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得难以想象的宇宙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黜为动物的后裔。若干年后，对于人类自恋的第三次重大打击又将是什么呢？

亿万年的地球巨变，毫微间的存亡一瞬，都因古尔德的生花妙笔跃然纸上。

这本科学家撰写的散文杰作，收集了古尔德在《自然史》杂志上发表的科学随想。作者在哈佛大学教生物学，是科学内行，又有历史家的眼光。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达尔文在确立了进化论之后，为什么迟了20年才发表？古尔德说，这是因为他清楚进化论的含义比一般人所意识到的更为离经叛道。

序言

第一部分 关于达尔文

 1.达尔文的拖延

 2.达尔文在船上位置的变换，或五年伴在船长的餐桌旁

 3.达尔文的难题：进化的艰苦历程

 4.对达尔文理论的过是埋葬

第二部分 人类的进化

 5.等级问题

 6.人类的技状进化和梯状进化

 7.小孩是人类真正的父亲

 8.人类的婴儿是胚胎

第三部分 奇特的生物与进化的样板

 9.对爱尔兰麋鹿的错误命名，错误分析和错误理解

 10.生物的智慧，或为什么一种飞虫在母体内蚕食母亲

 11.论竹、蝉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12.完美问题，或一个蚌为什么能在后端负着一条鱼

第四部分 生命史中的模式与间断

 13.生命的五边形

 14.无名的单细胞英雄

 15.寒武纪的爆发是一种S型曲线骗局吗？

 16.大灭绝

第五部分 地球的理论

 17.托马斯神父的丑陋的小行星

 18.均变与灾变

 19.碰撞中的维利柯夫斯基

 20.大陆漂移的确定

第六部分 大小与形状，从教堂到脑，到行星

 21.大小与形状

 22.估量人类的智力

 23.脊椎动物脑的历史

 24.行星的大小与行星的表面

第七部分 社会中的科学——一种历史的看法

 25.论科学中的英雄与蠢货

 26.姿式造就了人类

 27.种族主义与重演论

 27．种族主义与重演论

 28．罪犯被看作自然的错误或我们中间的猿

第八部分 人性的科学与政治学

 A．种族，性与暴力

 29．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为人类的种族命名——一种生物学的看法

 30．人性的非科学

 31．种族主义者的论据与智商

 B．社会生物学

 32．生物的潜力与生物学决定论

 33．一种多么聪明的动物

后记

参考文献

直说了吧，达尔文是作为船长费茨罗伊（Captain Fitzroy）的伴侣随“贝格尔”号航行的。但是为什么不列颠的船长要带上一位一个月前才见过面的男子作为五年航行的伴侣呢？是19世纪30年代海军航行的两个特点使费茨罗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首先，航行持续很久，离口岸的时间很长，并且不易收到亲友的书信。其次（对于我们注重心理启发的世纪来说这一点显得很奇怪），不列颠海军的传统表明，船长与下级官兵没有什么社会接触。他通常独自进餐，与官员的会面主要是商讨船上的事宜，并且要以非常正式和正确的方式进行。

费茨罗伊偕达尔文航行时才有26岁。他知道作为船长长期不能与人接触所带来的心理伤害。“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出海3年后，于1828年在南半球病倒，并且自杀了。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证实的那样，费茨罗伊担心他那心理错乱的“遗传秉性”。他那位著名的叔父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历任平叛1’798年爱尔兰起义的指挥官和抵御拿破仑时期的外交部长），1822年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实际上，费茨罗伊曾病倒过，并且暂时让出“贝格尔”号航行的指挥权，当时达尔文在瓦尔帕莱索也病倒了。

费茨罗伊因为与船上的其他人很少接触，他只能通过为自己安排一名“编外的”乘客来进行人际交往。但是海军部禁止携带私人乘客，甚至船长的妻子，没有明确目的的绅士伴侣也不许带。费茨罗伊已经带了一些编外乘客，一名工匠，一名仪器制造者及其他的人。但他们都不能成为费茨罗伊的伴侣，因为他们不属于上流社会阶层。费茨罗伊是个贵族，他将祖先直接上溯到国王查理二世。只有绅士才能与他共餐，达尔文恰好是一位绅士。

