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本书作者搜集大量史料与书籍，对周作人从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六七的生平事迹作了精细的描述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力图通过周作人“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作者认为，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

自序

第一章 一八八五——

第二章 一九○六——

第三章 一九一一——

第四章 一九一七——

第五章 一九二三——

第六章 一九二八——

第七章 一九三九——

第八章 一九四五——

第九章 一九四九——九六七

结语

参考书目

第一章 一八八五

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收到两封南京来信。一封是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周树人写给弟弟周櫆寿的，通报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经同意他前去充当额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写给兄弟俩的祖父的，讲的也是此事，不过增添一点：他为搬寿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来周作人解释说：“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此举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寿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据《管子·权修》之“百年树人”给改名“树人”；这回则用的是《诗经·大雅·械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个名字无足轻重；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上学，却是这个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周作人一生的命运，似乎就系于几次“走”或“不走”：可以与这次去乡相提并论的，是一九○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绍兴，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未能离开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说来无非寻常；但为人作文的特色，却可从中找到不少端倪，而这总归不离家庭、地域和时代等几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寿”的名字则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报告孙儿诞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来拜访。在《知堂回想录》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自己出生的一种传说，即“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所写《所谓五十自寿诗》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讲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这辈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写过一组《数典诗》，吟咏祖先事迹，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处、周敦颐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母亲鲁瑞。他有一个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寿、树人，比他年长四岁，后以笔名“鲁迅”而为人所尽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天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一八九九年一月七日作《有感》、《读华佗传有感》，一月二十九日作《冬夜有感》、《长短句》，均系感逝之作，是现存他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周氏本为殷实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一八九四年冬，父亲“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后来周作人说：“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日：性高于天，命薄如纸。”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态度严正，见识通达的人：“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

鲁迅以后一再谈起，上述变故对自己打击颇大；周作人当时年幼，又非家中长子，反应远不如哥哥明显。他所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在其他方面。这里要提到两个人，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举案发，周作人和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避难，留下了最初的阅读记忆：“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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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我劝一位久已中断写作的朋友说，如果不诉诸笔墨，我们那些阅读时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的了。或许这正是我自己终于下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时间我无心写作，适有朋友提起《周作人传》这个题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译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并重读一遍。这样花去一年时间，记了不少笔记。之后又用整整两年写成这本书。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与我向来那些小文章相仿佛，只是循着传主一生的线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结，知我罪我，全在读者；我自己今后大概要另外干点别的事了。

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目下写作一本像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实无可能。但是即便把这几件事都给做了，材料是否就够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仍然未必。

上述诸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尽用。前者非个人力所能及，只能尽量少点儿遗漏；后者则不妨略予甄别。不少回忆之作，或主动，或被迫，掺杂不实之辞，乃至以讹传讹。譬如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发生冲突，有云：“……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录》中有所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此外年代久远，记忆难免失真，《知堂回想录》亦偶有此病。凡此种种，我们均须多加小心。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此所以坊间已有不止一种周氏传记，我仍然要写这本书。至于以传记而言那些书写得如何，姑置勿论。

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在“周作人”这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上，我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关想法，恐怕“卑之无甚高论”。我当然自具立场，然而我的立场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

周作人一生著译在一千万字以上，加上未及整理的书信、日记，实在蔚为大观。就中大部分，或当视为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不少人对此无法接受。尽管有“人归人，文归文”—说，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因为“文”出自“人”之手，“人”又体现于“文”之中。周氏颇受欢迎的《苍蝇》、《喝茶》、《乌篷船》等，纯然抒写一己情趣，尤其如此。或者说“人归人，文归文”的真正意思，是将“文”与作者的一部分“人”分开。即如岳麓书社印行周著之“出版说明”所云：“周作人依附日本的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可是这“不得原谅”的部分恰恰与“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的部分最有关联。作者自己说，“我的反礼教思想，后来行事有些与此相关；而“我自己相信，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所谓“行事”，即“不得原谅”者也。如果我们连这一部分“文”——周氏称为“正经文章”——一并摒弃，那么他就是一位只写“闲适小品”的作者了，如世间不少人的印象那样，但这显然不是其真实面貌。周氏尝云：“近时写《我的杂学》，因为觉得写不好，草率了事，却已有二十节，写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对他来说，“人”与“文”关系并不简单，“人”和“文”各自都很复杂。

