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行，此行途中一系列高屋建瓴、破疑解难的重要谈话，给走到了关键点的中国改革以强大的推力。他的此番决断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本书作者以新华社资深记者的身份亲历了这段历史，事后，又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再现了邓小平南行的全过程和诸多细节，追溯了改革开放历史脉络中的重要节点及其台前幕后，对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作了全景的展示和权威的记录。

该书为新华出版社“新中国60周年丛书”的一种，该套丛书还包括《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苏联专家在中国》《喋血湘江》等。

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行，这次事先没有张扬的南行，正如一首歌所唱：“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一路走来，观察市容，走访企业，接见当地领导，发表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破疑解难的重要谈话，从而给走到了关键点的中国改革以强大的推力。他的此番决断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本书作者以新华社资深记者的身份亲历了这段历史，事后，又对有关当事人和亲历者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以其恢宏而细腻的笔触，再现了邓小平南行的全过程和诸多细节，追溯了改革开放历史脉络中的重要节点及其台前幕后，对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作了全景的展示和权威的记录。

序：只待春雷一声响／权延赤

前言：那是毛泽东，那是邓小平

第一章：插柳不叫春知道

第二章：阵云遇风，往而却回

第三章：黑虎铜锤，一锤定音

第四章：八段若愚，九段藏拙

第五章：将军赶路，莫追小兔

第六章：孔子只弹一支曲

第七章：珠江不是一条江

第八章：远来近悦，富比穷好

第九章：真龙藏不住

第十章：北方下雪，南方落雨

尾 声：礼花还在天空

备忘录一：访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

备忘录二：访广州军区原司令朱敦法上将

备忘录三：访新华社广东分社原副社长、高级记者牛正武

备忘录四：访中共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陈开枝

备忘录五：访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华

再版后记：伟人是一个天生的孩子

第一章：插柳不叫春知道

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

莫怪销炎热，能生大地风。

——[唐代]王维

1992年1月17日，中国农历是辛未羊年腊月十三。

腊月又称季冬、淙月、嘉平月、丑月、冰月、残冬。腊月里有五个重要的日子：腊八节；腊月二十三，官方送灶王爷上天日；腊月二十四，民间送灶王爷上天日；腊月二十五，接玉皇大帝回宫；除夕日，封井祭井神，贴春联迎财神。腊月是人间和神界迎来送往最繁忙的月份。礼多人不怪，礼多神也不怪。

旧时，北方人家家供奉灶君，每年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上天胡说。七天以后，年三十晚上，却又恭敬地请回灶君。

一个叫张琦的人调侃地写道：灶君是北方人又爱又恨又甩不开的神仙，只好年年耍弄他一次，再请回来准备第二年接着耍他。这也是幽默，是对神的幽默，自然也是对生活中无可奈何的权势的一种讥讽，倒不全是迷信。把腊月二十三定为“愚神节”挺不错，比“愚人节”要超脱、无害，幽默得多。在这一天，让所有受神们压抑的凡人都尽情地揶揄神仙，表现出自己的才智，多有意思。让那些想当活神仙的人，看了也心悸。

人间也是如此繁忙。

白云机场、虹桥机场、首都机场、贡嘎机场、双流机场，中国所有的机场起落架次增多。

广州站、上海站、南昌站、南宁站、长沙站，中国所有的站台都站满了人，车厢里都挤满了人。送站、接站；大包、小包；拎箱的，拉行李的；打工的，经商的，做官的，读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回家过年！腊月，是中国人临近春节流动的高峰月。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这个月份，天上、地下、陆地、水上，至少有两亿人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在流动。

腊月搂着正月，辛未年牵着壬申年，羊年的肥尾巴扫着猴年的小脑袋。过年的气氛像雾、像雨、像风、像空气和阳光弥漫在中国大地。年味的浓度乡村比城市浓，小城镇比繁华大都市浓。杀猪宰羊，腌菜熏肉，买鞭放炮，过年了，过大年了，送走羊年迎猴年了。

