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编码系统,有它神秘莫测的一面。十二生肖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十二生肖是怎样产生的?起源于何时?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所有的,唯独龙这一种却是现实中没有的呢?
本书集中研讨了马生肖的文化蕴涵,侧重说明人与马的互动关系,以及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多方面投影和表现。涉及神话、宗教、仪式、占卜、农牧业生产、风俗习惯、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历史,乃至民间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博采中外各民族马文化材料,包括文献、考古文物和田野调查等,以资对照和比较。
本丛书共有十二册,分别由学有专长的民俗和文化研究者撰写,每册集中研讨某一种生肖动物的文化蕴涵,侧重说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该种动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多方面投影和表现。具体而言,涉及神话、宗教、仪式、占卜、农牧业生产、风俗习惯、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历史,乃至民间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博采中外各民族相关的动物文化材料,包括文献、考古文物和田野调查等,以资对照和比较。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国际学界的新成果和新观点,力求做到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希望能有较高的品位和较广的读者,把生肖文化的探讨引向深入,为中国文化研究拓展新的思路和空间。
本书立足于现代科学立场,尝试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把握中国的鼠生肖文化。
匈奴是胡族的一支,其先民即上古时的荤粥,商周时期的猃狁。史书中出现的猃狁、严允等字样,其实是同一语音形式的不同文字表达。胡族在战国时期形成后,才出现“匈奴”之称。荤、胡、匈,三者是一音之转,也是同一语音形式的不同文字表达。称异族或地位低下者为“奴”在古代较为普遍(如倭奴、奴才)。匈奴可能就是战国及其以后对当时的胡人或胡人的某一族系的一种蔑称。
匈奴及其先民同华夏族及其先民一直有着种种联系,这种联系往往是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黄帝时,曾“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夏时,荤粥与夏为邻,联系密切。商代,曾与鬼方多次交战。周时,猃狁搞得周人“靡室靡家”,“不遑启居”。至战国及其以后,匈奴与中原华夏族的联系更为密切,双方或战或和,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交流。
战国时期,匈奴经常与秦、赵、燕三国发生关系。《史记·匈奴列传》:“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匈奴的发祥地在阴山河套地区,其政治中心在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县一带)。战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时,匈奴逐渐发展强大,势力逼近秦、赵、燕三国边境。匈奴骑兵临近边境,引起了三国特别是赵国的高度重视。赵国为与匈奴抗衡,在匈奴的影响下,也发展起了自己的骑兵组织。赵武灵王时,下令国中着胡服,习骑射,军力增强。赵孝成王元年(前265),赵国良将李牧率战车千三百乘、战马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彀者十万人,与匈奴骑兵开战。匈奴此次共有骑兵十万参战,但未能取胜。匈奴骑兵的强大势力还曾引起燕太子丹的注意。当时秦的势力正处于强盛之时,燕国有随时被吞并的危险。燕太子丹为抗击强秦,就曾企图派人与匈奴联系,以共同对付秦国。
秦统一后,对匈奴实行征伐。面对蒙恬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匈奴不得不北撤,放弃了自己民族的发祥地阴山河套地区和政治中心——头曼城。秦国采取设县、驻兵、移民、屯垦、修建长城等手段占据了匈奴之地。始皇驾崩,蒙恬被害,陈涉起义,诸侯叛秦,中原大乱,为匈奴回归故地创造了机会。匈奴骑兵乘机南下,越过长城,重新占据河套地区和阴山地带。在部落英雄冒顿单于的统领之下,匈奴势力更为强大,其控地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
匈奴与汉的关系仍然是有战有和。冒顿领导的匈奴骑兵曾与刘邦交战。冒顿亲率四十万骑兵,将刘邦和他率领的三十余万大军重重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此次作战,匈奴大胜,汉军大败,使汉对匈奴的政策不得不从武力进攻转为“和亲”,即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汉、匈“约为昆弟”。此后,匈奴骑兵对汉境时有进犯,但汉都采取忍耐和继续和亲的政策,同时大量招兵买马,训练军队,以备来日与匈奴交战。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汉对匈奴进行了三次战争。汉将卫青、霍去病不但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汉地,而且还深入匈奴之地两千余里,在原匈奴统治之地置郡、屯田、驻兵,扩大了汉的势力和版图。面对卫青、霍去病领导的汉家骑兵,匈奴骑兵也展开了英勇抵抗,使汉军损失士卒数万人,马十余万匹,但终未能敌。匈奴经汉匈战争后走向分裂,“五单于争立”,各部之间互相攻杀。其中一部首领为呼韩邪单于,内迁于长城一带,要求与汉和亲,于是始有昭君出塞之故事。
王莽及东汉时期,匈奴与汉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改善。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南匈奴内附于汉,并配合汉军连年大破北匈奴于大漠南北及今新疆东部。北匈奴单于受创遁逃,于公元91年率一部分人部逃往西方。残留在漠北的匈奴余众,有十余万落(户)加入鲜卑,另有一部分始终残留在漠北西北角,直到5世纪时被柔然族吞并。而内附的南匈奴内部则时而统一,时而分裂,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则采取分散政策,限定其居住范围,控制和削弱他们的力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的匈奴又发展成许多支系,有的还建立了政权,有“汉一前赵”政权、“北凉”政权、“夏”政权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内迁的匈奴人逐渐融入鲜卑族和汉族,而鲜卑族最终也融入到汉族之中。到南北朝后期,匈奴的名字在史书上就消失了。
