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是国家和民族的私生活”，亿万人共同的往事，充满情感共振性的视觉简史，在这里你能找寻到50年精神生活史的动人细节。

一部13亿中国人50年精神生活的视觉简史，北京电视台20集同名电视系列片，著名电视人、表演艺术家王刚倾情主持，陈道明、葛优、濮存昕、蒋雯丽、赵薇、徐静蕾、赵宝刚、陈丹青等百余位嘉宾重提当年话题，与您共忆电视往事。

电视，是国家和民族的私生活。

从万人空巷的《渴望》到诙谐幽默的《我爱我家》，从风靡全亚洲的《还珠格格》到火爆荧屏的《士兵突击》，从深入敌后的《敌营十八年》到热血沸腾的《亮剑》，从精致唯美的《上海滩》到大牌云集的《射雕英雄传》，从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草根阶层的《武林外传》，刘慧芳、冯程程、黄蓉、郭靖、小燕子、许三多、李云龙、佟湘玉等记忆中摇曳的影姿和人像走入大众的视野。陈道明、英达、濮存昕、赵薇、徐静蕾、吕丽萍等百余位嘉宾重提当年话题，与您共忆电视往事。本书是一部13亿中国人50年精神生活的视觉简史。

电视往事是我们共同的往事（序言）

1980

 视觉简史的开端

1981

 “戏匣子”里的人影

1982

 从露天电影时代到“电视场”时代

 对话肖雄、祝延平

1983

 电视改变风俗

 对话王玉梅、赵忠祥

1984

 南方故乡吹来的风

 对话姚锡娟

1985

 亿万人同行

 对话李维康、郑晓龙

1986

 中国特色：再造中的“试播”

 对话林汝为、高希希、王扶林、许亚军、尹鸿

1987

 新鸳鸯蝴蝶梦

 对话邓婕、欧阳奋强

1988

 艰难时世

 对话陈道明、倪萍

1989

 忧愁和希望伴生的年代

 对话吴玉华、于丹

1990（上）

 香港制造

 对话张凯丽、郑晓龙、吉雪萍

1990（下）

 围城

 对话葛优、英达、陈道明

1991（上）

 人在旅途

1991（下）

 本土情怀

1992

 青年中国

1993

 包含了电视剧原理的“王朔现象”

 对话陈丹青、吕丽萍、赵宝刚

1994

 越过无形的边界

1995

 孽债

 对话英达

1996

 电视会消亡吗

1997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话于丹

1998

 “格格”时代

 对话唐国强、纪连海、陆毅、濮存昕、赵薇、徐静蕾

1999

 没有终点的历程

 对话蒋雯丽

随着电视追忆往事（后记）

1980 视觉简史的开端

我们的故事从1980年开始。

“80年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词，在中国人的心灵史上，这是一个舒放的年代，也是一个陈旧的事物与全新的生活掺杂着的奇妙的年代。

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过来人，回顾1980年的时候，不管他本人持什么观念，都会承认那时候人们都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那么多完全新的事物扑面而来，确实令人惊奇不已。一些曾经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受过伤害的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伤痕，企图舔净心灵的伤口，而年轻人已经开步往前走，他们的思想状态，他们用来描绘感觉的词汇，他们寻求各种问题的答案的迫切性，以及整个社会在面对他们所认为的前所未有的气氛等等，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犹豫不决又跃跃欲试的心理状态。人们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徘徊，在传统与改革之间取舍，在这种新旧混杂的情况下，人们渴求用新的视野来应付现实和对待自己。

那个时代，人们迫切地把目光投向电视就不再是偶然的了，一方面电视确实是新事物，另一方面电视确实也在发挥引导人们的观念更新的作用。当时引进的一部科幻电视剧正式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未来，激起了人们朝前看的热情。

