间离说”)在梅先生的京剧艺术中已然炉火纯青了……当然,凡此种种,都是现象,只云其然,未云其所以然因为她太过复杂,因为她涉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就譬如说汉字结构罢——由于她象形与会意,就造成了一字多形多义的效果,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一百年前(1908)就著文阐述汉字的象形文字所传达的动感,所包含的具体图画和多词类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有浓厚的感性直观素材而更能表达诗的本质,“由于其记载了人的思维心态的过程而开创了语言哲学的新篇章”——汉字仅仅是“更能表达诗的本质”吗?范氏发现不正是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开始频频叩询与推崇“儒教文明即将拯救人类”的先声吗?
好了,三三归一,依然是个说不清道不明。要知真相,欲探究竟,还请看江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大型丛书《文化的记忆——中国近现代文化名入画传》。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阵容豪华的规模,为活跃于近现代中国文学、国学、艺术诸领域中的数十位巨子作人传,立学案,画群英谱。既向世界系统介绍近现代中国文化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西方解码中华文化的兴味,又向国内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重启记忆,赓续传统。所谓薪尽火传,传什么?怎么传?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读图时代an era of readlng pictuire”固然不免“读图”,但又决不能仅仅止于读图!文化的赓续主要在于两条:一是有传统(记忆);二是要思考。读了“记忆”以后要三思啊!至于我的三点解读对耶错耶?诸君读后自有明鉴。
是为序。
己丑夏月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郭沫若曾不无幽默地把自己的人生概括为: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正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一个蜕旧变新的时代,到处都经历着社会转型的阵痛。这样的时代自然充满了动荡不安,但也出现了许多人生机遇,郭沫若就是那种以自己的努力一次次抓住机遇的人,因而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曾经立志以医学救人的郭沫若,却以新诗创作走人社会,踏进五四新文坛。他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种种文化活动,都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展而一步步走过。他把全部的成就和辉煌,留在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记忆中。
这是一本传记,力图从时代的文化记忆中去描述郭沫若跌宕起伏而又精彩纷呈的一生。
这是一本画传,提炼出郭沫若纪念馆多年积累的历史图片和资料之精华,以图导文、以文述图,让历史的影像激活记忆的空间,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使郭沫若的生命轨迹在读者面前更加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