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这一百年来，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多数出身清华，就是那些不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一生当中也很少不和它发生关系的，清华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中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地方。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清华学者为基本活动范围的，也可以说，清华的教育背景是这批人自觉联合的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清华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生史上，清华大学的重要性超过北京大学。

全书展现了闻一多、罗隆基、吴景超三位以自由个性著你的知识分子的悲凉命运和不屈风骨，用评传的形式，探索了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这批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学术与社会之间艰难地判断与抉择的心路历程，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为民族走向强盛的途中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所付出的终生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

闻一多的命运

 一、乡绅出身

 二、清华十年

 三、校园文化

 四、思想早熟

 五、五四情结

 六、走上诗坛

 七、到美国去

 八、大江学会

 九、教授生活

 十、新月成员

 十一、重返清华

 十二、离开北平

 十三、长沙临大

 十四、走到昆明

 十五、性格分析

 十六、经济分析

 十七、交友分析

 十八、惨遭暗杀

罗隆基的命运

 一、在清华

 二、大江社的主要成员

 三、罗隆基和胡适

 四、罗隆基与储安平

 五、《新月》时期罗隆基的言论

 六、四十年代

 七、梁实秋对罗隆基的批评

 八、罗隆基的一次记者招待会

 九、同时代人对罗隆基的评价

 十、五十年代

吴景超的命运

 一、早年经历与学术生涯

 二、《独立评论》时期的学术

 三、《新路》时期的学术

 四、五十年代的学术

再版后记

闻一多的命运

一、乡绅出身

如果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闻一多是有代表性的。他的代表性体现在他的复杂性上。他曾经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他和他的时代共同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个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的人，但最终却为政治所缠绕，在很多人眼中，他已经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斗士：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是一个战士了。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闻一多，真正的闻一多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难以和他所处的时代完全达成平衡的人。虽然他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就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但从出生到他最终的结局中，我们却可以看出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闻一多去世的时候还不足四十八岁。用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梁实秋是闻一多清华时代的朋友，也是抗战前一直和他保持着友谊的人。他对闻一多的评价我们可以不同意，但在许多同时代朋友的回忆中，梁实秋的回忆是最有人情，最合常理，也最让人难忘的。

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今湖北蕲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他生于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最初的名字是“亦多”。他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时候，名字只是一个“多”字，“一多”是他五四运动以后才用的名字。

闻一多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乡绅人家，大家庭人口众多，子弟们受的都是旧式的教育。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这是我们要给予特别注意的。因为闻一多是和二十世纪同时开始的。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代表中国社会主要文化气质的就是那些乡绅之家。中国早期留学生的家庭背景中，出身于乡绅之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乡绅之家的子弟一般在经济上还说得过去，更重要的是乡绅作为地方上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代表，常常是最能够体现一个时期先进文化的。闻一多读书的时候，已经不是传统的私塾，而是改良以后的私塾，那时闻一多就是既读“子日诗云”，同时也学博物、算术、美术，而且也用上了当时的新式教材。从这个经历上可以看出，闻一多虽然受的是旧式教育，但那种旧，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教育了。季镇淮在《闻朱年谱》中就说：“这是先生接触新思潮的开始。”闻一多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可以读到代表新时代潮流的书刊了。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回忆说：“我们家庭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

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他少年时就喜欢读书和美术，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后来的诗人和学者生涯，其实都与他早年的出身有关。闻一多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他们虽然出身乡绅之家，要是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他们和底层人民是对立的。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那些出身富有的知识分子，对于底层贫民却总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同情，他们在面对贫民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负罪感，好像自己已有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从鲁迅的《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闻一多四十年代的变化，也与他的这种心理有关。我们过去总是说闻一多的转变是因为读了《新华日报》和其它从延安来的书才发生变化，具体说，可能有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之所以发生作用，根源却还是在知识分子对自己出身的那种负罪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优点，但也是一个缺点，当他们对于底层贫民过分有负罪感时，他们的感情就容易冲动，就很难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理性。

四十年代，闻一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是非常低的，他的认识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非常接近，有些词语都好像是一致的。他说：“还有一点，以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别人一概不成。这种想法是错的。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想到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一班人活不好，吃不好，联大再好，也没有用的。我们是知识分子，应有我们的天职。我们享受好，义务也多，我们要努力。但以为自己努力就成了，就根本错！……因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所以越压迫，越吃苦，报复起来就越厉害！因此我希望诸位无论干那种工作，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学生。这不该看成普通的谦虚，一种做人的手段，因为我们确实不如他们。不但口里说，而且心里也硬是要想：我们是不如他们的。我们的知识是一种脏物，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得来的。”对人民的盲目崇拜使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对知识分子的理解非常偏颇。1945年他曾写过一份《战后的文化——官僚垄断与知识分子垄断》，这篇文章虽然只是一个提纲性的东西，但从中我们依然能看出闻一多的知识分子观。他说：

