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重心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取向、社会机构以及社会问题也都将随之发生变化。而且，人口结构重心的突然转变往往会给一个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和剧烈的冲击。我们需要从结构上对养老基金做出变革，让它能够更好地符合我们的经济现实，更好地服务于雇主和雇员，最重要的是，更好地满足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的政治、经济和心理需要。

彼得·德鲁克严谨而专业的“政治学和历史学”功夫在本书中展露无遗，充分体现了其既宏观又微观的罕见功力。通过对美国养老金与养老基金的运作、制度、机制及利弊得失的论述，德鲁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完整的思维模式。虽然德鲁克惯以洞察力直指问题的核心，但同时他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就一个“养老金与养老基金”的管理问题所延伸出来的社会福利与福利社会的迷失、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的可能后果，提出诚恳而正直的忠告。德鲁克指出的人口结构巨变所带来的问题与机会恰恰给我们上了一堂极为珍贵的课程，他以其高度的视野加上对问题的精准把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社会的蓝图。

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那么，美国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养老基金的形式，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唯一的“资本家”了。

强制要求员工必须在规定的年龄退休，这是职场中最严重的年龄歧视！

与保持经济增长相比，更重要的是区分哪些是有益的增长，哪些是有害的增长。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一个社会到底可以接受多高的失业率？

导读 养老金为什么要革命

再版序言

第一章 悄然兴起的革命

 一、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的过程

 二、养老基金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人口结构的巨变

 四、悄然兴起的革命

第二章 养老基金成功实现社会主义化之后的问题

 一、成功之后的危险

 二、人口动态、出生率和抚养比

 三、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带来的经济问题

 四、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带来的政治问题

 五、必需的改革

 六、社会保险的未来

第三章 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条件下的社会机构和社会难题

 一、新的需求

 二、对经济效益的要求

 三、对经济增长进行管理的需要

 四、工作和工人：社会需求

 五、在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条件下，工会还能否继续存在

 六、财产的新含义

 七、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与第三世界

第四章 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所带来的政治教训和政治难题

 一、“主义”的终结

 二、非政府机构行为的影响力

 三、丰裕只是一个神话

 四、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

 五、两种“平等”之争

 六、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哪一个更可取

第五章 美国政治中的新联盟

后记 企业管理

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最为传统也是最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美国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养老基金的形式，美国企业的员工如今已经拥有至少25%的企业股份——已经足以掌握控制权了——而个体经营者、公务员以及学校教师则至少拥有另外10%的企业股份，这样一来，美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拥有超过1/3的企业股份。在未来10年之内，养老基金必然还会继续增加工人阶级的股份，到1985年(也许还会更早)，他们所拥有的企业股份即使达不到60%，至少也会达到50%。10年后，或者说到2000年之前，在整个美国经济当中，他们将拥有超过2/3的企业股份(即普通股)和大约40%的借入资本(国家债券、企业债券和票据等)，而通货膨胀将只会加速这一进程。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巨额的员工养老基金——也就是1000-1300家大型企业以及35个行业(比如大学教师、卡车司机等)的养老基金——几乎已经控制了美国1000多家大型工业企业中的任何一家。这些养老基金不仅控制了销售额远远低于1亿美元的企业(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企业即使不算是小型企业，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中型企业)，而且还控制着非工业领域(即银行业、保险业、零售业、通信业和交通业等)中的50多家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谓的在国家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只要控制了这些企业，就可以轻易地控制其他的企业。

事实上，除了农业之外，美国经济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处于工人阶级(通过他们的投资代理商，即养老基金)的控制之下了。受工人阶级控制的经济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之高史无前例，无论是阿连德(Allende)执政时期的智利、卡斯特罗(Castro)主宰的古巴，还是斯大林主义盛行时期的匈牙利和波兰，其国有化程度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按照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工人阶级是生产资料真正的、唯一的主人。通过自己的养老基金，美国的工人阶级拥有、控制和支配着国家的“投资基金”，因此，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唯一的“资本家”了。如今，“生产资料”——也就是除了农业之外的美国经济——正在为了员工(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运转。企业利润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员工的退休基金，换句话说，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员工的“递延补偿”。“剩余价值”已经不存在了，企业的收入全部变成了“工资基金”。

其他国家也正在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在日本，大企业的第一大开支就是为它们的员工缴纳工作和收入保险。这一做法是“终身雇佣制”在日本经济结构中的体现。如果一个企业只有在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才能解雇它的员工，那么，维持员工工作和收入的稳定必将成为这个企业管理方面的首要任务；该企业的目标和经营业绩的衡量标准将是员工的职业保障，而不是企业的利润。但是，在日本的经济体系当中，并没有实行“员工所有制”的迹象，更不要说让员工或者他们的托管人来拥有和控制国家的“投资基金”了。

