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说朱舜水是满腹经纶的血性汉子，人到中年，生逢乱世，漂移海外，用自己的嶙峋傲骨塑造起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坐标，因而也在异国他乡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引渡和文化的传递。本书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深刻解读了朱舜水与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的学术人生。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胜国宾师——朱舜水。

引言 舜水序曲

第一章 家世身世学风学德

 出身名望

 三传而绝

第二章 弘扬古德兴学设教

 漂泊海外

 定居长崎

 讲学江户

第三章 情深义重相知相惜

 舜水与安东守约

 舜水与德川光国

 舜水与前田纲纪

第四章 畸人轶事誉满内外

 回传故土

 中日互动

 华夏合颂

 东瀛记忆

 回顾反思

尾声 舜水余音

 柳川遗迹

 江户遗迹

 茨城遗迹

 舜水遗存

朱舜水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舜水序曲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王朝更替，天翻地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孕育出了一大批领时代风骚的杰出人物。一时之间，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朱之瑜舜水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舜水的出生地余姚龙泉山麓，距离比他早128年出生的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出生处瑞云楼仅数百米之隔。“阳明”之号取之家乡的山名，而“舜水”之号得之故乡的水名。孔子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可两人的性格却与孔子所言正好相反。喜欢水的舜水，长寿、好静，素以学问家见称；而喜爱山的阳明，则乐学、好动(个别时期除外)，素以思想者著称。水的性格是虚而善变，山的性格是实而具象，这也恰好与阳明、舜水的性格相悖。可以这么说：以山名为号的阳明之性格近于“水”，而以水名为号的舜水之性格近于“山”。舜水的率真和固执，曾给他带来过许多误解和烦恼；而阳明的善于应变、讲求谋略，却使他获得了一次次的丰功伟业。可舜水与其常常引以为豪的王阳明在思想性格上的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他对阳明之思想深蕴的汲取与提炼。舜水能够为日本人所喜爱，其身上所具有的阳明的怀疑精神和务实作风，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元素。诚然，就舜水的总体思想倾向而言，应该说是尊崇朱子学的，比如强调“朱子道问学，格物致知，于圣人未有所戾”；又认为《四书》、《五经》“朱子之注不可废”，“至于晦庵之注，自当遵依”。但他更强调“看书未必单单靠得注脚……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恐不当如经生寻章摘句也”，这与阳明的内在气质有颇多相似之处。正是基于“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的原则与向度，舜水反对空疏的讲学之风，尤其嫌恶门户之争，认为“朱、王之异，不当决于后人之臆断，寒暖之向背，即当以孔子断之”；从而凸显出他反对近世儒者之习气，强调复归先儒，以圣道为判断标准的鲜明立场。从表面上看，舜水的认知标准过于教条、陈旧，但若放到其所处的特殊环境下予以考量，就可看出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他是想为中国传统社会找回自己的坐标，为中国知识精英扛起儒学源头活水的大旗，为东亚夷夏关系提供历史转换的可能。这是从舜水思想中涌现出来的最具震撼力和跨文化意义的潜质。

世人习惯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文化分为上下两块，即所谓“两浙文化”。舜水出生于地处浙东的余姚并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又在地处浙西的松江生活了25年，自称“生于越而贯于吴”，所以在他的身上，既有浓重而深切的浙东民物风情之情结，又有深邃而厚实的浙西学风文思之内质；既表现出浙东文化实行实用之向度，又表现出浙西文化精雕细琢之志趣。舜水的科第生涯始于浙西，他的学术生涯亦可谓始于浙西。比较而言，如果说余姚是其生命与精神的家园，那么松江便是其学问与知识的故乡。也就是说，浙东的风土人情对其情感世界的构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浙西的人文环境对其学问世界的感染具有关键性意义。这种微妙差异，可以从其怀念余姚人物风情而思念松江师长道友的诸多书简中感悟出来。比如德川光国知道杨梅是余姚的特产，所以只要有杨梅，就会想到舜水，而舜水在得到所赐杨梅后，便会倍加思念余姚；所谓“岂独是德祖家珍，仿佛见故园风味”，“登高令节，每忆龙山……对物怀思，徒增感慨”，便是这种情感的真实流露。而笔者所谓舜水的人文情怀主要来源于浙东、其学术资源更多地来源于浙西的论断，即是由此得出的。

