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大使，前新华社驻外记者王殊先生的回忆录。本书除序言外分为四辑，忆述了大量的故人往事，上至领袖名流，下至平民百姓，指点天下大事，细品五洲风情。本书不仅为读者还原了历史上的人与事，还让人领略到了一位老外交家的丰富经历与深厚情怀。

过去在小学的国文课本里，读到燕子飞了还会再来，桃花谢了还会再开，但光阴走了不会再来，那时在小小的心灵上并不很懂，而现在人已老大，真是有许多惋惜和感慨。现任，门前的流水已经逝去，原上的尘土也已散尽。当年朝夕相处的朋友都已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已先走了，也有些躺在病床上已多年了。我非常怀念他们，尤其是在静静的深夜里，同他们相处的日子和地方，就星星点点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引起了许多的回忆和怀念。

烟云往事(代序)

第一辑 难忘老同事的身影

 怀念柯灵老师

 在苏皖边区政府

 在战场上学当记者

 回忆板门店

 怀念乔冠华

 “浦上校”

 听歌念故人

 老一辈的驻外记者

 香港分社的成立及其任务

 一位讲真话的记者同事

 老战友蒋元椿

 回忆董乐山

 我的老同行王唯真

 诗人同事杜运燮

 北京古迹前追念亡友

第二辑 亲聆老前辈的教诲

 周总理的工作作风

 两次见到晚年毛泽东

 小平同志的外交风格

 朱老总去世前的一次外事活动

 想起陈老总

 与张闻天的一面之缘

 在胡耀邦家里吃便饭

 外交界的老寿星

 怀念黄镇大使

 回忆章文晋大使

 我认识的宦乡大使

 汪老好读书

 回忆陈家康大使

 记韩叙

第三辑 怀念播洒欢欣的人

 看卡拉扬排练歌剧

 忠于事业与爱情的夫妇

 轻歌剧《风流寡妇》的风波

 一颗新星的陨落

 我的一个外国同行

 大树底下

 世界上谁能快乐和幸福

 静夜思

 为安东尼奥尼吃了苦头

 一座贝多芬半身像

 施特劳斯的金装

 我的上海同乡

 一个犹太朋友的纪念品

 爱迪生墓地上的鲜花

 上海老同学

 爱琴海上

 在希腊的古墟上

 名曲《蓝色多瑙河》的诞生

第四辑 长忆漫步名川之畔

 多瑙河为什么是蓝色的

 谒马克思墓

 《最后一课》

 巴黎圣母院前

 看《蒙娜丽莎》

 维也纳的早晨

 战争的创伤还未完全消失

 莱茵河景色

 友谊常青

 刚果河畔

 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同我国建交的三个国家

 卢蒙巴的儿子

 撒哈拉玫瑰

 再访甘地故居

 泰姬陵的故事

 苏比克湾静悄悄

 看麦克阿瑟套间有感

 尼罗河回忆

 加勒比海危机的日日夜夜

 怀念格瓦拉

 赤道上的沉思

 安第斯山风情

第五辑 闲居窗窥大千世界

 窗口

 我们的大院

 大院的变化

 对窗老友华君武

 外孙从美国来

 让“小树与我们一起成长”

 我们给了他们什么

 闲居杂记

 要学会做平民

 我的老同学

 天下慈母心

 精神抑郁症病院

 怀念拉贝先生

 父母之道

我认识柯灵老师，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早已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以后，那时上海正处于天寒地冻、万物萧索的时期。当时，我进大学不久，由于爱好文学，常在课余练习写些散文。但当时文坛上一片寂寞，除了日伪的一些报刊外，只有很少几份有趣味性、知识性的刊物。我挑选了两篇寄给《万象》月刊，结果是石沉大海。可是过了几个月，我忽然收到了柯灵先生的来信，说他已接手编辑刊物，看到了存在那里的我的两篇散文，认为可用，将在他的刊物上新辟的散文专栏中发表，还说如果我有空，欢迎我到编辑部去认识认识。我看到信后非常感动，还没有遇到过这样认真阅看青年作者的稿件、尽力发表他们作品的编辑。我过去投寄过不少稿子，绝大多数都是毫无回音，个别的登了出来，连个通知也不给，还要我到报摊上去寻找发现，自己掏钱买回来。

