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足球的绝迹
现代足球的起源，不知道有过多少叙述。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我在英格兰足球博物馆里，还真看到过一张中国宋代人蹴鞠的小图画，只是这张图画并不是想证明现代足球起源于中国——英国人在古日本历史上，也找到过日本人玩类似蹴鞠游戏的图画。这种历史物件的陪衬，只能说明人类很早就开始了玩这种以足、腿活动为主的游戏。
这样的上溯，还可以在中国宋朝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找到，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有一些体育游戏，似乎能找到一点现代足球的朦胧影子。然而关于足球的记载，在现代历史里，直到14世纪的英格兰乡村，才能找到真正的凭据——我们只能将那个时代的这项运动，称之为古足球。这个游戏往往由两个相邻的村庄参加，争夺的战利品是一个猪膀胱——俗语里的猪尿泡。游戏没有什么规则，双方可以踢、抢甚至殴打对手。为什么在宗教禁锢最严厉的时代，会在乡村产生这样一种游戏，其实并不难理解，这正是人们情绪发泄的一种手段，完全自发形成的一种粗暴游戏。
只是这种古足球游戏，也无法在宗教禁锢时期真正流行。在英国历史上，1314年到1667年，国王和教会总共颁布了30道禁止古足球游戏的命令，差不多平均十来年就要禁一次。这些禁令，未必能真正让古足球游戏绝迹，因为宗教禁锢的黑暗时期，同样也是国王和教会执政能力平庸的时代，当权者并没有足够的军警力量来执行禁令。然而古足球运动流传于乡间，不同地区规则不同；大体相同的，到了18世纪，也就是对于进攻和防守区域的划分，以及取胜规则的确定——攻防区域都极大，因为两村都会派出上百人参赛，有的区域可能就包括了两个村落的全部面积。参赛者也不分男女老幼，大家为了一个球状物体，肆无忌惮地冲抢斗殴，倘能持握此物深入到对方防守区域核心位置，就算是胜利了。
这种粗暴的乡村游戏，和斗鸡、斗狗、耍獾以及打猎一样，直到19世纪初都属于英国农村的传统大众游戏。不过当历史走人工业革命时期，当乡村人口急速下降，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城市化阶段时，古足球游戏绝迹。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此前的圈地运动，实际上都将英国大量农村人口赶向城市。在各种煤矿、棉纺厂到后来的钢铁厂、运输码头，大量农村人口逐渐变成了工业化时代的第一批劳工。
在社会形态发生剧烈震荡的这段时期，一些传统农村游戏，例如斗鸡、斗狗和耍獾，还能在新的城市劳工人群中继续，只是这种继续都属于地下活动，政府是明令禁止的，因为这些游戏都带有赌博色彩。城市的集中性，注定了许多农村生活方式的灭迹，一方面因为城市生活方式既没有容许农村游戏的空间，也不会给这些劳工阶层足够的时间，去维持他们过往的休闲习惯，另一方面高度体现国家意志的军警机构，也使政府执法能力大为提升，违禁行为禁而不止的现象越来越少。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城市人群的阶层划分也越来越清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泾渭分明，哪怕从说话口音都能辨别出不同的社会地位。像古足球那种全村老小贫富贵贱一同参加的休闲方式，已经找不到存在的基础。
然而人类总要休闲娱乐，这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旧的休闲方式消失，新的休闲方式就会诞生。现代足球，或者说团队足球（Team Football），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萌芽的。
维多利亚时代
整个社会都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发生着天翻地覆变化时，英国的各种公学（Public School）仍然保持着自己相对超然的传统。公学名为“公校”，实际上历来是为贵族子弟服务的私立学校，第一所公学文彻斯特公学早在1382年创建，后来闻名于世的“九大公学”里，最著名的伊顿公学成立于1440年。作为贵族化的文法中学，他们从古至今始终要坚持自己高傲的地位，招收学生标准苛刻，要求学生和学校一样保持个性，强调绅士品格，严守宗教信仰。
尽管传统是公学们最珍视的部分，然而公学与时俱进的速度，实际上并不低于门外新月异变化的社会，否则英国不可能到今天还能保留一百多所公学。在19世纪初，公学学生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一样重要，因此伊顿、哈罗、拉格比（rugby school）、舒兹伯利、切特豪斯这些公学里，学生组成由贵族子弟为主体，变成工业化新贵子弟越来越多的格局。公学的学术风气，随着学生和学生家庭构成的变化，急转直下。在19世纪初的头20年，许多公学乌烟瘴气，因为新贵和新富的子弟们，将社会上暴富之后的纨绔风气带入了学校。教师越来越难坚持传统的教学要求，斗殴、赌博、欺辱教师的行为屡见不鲜。甚至在拉格比这样的名牌公学，还出现了古足球复活的场景。