中国人过年的节日意识之浓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除夕夜晚全家团聚的“年夜饭”称为“团圆饭”，全家人围坐圆饭桌，一盘圆火锅，鱼圆，肉圆，取意“三圆”。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古籍中说的“载圆覆方”，指天为圆，地为方。《易经》说“圆而神”，崇“圆”也就是敬天。历代帝王也被封为“真命天子”，于是“圆、天、神、帝”成为一体。由于长期崇“圆”的民族心理，民间就将“圆”与敬天、吉祥、万事如意画了等号。

北京。入冬后落下的第一场雪刚刚融化，天空似乎还弥漫着雪花的碎影。国槐、小叶杨、梧桐、柳树都裸露出光秃秃的枝权，行人都裹上了厚厚的皮衣、棉衣。落在古香古色红墙金瓦上的雪已无影无踪，落在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和地坛的雪也早被寒风和冬阳驱走，只有背阳处旮旯儿里的残雪还在诉说着冬的淫威。雪下得快，也融得快。腊月的北京，就在雪落雪融、半阴不晴、似有喧哗又无声响中静候着春的来临。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

从景山后街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一溜儿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驶出，经过天安门，驰过北京饭店，驰过王府井，在警察的注目礼中，一路绿灯，驰进北京站。

北京火车站，中国第一站。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最重要枢纽，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而在东侧的一个月台上稍显冷清，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警车开道，两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依次停下。小平夫人卓琳，坐着轮椅的邓朴方，胖胖的邓林，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邓家的大秀才邓榕，小儿子邓质方及女婿、儿媳、孙子、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一行十余人，踏进了专列。

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

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

又一列火车驰进轨道，站台上重新是人声鼎沸，喧闹四起。

驰出北京站的这趟列车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办和铁道部部长，没有人知道开往哪里。

按照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担任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人，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正常退休后，依然可以享受此种规格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安全保卫待遇。

所谓专列，就是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时的专用列车。中央主要领导出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可分为专车、专列、专机。

建国初期，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乘坐的专车多是苏联造的“吉斯115”高级轿车。

毛泽东坐的是一辆黑色的防弹“吉斯”。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坐过这辆车，回国后，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泽东。1971年9月毛泽东南行时，洞悉林彪政变阴谋，他返抵北京丰台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住所。

20世纪50年代，部长级的领导人多坐苏联造的“吉姆”，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专车即是1952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的“吉姆”。唯有外交部长陈毅坐的是德国“奔驰”轿车，但他没坐多久，便送给了长春一汽，为生产“大红旗”轿车做了样本。

1958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这种车身长近6米，设三排座，人称“大红旗”。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是正式乘坐“大红旗”的第一人。1966年，首批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

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种防弹“大红旗”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为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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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待春雷一声响

权延赤

见过大蟒蛇拉尿的是广东人，听过皇上打喷嚏的是北京人。有道是“南方生孩子，北方争名字”，虽然偏颇，也不无一定道理。

翻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无论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都躲不过北京和广东两地。起家，点火；拔旗，竖旗；发迹，沉沦；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到了1978年，两地越来越多地同一个伟大的名字关联到一起，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2004年春节，多年的老朋友田炳信对我说，他要写一本“邓小平南行的见证者、思考者的口述实录”。我说好呀，你是当事记者，理当为后人留下一份见证，见证这位伟人在关键时刻是怎样力挽狂澜，改变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数月后，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决断――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便放到了我的案头。即时读来，随着专列车轮敲击钢轨的铿锵声，我仿佛又听到了那位伟人截断钢筋一般干脆的声音：“我的讲话可能有点用，但我的作用就是不动摇。”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此前中国国内也爆发了那场政治风波；于是，蛰伏多年的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开始滥觞。邓小平南行11天，便扭转潮头，实现了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目的；其伟大的风采、胆识和魄力俱现本书中。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因为深圳是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因为广东人“只管生孩子，不去争名字”；因为广东人10年来的实践符合邓小平的理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邓小平理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色表述：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1991年“左”派们大争姓“资”姓“社”，邓小平一言以蔽之：不争论，是为争取时间干。“南方出效益，北方出经验；南方生孩子，北方争名字”，小平只看“效益”和“孩子”。

在武汉，邓小平讲：“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这本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不争论”，点到为止，剩下的就靠悟性。可惜北方没搞明白，大下文件要减文山会海，邓小平只有叹气：“是用形式主义去对付形式主义。”