但是费茨罗伊怎样能够吸引一位绅士结伴进行5年的航行呢？只有提供别处无法提供的正当的实践机会方可。还有什么比博物学更好的呢？——虽然“贝格尔”号上已经有了一位正式的博物学家了。所以费茨罗伊在他的贵族朋友中招徕一位绅士博物学家。诚如伯斯坦所说，这是“一个解释他的客人存在的客气说辞，而一个有魅力的工作足以吸引一位绅士在船上待很长时间”。达尔文的导师J．s．亨斯罗（J．s．Henslow）非常理解这一点。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费茨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我理解）主要是做伴侣，而不仅仅是采集者。”达尔文与费茨罗伊相见了，他们相处甚安，一拍即合。达尔文以费茨罗伊的伴侣身份出航了，在五年的航行期间，主要与他共餐。另外，费茨罗伊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试图在探险航行期间通过确立出色的标准来留下他的印记。（达尔文写道：“这次探测的目的，是完成对帕塔哥尼亚和火地岛的勘查……探测智利、秘鲁及其他太平洋群岛的海岸，并携带经纬测量仪环绕世界。”）费茨罗伊自己掏钱多带了一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从而利用自己的财富和优越条件达到了目的。一位“编外”博物学家正好符合费茨罗伊的提高“贝格尔”号科学声望的计划。

可怜的迈考密克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最初，他与达尔文还能合作，但他们最终还是各自为政了。达尔文优势占尽，他受船长的宠幸，他有仆人，船停泊后，他有钱游历海岸，还能雇佣当地的采集者。而迈考密克只能待在船上，还要恪守公职。达尔文个人的努力，超过了迈考密克正式的采集，而迈考密克则在不满中决定打道回府。1832年4月，他在里约热内卢“一病不起”，被送上返回英国的海军泰恩号回家。达尔文通晓婉转的表达方式，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谈到迈考密克“一蹶不振，是与船长有分歧，没有大的不适”。

达尔文并不在乎迈考密克的科学能力。1832年5月，他在给亨斯罗的信中写道：“他是位落伍的哲学家，在圣亚哥，他自己说用了两个星期作基本的记述，而以后只采集特殊的材料。”事实上，达尔文根本就看不起迈考密克：“我那位医生朋友是头蠢驴，我们的交往极为客套。现在他烦恼的是自己的舱顶究竟漆上浅灰色还是纯白色。从他那里我所能听到的只是这类话题。”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科学史的研究应该考虑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如果当时达尔文是商人的儿子而不是富有的医生的儿子，现在的生物科学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达尔文的富有使他可以毫无负担地自由从事研究。他由于糟糕的健康状况一般每天只能进行2至3小时有成效的工作，f旦是再去谋生的话，他大概完全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了。现在我们又知道了达尔文的社会地位在他的事业转折点上也起到过关键的作用。费茨罗伊更感兴趣的是就餐伙伴的社会荣耀，而不是他的博物学能力。

达尔文与费茨罗伊之间那些没有记载的就餐对话有可能隐藏了更深刻的东西吗？科学家有一个很强的偏见，将创造性的思想仅归因于经验依据。因此，在达尔文世界观的转化方面，海龟和鸣雀被看作最主要的动因，因为他参加“贝格尔”号航行时只不过是个天真朴实的神学学生，但是他回来后一年便开始记述有关递变的笔记。我猜想费茨罗伊本人可能曾是雷兽的催化者。

P10-12

本书的作者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laen Jay Gould）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散文作家。古尔德1942年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中。他在安蒂奥克学院读的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博士研究生，专业都是古生物学；毕业后，古尔德在美国著名的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并在哈佛大学教授古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和科学史，三十几岁时便成为教授。此外，古尔德还长期在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无脊椎动物部兼职。