这个时代正是大英帝国实现全球统治的时代，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英国强势无比。海上霸权的强化，让英国势力在非洲和亚洲快速蔓延，1842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英国雄霸一时的标志。然而国际舞台上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在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哲学上，这段时期走的却是一种复古方向——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
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继位，年仅18岁。她在位64年，见证了这个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不过维多利亚女王之所以至今为人追忆，不是因为她有多少雄才大略，而是因为她既严格履行立宪君主的职责，又勤俭温顺地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维多利亚女王代表了许多英国人文传统中令人尊敬的美德，这是人们推崇她的原因。不过说维多利亚女王是那一个时代的缩影，甚至用她的名号来定义那一个时代，其实都是和现实相悖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可贵，在于她恪守本分，从而影响到了英国国内的社会风气，但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维多利亚时代，恰恰是英国横行全世界的帝国时代。
传统观念的复活，最早影响到的地方，就是公学，这些为社会的未来培养中坚力量的私立学校。一股教育新风吹遍公学，在1828年至1842年担任拉格比公学校长的马修·阿诺德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之所以反复强调拉格比公学，是因为这所学校在现代足球和现代橄榄球起源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个公学的名称Rugby，后来就是橄榄球的名称。
阿诺德和他的同道中人强调公学教育的权威性、纪律性和团结性，为了改造“丑恶的灵魂”，更严厉的管理措施，包括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体罚，被用来作为教育工具。教师的地位不可触犯，放肆无忌的行为，例如打猎、斗殴等等，被一律禁止。拉格比的教育改革很快被全部公学模仿，回归传统的做法，与维多利亚精神完全符合。
阿诺德并不是一个毫无性情的铁面教官，他密切观察这些青少年学生的表现，注意教育方法改革，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当社会主流思维越来越复古传统后，一个公学里普遍存在的问题，被当做威胁大英帝国前途的隐患摆上了绅士们讨论的台面：公学学生中泛滥成灾的手淫自渎行为。
整体社会环境的性压抑，爱洛斯人格在生理青春期发育的冲动，是自渎行为在公学普遍存在的两个原因。主流社会对这种公学里的精英青少年充满了忧虑，首相迪斯雷利说“这是我们最大的社会毒瘤”。如何解决这种青春期问题，成为了教育者面前棘手的难题。
也许公学学生自渎，正是现代体育兴起的原因之一——我没看到过哪位现代体育历史研究者，对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现代体育发展背景进行过详细钻研，但是自渎成为社会高危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确实存在。公学里有先见之明的教师们，例如马修·阿诺德，出于让青少年学生释放郁积能量，同时增强纪律和团结意识的目的，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体育运动，这肯定是现代体育的源头之一。这个源头催生的不仅有足球橄榄球，还包括许多其他现代体育运动。这种教育方式的产生，对整个人类社会影响之深远，简直难以想象。毛泽东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17年刊登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里，那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名言，都能感受到维多利亚时代公学体育兴起的余音。P4-7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足球队。想真正了解英超吗？那就去认真地读《金球》吧。球场小社会，社会大球场。中国如此，英国也如此。
