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一位国画大师、美术事业家，他的创作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留下了史诗般的画卷，同时也使他声蜚世界。他与夫人郑闻慧忠贞相爱、事业上互相支持，共同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人生征程。本书详尽地记录了郑闻慧与黄胄共同生活的各个侧面，许多的细节为首次向读者披露，有着非常重要饿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书用回忆录形式真实地记录了黄胄的杰出生平，文笔传神，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我蹒跚在炎黄艺术馆黄胄铜像前，数一数日子，一转眼，他已经离开我们11个寒暑了。我想清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我为他做了些什么。其中有我大胆写了这本近30万字的回忆录。说实在的，我原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位美术编辑，对于小说、诗歌只有欣赏品评的份儿，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写文章、写小说，我自知没有那份天才。但是无情的病魔过早地夺走了黄胄的生命，一想到我再也没有了他为我挡风遮雨的日子，就更加感到悲痛。在此同时，有人说我有丰富的素材，劝我为他“立传”。黄胄堂兄梁斌哥说过我应该学着写点东西。但我不是作家，对于写传记的道道，我更是一窍不通。写得不好，不也是糟蹋纸吗。我没有信心，犹豫不决。但是和黄胄共同生活的47年的痛苦与欢乐的情景，却使我不能忘怀。我经常魂牵梦萦，追忆起那段日子的种种细节，有时也有冲动想把它们写出来。

1997年10月，黄胄已逝世半年了，也许是我过度悲伤，流泪太多，也许是他交给我继续完成他未完善的炎黄艺术馆面临的种种困难使我压力太大。也是23日的夜晚，我的左眼巨痛。第二天早晨睁开眼，左眼一片火红，伴随着疼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医生说是青光眼急性发作，极有可能左眼失明。在治疗的过程中，我沉下心，决心把我们共同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写出来。经过一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约30万字的一大摞稿纸。对于能否出版，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请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为《红旗谱》、《红岩》、《李自成》等名著书籍作过编辑的张羽先生看一看，因为他也是黄胄的朋友。但他那时已年近80，加上文革对他的冲击，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因此他回绝了。在我再三请求之下，他答应看一看，但不作任何加工修改。过了几天，他通知我去拿稿子。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他家，没想到他对我写的书稿大加赞扬。在一些章节里，他还批注了“好”或者“细碎”等字样。他还建议我把第三章“经历磨难”改为“红与黑”，但是我当时没有那个“胆”，所以保留了原样。经过他的指点，我有勇气了，也写快了。出版之后，经过一些熟悉黄胄的人和我在出版社原来一些资深的文字编辑阅读，我得到不少表扬，但是也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我在这次再版之前又做了不少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比以前似乎更明朗了一些。

总结这本书，我觉得正因为本人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只是把读者当作我和黄胄两人的朋友，我只是在和朋友们倾诉，倾诉我们的爱情，我们遇到的坎坷、不平。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挑战，其中有所创造的成绩和不能磨灭的伤痕。我是情真意切，没有矫揉造作和煽情。但是也正因为本人不是搞文学的，对于文学的基础太差，不能充分表达我要说的和想说的。其实黄胄这个人可爱的亮点和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由于我的水平，我没能写出来，真是挂一漏万了。还有一层原因，虽然我从青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美术这个大行当，和黄胄及我们同代人参加过意识形态领域里大小不同的政治运动，有、的是很严酷的。在运动的风潮中涌现出的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人物和事件，有的以“马列主义”的捍卫者自居，专门吓唬别人；有的言不由衷，伤害别人；有的本是才华横溢，但经不起折腾，在生活中变得一蹶不振，甚至英年早逝；有的真的是马列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惜才、爱才”尽力保护一些文化人，有时因时局所限，他们也只能扼腕叹息。这些个人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社会群体。黄胄和我共同生活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的言行受到这个群体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来或悲伤或乐观的情绪也是极为复杂的。但是因为我的思想和艺术永平限制，我虽然在书里梳理描述了一些，但是有些事，我当时就是困惑的，现在仍在困惑中。我不能给朋友们说清楚，把黄胄所有的事件的方方面面描写清楚，尽管我尽了些努力，这是我感到遗憾的。