过了几天，我就到《万象》编辑部去拜访了柯灵先生。编辑部在过去俗称为四马路的福州路的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楼房里，楼上是书店老板平襟亚的住处，楼下的两间光线很阴暗，外面一小间是职员的办公室。当时只有杨幼生一个人，负责稿件的编排、校对、跑印刷厂、发稿费等等事务，不久又增加了柯灵的外甥王湛贤，我同他们都成了好朋友。王湛贤在抗战胜利后到《新民晚报》当了记者，他写作很勤奋，以“阿湛”为笔名发表了很多散文，前后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可惜他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了不白之冤，后来被送到外地劳动而不知所终了。里面较大的一间是柯灵的办公室，布置得简单而朴素，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和一张长沙发。柯灵先生当时已是有名的作家、电影编剧，但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以前辈自居对人训导一通，而是很谦虚热忱，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要我多多练习写作、不怕一改再改甚至撕掉重来、不能有名利思想、文章还没有成熟不要急着拿出去发表。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以后，日伪特务横行，迫害爱国人士，一片恐怖的气氛。当时很多报刊停刊，出版社关门，作家、翻译家陆蠡被日本宪兵逮捕杀害，教育家、作家夏丐尊被逮捕关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柯灵先生提醒我写作时要注意当前的环境和发表的可能、不要冒失、也不要意气行事，以免遭到不测。

《万象》月刊是一本小开本的综合性刊物，原来由陈蝶衣先生主编，柯灵接手后做了较大的改革。他一方面邀请在上海和外地的老作家化名写稿，另一方面大量采用了年轻作者富有活力的作品，刊物的面貌为之一新，在当时的文坛上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年轻作者的文章，包括张爱玲、沈寂、晓歌、何为、徐开垒等等。那时，张爱玲常到编辑部去给柯灵送文章，《万象》已发表她的小说《心经》、《琉璃瓦》等，正连载她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后来，她又在另一本刊物《杂志》上发表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不久，她就蜚声文坛，成了一个红人。因此，一个年轻作者一旦在《万象》上发表几篇作品后，再向其他刊物投稿很容易被接受。我的几篇散文发表后反应不错。有一次，柯灵告诫我说，当前环境很险恶，年轻的作者要注意洁身自好，不要向日伪报刊乱投稿。他还说，当然，你们年纪轻，精力多，写稿很快也很多，但写好的稿子可以放起来，等将来有机会时再发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他不仅对我说过，也对其他的年轻作者说过，绝大多数的作者都听了他的话。“文革”中上海的一些造反派来找我调查柯灵的历史时，我就用这些话来证明他是一个坚定地爱国的老作家。

我在编辑部里认识了不少老作家，最常见的是唐弢先生。我读过他写的很多杂文，鲁迅还为他的文章挨过骂。他以“若思”为笔名在《万象》上写了很多优美的散文，也讽刺了当时的一些无聊文人和文坛怪事。他那时在一家银行工作，下班后常到编辑部来。另一位是师陀，他曾以“芦焚”的笔名写了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戏剧《雷雨》和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起得到了《大公报》的文艺奖。后来，有人冒用他的笔名发表文章，他为此发表了声明，并且改用了笔名“师陀”。他为《万象》写很多的小说和散文，并且同柯灵合作写了话剧《大马戏团》。有一天，我到编辑部去，柯灵不在，看到有一个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不一会他醒过来，才知道是我敬重的师陀先生。后来，他常同我开玩笑说：“我们是在睡梦中认识的。”在编辑部里，除了同学沈寂外，我还认识了好几位年轻作家，如晓歌、袁鹰、何为、徐开垒，后来成了好朋友。他们勤奋写作，成了有名的作家，大多至今还在努力写作，只有几个已先走了。可惜只有我，辜负了柯灵和不少老师的期望，没有走上写作的道路，但是他们对我在遣字造句方面的引导和培养，在以后做新闻和外交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1944年，我听说柯灵被日本宪兵逮捕了，刊物也停刊了，原来去编辑部的人都星散了。他被捕后受到了多次的刑讯，但日本人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只好把他释放了。几个月后，有人筹划《万象》复刊，可是刚刚印好，柯灵又被逮捕了，就急忙把这一期后页上印的“编辑人柯灵”的字样涂去了。他再被释放后看到上海已不能久留，就同别人一起准备经过浙江到大后方去，可是刚到了杭州，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我再回到编辑部时，原来的《万象》编辑部已变成了柯灵、唐弢合编的《周报》和郑振铎、李健吾合编的《文艺复兴》的编辑部了。《周报》采取了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立场，不久就被查封了。抗战胜利后，柯灵如约把保存在他那里的一些年轻作者(包括我在内)的稿件，在他主编的报刊上发表或者推荐给其他的报刊。他还把几位在《万象》上发表过文章、后来在战争中牺牲的年轻作者如郑定文等的文章编成集子，推荐给出版社出版，了却了他的心愿。