古尔德早期的研究领域是蜗牛的自然史，他对百幕大地区蜗牛的自然演变及分布的研究作出过突出的贡献。然而，使他享誉科学界的却是他和尼尔斯·埃尔德里奇于1972年提出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按照“间断平衡”理论，生物的进化并不像达尔文及新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积累过程，而是长期的稳定（甚至不变）与短暂的剧变交替的过程，从而在地质记录中留下许多空缺。虽然“间断平衡”理论引发了一些人对达尔文主义的全盘否定和怀疑，但是作为这个理论创始者之一的古尔德却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只不过他认为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自然选择理论，而不是生物渐变论。此外，他对重演论的历史（《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1977）和科学种族主义（《对人的错误测量》，1981）等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他的名望在科学界确立之后不久，古尔德的名字也开始越来越为大众所熟悉。他主持并编写的科普片《进化》，有很高的收视率。尤其是从1974年起，古尔德开始在《自然史》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专栏“这种生命观”（语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结尾的一段话“这种生命观是极其壮丽的”，意指进化观）。《自然史》杂志原为季刊，现为月刊，古尔德的专栏从未间断，每期一篇。他计划将专栏一直开到2001年1月。自1979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出版社已将古尔德在《自然史》杂志上的专栏文章结为7本书，以“自然史沉思录”（Ren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为总标题出版。这本《自达尔文以来》（Ever Since Darwin）为第一本，相继出版的还有《熊猫的拇指》《母鸡的牙与马的蹄》《火烈鸟的微笑》《为雷龙喝彩》《八头小猪》和《鼎盛时期的恐龙》。这套书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受到好评和欢迎，其中有的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批评奖。仅《自达尔文以来》的读者在美国就逾百万，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古尔德在《自然史》杂志的“这种生命观”专栏上，用散文体（essay，又译作随笔）形式，向我们讲述了由自然现象引出的种种思考．包括对自然现象的遐想，对科学的反思，既有对社会偏见的尖锐批判，又充满了对于自然、人类、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深爱。这些文章的中心是生物的进化和进化的理论，但是由于作者联想的丰富、思考的独特、文笔的流畅和学识的广博，所以我们读来不仅感到惬意，而且还会跟随作者的引导，去思考周边事物及现象的背后所蕴含的深刻而具普遍性的道理。从这一点上看，古尔德的科学散文达到了阿西莫夫科普作品所不及的境地。因此，不仅普通读者爱读古尔德的作品，甚至一些严肃的学术论著中也常引述他在这类作品中的见解。

70年代末，古尔德的名字和他的“间断平衡”理论及对于重演论历史的出色研究就已经被介绍到我国生命科学界。他的一些学术文章也被翻译成中文。然而，他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自然史沉思录”系列，除了台湾译有一本外，还罕为国人所知。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已故学者王佐良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给予古尔德的散文很高的评价。当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对古尔德有了一些了解（我的专业是进化生物学和生命科学史），并且也看了能找到的古尔德的“自然史沉思录”系列，但王佐良的文章促使我打算译出他的整个“自然史系列”，让更多的人受益。可惜，由于主客观因素，这项工作一拖就是十年！

现在这本《自达尔文以来》的原著是1／4世纪以前出版的。但是其中的知识，对于一些未涉及过这个领域的人来说，仍算得上是“新知”。尤其是作者独到的思考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对我们仍有启迪；再者，从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中获取对社会、对人生有价值的思想和态度，不仅是科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也是人类永恒的一项伟大的工作。

由于译者学力有限，一定有一些译得不对、不当的地方，恳请读者指正。

译 者

于北京玉泉路

达尔文主义走向何方？再过一百年达尔文主义的前景如何？我没有特异功能，只有一些关于过去的知识。但是我相信对未来走向的评估与对过去的理解密切相关，尤其与达尔文自己世界观的三个中心成分相关：他强调生物个体是最主要的进化参与者，他确定自然选择是适应的机制，以及他相信进化变化是逐渐的。

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的作用是进化变化的唯一动因吗？他相信所有的进化产物都是适应的吗？在19世纪后期，生物学圈子中曾争论谁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作为坚定的选择论者，他不承认任何机制的作用，宣称是达尔文真正的传人。G．J．罗马尼斯（G．J．Romanes）对拉马克（I,amarck）及其他进化论者的观点像对自然选择一样的重视，他为自己戴上真正达尔主义者的头衔。他们俩都不是。达尔文的观点是多元论的和广容性的——这是面对复杂世界的唯一合理的态度。他当然承认自然选择的绝对重要性（魏斯曼），但是他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罗马尼斯）。

魏斯曼一罗马尼斯的争论又闹过一阵，这两个近些年最广泛争论的运动像它们古老的倡导者一样，已经过去。我猜想达尔文的中间立场会再次流行下去，因为面对复杂的自然界，每一方极端的系统陈述都要做出让步。一方是人类“社会生物学家们”，他们提出一系列详尽的猜想，所根据的前提是自然的产物肯定是适应的。我已经听到过利用适应的（甚至遗传的）论点说明家族中男性对财产的继承以及上层社会男女的高口淫率。

怀着对于普遍适应的信心，社会生物学家正在倡导基本的原子论——甚至还原到达尔文系统陈述中的生物个体这一显然不可再分的水平之下。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曾经在一篇著名的评论中谈到，鸡仅仅是蛋制造另一个蛋的途径。一些社会生物学家如实地坚持按照这个隽语看问题，而且提出，生物个体只不过是基因用来制造同样基因的装置。生物个体成了“真正”进化单位的暂时容器。在达尔文的世界中，生物个体为了使自己的种类延续下去而斗争。但是这里，基因本身成了生存斗争中的将军。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只有最适应的才能获胜，所有的变化必然是适应的。