反正我已经写出来了，并翻译成了英语版，这也许是我对我的丈夫——黄胄最好的爱情献礼。希望朋友们读完拙作有所收益，也希望给我批评，厉害一点也不要紧。  郑闻慧

第一章 美好岁月

第二章 风华正茂

第三章 经历磨难

第四章 鞠躬尽瘁

第五章 冰山之行

第六章 江山如画

第七章 进退两难

第八章 友好使者

第九章 创业艰难

第十章 生命之光

1949年我离开家乡，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工作、学习。先是在幼儿园任教，后考上幼儿教育系，成为一名大学生。1950年，我由幼儿教育系转到艺术系，我的目的是想学音乐。可是音乐系当时还没有成立，只有美术系。我到了美术系以后，听别人讲美术系的师资在学校里是比较强的，我们的老师吕斯百是从法国回来的，他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很有成就。解放后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时他要求到边疆，分配到我们学校。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向在北京的徐悲鸿先生要美术教员，可徐先生说：“为什么向我要教员呢?在你们西北就有一个画得很好的青年画家，叫做黄画胄。”他听了徐先生的话，就开始在西北寻找“黄画胄”，可是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于是又问徐悲鸿先生，徐先生说好像是在军队。吕斯百先生又去军队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原来不叫什么“黄画胄”，而是叫梁黄胄。

吕斯百老师以前曾是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徐悲鸿先生是宜兴人，吕斯百是无锡人，吕斯百在当小学教员时，徐先生已经成名了。有一次吕斯百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徐先生看，徐先生很欣赏，利用庚子赔款的钱可以派大学生留洋的机会介绍吕斯百去了法国，在法国美术学院学习，回国后到了徐先生所在的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做油画教员。吕先生与他的恩师徐悲鸿先生的关系特别好。当时徐先生与夫人蒋碧薇的矛盾越来越深。蒋碧薇与主管教育的国民党官员张道藩交往密切，关系暖昧，所以常有一些特务给徐先生捣乱。徐先生性情刚直，受不了这个气，便委托吕斯百做美术系的系主任。在旧社会一个搞美术的人要想混下去是很不容易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吕先生表现得很积极，他的恩师徐悲鸿先生也劝他要心胸开阔，好好画画、教书。吕先生在赴西北我们学院任艺术系主任之前，又去拜望了徐悲鸿，徐先生特意向他推荐了黄胄。

吕先生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在西北军区找到了黄胄。当时黄胄在第一野战军战士读物社任美术记者兼编辑，每个月都要出一本很厚的普及读物，绘画占很大比例。黄胄要在《战士读物》上画漫画、连环画，还要介绍军队中的好人好事。他的任务很繁重，部队不愿意放他。吕先生再三要求院长去交涉，他自己也到杂志社去，看望和动员黄胄。最后部队要求我们学校体育系为军区培养篮球运动员作为交换条件，答应黄胄在不影响出杂志的情况下为我们代课。

那时的战士读物社不是在西北军区的总部，而是在七里河。七里河和我们学校所在的十里店本来是遥遥相望的，只是隔了一道黄河。如果是现在很快就到了，而那时黄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是在兰州大学的旁边，所以黄胄要到我们学校教课得绕道先到兰州市，然后再乘马车到我们学校(那时到十里店还没有公共汽车)，所以教那么几堂课也是很费事的。

吕先生对我们说：“不久将有一位年轻的老师来教你们，这个老师画的画儿非常好，是自学成才的，非常用功，他的作品在全国得了奖。”我们学生听后就一直盼望着这个老师赶快来，我们很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模样儿。可是总也不见他来，听说他不常在兰州，经常深入基层连队。