人民不但赢得了胜利。扭转了历史。并且历史一向是人民创造的。……“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过去的错误——“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文化属于劳心者，为了劳心者，出自劳心者。新认识——文化归荣于人民，文化非知识分子的专制品，打破垄断局面。上层文化的直接创造者——知识分子只负润色之责，注入毒素，腐化作用。解除人民痛苦，增加生产，加强物质基础，使知识分子便于发展。

这些认识对于我们了解闻一多后来的变化都是有帮助的，因为从这些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当中我们能看出闻一多内心世界的矛盾。他自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但他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份却总是有一种不认同感，正是因为这个底色，他才在四十年代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让他许多早年的朋友都感到了困惑。

P3-6

这是一本旧作，完成于1997年，七八年后才印出来。此次再版，主要是考虑到以往的印数和发行方式，使本书的流传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本书的再版，主要取决于出版方，他们的考虑，一般比作者更符合实际。

传记写作有个规律，第一本最难，再往后就相对容易，所以现在凡有多种传记的人，会越来越多，而没有传记的人，也始终没有。本书写了三个清华人物，吴景超、罗隆基和闻一多。前两位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传记，因为材料少，没有人愿意下这个功夫，我们还在等待，等第一本传记出来后，就会源源不断。闻一多的传记很不少了，至少不会少于十本，再写就不能只是简单叙述他的生平，而要做一些深入的分析。我过去说过，我写闻一多用的是分析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我的立意是写他作为知识分子一生的变化，不涉及他的学术研究，比如他的诗歌创作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素养，不能做出评价。因为有了闻黎明先生的《闻一多先生年谱长编》，我们再来叙述他一生的事业，意义就非常有限，我个人看法，当传主已有年谱长编后，再写传记，重心就需要转移。

我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完整考虑，只是后来发现三个人都有清华背景，出书的时候用了现在的名字，其实当时清华并没有此说法，是后来依据出版的考虑，随便用的，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在行文中我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提法，读者也不必太过于认真。

十年前的旧作，再版的时候，本来想做一些修改，但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只对原来的错处作了技术修改，没有涉及内容方面。我个人认为，旧作还是保存原貌为好。特别十年前的写作，正处在学术研究的转型时期，这就是网络的出现，特别是网络搜索功能的发达，使学术研究在发现史料和使用材料方面的手段有了极大变化，那时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材料，在今天已变得非常简单，这里其实就涉及一个对学术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今天的学术界可能还没有清晰意识。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出现在网络搜索器普遍应用前的学术作品，我们不能与网络搜索器发达以后的学术作品放在同一层面评价，因为当学术手段发生基本变化后，对作者的要求和考验是不同的。有些材料的得到今天极容易，而那时就极难，还有更多复杂的史料，只有从事过研究的人才能判断其间的甘苦。比如关于闻一多的研究中，他的遇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年前，我们不可能看到蒋介石日记，也不可能看到朱家骅档案，判断闻一多之死，特别是要提出一点新见，真是极不容易的事，而当这些材料公开后，有些历史之谜就自然解开了。经过闻黎明先生的努力，这些极重要的史料都已编辑成为电子文本，在网络上可以自由使甩，如果我想要修改本书中关于闻一多之死的相关部分，是很容易的，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保留原来研究的真实状态，这里面包括了对以往学术研究生态的尊重，也意识到了学术研究手段变化后，我们评价学术需要用新标准。

最后说明一点，我过去出版关于闻一多先生的书时，为了版面情况，编辑和书商选择了相当多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从闻黎明和他的家属编辑的一本大型画册中选择的，事先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属侵权行为，事后虽然得到了闻一多家属的谅解，但我还是要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

2009年4月27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我们可以不赞成闻一多的政治选择，但他选择中的那种献身精神和他对一切专制的反感，却永远让我们产生敬意，这就是闻一多的现代意义。

——谢泳

他的锋芒也许是太露了，他的性格也许是太急躁一点，不过在出处大节上他没有苟且过。他急于进取，玩弄手段是有的，但是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

——梁实秋谈罗隆基

吴景超的学术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平坦的。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开端，在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时代为他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首创者之一，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就敏锐地选择了一种虽然刚刚创立但却有着广阔学术前景的学科。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