1980年，一部来自美国NBC电视台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当时电视机尚未普及，而这部电视剧的电子音乐，麦克·哈里斯在海底潜游的镜头，都给当时的中国人一种强烈的冲击。这是一部海洋里的“人猿泰山”故事，它新异的形式让刚告别封闭时代的国人瞠目结舌。在这一年出现了一个名词“麦克镜”，男主角麦克·哈里斯所戴的大墨镜成为青年人疯狂追逐的时髦装饰，而将所有的太阳镜都称为麦克镜。这是副具有丰富信息含义的眼镜，它和这部电视剧一样，成为新潮审美、科技含量以及时尚的象征。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回忆说“于是全中国，从上海开始，掀起了一场全体男青年戴墨镜的运动。那个年代满大街全是墨镜。那墨镜其实都是乡镇企业做的，可是上面都有一个标签——HADE IN HONGKONG、MADE IN JAPAN、MADE IN PARIS、MADE IN USA，就是各种各样的来历，表明它是一个舶来品。这个商标还不撕掉，一边一个，贴在镜片上，看起来就跟白内障似的。这是男人的黑色时尚。”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第一部电视剧，原名《海底旅行记》，拍摄于1964年。原剧片长110集，翻译引进了其中的21集。这部电视剧的大致剧情是这样的：一开头，海底巨浪把奇异的生物麦克·哈里斯送到岸上。海洋学家伊莉莎白·玛丽博士把这个生命垂危的生物放回海洋，才使他得以复活，麦克接受了一连串的试验，以测验他的速度、灵敏度和力量。麦克在同科学家的合作中也渐渐地了解到了人类的世界，并帮助科学家们进行一系列神秘的探索。

今天观看这部电视剧，由模拟信号转化的图像效果较差，镜头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与我们熟悉的好莱坞科技大片相比较，它的所谓“特技”也显得那么初级、土里土气，通过拙劣的模型、简单的画面剪接形成效果。

然而，这部电视剧播出时产生了万人空巷的效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佩戴着麦克镜的时髦青年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一根从大西洋飘来的木头”。当时某单位评选先进典型，有的选票上竟填写了“麦克·哈里斯”的大名。游泳池里多了一种泳姿麦克式。这部电视剧还使一项健身运动风靡全国，那就是飞盘。

连美国的电视电影工作者和新闻记者对这样一部电视剧在中国如此轰动也感到惶惑不解，他们认为这部剧的故事只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简单循环，并无出奇之处，制作水平也比较低下。为什么会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们很难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感知这种现象，一个被封闭了许多年的民族获得了自由的视觉听觉阀门，他们对世界抱有多么强烈的好奇与渴望啊！

《大西洋底来的人》的播出和受到的狂热追捧，和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化关系的大环境有关，应和了当时国内汹涌澎湃的科学热。“你知道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这句著名的台词申明了片子的主题，也预言着“学习的革命”的发端。

一篇怀旧文章写道：“英俊的麦克·哈里斯同时具有了两重意义：第一，他是大西洋底来的人；第二，他是太平洋彼岸来的人。双重身份营造了双重的传奇，当麦克·哈里斯潜入深海的时候，我们享受了科幻的刺激：而当他登陆上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异域的生活。麦克·哈里斯，力大无穷的麦克·哈里斯，风度翩翩的麦克·哈里斯，他把海洋和美国同时带到了中国观众的眼前。回忆起来，甚至很难判断哪一方面的信息更占上风。”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1978年当成新时代的真正开端，看成是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分水岭。但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当时（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与过去的关系是一种走出阴影的过程，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今日愿意承认的程度。在各种不同的认识平面上，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知识的、日常的等等认识平面，都可以感受到80年代初的所有动态都与70年代最后那几年的动向息息相关，我们将从70年代最后几年的各种信念和历程中找到电视现象的初步迹象。

作为重返理性的最佳途径，科学在当时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科学都是最讲理性的，与刚刚过去的非理性的十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学热的形成几乎是历史必然。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科学是他们所能盼望的改革的理想工具，引导社会潮流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是重建中国生活的机会，他们以科学之名，鼓吹道德、文化及社会变革，同时又是真的相信这样的变革在眼前就可以实现，虽然，未来（1978年才诞生的真正的未来）仍然是未知的和难以想象的。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一代人记忆史上的里程碑。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著名演讲，他说，我们正在期望一部巨著的诞生。“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科学的春天》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做了热情的预言，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孩子们，都能背诵辞章里那华美的文字：“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1978年还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历时大半年，最终是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科学作为最有实践价值和探索精神的行为，备受百姓推崇。一场延续数年的科学热、科幻作品热，成为这个年代里最让人兴奋的事件之一。