不久，我去了苏北解放区。3年以后上海解放时，我也只同他见过一两面，就到了北京新华总社，被派到国外工作去了。从此，一别30年，再在上海见到他时，他已是满头白发了。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忽然收到了他寄来的我在去解放区之前寄存在他那里的一束旧稿。信上说他在整理“文革”中经过反复折腾的旧物时，发现了我的这束旧稿，在“文革”中总算运气好，没有散失，因此赶快挂号寄还给我，以免再有意外。我抚摸这些经历了30年的风雨、纸张已发黄变脆的旧作，深为他对朋友旧作的爱护和负责所感动。后来，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散文选》时，有关编辑根据他的建议选取了我过去以“林莽”的笔名写的两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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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飞逝，我不知不觉已进入了耄耋之年。过去在小学的国文课本里，读到燕子飞了还会再来，桃花谢了还会再开，但光阴走了不会再来，那时在小小的心灵上并不很懂，而现在人已老了，真是有许多惋惜和感慨。

不少的朋友说我的一生是幸运的。1946年4月我从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到1998年12月离休，一共工作了52年。我当了24年的记者，主要是驻国外记者；1972年调到外交部工作，做了多年的驻外大使；1986年回国担任了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又当了多年的学者。我一生中有30年在国外工作，到过五大洲的80个国家，经历过不少重大国际事件，见过世界上的风云变化、人事更替，也到过各地的名山大川、都城要邑，而且在国外躲开了国内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就连“文革”也只经历了3年，干校一天也没有去过。当然，比之我的许多领导、同事、同学，我的一生确实是很顺利的，可是不论是谁，在人生的道路上总不会是平坦的，只是崎岖有多有少，艰辛有多有少罢了。回顾几十年来的风云变化、惊涛骇浪，我也一样深深地感到了世道艰辛、人情厚薄，走过来的大不易。

我1924年10月出生在江苏常熟，在故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一年级。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我母亲把我送到了上海的租界上学，从初中、高中到了大学。我一直怀念我的故乡，去年我又去看望了这个在长江边上的小城，那里已是高楼耸立，车辆塞途，大大变了样，成为现代、时尚的城市了。可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已成为文物保护的地区，仍保持着不少我记忆中依稀记得的小街小巷的风情和生活。我去看了我读过的小学和只读了一年的初中，那里已经过了多次的改建和扩建，几乎完全认不得了。但我还记得在这个小学里，老师们每到“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等国耻日时，给我们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害中国人民的故事，领我们唱《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爱国歌曲；我读中学时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老师们还带我们到街上去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不久，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我的家乡，杀害了很多同胞。在八年抗战中家乡出现了很多抗日爱国志士，京剧《沙家浜》中那位老医生的原型曾是地下党的县长，也在抗战胜利的前夕牺牲了。我也去参观了大大扩建了的港口，那里过去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港。记得在家乡沦陷后，我识字很少的母亲不愿我受奴化教育，就带我在这里上了外国轮船到上海的租界去上学。我的家乡也是一座古城和文化名城，我还是像过去学生时代那样在北门内沿着山路爬上言子墓。言子游是孔夫子七十二个高足中唯一的江南人，现在城里还有姓言的子孙。我也去参观了城内清代状元翁同龢的故居。这里在“文革”中曾令人难以想象地变成了粪管所，但在所里也有爱好文化的人，主要建筑彩衣堂的画栋雕梁因被蒙上了大幅的白布而没有受到损失，现在已全部修复了。