现代经济史上的另一个极端例子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工人或者工人代表控制着他们所在的企业，他们不仅可以选举企业的管理人员，还可以对这些管理人员进行评估和监督，必要时他们有权罢免个别的管理人员(尽管他们不能废除管理制度，也不能取消管理职能，甚至不能取消管理岗位)。但是，资本的编制、供应和分配依然由国家完全垄断，工人们并没有发言权。与日本的工人阶级不同，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管理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并不能控制生产资料，而且生产资料的运转也不代表他们的利益。相反，国家攫取了巨额的“资本成本”，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剩余价值”融入了“国家资本主义基金”，而没有变成“工资基金”。在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工人们可以得到奖金。但如果企业效益不佳，他们就会失业，而且，由于企业没有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所以他们的生活将无法得到保障。

  只有在美国，通过养老基金——作为工资收入的一部分——的形式，员工们才同时获得并拥有了相应的企业利润。也只有在美国，通过养老基金的形式，员工们才成为资本的合法主人和合法供应者，同时也成为资本市场上的控制力量。

根据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南斯拉夫的工人虽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是它所实行的却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日本来说，虽然它严格地保障了工人工作的稳定和收入的安全，但它所实行的却是“金融资本主义”，因为日本的银行归私人所有，可以独立经营，并且最终决定资本的分配。从经济结构上看，只有美国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套用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以说：作为“所有价值的来源”，“劳动”得到了“生产过程的全部成果”。

换句话说，虽然美国并没有进行有意识的努力，但是它已经在没有进行国有化改革的前提下使本国的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化”。尽管美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其他人也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如果非要做一番文字游戏的话，我们可以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模式正是从恩格斯到倍倍尔(Bebel)和考茨基(Kautsky)、从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饶勒斯(Jaures)以及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等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在热情宣扬和庄严承诺的。

社会主义在美国安家落户，既不是投票表决的结果，也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更不是革命暴动的果实，它的实现并没有通过“剥夺剥削者的财产”，也没有利用“资本主义的矛盾”所带来的“危机”。相反，它的实现要归功于最不可能成为革命者的人——美国最大的制造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6年前，也就是1950年4月，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向美国汽车工人联盟(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提议，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们设立养老基金。尽管当时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工会运动的优先要求，但是一开始，美国汽车工人联盟对这一提议并不热心。因为工会领袖们清楚地知道，威尔逊的提议旨在让养老基金体系成为私营部门的业务。那时候，美国汽车工人联盟——同大多数美国工会一样——一直都在坚定地致力于争取政府的社会保险，而威尔逊的提议并没有让工会看到自己将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中发挥任何的管理作用。相反，这些基金将由企业负责，并委托给专业的“资产经理”来进行管理。

工会担心养老基金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管理部门的权力，从而使工会成员对它们产生更多的依赖——事实上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担心随后都变成了现实。威尔逊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养老基金投资于“美国经济”，即自由企业体系。尽管这一做法可以为工会领导者们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当时他们一直强烈希望将养老基金投资于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也就是投资于公共部门。工会的领导层唯恐由企业出资并由企业管理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基于这个计划，企业与工会进行协商从而达成集体谈判协议)会引起不同年龄段的工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年轻的工人主要关心他们每周能拿到多少薪水，而年老的工人则更多地考虑养老基金如何支付。最重要的是，工会意识到威尔逊这一提议的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让工人们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润和成功密切相关，从而削弱工会的斗争意志(当时，美国汽车工人联盟通用汽车公司分部的一位坚定的工会成员曾经严肃地提出：工会应该以“不当劳动行为”的罪名控告威尔逊，因为他提议设立养老基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坏和削弱工会的活动)。但是，威尔逊的提议实在是太诱人了，对于美国汽车工人联盟中正在迅速增多的老龄工人来说，更是如此。于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金计划于1950年10月开始付诸实施。

美国企业为员工设立养老基金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时期。到1950年，正在运作的养老基金大约有2 000个。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贝尔电话系统公司(Bell Telephone System)，它的养老基金规模超过了其他所有企业以及大多数政府基金。因此，为员工设立养老基金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将养老金计划列入劳动合同也不会令人感到异常惊讶。事实上，就在威尔逊提出这项建议的前几个月，美国最高法院曾就涉及英兰德钢铁公司(Inland Steel Company)的一起诉讼做出过裁决，要求雇主必须与工会就员工养老基金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而且，在更早之前，美国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就已经决定，实行员工养老金计划的企业可以享受部分税收减免。