——黄健翔
颜强的《金球》就给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扇窗子：从这里眺望英国足球，你不仅能看到很多漂亮的景致，还能看到诸多历史掌故。你不仅能看到英国足球看上去很美的今天，还能了解到他们听上去很是可怕的昨天。
——刘建宏
了解了英国足球，便是了解了英国人文地理。读过了《金球》，也就粗通了英国的经济和文化这绝对是史上最好的一本英国足球书籍。
——骆明
这是一本足可以改变球迷一生的书，使你对足球背后的故事谙熟于胸。
——张斌
如果我在去英国踢球之前就看了这本书，我在英国的职业生涯必将改写。
——孙继海
京城的两场夏雨，瓢泼而至，却驱不散空气中的那种积郁。
就在这本书最后完稿的时候，我还剩下这最后一章，踟蹰了两天没能动笔，就赶上了温格先生访京，又耽误了三天光阴，责编屠晓虎先生杀我的心都有了。一周前，妻子见我连夜赶文稿，劝我悠着点，我还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不敢疏忽。可是就这三五天的疏忽，马上有了千里决堤之势，再想重整旗鼓，却三鼓而竭。
这一章我要写的是英超和中国的关系，不过犹犹豫豫之间，深度的疲惫让我很难写下去。
用电脑写字，早就没有“提笔”的心理压力，只是写的字要印成铅字，而且不是印载在这十多年我习以为常的报纸杂志那些翻过就算的新闻纸上，却是在书册之上，“提笔”的痛苦还是很深。我突然觉得有些心灰意懒，一年来各种经历遭遇，在这烦闷夏天令人气短。联系到眼前的话题，英超和中国，究竟有什么关系？究竟能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一直都只是在隔岸观火吗？
我们只看球，我们不踢球。我们只看电视足球，我们不看真实足球。这恐怕就是英国足球和中国足球的区别。
就在这颇有些无聊的时日里，一个老朋友的电话，让我多少突破了“提笔”的障碍。这个人跟英国足球和中国足球，都有着相当深的关系。他是孙继海。
温格走的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孙继海的电话，稀里糊涂地聊了半个多小时。孙继海半个月前已经回国——英冠赛季一结束，他就像候鸟一样飞回来了，每年都是如此。孙继海问起了这本书的进展，过去几年他都知道我在写这本书，听到我讲述的一些困惑后，他爽朗直白地提醒了我：“你总是要把这本书写完的，哪怕没有目的，也算是一段记忆吧。”
英超是一段记忆，也是一段还将延续下去的故事。英超或许和中国足球、中国媒体并没有太深刻的关系，或许这本书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就像屠晓虎先生隐隐担心的销售发行量一样，不过我终归要写完这本书，终归要完成这段记载。
英超真正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孙继海这个人大有关系。我最早从一个篮球和国际体育为主的编辑，转换工作内容，在英国开始一段长驻生活，都和中国足球与英国足球的直接交流有关。2001年足球彩票成为了体育热点，2002年年初我被派往英国长驻，最初的工作内容和足彩报道有关，恰逢其时有了孙继海加盟当时在英格兰第二级联赛曼城的事件，于是我的工作内容很快就转换为对孙继海的留洋报道了。
那几年不知道写过多少关于孙继海、曼城以及随后埃弗顿的李铁、李玮峰，再就是在热刺试训期间曲波的报道，以及再后的董方卓加盟曼联，写得让人筋疲力尽，却也在那种高强度的工作经历中，让我从英国开始研究中国足球，多么奇怪的一个起点，这个特别的起点，导致我此后对中国足球的观察和报道，与同行有了一些差异性。
几年后回国，我再也没有看过自己写过的任何留洋球员报道，恐怕内心深处对这些曾经动辄上万字的报道，都有点不堪回首的忌讳。孙继海和我成为很好的朋友，于是这几年我几乎没有写过一篇与他相关的报道。一个采访对象变成了一个朋友，这样的关系变化，再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报道态度，只怕是不太可能的。这样的角色转换，在工作内容上或者有小小的损失，但是在人生经历上，却得到了大大的丰富——在这本书的出版上，我也要感谢孙继海的督促。