正是在1980年，科学热被一个事件推向了高潮。这年6月，彭加木在罗布泊科考时失踪。新闻媒体不断报道关于考察队饮用水发生困难，彭加木独自去找水：彭加木失踪，经过大规模寻找，出动了众多解放军进行拉网式地搜查，并动用直升机来寻找，但都未能找到他。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非常严酷，在干湖床周围，地形也非常单调，或是雅丹地形，或是沙丘。这种地形，由于缺少可以作为地表标的形体，非常容易使人迷失方向。彭加木失踪事件是80年代激情的阴影，直到后来，罗布泊还在上演着类似的故事，延伸着某些争论。

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科学探险成为深入百姓生活的一种浪漫想象，有很多人跃跃欲试，甚至直接踏上了探险之途。那时候最诱人的探险目标是寻找神农架野人，各地都有人自费前往，而且都是以科学的名义。《大西洋底来的人》是这股潮流的受益者。它为被科学热激发的群众带来了一种科学生活的直观画面，提供了一种图像参考系统。

正如郭沫若预言的那样，一部巨著正在诞生。历史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但没有哪个时代，从国家社会到社会风俗，像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样集中了如此繁复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个时期，像这个年月一样，社会形态和人们思想意识迅疾地变化，更像“正在发生的历史”。

曾经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愁云正在散去。这里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解冻。

1979年上海电视台录制了表现张志新烈士事迹的电视单本剧《永不凋谢的红花》，这部剧从平反新闻报道出来到录制完毕，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初次显示了电视“及时传真性”的优势，获得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文革”的梦魇仿佛还是昨天的经历，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位诗人写道：这个女性的大苦大难，促成了一个民族的大彻大悟。历史在扭曲之后，渐渐回复到比较正常的形态。普通人的生活形态也日趋丰富而多姿。

关于80年代初的国运变化，用当时的主流话语来概括是：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改革开放正式起步。恢复时期的中国电视剧铭刻了这一段历史的痕迹。当年播出的单本剧《神圣的使命》，正好应和了拨正历史航向的呼声。

《神圣的使命》改编自这个时代的畅销小说《刑警队长》，这一类包着侦探小说外壳的“准伤痕文学”，主旨不外乎大义凛然的政治讨伐，“文革”既得利益者纠结成为一个西西里式的黑帮，而主人公的命运，则类似于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他在怪诞的气氛中办案，逼近真相的过程，就是揭破政治新贵阴谋的过程，并展现政治迫害给国人带来的创伤。

曾经有电影和电视剧两个版本的《神圣的使命》。实事求是地讲，同名电影的影响更强于电视剧。原因非常简单，这个年代是电影繁荣的年代。但即便如此，电视剧仍然显示出了其特有的个性。P2-4

电视往事是我们共同的往事（序言）

隐藏在这本书之后的，是一个大工程。本书作者作为北京电视台大型专题片《电视往事》的撰稿人，参加了这样一个“想象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包括30年来中国电视剧振兴历史的几乎主要参与者和众多的见证人）的工作，按照作者的话说，这是对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了一番“编织”，将长达50年的记忆搜寻、回笼、整合，形成了这样一个文本，再借助于电视的工具和电视传播的平台，进行了一番影像的还原。我欣慰地看到，电视片的诉求达到了目的，取得了预期的收视效果。这部作品不仅在北京电视台，而且在全国众多电视台播出，获得了热烈的反响。电视片的影响甚至散播到台湾，赖声川先生辗转索求此片，如愿。我想，众多方家所关注的，倒不是工程本身的浩大，而是我们所忠实反映的能量巨变的过程，作为当代中国人精神演化历史的真相之一部，本身就具有惊人的神奇性，也是中国文化未来之路的鉴照。

电视往事是我们共同的往事，电视的历史本身就蕴含着影响中国百姓生活进步、价值观嬗变的文化线索。

作为一个电视人，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将这个专业内的历史同大众的生活记忆融会，这样去反映其本质，展现“小屏幕与大社会”的互动，才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示范。在我看来，电视记忆与“人民记忆”实现嫁接，才契合事物的本质。