到了1950年，我们开学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吕先生领了一个中等个子、脸膛黑红色的青年来到了我们教室。这个人的腿有些瘸，我们正在奇陉的时候，吕先生说道：“大家注意了，这位就是梁黄胄先生，他将给你们教创作课。由于他随军队去青海剿匪，右腿受了伤，又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在上课时你们一定要搬一把椅子给他坐。梁先生在军队的工作任务很重，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没有时间来给你们上课，只能利用星期日的时间，所以星期天你们就不能够玩了，因为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都是上创作课的时间。”听了吕先生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些别扭，那时我还不到19岁，正是贪玩的年龄，好好的星期天却不能休息玩耍，要听这样一位其貌不扬一瘸一拐的“老师”讲课，真是没意思。后来我们才知道能请到这样一位老师是挺不容易的，是在我们学校答应了西北军区的一个条件的前提下，西北军区才同意的。

吕斯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黄胄的情况后，我们也了解到一些事情。当时黄胄的一幅作品《爹去打老蒋》在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另外一幅《苹果花开的时候》也受到很多人的赞扬，还得了奖。但是我们并不觉得他有多么的了不起，当时他只有二十四五岁，比班里有的同学才大一两岁，而且又一瘸一拐的。我们心里难免怀疑这样一个年轻人，又不是老先生，究竟能不能教得好我们。

在上创作课的时候，班长给黄胄搬了一把椅子放到台上，但黄胄却往往不能坐着讲课，因为我们的黑板很高，他要在黑板上写字、画画儿的时候，必须得站起来才够得着。第一次上创作课的时候，黄胄对我们说：“你们的创作课我也不知该怎样教，但总的来说应该要发挥自己的才智，也必须锻炼自己的技巧。”他告诉我们：“技巧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技巧，你可能会想要画一个人笑，却画成了一个人哭。因此创作必须依赖于技巧，你们要多多练习绘画的技巧。你们的吕先生素描画得非常好，他在法国受过严格的训练。而我却在素描方面没有得到过正规的指导，只是在画的时候敢于去画就是了。”

黄胄给我们来上一次课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兰州风沙非常大，遇到刮风就更难了。他每次来都要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假如不顺利，就要花费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学校为此在十里店的教职员宿舍给了他一间房子，让他在星期六就到学校来住。可是有时候他要赶着为战士读物社发稿，星期六到不了学校，往往在星期天早上九点半、十点才来。因此我们的创作课也上得挺自由的。

兰州的冬天是很冷的，我们学校的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炉子，炉子的火都是学生们自己生，经常是过几个小时就灭了。我们的宿舍里更冷，冷到只要将湿毛巾搭在屋子里便会立即结冰的程度。因此那时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

黄胄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总是穿着一条大棉裤、一件羊皮大衣。有时他去了新疆或青海就不来上课了，我们希望他不来，那样的话，星期天就可以洗衣服、打羽毛球，或者去滑冰。不过有的时候又很想念他，因为他的到来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乐趣。比如他会以很快的速度给我们画一个丘吉尔，一个铁托，一个艾森豪威尔或是其他的外国人物。因为那时画漫画儿是很受欢迎的，我们觉得他画得那么神奇，那么迅速，而这却是吕斯百等老师所不能及的。

那时，我们的老师还有一个叫刘文清的，也是从法国回来的，教我们素描课。还有一个教速写的韩天眷老师和教理论的洪毅然老师。我们对这些老师都有几分议论，而对梁黄胄先生却越来越佩服了，因为他和别的老师相比画得又快又好，而且给学生改稿子一下子就改好了，一点儿也不费劲儿。所以同学们经常学他走路，学他把舌头放在嘴边专心画速写的样子，并经常说起自己的理想是做吕斯百或者是黄胄，甚至说达到他们的水平这一辈子也算不白活了。

我们真正开始上创作课是在1950年的冬天，那时候他教我们画年画。当时班里有12个同学，被分成了四个组，一组是3个人，我们两个女同学功课都不太好，因此被分别分在较强的组里进行创作。我们那个组创作的是人们欢迎从抗美援朝战场胜利归来的坦克勇士的画面，这个情景说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画的，因为场面大、人物多。我们有两个星期一直在不停地找资料翻画报，忙上忙下地画，甚至连星期日也没有休息。而我们的素描和速写的水平都不高，造型能力也差，虽然很努力，找了不少画报，却画得不好。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