若仍以阳明、朱子为例，似可谓舜水对阳明主要是情感上的钦佩与受容，属于精神气质的范畴；对朱子则主要是理论上的接纳与汲取，属于学理致思的范畴。而他所努力追求的，乃是超越朱王、复归先儒古德的圣道理念，这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师们有不谋而合之处。他曾对弟子安东守约说：“贤契旧学亦无所失也，但不当拘泥执着尔。学者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故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日我某氏学某氏学，此欺人盗名而巧取世资者也，何足效哉？……至于更为朱、陆两可之见，则大非也。世间道理惟有可不可二者，无两可者也。两是者，汉廷之畏势者也；调停者，宋室之基祸者也。”他是希望结合中国实际，开拓出一条既不同于朱学又不同于王学的独立道路，而其针对守约旧学所作的批评，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日本的官学朱子学。当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朱学而推重王学，而是反对门户之争、倡导先儒古德。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舜水身上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风采，既彰显出了理学、经学、史学等精英文化的内在质地，又表现出了实用科技、百工技能等市民文化的鲜活素养，这些都无不代表了明代以来江南人文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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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凯、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异、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弓l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

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一个地方出一位思想大师的实在不多，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连出数位思想大师的更是十分罕见。余姚是个例外！她在短短200年间为中国思想文化史贡献了三位大师——王阳明、黄梨洲和朱舜水。朱舜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除王阳明外最让我感动的人。余秋雨说他是满腹经纶的血性汉子，人到中年，生逢乱世，漂移海外，用自己的嶙峋傲骨塑造起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坐标，因而也在异国他乡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引渡和文化的传递。这正是本人自告奋勇地主动承接下这块难啃骨头的基本出发点。

回想起来，我与朱舜水的缘分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记得本人从事科研工作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朱舜水的。尽管那只是写给浙江电台的一篇不足2500字的小文，但对一个刚刚步入科研队伍的人来说，则可能会对其今后的学术生涯产生莫大之影响。后来在引领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沈善洪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又撰写了《朱舜水的政治学术思想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一文，并经王家甫编审修改后发表在1979年第4期的《浙江学刊》上。这篇如今看来显得那么粗糙和稚嫩的论文，居然算得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最早研究朱舜水的论文。此后的十余年间，我又陆续发表了七八篇有关朱舜水的文章。随着思考的深入，朱舜水不仅使我感动，甚至使我陶醉，尤其将他放在东亚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舞台上考量时，就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就这样，我慢慢地与舜水学、水户学、省庵学乃至日本近世思想和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我在主业阳明学之外一直没有放弃对舜水学的跟踪与研究的重要原因。本书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与此有很大关系。

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与我后来重点研究的王阳明是同乡，这就使我与余姚结下了更深的缘分。一趟趟的余姚之行，查阅资料、寻考遗踪、走访乡贤、体察风情，可谓虔诚至致、近乎痴迷。其间王阳明纪念馆、黄梨洲文献馆、朱舜水纪念馆以及余姚文化局、文管会和博物馆的学者、同仁、朋友们给了我很多关照和支持。因此，在本书完稿之时，我要向多年来帮助过我的余姚新老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朱舜水寓居日本20余年，最后客死日本，对日本思想文化影响至深。研究舜水学，就必定要涉及日本思想文化史和中日交流史，这就又使我与日本结下了很深的缘分。一次次地访日之旅，尤其是参访与朱舜水有关的一些地方，学习考察、访书会友、坐而论道、聚集人脉，可谓发自内心、矢志不渝。其间日本的师长及各界朋友们曾给过我许多帮助和方便。因此，在本书收官之际，我还要向日本九州大学、东京大学、茨城大学、德川纪念财团、安东省庵显彰会、柳川市古文书馆、小郡市斯文会的师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朱舜水是个讲求实际的人，而我则缺乏务实精神，有时还略显超然与清高。在尚未充分领悟舜水学的全部内涵、掌握水户学和省庵学的基本素材的情况下，就贸然接下这个棘手的课题，如今想来，的确有点自不量力。本课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又是随着对传主研究的逐步深入才慢慢感受到的。原以为对舜水学的诸多问题已有发言权，后来发现距离真正的舜水学研究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在与其相关的水户学、省庵学、加贺学等方面还有许多课要补。本书就是在这左右为难的心境下勉强完稿的。最后之所以能够硬着头皮写下来，乃是与周边朋友、同仁和家人的理解支持分不开的。因此，在本书出版之前，我还要向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课题组领导、浙江省社科院的各处、所同仁以及我的朋友们和亲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钱明

2007年11月24日识于杭州朝晖寓舍

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黄遵宪

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贯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有力的导师。

——梁启超

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明朝遗臣朱舜水。……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

——[日]木宫泰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