在电视片的策划阶段，我和本书作者宋强接触的时候，发现他对电视文化的理解也令人惊奇，他没有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疏离电视，而是尽可能深入到电视文化内部去把握媒介的本质，他的态度表明他没有以先入之见对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魅力进行贬低，而是把电视当成了理解当代文化的有效工具。

因此，我们欣然认同了作品对电视往事的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解说。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往事，共同的情感征程。

我非常赞同“往事”的叙事路径，对广大读者而言，也更愿意将电视往事理解为平民百姓的往事。这是一部电视发展史和传播史的记载和情感回忆，但又不是一部拘泥于专业范畴的“业内历史”。作品的最大看点在于，它纳入许多鲜活的感性的材料，也就是几代人情感体验的元素。通过这样一次回溯，讲述30多年直至50年间中国人的精神旅程。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电视在本质上是一件时间工具，它的核心价值是岁月，岁月不是那个单独个人的私生活流程，而是群体生活的容器，我认为，岁月回顾也许没有历史精确，但绝对比历史感人。所以，当我们跟随“往事”脉络去重新经历那些画廊、那些戏文，仿佛经历了许多历史时期、城市年代和心灵状态。而所有这些景观最终又回归到一个源头，一个独特的不太可能重来的日常生活场域，一些几乎被我们忘却的共同情感得到唤醒，并步调一致地重新回来。因此，在这本书中，电视往事其实是人与岁月的故事。

读者们将注意到，这些曾经被电视回放的往事现在转过身来回放电视时，很多并不久远的故事和情节都具有了梦一般的性质。每当一个个体在梳理这些往事时，某些动人的时刻“昨日重来”，就像片中的那种形式，主持人仿佛处于讲述一个普通传奇的说书人的位置，连我在回头再看作品时，忍不住想要跟随“在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一个修辞学开篇兴奋一番。

原因很简单，电视往事是我们共同的往事。

然而，电视对于中国百姓来说，确实并不久远，很多东西讲出来，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如同刚刚发生。严格地说，《电视往事》涉及的还不是纯粹的大众文化史，有更加广泛的领域要探索，这部作品试图巧妙地证明电视文化与当代社会思潮和生活发展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很显然，这里并没有把历史简单地看成是电视作品的背景。相反，对电视作品的选择性点击，主要建立在作者对将近30年以来的经济和社会事件所引起的重大历史动态的观察之上，它要以讲述往事的方式来强调电视与百姓生活、电视与当代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

本书对电视作品的点评及其对当代问题的评论是有着一定个性的，但没有把具体的人和事当成批评的靶子，而是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客观。作者力求做到的仅仅是要求自己尽可能一语道破关键所在，因此，评述一点都不繁琐，也不含混。很多文笔优美的变奏都是从这个基本旋律中产生的。

电视往事是中国百姓的梦幻时间。人们完全沉入影像的迷宫中，肯定已经发现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里其实遍布着日常生活的生动密码，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其中最迷人的那些片段挑选出来，擦去岁月的尘灰，揭示出它们与百姓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把它们按年代顺序排列整齐，完成一部简明的大众文化生成史。

编年体的《电视往事》就是这样一部充满情感共振性的“视觉简史”。

（作者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裁、北京电视台副总编、专题片《电视往事》总制作人）

随着电视追忆往事（后记）

这是一个有关记忆和影像的故事。

这里讲述的是中国电视剧历史的逝水流年。

剧中摇曳的影姿，将引领我们重温逝去的年代。

以及那些正在被淡忘的如烟往事。

这是《电视往事》的开篇语，我觉得它是一个能触动人们的怀旧情绪而又充满意境的导语。我们说中国电视或者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其实就是说中国人的心灵成长史，特别是我们开始叙述的198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随着生活的不断富足，电视——这个昔日象征高档物质生活的“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从那时起，很多人开始通过电视这个窗口获取信息，洞悉世界，享受娱乐。这种相伴相生的亲近感，是其他载体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电视往事》是一部记载中国电视发展史和传播史影像的作品，但又不是一部拘泥于专业范畴的资料片。主创人员尽量地纳入许多鲜活的感性的材料，灌注几代人的情感体验，还原给人们一个生动的历史。其实，中国电视的发展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播放日本连续剧《血疑》时插播广告，引起观众的愤怒讨伐，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社会事件，也成为电视业走向市场的发端。所有这些从今天看起来属于逸闻趣事的“电视往事”，其间包纳了丰富的时代信息。