沃尔弗冈·魏克勒（wolfang wickier）评论道：“根据进化论可以推出，基因按照自己的利用推动个体。”我承认我只能将这种观点当作胡乱比喻。我不会被这种有意图的错误归因所迷惑。这是一种写作习惯，我本人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有一种观点曾使我感到困惑，这种观点认为基因是分离、可分的颗粒，基因通过在生物中建立性状作为各自增殖的武器。生物个体并不是分解独立的遗传编码片段，这些片段一旦离开身体环境便没有意义，它们不能编码出连在一起的形态部分或特定的行为。形态和行为并不是由争斗的基因精确建立的，争斗的基因无需适应所有情况。

就在社会生物学家试图比魏斯曼还魏斯曼时，许多分子进化论者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提出，许多进化变化不仅不受选择的影响，而且在方向上真是随机的。（在达尔文的系统陈述中，作为原材料的变异可能是随机的，但是进化变化是决定性的并由自然选择定向。）例如，遗传密码是冗余的，产生同样氨基酸的DNA顺序不止一个。很难想象自然选择能够控制从一个重复顺序到另一个重复顺序的遗传变化（因为在两种情况中，选择“看见”相同的氨基酸）。

我们的选择可能是认为这种“不可见的”遗传变化无关紧要，因为如果变异在生物的形态和生理上不表达，自然选择就不能对它起作用。而且按照下面的看法（我不相信这个见解），假如多数进化变化是中性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一种新的比喻来说明达尔文的影响。我们可能不得不将自然选择看作一种偶发现象，只能作用很少的转译成具有生物适应意义部分的遗传变异——这只是藏有丰富变异海洋的表面。  但是，分子进化论者的挑战远比这严重——因为他们发现蛋白质（即可见的遗传产物）中的变异远比建立在自然选择模型上群体可能保持的变异要多。而且他们推断出蛋白质长期的进比变化速率非常规则，几乎像钟表一样。假如进化受自然选择这种决定性的过程指导，它们又怎么会像钟表一样呢？要知道选择的强度体现在环境变化的速率上，而气候并不像节拍器那样有节奏地变更。或许遗传变化真的是中性的，以随机恒定的速率积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利用自然选择，再加上某些可能并不荒谬的特定假说，也能解释丰富的变异和钟表似的速率。我只想指出，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答案。

我预言达尔文主义的多元论会取得胜利。自然选择会显得远比某些分子进化论者想象的重要得多，但是自然选择又不会像某些社会生物学家坚持认为的那么万能。事实上，我想建立在变异基础上的达尔文式自然选择并不影响（现在一些人热心地引来作为对自然选择支持的）一些行为。

我希望达尔文自己工作中的多元论精神可以传播到进化思想中的更多领域，有些领域依然由严格的教条统治着，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加怀疑的个人偏好、旧的习惯和社会偏见。我自己喜欢攻击的一个靶子是多数古生物学家所宣扬的进化变化是缓慢而稳定的信念（而且必须承认，这种信念受到达尔文本人的偏爱和鼓励）。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这个信念，在化石记录中，大规模的灭绝和突然的起源更明显。我们不可能通过记录某些腕足（像我们爬上山坡一样）是逐渐变化的来证实进化。为了回避进化并非逐渐发生这个令人不快的真理，古生物学家指望靠化石记录极不准确来搪塞——所有的中间阶段都在记录中消失了，保存下来的只是地质之书的少数几页中少数几行的少数几个字。他们为了维护正统的渐变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甚至认为化石记录几乎呈现不出他们想去研究的真正现象。但是，我相信渐变论并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渐变并不常见）。自然选择理论中并不包括有关速率的陈述。自然选择可以造成小群体中的迅速物种形成（地质上呈突发状）的变化和整个谱系常见的极慢转变。

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重大的争论都可以通过中庸之道来解决。自然界中的复杂和变幻令人不可思议，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博物学家所能做出的最明确而有力的陈述就是科科伦船长（captain corcoran）常说的那句话“几乎不可能”。一个人要想清晰、确切、全面地解答生命的问题，就必须做出全方位的探讨，不止是在自然界中。事实上，我比较怀疑一种诚实的探讨会找到答案。我们可以明确地解决小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看不到25英尺长的蚂蚁）。我们可以合理地处理中等程度的问题（我怀疑拉马克主义可以作为合理的进化理论复活）。大的问题则只有听任丰富多彩的自然的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