于是那几年在英国一线工作的日子里，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是我长期往返穿梭的一条线。每周不停顿的赛事，成为迅速了解英国足球的最好机会。体坛式的强大工作压力，尤其第一年几乎每天都有截稿时间的读秒逼迫，让我不得不在很多时候要打破常规地去寻找机会。我的采访对象是孙继海们，然而覆盖的范围必须越来越广，报道的深度也必须越来越深。每周为《体坛周报》和《足球周刊》撰写的报道，主题往往是中国球员，读者也全都是中国读者，但我必须要越来越多地真正接触到英国足球，很多时候必须要像英国记者同行一样，建构起一定的人脉网络，这样才能保持我的报道水准渐次有所提升。否则每周都是孙继海的表现，他能否上场，曼城赛况，实在是无趣的重复劳动。
到了第二年，稍微得到了一些喘息机会，工作之余在利物浦学习，扩大了我的生活范围，或许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从一个速记式的留洋记者，我逐渐转变为一个英国足球、欧洲足球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大量积累和消化的同时，一些自己的粗浅认识也开始形成。我学习的专业和足球以及体育无关，而是本行的媒体，可从媒体的广角去观察足球，倒也时常有些意外的收获一我不会在一个局部环节上停留过长，对于全景的认知却能更多。赛事、胜负、奖杯、球星，这些球场上的荣耀与悲怆，自然是足球成为足球的原因，但是看得越多，触及到的范围越广，越让我觉得足球不是一项简单的游戏。
这是一个悖论的开始——足球是一项简单的游戏，可我们不能让足球成为一项简单的游戏。
每个伟大的教练，在决战到来前让队员们走上球场时，都会告诉他们，足球是一项简单的游戏，上场去享受比赛的经历吧。这是正确的指导。
然而对于观察者，对于记录者，对于很多球迷和观众而言，这项美丽运动，有着淳朴素净的内核，却也有着无比繁复的外延。足球是宗教，是政治，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能在战争时期带来和平；足球是商业，是生意，是低购高抛的投机，也是融合不同阶层，促进社会和睦的善举；足球是文化，是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渲泻不良情绪，滋生暴力因素的垃圾场；足球是促进不同个体形成团队意识，个体全面成长的过程，足球也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高于一切的政治工具。
正因为足球本身的纯净简单，只要你上场去踢球，你就会被这项运动天然的魅力所吸引；正因为足球的无比繁复，不论从哪个角度切入，从哪种话题开始，都能讲述出一段段精美动人的故事。
我很想讲述出，比留洋球员一日三餐、周末是主力还是替补，这些常规内容更有趣的足球故事，或者我至少能讲述出更有内涵的足球事实。所以我决定退而结网。
2004年我出版了一本平铺直叙的英国足球主题书籍：《你永远不会独行——英国足球地理》。在内容上，只是从地理分野角度去探访英国不同地区的足球风貌，浅尝辄止。
那本书卖得似乎也不算好，出版社似乎对体育类书籍经验也不够丰富。后来每次聚会，责任编辑都说那本书没让他出版社亏钱，只是我再和他聊起未来的出书计划时，这哥们顾左右而言他。
退而结网的雄心壮志，渐渐地变回了临渊羡鱼。
我没有想到对英国足球的真正研究，是从我回国开始的。
2004年和2005年，我回到编辑工作岗位上，不再有每天在截稿时间读秒逼迫下的惶恐——倒是我经常给记者同事读秒。工作内容的变化，让我意识到，国际体育的报道、参与和任何相关经历，是否具备真正的价值，对我们这些媒体从业人员而言，只能看这些经历是否对中国体育有益。这是一种媒体从业的基本原则，我相信那些从事国际政治报道、国际经济报道的同行们，也会走上这样的轨迹。
可是跟中国体育接触越多，疑问也越多，随之而来的是烦恼和痛苦。我不得不倒退一步，去欧美先进体系内寻找解决方案。谁能想到，解决方案找不到，却进入了一个研究方向——这样的情境下，跟研究对象有一定的时空上的距离，我觉得英国足球琢磨起来愈加有趣。 这期间去英国仍然不少。2005年春天，在伦敦开会时，一个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英国朋友，闲聊时说起了英国足球俱乐部上市公司们的惨淡：“足球俱乐部在投资市场上，也就红了那么三四年，却让一大帮俱乐部老板们发了财。等到金融城真正注意足球俱乐部在公共市场上的表现时，才发现足球这个话题虽然听起来性感，实际的投资价值并不高……足球太复杂，不是正常商业……”
足球不是商业，那么足球是什么？我对这个话题着迷。
在这个朋友帮助下，以及一大串我需要感谢的英国朋友，我逐一找到了这25个现在和曾经的足球俱乐部上市公司，在各种公共信息渠道发布出来的市场信息。当FMMI投资公司的尼尔·伊弗斯帮我找到1991年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上市前的资产负债表时，我兴奋得直蹦。沿着这条线索，我再去查核热刺俱乐部从创立开始的历任所有者变更，特别到了英超时代阿兰·舒格这种前所未有特殊老板的出现，我突然意识到，这条无意中探寻的线索，指引的可能是一个足球话题的宝藏。
