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从新的理论视角——人力资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必然要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渐进改革会导致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决定制度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一决定因素是人力资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发生转化，实现再升值？为什么要强调人力资产升值的“渐进”性，它与“渐进”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作者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研究使我们对如此惊心动魄、复杂纷繁的改革过程及其发展逻辑有了本质性的观察与思考。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无可争辩地载入世界现代化的史册。作者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渐进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改革实践已向世界证明，渐进改革能够取得革命性的效果，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关键所在。

本书初版于1998年，是作者根据其在美国兰德公司、兰德研究生院所写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来的。该书独到之处至于作者从新的理论视角——人力资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必然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本书重点分析了中国早期改革、改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和中国如何向市场迈进。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本书的出版更具有了深远的意义。

渐进革命又十年(再版代序)

渐进改革与人力资产(代序)

第一章 引言

 聚焦改革中人的因素

 利益和议题

 阴影

 开始改革之时

 研究方法

 分析框架

第二章 早期改革

 改革的发起

荒芜的经济

务实的领导

 关于完善计划经济的理念

把经济失败归因于激进主义

完善计划经济的初衷

经济特区的智慧

 “摸着石头过河”方法一

中国的试验法

封闭式试验

方法一的局限性

五、六十年代的经验

现有人力资产

 主要关心的问题

效益

中央计划经济原则

 像“大公司”的计划经济

共同利益

中央计划占主导

內部化关系

 聚焦激励因素

早期阶段：缺乏激励

三大关系中的激励问题

 调整内部关系增加激励

预算分开以加强约東和激励

调整价格重新分配盈余

利润分成增加财富总量

第三章 第一阶段： 改善中国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恢复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

不合理的公社制度

家庭责任制

运用第一阶段模型的分析

农民和官员的制度记忆

 调整政府间关系

省级政府

预算分开

调整內部关系

经验的启示

 初步的企业改革

利润分成试验

推行税制

工业重组试验

检验和阐释

专门化的人力资产

人力资产的制约

 调整计划经济的内部关系：初步变革

第四章 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改革的分析

 脱离第一阶段改革的轨迹

 不断变化的改革理念

把弊端归咎于中央集权计划体制

改革定义的演变

概念模糊，行动明确

逐步认识市场

新经历的事实胜于雄辩

 “摸着石头过河”方法二

开放式来源的试验

制度选择的新模式

对人力资产的挑战：老经验不起作用

新思路、新试验百花齐放

经济特区成为新参照和试验场

理论思想探索的经验教训

 第二阶段改革关心的主要问题

效率

可操作性

 经济上理性的企业

政府与经济上理性的企业

从扩权到放开

 以市场发育为中心

市场不再是补充

政府面临调整和适应

所有人力资产都面临着更新

 通过双轨制转变

双轨制

过渡手段

妥协申的争议

第五章 第二阶段的改革： 向市场迈进

 渐进变化和累积效果

没有稳定的中途歇脚站

持续回报和渐进变化

人力资产的累积作用和变化

 市场体制要素的发育

家庭农业的制度化

人力资产的差异使两组农民变得突出

有限的继续分权

法律制度的发展

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错综复杂的企业改革

解决所有权问题的两条思路

承包制产生经理

以股份制改革所有制

从交易费用角度的一点看法

 双轨制下的市场发育

双轨制——渐进改革的结果

对付不确定性

制度准备和人力资产准备

价格双轨成为核心

 问题和矛盾

通货膨胀

腐败

基础设施滞后

仍在继续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地方保护主义

政治因素

第六章 结论

 渐进革命

 制度选择的新机制

 渐进革命的三要素

 人力资产的转化和升值

 与知识相关的不确定性

 人力资产是转制的决定因素

 制度记忆

 人力资产的准备状态

 双轨过渡下的人力资产转化和升值

 发展、制度和人力资产

在改革第一阶段，中国主要是设法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调整经济制度。在这一阶段虽然中央计划经济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受到了挑战，但是它在体制上的基本特征仍然保留下来了。改革不仅扩大到农业、企业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且推广到工业组织、价格管理和中央计划体制的整个管理层次系统中。其次，在一些非计划经济的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和谨慎的尝试，其中包括诸如私营部门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以及大胆试行经济特区。然而，中央计划经济的基本体制特征(中央计划分配制度和国家所有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并且推行市场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充和改善中央计划机制。

首先，我将对第一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作一回顾，以便为更加详细地探讨中国早期改革的实质打下基础。指出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最初状况对了解整个改革运动尤为重要。在改革开始时，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极端的、激进的不合理状况，并且盲目忽视低下的经济效率。国家计划由一系列以数量为基础的指派任务和定额组成。在实践中，强制性目标和定额迫使企业盲目追求数量扩大，几乎不考虑需求、质量和效率因素，从而破坏了成本与效益的基本经济关系。这种无视经济效益的做法伴随着劳动观念的堕落和企业家精神的丧失。由于市场和自由交换是官方所禁止的，一些人通过权术、裙带关系、贿赂官员和这类计划经济体制外的其他一切可能手段，寻找门路谋求各种资源和机遇。这种腐败行为使中央计划体制下的资源分配进一步恶化，并使经济陷入停顿。因此，在改革前，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病态之中，而且弊病百出。这些弊病有：强制性计划、采取行贿手段谋取资源和机遇以及以政治追求代替经济问题。为了公正而牺牲效率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是问题之所在。效率仅仅被视为一种毫不相干的东西而被抛弃。机构和体制的选择及创新活动停止了。合理经济地使用各种资源的努力未受到重视；诸如“效益”和“收益”之类的字眼不受喜欢。在强制性计划下，唯一的经济增长的是定额的数额。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是在经济缺乏效率、质量和创造性基本概念的情况下，在除强制性定额外其他经济动力因素被扼杀了的情况下开始实施的。

