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以其奇峰官林、深泉幽谷为佛、道、基督三教提供了传道布法、修身养性的天堂乐土。三教则在宏扬教义、广收徒众的过程中，使庐山更加声振遐迩。教以山传，山以教显，山教结合，相得益彰。

《宗教与庐山》一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以人物与寺观相结合的手法，描述三教在庐山扎根、发展的详尽而又生动的过程，从而使宗教与庐山的关系，得以具体而细微的阐发和剖析，这不仅丰富了庐山的历史，也为三教历史的一个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

庐山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山。白居易说，“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正由于它的秀丽风光，而使它成为游览的胜地，憩息的仙境，穷年累月，逐渐地发展为一座文化名山、教育名山、宗教名山和政治名山。一座山，在历史上从多方面作出贡献、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在中国来说，庐山是突出的，甚至是独特的，是其他名山难以比拟的。

宗教，只是庐山伟大业绩的一个组成部分。庐山的道教，起于三国时的董奉、南朝的陆修静，佛教起于东晋的慧永、慧远、达摩多罗，基督教则起于清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美国传教士海格思、俄国牧师尼娑，法国传教士樊体爱。在中世纪，庐山的佛寺道观，最多时达三百六十一处。其中，东林寺、归宗寺、简寂观、栖贤寺、圆通寺、秀峰寺等处和尚、道士多则数千，少则数百，殿阁楼宇，壮丽巍峨，也有二三僧道倚崖炼丹，借洞修行的简陋寺庵，以致“山游不见发人”，“庐山到处是浮图”。庐山成为佛道两家的极乐世界。而且佛寺、佛徒比道观、道士为多。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庐山寺观锐减至一百余座。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稍有恢复。道光咸丰之际，太平军对寺观、书院一概扫荡，及至光绪年间，庐山仅剩下寺庙数十座。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的炮火，又给剩余的寺庙以毁灭性打击。60年代后期，红卫兵的拳头，几乎砸烂了劫后余生的几座佛道寺观和天主教堂。

前言

佛风浩荡 白莲盛开

　——庐山佛教文化面面观

清散之风 荒野之趣

　——慧永与西林寺

于僧最高 于山最古

　——慧远·东林·净土宗

山南古刹 西域高僧

　——右军·耶舍·归宗寺

标揭新理 销影岩岫

　——竺道生与庐山

读书开先 秀润东南

　——从开先寺到秀峰寺

花开山寺 咏留诗人

　——沧桑话大林

寻幽古寺 昔贤栖此

　——禅宗法系栖贤寺

明心教人 远播灵山

　——道一与庐山

林下遗贤 名重天下

　——圆通寺僧与名士的交游

李氏山房 白石古庵

　——李常与白石庵

金色世界 咏真洞天

　——明代皇室与庐山佛教（一）

丹嶂初地 黄龙旧闻

　——明代皇室与庐山佛教（二）

稳坐匡庐 专修净业

　——德清与法云寺

缚庐吊影 流芳余泽

　——仁敬·华严·千佛寺

万本青杉 巍然丛席

　——万木丛中万杉青

莲邦海域 辉煌禅灯

 ——普超与海会寺

音容式冯 塔相庄严

 ——诺那与诺那塔

云雾诡谲 茶香馨人

 ——山僧与云雾茶

道影瞳瞳 九天银河

 ——庐山道教文化漫谈

靖明真人 神仙之庐

 ——匡庐与庐山

杏林深处 别有洞天

 ——董仙昔日家何处

丹元真人 道之高土

 ——陆修静·太虚观·筒寂观

洞天玉液 佛手仙人

 ——吕洞宾与仙人洞

五岳寻仙 屏风幽隐

 ——李白庐山求仙记

琅庭珍馆 清风送爽

 ——刘混成与白鹤观

道秘重冥 神幽福庭

 ——道教第八洞天

往来庐山 挥洒文墨

 ——白玉蟾与庐山

清虚无为 道流咸集

 ——皇甫坦与宋室的交往

遐迩行行 德音秩秩

 ——石和阳与木瓜洞

乡村城市 清凉胜地

 ——西方传教士与庐山

西学东渐 中外合糅

 ——西方文化与近代庐山

明代有一文人名叫张率，他曾游历庐山，将对庐山的印象浓缩在一首诗中：“庐山到处是浮图，若问凡家半个无。只因渊明曾好酒，至今有鸟号提壶。”在张率的眼中，庐山是僧人的净土、佛教的世界，他只不过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展现庐山活跃而繁盛的佛教图景。寓佛理、佛事于诗歌之中，只是庐山佛教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一个方面内容而已。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庐山的佛教，衍生、演化出了蔚然大观、异彩纷呈的文化。