匈奴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文明。国内外考古材料证明,匈奴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进入铁器时代。蒙古境内发掘的匈奴古墓中曾出土了许多铁制器具,其中就有铁马嚼。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附近,也发现有公元前1世纪匈奴人使用的铁器。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地区也发现有许多匈奴古墓,古墓中出土了大量铁器,有铁剑、铁锥、铁矛、铁勺、铁镳、铁铺首、铁环、铁马嚼等,这些铁器,有的是兵器,有的是生活用具,也有许多马具。诺颜山、内蒙古等地匈奴古墓中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有兵器、工具等,也有马具。可见匈奴及其先民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其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特别是铁制马具和青铜马具的大量发现,说明匈奴及其先民的马文化已经极其发达,马在匈奴畜牧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匈奴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他们没有城郭,居无定所,逐水草,随畜牧,过着游牧生活。畜类是他们的生产资料,更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匈奴人的日常生活,主要仰仗畜类。“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此外还食湮酪(乳类食品),住穹庐(帐篷)。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驼为多,此外还有駃醍、驹騟等珍奇异兽。除了畜牧以外,狩猎也是其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补充。
P55-57
“生肖”指的是人所生年的属相,一共有十二个,通称十二属相或十二相属,分别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种动物又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子为鼠,丑为牛,寅为虎,卯为兔,辰为龙,巳为蛇,午为马,未为羊,申为猴,酉为鸡,成为狗,亥为猪。我国传世的书面文献中最早记录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王充所著《论衡》。后代的人们认为人出生在哪一年就属哪一年的动物,如子年出生者属鼠,丑年出生者属牛……亥年出生者属猪。“生”者,所生之年也;“肖”者,类似、相似也。生肖之说成为中国民间普遍流行的记生年和记岁、排辈分的符号体系,两千年来早已蔚为大观,妇孺皆知。哪怕是足不出户的村夫野老,目不识丁的走卒乞丐,他们或许“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今夕是何夕、今年是何年都不甚清楚,但是若问到他们属什么,恐怕没有多少人答不上来吧。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和高度关注,生肖从简单的记时原则发展为具有弥漫性质的文化现象,历久不衰。在民间流行的除了生肖游戏、生肖算命外,还有生肖剪纸、生肖卡、生肖图、生肖灯、生肖面食等,多不胜举。古人不光活在世上时要使用生肖屏风、生肖镜、生肖钱币等以图吉利,佩带生肖护符以图保佑,即便死后下阴间也要带上生肖俑,富贵人的墓室还要绘上生肖壁画。真可谓生生死死与生肖相伴。
生肖文化的大普及既是民俗生命力旺盛的表现,也离不开知识阶层的推波助澜。古诗中的“生肖体”便出于历代文人墨客的贡献。《列朝诗集》收载的明人胡俨《十二辰诗》云:
鼷鼠饮河河不干,
牛女常年相见难。
赤手南山缚猛虎,
月中取兔天漫漫。
骊龙有珠常不睡,
画蛇添足适为累。
老马何曾有角生,
羝羊触藩徒喷嚏。
莫笑楚人冠沐猴,
祝鸡空自老林邱。
舞阳屠狗沛中市,
平津牧豕海东头。
作诗者将十二属相同十二种传说或典故融合为一体,在讲述生肖知识的同时又传播了历史知识,收到趣味横生的效果。民间不少生肖歌谣也采取了类似的表现手法,使生肖之说变得极为通俗易懂。一首台湾儿歌唱道:一鼠贼子名,二牛驶犁兄。三虎爬山崎,四兔游东京。五龙皇帝命,六蛇受人惊。七马跑兵营,八羊吃草岭。九猴爬树头,十鸡啼三声。十一狗吠客兄,十二猪茶(台湾地方音,杀)刀命。
生肖作为本土性的民间常识虽然简单生动,易学又易记,但是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编码系统,也还有它神秘莫测的一面。比如说十二生肖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十二生肖是怎样产生的?起源于何时?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有的,唯独龙这一种却是现实中没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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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立足于现代科学立场,尝试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把握中国的生肖文化。丛书共有十二册,分别由学有专长的民俗和文化研究者撰写,每册集中研讨某一种生肖动物的文化蕴涵,侧重说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该种动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多方面投影和表现。具体而言,涉及神话、宗教、仪式、占卜、农牧业生产、风俗习惯、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历史,乃至民间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博采中外各民族相关的动物文化材料,包括文献、考古文物和田野调查等,以资对照和比较。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国际学界的新成果和新观点,力求做到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希望能有较高的品位和较广的读者,把生肖文化的探讨引向深入,为中国文化研究拓展新的思路和空间。
谨为之序。
叶舒宪
2007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