单从回顾电视剧的角度而言，《电视往事》是大众的，因为中国观众对这一艺术门类有着独特的偏好。但是我们除了回忆电视剧之外，还设立了另外一条社会历史变迁的主线，那么这种政论色彩应该是小众的。当把二者结合起来陈述的时候，它的大众性多少会打点折扣，从而带上了某种小众特点。所以预估收视率的时候，我是把这个专题片划入小众节目的。《电视往事》不像电视剧，它的故事性不强，很难像电视剧那样设置悬念，勾着观众一集一集地往下看。但是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收视率很好，最高达到4.2%，平均收视也超过去年同期北京卫视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比以往播出的电视剧收视率还要高。所以，这个收视结果还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回顾《电视往事》的创作，有几个值得特别记录的片段。

一个有爆发力的创意

在2008年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电视暨中国电视剧诞生五十周年三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里，说说电视剧这个话题应该是一个很巧妙的创意。创意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两点要求：一是要触动人们怀旧的心理：二是不离开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从近几十年的发展经历来看，我们可以将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看成是中国人的心灵成长史。每个人都有过去，每个人都有记忆，但是我们每个人对过往的记忆不是虚无的，在那个电视迅速普及的年代，电视中的影像就是承载我们记忆的最好的载体，一部剧，一个画面都可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那些沉睡的往事。

而且，我们个人的成长，和中国电视剧的丁点进步，又都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与社会历史的变迁相关。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主题，通过电视剧这样一个最大众化、最娱乐化、最生动的载体表达出来，很容易激发人们的认同，从而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每位创作者都想通过节目传递一种理念或者思想，但是搞不好又会成为一种令人反感的说教。如果说《电视往事》得到了一些人的喜爱，我觉得是得益于找到了电视剧这样一种最直观，最大众化，也是最生动的载体。每个人都有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只要看到当年热播的剧目，就会自然地产生无尽的联想。

通过一次特殊的影像回溯讲述50年间中国人的精神旅程，这正是回忆电视往事的初衷。

一个平实却很生动的脚本

大家都知道，造就一部好的电视作品，首先是要有一个好的脚本。本书的作者宋强，既是一个电视迷，又是一个对时政信息非常了解的人，所以写这种二合一色彩的文稿，是他的长项。有人说《电视往事》的解说词平实不失深刻，华彩不失隽永，很给劲，其实，就是因为发挥了作者潜在的优势。他撰写的《人们记忆五十年》虽然陈述的是中国五十年历史发展的宏大主题，但是每年的开篇都是从一个民间记忆的小点展开的，从而使得这些宏大的主题具备了很强的吸附力。

宋强除了有着很强的叙事能力外，还有着常人不具备的记忆力，比如在1990年的叙述中有一段《流氓大亨》与《义不容情》的片段对比：“回头再看这部电视剧，也难怪当年的观众将它认定为《义不容情》的姊妹片。两部剧都选择了两兄弟作为正反两大主角，在情节和故事人物设置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主人公都是通过和大老板女儿的结合，来实现某种目标，都是不情愿地亲手送自己的亲生弟弟‘上路’，而最后又都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

当我们拿到这样一集文稿时，脑子里马上就会产生清晰的画面感，做起来当然也就得心应手了，这都得益于他的记忆给我们带来的提示。

一个厚重又有说服力的主持

对于请王刚担任主持，我们当时有几点考虑，一是叙述几十年的世事变迁，应该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因为只有知晓当时的社会状况，才能理解我们想要传递的思想。二是电视剧的圈内人，这样的陈述者对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知根知底，有公信力，令人信服。三是具备主持兼配音的较好条件和技巧，这能给节目带来一些新意。四是具备大众缘，但又不流俗。

我觉得《电视往事》与王刚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一方面王刚有生活阅历，有书卷气，懂得表演又有着天生厚重的好嗓音。这些气质非常符合节目的定位和所传递的思想。另一方面王刚也因为《电视往事》这个平台，集中展示了他的这种气质。我个人认为这是王刚主持过的最出色的节目，对此他也表示认同。