一

庐山是一座诗国文山，历代有一千五百多位文化名人留下了近万首(篇)诗文，这其中大多都与庐山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来自于庐山高僧大德辈出、名寺大院林立、各佛教宗派并存、禅学佛理丰富。发达繁盛的佛教使来到庐山的文人雅士们自然不自然地笼罩在佛光禅影之中，置身于香火妙音之中，从而留下大量的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诗文佳作。从谢灵运的《万佛影颂》到白居易的《游大林寺诗并序》，从黄庭坚的《开先禅院修造记》到苏辙的《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从崔黯的《复东林寺文》到王守仁的《夜宿天池寺》，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传诵千古的美文佳品。在东林寺里，白居易题诗寺廊：“东林寺里西廊下，片石镌题数首诗。言句怪来还校别，看名知是老汤诗。”寥寥数语，勾勒出了东林寺里诗文数量之丰、佳作之多。

庐山大量的山水诗文与佛理禅机有着不解之缘。在看似任意描绘庐山山水美景的背后时时闪现出妙理禅味，形成了一首首、一篇篇韵味十足、哲理深邃的禅诗佛文，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轼的《题西林壁》。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贬所改迁汝州团练，因游庐山。深感庐山奇胜不可胜记而懒得作诗，“独择其尤佳者作二首”，但一直觉得庐山真谛还未悟到，“庐山真面目”的谜底还未揭开，直到与东林寺长老常总同游西林寺，仍是一头雾水，理不清道不明，只得遗憾地留写了对庐山总结性的题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既是诗人才华的凝练，更是佛理光华的闪现。诗中峰是岭的化身，岭是峰的模型，两者莫辨难识，千变万幻；诗中人隐身于山，山融含了人，两者捉摸不透，虚无缥缈。其实这是诗人未参禅时的心灵写照，看不清哪个是峰，哪个是岭，辨不明哪个是山，哪个是人，满脸的茫然，一心的浮躁，有心向佛却未悟到参透。无独有偶，若干年后苏东坡又赋诗赠东林常总：“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四万八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这时的苏东坡潜心修禅，豁然开悟，已参透佛理，看破庐山。在他看来，溪声和山色不再真实，不再具象，而是广长舌与清净身，一片空灵与澄明，满眼是空，一心是色，不为物累，不为心烦，真正与庐山融汇一体，心神相契了。

佛教与文学相通，僧侣与文人相契。佛教需要一个静谧空寂的息心之地，文人渴求在自然佳趣中寻找心灵空间，两者可谓殊途同归，相契相合。江南西道观察使韦丹与东林寺僧灵彻为“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刘禹锡与景元法师多有交往，并有酬唱诗作传世；熙怡大师常与颜真卿、赵憬、卢群为“参禅之侣”；上恒大师与姜公辅、颜真卿、杨凭、韦丹四人友善，往来密切；白居易在庐山遗爱寺建院隐居，整日与寺内四位禅师交游，品茶论道，乐而忘返；圆通寺僧居讷、慎长老与欧阳修、苏辙惺惺相惜，谈禅唱和；李常少年读书白石庵，长期与庐山僧人保持密切交往，时有诗文相遗；黄庭坚对庐山高僧真净克文“极为推重”，关系深厚，题写了不少诗文佳作。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为方外之交，为参禅之侣，人则谈禅论佛，出则诗文酬酢，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慧远有文集十二卷，慧净有诗文集四十卷，悟彻著有《闲本诗草》，心壁写有《漱玉亭诗集》等，他们共同写就了庐山佛教文学的精彩华章。慧远与谢灵运的神交更是庐山文坛的一段佳话，在庐山佛教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慧远禅学高深，才识过人。他不仅开创了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化的新局面，而且是以诗歌和散文为艺术载体讴歌庐山的第一人，《游庐山》成为“庐山有题咏之始”，《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开创了中国山水散文之先河。而以美文著称的谢灵运对东林寺和慧远心驰神往，仰慕已久。他于义熙七年、义熙八年间(公元411—412年)两临庐山，与慧远交往甚多，交情深厚，曾为慧远作《佛影铭序》，并写了《慧远法师诔》。慧远的佛学思想和将山水视为神灵的山水诗观点对谢灵运产生了很深影响，并在《登庐山绝顶望诸峤》、《人彭蠡湖口》等诗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挥，体现了他对自然山水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空明灵动的意境，开辟了山水文学的崭新前程，从而奠定了他在山水诗中的独立地位，庐山因此成为山水诗的策源地，山水文学的摇篮和山水文化的重要载体。