上述事件无疑为威尔逊提出养老金计划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为这项计划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以便让他那些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的同事们愿意支持他这个近乎“异端”的想法。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44年的春天，他就曾经在一次谈话中首次向我提到：工人们必须有一个由企业出资的养老金计划。虽然当时他已经深思熟虑，而且坚信自己的想法，不过他显然愿意对此进行更多的思考，并且也希望听一听我的想法。在将计划提交给工会的4-5年之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可能就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计划。

P1-6

《养老金革命》一书首次出版于1976年，当时的书名为《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在我所有的著作当中，这本书的针对性可以说是最强的，然而，这本书却最为人所忽视。虽然本书所陈述的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它们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却格格不入。本书认为：金融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大企业具有支配地位的所有者了，更确切地说，它们已经成为美国“唯一”的资本家了。事实上，早在1952年，随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首次设立现代养老基金，这种转变就已经开始了。到1960年，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当时，我正在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任教，而且在这一年，我首次开设了一门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专题讨论课。在这门讨论课的影响和带动下，一群年轻人创办了一家专门为上述新兴投资者服务的证券交易公司——帝杰投资银行(Donaldson，Lufkin & Jenrette)。没想到10年之后，也就是1970年，这家原本毫不起眼的公司已经成为华尔街最成功的大公司之一。然而，当时很多人依然认为：美国已经成为而且还将继续作为一个由无数个人股东拥有国家“生产资料”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殊不知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现在已经高度集中到了机构投资者的手里，而且，通过养老基金的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虽然没有实现“国有化”，但是已经“社会主义化”了——尽管这一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但依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甚至连那些正越来越多地与养老基金投资者打交道的华尔街金融界人士也认为本书纯属无稽之谈。

更加令人们难以接受的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当然，“生育低谷”早在15年之前的1961年就已经开始出现，而且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但是，在1976年的时候，所有人都依然坚信“青年文化”，认为“只有30岁以下的人才是值得信任的”。所有人都依然认为：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激情和梦想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许是永远——左右着美国社会的发展。正因如此，本书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都不可能得到认同。这些结论包括：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赡养老年人，医疗保健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延长人们的寿命，养老基金和社会保险将成为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的头等大事，退休年龄将适当延长，美国所有政策的制定将越来越多地考虑中产阶级和老龄人口的利益等等。

只有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Botllding)对本书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在《美国银行家》(The American Banker)杂志上把我称为“美国一流的哲学家”。除此之外，其他的评论家们——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对本书做出评论——都把本书贬得一文不值。

然而，15年之后，人们重新“发现”了这本书——这一转变简直可以作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范式转移”的一个典型案例了。总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本书突然火起来了。人们不仅对于书中所提到的事情连篇累牍地发表着评论文章——尤其是法律评论，而且还将这本书称为“经典著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Transaction出版社才决定再次出版本书——对于出版社的工作，我深表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本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在于养老基金所有权对于美国企业的管理和美国的整个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影响。直到15年之后，我们才开始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来之不易，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经历了20多年的金融和经济动荡、20多年的恶意兼并和融资收购、20多年的企业重组(在15年前，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企业将会像金字塔一样坚不可摧)，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由养老基金所有权的变更引起的。我的其他著作都正在由Transaction出版社按照原文重新出版，只不过每本书都增加了一个新的序言。同样，这本书再版时也没有做任何改动，只是在最后增加了我1991年写的一篇名为《企业管理》(The Governance of Corporations)的文章——这篇文章试图对我们的未来做出预期，更确切地说，试图对我们前进的方向做出判断。尽管本书的内容没有任何改动，但是随着管理结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美国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5年前，我曾经预言一场“看不见的革命”将彻底改变美国企业的所有权。如今，这一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20家大型养老基金(其中有13家是州政府、市政府或非营利机构的雇员养老基金)持有着美国全部上市公司大约1／10的股票；而美国大型企业(以及很多中型企业)40%的股份也由机构投资者——主要是指养老基金——所持有。那些成长最为迅速、规模最为庞大的基金，即公共服务机构的雇员养老基金，已经不再满足于消极的投资。相反，它们正越来越多地在所投资的企业中行使自己的发言权——比如对于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行政补偿以及企业重要规章的否决等。