舒格的故事，贯穿着英超创立的过程。很容易在同一时代找到的，是阿森纳大卫·戴恩和曼联马丁·爱德华兹的故事。一道大门轰然打开，我发现钻研一个狭小领域，只要你投入的精力和耐心足够，也能获取巨大心理满足——哪怕这种满足感并不是解决中国体育问题的方案。
英国足球和中国的关系，源流很长。我的朋友，旅居北京20年的罗文，在他半自传体的书籍里有过记述。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足球起源，和英国都摆脱不了关系，因为没有谁会否认英国是现代足球起源地。这方面的历史，不需要我来讲述。
英超和中国，却是一个很难说深了的话题。我和好兄弟骆明探讨过几次，觉得远到现代足球在中国起源，再到八十年代沃特福德访华，以及此后中国球员留洋英伦，英超作为欧洲最红火联赛在中国的大红大紫，还有这几年因为电视转播权的纷争，让英超从中国大陆地区开路电视消失，甚至英超和NBA在中国大陆地区经营推广模式的对比，有着很多可以说的内容。不过真正要讲下去，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兴趣和耐心。英超不可能成为中超，NBA不可能成为CBA，英超和NBA都是高度商业化的国际联赛，但他们并不是我们的联赛，永远都不会是。
我还真想过要转写一章关于天盛和英超的话题，后来也没了兴致。我跟天盛无怨无仇，跟宋政先生也有过两面之缘，在天盛说球的苏东是我好友，李元奎和陈熙荣指导是我长久尊敬的楷模。这几年来对天盛的判断和分析，总被认为批评多于鼓励，事实上，我无所谓批评或鼓励，我只是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收费电视在中国还没有成熟的时机；中国大陆畸形的媒体市场上，没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内容资源，英超再怎么兴旺，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联赛。
所以这本书的目的，一部分是要给中国体育、中国足球立起一面镜子，提供一个参照物，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因此我必须感谢三位英国朋友，FMMI投资咨询公司的一对搭档，尼尔·伊弗斯(Nei Eaves)和丹·弗莱彻(Dan Fletcher)，伦敦金融城的萨缪尔·汤普森(Samuel Thompson)。没有萨缪尔的提点，以及后来提供的大量市场资料，我不可能找到这本书当中一些故事的脉络。而尼尔和丹对我而言，就是两个在英国的兄弟，他们陪伴我去到过十多个不同的俱乐部球场和训练场，参加过几十次不同内容的采访和会议，很多晦涩的足球掌故和传闻，我会不分白昼地打扰他们。他们创造了这本书出版的原始可能。
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我完全说不清楚，恐怕这也是几年来，跟多家出版社讨论而得不出一个结论的问题。你可以说这是一本商业营销类书籍，因为里面有很多商业故事；你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文化类书籍，因为涉及的内容，多少都能算得上是文化现象；这也肯定是一本足球书籍、体育书籍，因为说来说去的都是足球故事。
如此庞杂无序的内容，以一个编辑的角度看，要想结册而成一本严肃的’书，难度确实太大。辗转经年，屠晓虎先生有勇气帮我策划此书的出版，是令我意外的惊喜。对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凤凰天下，我同样要感谢你们的勇、气和耐心。
这就是一本四不像的书。
我也只能写这么一个四不像的跋。
在这本书的末尾，我写下的，是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文字。
在这本书还没有一个字之前，我已经决定，这将是献给我在天堂里父亲的一本书。
一个正常人，其生性形成，父母影响最为重要。为人子女，又为人之父，我知道父亲对我有多么重要，他离开了我，却又永远不会离开我。我一直揣测，父亲在世时，内心深处，是否对我从事的行业有所疑虑，觉得我还是应该像他那样，藏身学府书海，才是最适合我的人生正道。
五年前父亲辞世时，我身在伦敦，那段万里奔丧的凄惶悲苦，难以言喻。我希望自己能够像父亲在人间时那样端正做人，却恐怕很难像父亲在人间时那样，踏实地做学问。所以写这本书，我尽量想让书多少能符合父亲的格调品位。母亲将是考评我功过的最好老师。父亲辞世后，母亲和我们一道迁居北京，京都居不易，让她也饱受苦累，但愿这本书能让母亲找到一点安慰。
我的妻子和女儿，是伴随我走过这段经历的最忠实伴侣。我们平凡普通，只求生活的平实宁静。这一年来，妻子不知道品尝了多少人世间的辛酸苦楚，岳父岳母和内弟的灾祸，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但是她坚持了下来。我不用再去其他地方寻找生命的坚强和伟大，因为我的终身伴侣每天都在说明着这些。未来的生命里，我们必然会相依相伴，共同渡过。