承认周作人的“思想”与“行事”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未必就要肯定其行事，也未必因此就要否定其思想。周氏一九四七年被南京首都最高法院法庭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一九五三年又经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一九五八年他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选举权未获批准。有关此案，迄无别种“定论”。上述判决，主要基于周氏在日本侵华期间出任本兼各项伪职做出。即如《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六年度特复字第四三八一号)》所说：“此等事实业经原审根据声请人迭次所供认及其亲笔所具之自白书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附卷之罪行调查表予以明白认定，并于判决理由中详为说明，其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周氏之行事在法庭以及社会看来统摄于此，至于思想则在所不论。此亦不足为奇：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不过动机或思想，尽管不能用于对其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理解。前者面对“如此”，后者则涉及“何以如此”。理解既不等同于评判，更不能取代评判。讲到“当初想法”，还有一个问题，即对当事人所说如何看待。或以为无足采信，或以为真假参半，或以为大致属实，要皆理解不同，实与评判无关；评判的依据是事实。这又可分为“名”与“实”两个层面，而周氏出于“反礼教思想”，并不承认前一层面具有意义。此种与法庭及社会看法不同所造成的后果，最终是由周氏自己承担。

周作人将一己思想概括为“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虽然可以分别追溯到一九一九年所作《祖先崇拜》和一九三三年所作《(颜氏学记>》，但是“道义之事功化”，以及“伦理之自然化”的“化”，却与此前标举的“教训之无用”所体现的纯粹思想者的姿态有所背离。周氏的悲剧命运与此不无关系。思想的价值在于思想自身，无论是否诉诸行动，亦无论是否成为现实。周作人一生中不止一次有意回归纯粹的思想者，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作《闭户读书论》与《伟大的捕风》，一九三七年作《自己所能做的》，均是如此；及至一九四四年作《闭户读书论》，则为时已晚。周作人晚年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有云：“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仍然是取此种立场。相比之下，《知堂回想录》中所说“我真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未始不能看作对一度未能恪守上述立场的反思。指出“中国儒家重伦理，此原是很好的事，然持之太过，以至小羊老鸦皆明礼教，其意虽佳，事乃近诬，可谓自然之伦理化”乃至“人……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与“伦理之自然化”；指出“董仲舒有言日，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这两句话看去颇有道理，假如用在学术研究上，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是极好的，可惜的事是中国不重学问，只拿去做说空话唱高调的招牌，这结果便很不大好”与“道义之事功化”，其间究竟有所区别。前者显然更接近他所说的“伟大的捕风”。

周作人说：“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是流氓与绅士就好了。”此意以后常为论家所袭用。然而“两个鬼”究竟涵义如何，分别要把主人引向何等命运呢。周氏自己说：“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这种态度当然不能为旧社会的士大夫所容，所以只可自承是流氓的……天性不能改变，而兴趣则有转移，有时想写点闲适的所谓小品，聊以消遣，这便是绅士鬼出头来的时候了。”纯粹思想者的立场固然并不全由绅士鬼所决定，对这一立场有所不满进而要成为行动者，却与流氓鬼大有关系。周氏编文集时一再叹息“太积极了”，大概是绅士鬼所发声音，无奈对于流氓鬼约束不力。在他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夕，有一事颇可留意：“二十七年冬有诗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旧友匏瓜厂主人其时在上海，见而悯之，示以诗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此种缺点非不自知，但苦于不能改，或亦无意于改。”：所谓“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乃至为之身体力行，也许即根植于“此种缺点”；而“苦于不能改，或亦无意于改”，则是未能由流氓鬼转向绅士鬼也。“以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流氓鬼更超越思想言论而进入行动的范畴，——对于周氏来说，这至少不是幸事。

思想是惟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本身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反观周作人一生，行事或因思想所致，思想却不为行事所限。假如要从他的话中挑出最具代表性者，或许可以选择以下两段：“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s讲到思想，其实分成两个层次，低一层次与思想者个人密切相关，高一层次升华而为人类所共有。这同样适用于周作人。在后一方面，倒真可以“人归人，文归文”了，说来非独周氏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