还有一个往往被人忽视但却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养老基金还同时持有着美国大企业40%左右的中短期债券。因此，这些机构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最大的股东和最大的债权人。正如金融学教科书中一直强调的那样，债权人往往拥有与所有者同样大的权力——有时候债权人的权力甚至比所有者还要大。

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股东和债权人，养老基金的迅速崛起代表着经济史上一次最惊人的权力转移。1950年，通用汽车公司成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养老基金。40年之后，养老基金所管理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25000亿美元——在这些资产当中，大约有一半被投资于股票市场，另一半则被用于购买固定收益债券。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至少在未来的10年之内，这些资产还将迅猛增加。除非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大萧条，否则，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养老基金每年都需要拿出1000亿-2000亿美元来对新资源进行投资。

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剧烈的金融动荡，即恶意兼并、融资收购和企业重组的狂潮，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发生了上述的权力转移——直到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才意识到这一点。就目前来看，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如下两个问题：首先，作为美国的新主人，养老基金应该要求企业管理人员承担哪些责任？其次，通过什么样的体制结构才能恰当地行使这种问责制？

事实上，在让少数社会机构掌握大企业所有权方面，美国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是起步较晚的。在德国，三大银行长期以来一直都控制着大企业60%左右的股权——部分是通过直接控股这些大企业，部分则是通过控股它们的客户。在日本，多数大企业都是“经连会”(keiretsu)的成员。“经连会”是一种庞大的企业组织，它的数量并不多，整个日本的“经连会”一共也不超过10个。在每一个“经连会”当中，每一个成员企业20%-30%的股权都被其他成员以及该组织的银行和贸易公司所持有，同时，、成员企业几乎所有的贷款都由该组织的银行提供。在意大利，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约一半的大型企业一直都由国家所有或者控制。比如，在意大利排名第一、全欧洲排名第二的IRI集团就是意大利的国家控股公司；而其他的意大利大型企业则处于菲亚特集团等5-6家巨型企业集团的控制之下。

美国的所有制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非常独特。在欧洲和日本，持有企业的股份主要是出于一种非金融的目的。在德国，银行虽然也持有那些以它们为主银行(Hausbank)的企业的股份，但是它们的主要收益并非来源于此，而是来自于与这些企业之间的其他商业关系。比如，德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为客户企业提供日常服务——比如信用证业务——所得的收入就相当于股息收入的许多倍。日本的“经连会”最关注的是权力——控制市场的权力、支配供应商和分销商的权力以及影响政府和公务人员的权力。至于实际的利润，一个参与“经连会”的企业通过商业关系从其他成员那里得到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它的股息红利。在意大利，政府控股公司拥有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政府控股最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让执政党获得更多的竞选基金，也为了让执政党赢得更多选民的忠诚和拥护，那些政府控股公司往往会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无论是德国的银行、日本的“经连会”，还是意大利政府及其企业集团，它们最关心的并非股票价格和资本收益，因为它们并不打算出售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相反，美国的养老基金与它们所投资或者借贷的企业之间并没有商业关系，它们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个“资产管理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和日本的发展模式不仅会给我们留下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值得借鉴的教训。而在美国，所有权和信贷权力的迅速转移也必然会带来全新的问题。

……

虽然我们早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但是，美国企业的董事会总体上并没有变得更加有效，相反，它们变得更加无效了。如果一个企业的董事会代表的是只关心他们自身短期收益的“投资者”，那么，它将是一个无效的董事会。反之，如果它代表的是愿意与企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企业“所有者”，那么，它将是一个有效的董事会。

1933年，也就是在将近60年前，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共同出版了一本堪称美国商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图书——《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在书中，他们叙述了美国企业所有者的变迁：在19世纪，传统的企业所有者是资本家；而到了20世纪，资本家的所有者地位迅速被数不清的普通个人投资者所取代——这些投资者对企业的运营和业绩不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短期收益。因此，伯利和米恩斯认为：所有权正在与管理权分离并日益成为一种法律虚拟，而企业管理人员也无须对任何人、任何事情负责了。20年之后，拉尔夫·科迪纳等职业经理人接受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事实并试图以此为契机有所建树。

现在，如同时光倒流，养老基金又取代了个人投资者，成为美国企业的所有者。不过，虽然同为企业所有者，养老基金和19世纪的商界大亨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养老基金之所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不是因为它们乐意充当这个角色，而是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在无法卖出自己所持有股份的情况下，它们不得不充当这个角色。养老基金与资本家的第二个区别在于，它们虽然是企业的所有者，但它们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尽管如此，它们毕竟还是企业的主人，所以，它们不仅掌握着对企业的所有权，而且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以确保美国重要的大型企业能够取得良好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