在上海，朱镕基听懂了，羊年发四论，表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一进广东，邓小平开门见山：“办特区，我是倡议者，能不能成功，我要看一看。”本书便跟随邓小平的脚步在岭南走了一圈，看过之后，我们不能不承认田炳信的感受有些道理：北京人英明，上海人精明，广东人实在是高明。

读罢本书，掩卷静思，不但对一代伟人邓小平有了更深更广的了解，而且脑海里鲜活起一群“只生孩子不争名”的广东领导干部。应该说，炳信这本书思维开阔，角度独特，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大凡写伟人纪实，最忌小鼻子小眼小聪明，一定要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写出大视角、大舞台、大气魄、大造化方为上品。炳信写诗出身，从事新闻政治报道13年，厚积薄发，短短时间内通过深入采访写出这部有分量的作品，当非偶然。相信读者看过此书，都会有所受益。

伟人是一个天生的孩子

北方有一种树叫坟树。坟树可以是一棵，可以是数棵，总之，形不成一种阵容。松树、柏树、榆树、杨树等很多树种都可充当坟树。那滋育坟树的肥料大多来自埋于地下的人体，是那些圆寂、逝世、走了、去了、没了的普通人。这些散落在平原、山坡、沟壑中的坟树，绝没有从驾崩的皇帝老儿肉身上得到营养。有一哲人说过，人生三大境界，一是被人欺，二是欺人，三是自欺。你想，皇帝是属于第三境界的人，早就进了自欺的阶段，不然，万岁，万寿无疆，这些专用名词生产出来给谁用啊。

在鲁迅的文章里，曾有一句经典的语言，说他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枣树是农家庭院里常栽的一种树，可观赏，可打果。我们在北方的原野上更常见到一行行、一排排的树，这种树由公路养护工起名叫护路树，大多生长在公路边、渠道旁、乡间小土路的两侧。树种和坟树的树种差不多，不过以杨树、柳树做护路树的多一些。在河北、宁夏、山西、内蒙古的中西部，人工开挖的干渠和跑驴跑马的乡间小道上，好像柳树又居多。

树只要不是种在沙漠中、草原里、戈壁滩上，一般第一年浇点水，树就会奇迹般地活过来，越长越高，直到有鸟来筑巢，这树就算是功成名就了。如果再有点什么肥料，那树可就能遮荫蔽日，功德圆满了。

我在陕西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看到几棵由四人拉起手围成一圈才能抱拢的大松树，看到周围是黄尘飞扬、沟壑纵横，你会想这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地人说这树也有年头了。有多少年头，谁也说不清，不过，中间经历了那么多朝代，经历了那么多场兵荒马乱，这大树没被风刮倒，没被雷电击倒，没被没有柴火取暖的难民砍掉，不知它是树神，还是地神。当地人因其久远，尊称这些树为神树。其县志上有记载，每个朝代当时都发了文件，对这些树加以保护，既有专人管理，又有专项资金到位。这些老树能老这么多个朝代，还是沾了葬在这里的黄帝的光。黄帝做了太多太多的大好事、中好事、小好事，这些史书上有记载，不用我多言，死后他又把自己变成一把肥料肥土润树。

泰戈尔说过一句话，伟人是一个天生的孩子，当他死时，他把他伟大的孩提时代给了世界。按照泰戈尔诗意浓浓的视角观察，邓小平也是这样一个天生的孩子。

写到这，扯远了。邓小平是1992年在他近九十高龄的耄耋之年，到中国南部转了一圈，对当时有点湿、冒着青烟的社会氛围吹了几口，浓烟不见了，熊熊的火苗重又发出光，闪出温暖。在那个年代，邓小平有这种神力，能做到此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中，能有此神力的，目前也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

这本书初版于2004年，当时正值邓小平百年诞辰。5年后，新华出版社要再版此书。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广东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他在1992年邓小平南行时是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他用录音机记录了那次南方谈话，用照相机留下了邓小平的音容笑貌，他慷慨地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同时，也要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董宏、处长王均伟，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人民日报》广东分社社长王楚，《羊城晚报》社副总编张洪潮，广东旅游出版社总编辑周梅英女士，他们为此书的再版提供了方便。新华出版社社长卢仲云，副社长王启星、要力石和责任编辑朱思明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2009年5月9日于广州帽峰山凤凰庐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