同样的，在音韵训诂、语录体、文学理论、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庐山佛教的贡献与影响突出而明显。清代高僧无可所著《通雅》一书，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有深入研究，为世人所推崇。南朝僧人僧睿专著《十四音训》对我国音韵学有深刻阐释和丰富发展，谢灵运“尝以经中字音，求证于睿”，这实际上给庐山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在庐山翻译出来的并广泛流行的《法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等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可供研读。而流传于山的大量神话传说大多与佛教有着紧密联系，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刻有佛教的烙印，如“虎溪三笑”、“神运殿”、“聪明泉”、“天池寺”、“浔阳三隐”、“白莲社”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P1-4

庐山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山。白居易说，“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正由于它的秀丽风光，而使它成为游览的胜地，憩息的仙境，穷年累月，逐渐地发展为一座文化名山、教育名山、宗教名山和政治名山。一座山，在历史上从多方面作出贡献、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在中国来说，庐山是突出的，甚至是独特的，是其他名山难以比拟的。

宗教，只是庐山伟大业绩的一个组成部分。庐山的道教，起于三国时的董奉、南朝的陆修静，佛教起于东晋的慧永、慧远、达摩多罗，基督教则起于清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美国传教士海格思、俄国牧师尼娑，法国传教士樊体爱。在中世纪，庐山的佛寺道观，最多时达三百六十一处。其中，东林寺、归宗寺、简寂观、栖贤寺、圆通寺、秀峰寺等处和尚、道士多则数千，少则数百，殿阁楼宇，壮丽巍峨，也有二三僧道倚崖炼丹，借洞修行的简陋寺庵，以致“山游不见发人”，“庐山到处是浮图”。庐山成为佛道两家的极乐世界。而且佛寺、佛徒比道观、道士为多。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庐山寺观锐减至一百余座。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稍有恢复。道光咸丰之际，太平军对寺观、书院一概扫荡，及至光绪年间，庐山仅剩下寺庙数十座。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的炮火，又给剩余的寺庙以毁灭性打击。60年代后期，红卫兵的拳头，几乎砸烂了劫后余生的几座佛道寺观和天主教堂。

董奉以医传道，杏林之名，声披华夏。陆修静编纂道藏，使庐山成为全国最大的道藏宝地。慧远创净土宗，为佛教一派领袖，并远播东瀛。马祖传法禅宗，使庐山成为禅宗的重要佛场。许多高僧长老与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轼、李常、朱熹等往来酬唱，优游山林，留下许多佳话、诗章。如白居易就将他的诗集藏于东林寺，希望垂之永远。庐山在中国道教、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至于基督教在庐山修建的教堂，多供外国人和达官贵人礼拜之用，较之一般教堂更为高贵与显赫。

庐山以其奇峰密林、深泉幽谷为佛、道、基督三教提供了传道布法、修身养性的天堂乐土。三教则在宏扬教义、广收徒众的过程中，使庐山更加声播遐迩。教以山传，山以教显，山教结合，相得益彰。

张国宏同志攻研史学专业，青年有为。他生在庐山，长在庐山，对庐山有深厚感情。由他来研究庐山，具有天时地利之便。《宗教与庐山》一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以人物与寺观相结合的手法，描述三教在庐山扎根、发展的详尽而又生动的过程，从而使宗教与庐山的关系，得以具体而细微的阐发和剖析，这不仅丰富了庐山的历史，也为三教历史的一个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作者的文笔流畅，阐释深刻，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我虽对庐山历史略有了解，但在拜读样稿之后，顿感耳目一新，获益不少。大胆向读者推荐，想来不致于冒昧吧！

周銮书

1992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