一群有分量的嘉宾

这次有近百位演员、导演、编剧、学者接受了电视往事的采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中国文艺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我说他们是一群好嘉宾，不仅是说演技好，还有艺德好，所以这种访谈应该是权威的。

其实，电视剧的发展史更是电视创作者的个人成长史，比如出现在我们专题中的演员，几乎囊括了现在活跃在中国影视界的一线明星，虽然有的现在已经是大腕儿了，但是在早期的演艺界，他们也是一个个小蝌蚪。为什么我们热衷问他们当时得到第一个奖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想让观众了解他们成长的心路历程，也是让大家了解中国电视剧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电视剧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观众如此，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更是如此。

凯丽因为出演《渴望》而成名，也因为塑造了善良的刘慧芳，而对自己有了更高的道德期许。《渴望》最火的时候，许多观众都把凯丽当成了好心人，甚至当成了救世主。每每有观众的来信，或者面对观众的倾诉，凯丽总是尽其所能，能帮什么忙就帮什么忙。用她的话说，刘慧芳是好人，演完这个角色，她觉得她也应该成为一个好人，不一定完美，但要尽可能完美。在采访的过程中你能感觉到，她总是在替对方着想，而较少考虑自己。

像大导演王扶林，四大名著他就导演了《红楼梦》、《三国演义》两部大戏，但他也不是天生的大导演，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时央视决定让他执导《红楼梦》的时候，他跟那些红学家开策划会讨论问题也插不上话，他自己形容当时光是大丫头、小丫头、贴身丫头他都分不清楚。由于压力巨大，他不得不要求离开电视节目一年，深造一年，读一年书，恶补红楼知识，这才算完成了这个重任。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文艺工作者严谨认真的态度，同时也说明一部作品对当事人的历练和升华。

在观众面前，陈道明是自信的，但是他却在接《围城》中的方鸿渐和《北洋水师》的邓世昌时再三推辞，不是他虚伪，而是内心真的对钱老的旷世名著和李默然老师塑造的角色有一种敬畏感。敬畏是一种自知之明，也是一种虚怀若谷，大家都知道钱钟书对《围城》改编成的电视剧很欣赏，为此他还特意给陈道明写过一封信，内容应该是溢美之词。但是陈道明至今没有向世人展露他的收藏，或许这正是陈道明成为表演大家的原因吧。

陈道明自从1996年就《康熙大帝》接受央视的采访后就没有再接受过媒体采访，一直跟娱乐圈保持着距离。这次他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说明他对《电视往事》节目定位的一种认同。他认为我们的专题值得一说。

其实，所有的嘉宾能痛快地接受我们的邀约，都是基于对BTV的信任，和对《电视往事》节目定位的肯定。

一个传递丰富信息的平台

《电视往事》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里不仅有曾经让我们动容的电视剧作品，有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背景，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有影响我们生活的点滴变化，还有那些只要经历过就会永世不忘的人生历程。故事本身就很精彩，所以稍微用心就会做得很生动。《电视往事》所传递的信息正是这种生动的丰富体现。

比如邓林在回忆邓小平时，就说到她父亲曾经看过《今夜有暴风雪》，看后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对邓林说，党和国家为安排知青想了很多办法，一定要给他们出路。这个情节集中体现了中央领导对人民的一种关怀。

对于为什么没有新的作品能够超越《我爱我家》，英达说，严格地讲《我爱我家》是梁左作品，因为他的去世，所以没有做出更好的作品。这种追忆体现出一种对友人的怀念。

所以我们说《电视往事》成了一个回忆过往，寄托情思，抒发心意，总结历史的很好的平台。

怀旧是一种力量，怀旧也是新的文化消费的经济增长点，本片尽最大可能调动这种潜能。电视更重要的功效是活色生香的国民教育和精神愉悦，启蒙意义之巨大超出人们的预想。中国电视的“时间简史”焕发着如此巨大的场能，这是全世界都艳羡的。宋强的这种观点我非常赞成，事实也的确如此。

《电视往事》是对时间的梳理，同时是“抢救”。电视复兴时期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大多都是单本剧或者较小篇幅的连续剧。资料搜寻的难度超乎预料，但编导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显示出畏难或者临时随意变通。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工程，就像当年一部剧的片名“寻找回来的世界”——《电视往事》的文献意义也在此。

（《电视往事》总编导、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