还有体坛的每一位师友、同事，不论你们身在何处，不论你们幸运还是不幸。对你们，我心中只有感激和温暖，在这里我留下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这里我得到了充实的生命经历。
颜强让我给他的新书《金球》写序，很为难，但又不得不写。
不是架子大，也不是谦虚，也不算太懒。的确笨手拙心，写不好文章。做了近十年的《体坛周报》执行主编和总编辑，写的文章加起来不到十篇，而且没有一篇超过千字。
颜强的盛情，倒是勾起了我写文章的伤心往事。
首先是我的处女作。一篇400字的文章，换来4000多字的检讨，最要命的是把领导也给搭进去了。那段惨痛的经历，发生在1997年上海“八运会”前。一天，作为《体坛周报》编辑的我，被领导派到湖南举重队采访名将乐茂盛。我问他，“‘一八运会’上你的主要对手是广西的唐灵生，亚特兰大奥运冠军，你怕不怕？”湘西小伙乐茂盛回答：“我才不怕他呢！”回来后，写成一篇800字的《乐茂盛不怕唐灵生》，经总编删改后，在体坛见报了400字。
结果第二天，《体坛周报》两位老总被上级主管领导叫去一顿训斥。”你们暴露了湖南的实力”；“你们这样做会激怒对手”；“如果乐茂盛拿不到冠军，你们要负责”。我只是个小编辑，还够不上被上级领导当面斥责的级别。但“深刻检讨”是必须的。至今还内疚的是，我们的两位老总当面挨训，接着“情况说明”，之后还深夜登门道歉。所有的检讨，加起来够数4000字。
接下来，我几乎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指盼着乐茂盛在全运会上拿冠军。感谢乐茂盛！最终他拿到了冠军，最终他没有让《体坛周报》负这个“责。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码字，再也不敢做”记者”的梦。
颜强笑话我，”不就是写个序吗，难道比写检讨还难？”颜强的坏笑是有所指的。
2004年奥运会，我和颜强，还有体坛的一帮兄弟姐妹在雅典采访。开赛三天，我们几人对比分析了中俄夺金点，发现中国军团有可能超越俄罗斯，第一次成为金牌榜老二。于是由冉雄飞执笔，写了个体坛头条，叫做“超越俄罗斯！”
第二天炸开了锅，上级主管部门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你们体坛扰乱了中国奥运军团的战略部署”；“你们篡改了中国奥运军团的目标”。帽子够大，罪名够狠。于是又是检查，两个通宵，针对不同部门我写了八份。在雅典的一个月，我一篇报道没写，倒是写了几千字的检讨。记得颜强对我说了一句，”还没有稿费。”
副总编骆明也是新书的序者之一，且早早向颜强交了”作业”。我因为没时间拜读，只得向骆明求救。
骆明告诉我，《金球》的主要内容是，英超豪门曼联、切尔西和阿森纳是如何经营的，是如何走向国际化的。作为一个老编辑，听完我为之一振。
选题非常不错，足球豪门是如何炼成的，这一命题不仅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也是向中国足球俱乐部雪中送炭。颜强经常跟曼联主席、切尔西cEO、阿森纳主帅一块儿混，早年又在英国学习与采访，材料肯定是一手和不可复制的。《金球》这个书名也不错——如何经营足球，在足球上赚到更多的金元，将足球变成”金球”，有创意。
写得凌乱，写得无序，但态度是认真的。早就说过，我有“作文”恐惧症。算是对颜强的交差，但不算序。
一本对英超商业帝国背后故事进行全景阐释的书，将于今年夏天出版。
这本书当中，包含了对英超众多著名俱乐部商业化演变的记述，也有各种国际资本博弈的扫描。尤其对英超，这一独特足球联赛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折射出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对于体育运动发展的深远影响。
体坛周报副社长颜强，用5年时间，走访英格兰、英超联赛委员会、英超二十多个俱乐部、以及弗格森、温格、穆里尼奥、马丁·爱德华兹、里克·帕里、希尔·伍德、戴恩、大卫·汤普森、斯库德摩尔等英超健者，并且将采访外延扩大到欧足联、亚足联、国际足联以及其他一些金融和媒体机构。
本书将英国足球作为一个窗口，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多面的英国世界，包括体育、文化、商业、社会等，尤其突出在1992年英超创立之后，职业足球急剧商业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文化冲突。金钱大鳄的资本运作，球队兴衰的风云变幻，明星球员的转会风波，作者通过与各俱乐部高层的直接对谈，获得了关于真相的第一手资料。在本书中，将为读者披露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与内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