我常常把上海作为第二故乡，虽然后来从没有在那里工作过，但只要有机会，都要来看看这个我生活了八年多的城市。有人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进步运动的大本营、新文化的策源地。我在上海上学期间，受到了新文化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为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基础，我一直对此心存感激。我记得在读苏州中学(抗日战争后迁移到上海)时，同几个进步的同学一起，在宿舍熄灯以后坐在灯光黯淡的楼梯上阅读进步书籍，如《西行漫记》、《大众哲学》之类。我到解放以后才知道，组织我们读书的同学钱梦梧，当时他只有15岁，但已是地下党的青年党员，他的联系人是后来曾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吴学谦。

我更想到了我的两位老师顾仲彝和柯灵先生对我的引导和培养。顾先生是我就读的复旦大学外文系的主任，有名的剧作家和导演。他应同学们的要求在外文系开设了编剧导演课，还请著名的导演、剧作家黄佐临、费穆、吴仞之等给我们讲课。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美国片已绝迹，日本片大家不愿看，话剧非常流行。他还常邀请我们去看话剧，如《秋海棠》、《大马戏团》、《家》、《浮生六记》、《风雪夜归人》、《甜姐儿》等。不少演员如石挥、沈敏、黄宗英、张伐等演话剧出了名，后来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成绩。顾老师同很多导演一样，认为好的演员要熟悉生活，也要有深厚的舞台经验。解放后，我经过上海时去看望过他两次，后来在北京从报纸上读到批评他解放后再版的《电影艺术概论》，说他称赞美国某些著名电影演员的精湛演技。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他还在报上作了检讨。著名作家、剧作家柯灵先生1943年接替陈蝶衣先生主编了综合刊物《万象》，在当时寒风凛冽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我投寄了两篇散文，不久收到了柯灵先生的信，说两篇均可用，并且要我到他编辑部去认识认识。他给了我很多的教育，特别是我的几篇散文刊出后反应不错，他提醒我不要向日伪报刊乱投稿，有的稿子写好后可以收起来，等将来有机会时再发表。柯灵先生为了编《万象》，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尽了酷刑，这个刊物也只能停刊了。抗战胜利后，他把我保存在他那里的稿子，在他所编的报刊上发表或者介绍给其他的刊物，包括郑振铎、李健吾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顾先生早已逝世了，柯灵先生比不少人幸运得多，经历多次运动后终于得到了平反，离开我们还不是很久。

1946年4月，我和另一个同学顾亟经地下党的介绍，到了苏北解放区的淮阴，分配在苏皖边区政府的教育厅工作。可是几个月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边区政府被迫解散，我转到了军队工作。1948年10月，我调到了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在战场上学会了做记者的本领。建国以后，我被派到国外担任记者，前后在朝鲜、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刚果、古巴、西德等国工作了十五年之久。到1972年，又蒙周总理的厚爱，我被调到外交部工作，担任了多年的驻外大使。在30年的驻外工作中，我见识了世界，也看到了国内和国外的很多领导人。我有机会先后在五大洲的许多地方度过了国庆和春节，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现在，门前的流水已经逝去，原上的尘土也已散尽。我们这些当年朝夕相处的朋友都已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已先走了，也有些躺在病床上已多年了。我非常怀念他们，尤其是在静静的深夜里，同他们相处的日子和地方，就星星点点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引起了许多的回忆和怀念。好在我身体还健，记忆尚可，可以把这些烟云往事记录下来，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了解一些人生道路的艰辛和崎岖。如果这些记录能让他们去闯天下时增加勇气，鼓舞信心，那我就很高兴，我的这些努力就不是白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