那么，中国经济在经过第一阶段改革后处在何种状况下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将反复提到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效率问题。第二个因素是试验和选择的过程。第三个因素是中央计划经济得以建立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本章探讨的内容主要将集中在农业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以及企业改革上，并将采用上一章分析内部关系重新调整的分析框架加以阐述。

恢复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

在改革初期，农业改革最引人注目，影响也最为深远。“家庭责任制”的推广实际上导致了农村公社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农村地区已经存在20多年)的瓦解。到70年代末，农村公社制度的明显失败起到了呼吁改革的作用。农业改革始于1979年，其目标在于通过试行各种责任制，引进新的激励机制。尽管以家庭为基础的责任制的确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它与当时改善现行计划体制的主要信念是一致的，因此它是中国早期改革运动的主要特点。

虽然对如此深刻的改革来说，4到5年时间似乎很短暂，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循序渐进的试行办法未必意味着需要用漫长的时间寻找合适的制度。然而，中国农业政策改革的成功不可能在其他经济部门简单地再现。原因何在呢？两者的区别在于，在选择以家庭为基础的责任制的过程中，农业制度的人力资产独具特色。

不合理的公社制度

改革前，农民在公社制度下从事劳动，这种制度是在中央计划的控制和“大锅饭”分配机制下运转的。“大锅饭”是一种比喻说法，主要是指一群人在一口大锅中分享食物，而不管每个人对生产锅中的粮食作出了多少贡献。因此，生产努力与消费权之间不存在联系。

当生产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农民和城市居民时，农业改革变得迫在眉睫。尽管接二连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试图提高农业生产，但是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注1)。即使粮食生产缓慢增长，它也是通过牺牲肉类制品和水果生产以及变森林和牧场为粮田来获得的。农业成就不佳已经对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正如上文中论述的那样，公社制度最具破坏性的问题是它缺乏激励。

首先，“大锅饭”式的分配政策和公社生产制度容忍并实际上助长了搭便车和不劳而获者，并且缺乏鼓励农民提高产量和效率的适当手段。在大锅饭体制下，一个人生产和消费多少粮食是没有联系的。只要一个人仍然是集体中的一员，那么不管他作出了多少贡献，都可以从大锅饭中分得一杯羹。只要这口大锅中还有吃的东西，大锅饭体制的确为每个成员提供了粮食保障。社员在集体中享受的权利是以集体成员的资格为基础的，这种资格涉及各个方面，并且对个人作出的低水平贡献的容忍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集体中存在一种和睦的倾向——至少是表面上的和睦。在市场上，只有在预计最后增加的收入会超过增加的投入费用的情况下，企业才会增加投入。另一方面，在实行大锅饭的集体中，因成员增加而创造的效益实际上可能远远低于增加的费用。对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来说，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是决定投入与产出水平的重要因素。大锅饭制度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与阿尔奇亚和德姆塞茨(注2)描写的“公社”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在他们描写的“公社”中，成员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维持最低可接受水平的贡献。改革前，农民收入每年年底以现金或实物支付，并根据他们参加劳动的天数或劳动获得的“工分”来计算。一些地区用天为单位计算劳动成果；不过在大部分地区，农民采用的是工分制。工分分配到每个人手中，与生产力有无关系要看所在的地区来定。例如，一些村庄是以经验、年龄、性别和过去的成绩为基础来评估个人生产力的；其他村庄只采用简单记分法：青少年4分，成年人10分。一般来讲，成年人中有生产能力强的，也有懒惰的，但分配给每个人的工分值相同或者相近。把每个农民的劳动天数相加，然后用这个数去除该村或生产队一年的总收入，就是一个农民平均每天的收入所得。

其次，由于农民通常无权参与农业生产的决策，并且不得不遵从国家计划的各项指令，因此他们被剥夺了作出合理选择的机会。在公社和中央计划体制下，生产队通常接受有关计划部门下达的有关农业生产的各项决定，如在特定农田上种植哪种作物，什么时候播种，乃至使用何种化肥等。规定上缴国家的农产品定额以及每种作物的种植面积由上级计划委员会向各个县传达，然后由各个县向公社，公社向大队和生产队传达。结果，从气候、土壤或地理位置来看，本来比较适合种植比如说棉花或蔬菜的土地，最后可能不得不用来种植谷物。这种计划所能控制的程度因地区的不同各异。

因此，改革前的中国农业把大锅饭和中央计划机制结合在一起。大锅饭破坏了农民提高产量的积极性；中央计划取代了决定农业制度运转的合理选择。

P54-57

“渐进革命”中文版已出版十年。这十年，中国继续着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史诗般、震撼世界的渐进革命。这十年，中国继续着人类规模空前的摆脱贫困、通向自由、公平的征程，继续着全社会人力资产的转化和升值。人力资产的特点及其转化和升值需要时间和学习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这场伟大改革以渐进的方式得以成功，并实际上完成了革命性的变化和进步。这场渐进革命，在引入新经济体制过程中过渡性沿用部分原有体制，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和体制激荡更替的精妙平衡，实现人力资产的逐步转化和升值，实现与人力资产变化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和更新。

过去十年，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寿终正寝。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始于对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质疑、批判和改良，始于农村“大包干”和“家庭承包”。最初，市场是被认为具有某种“调节”的积极作用而被引入，后来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后来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人力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仅存的部分行业的计划也从指令性转向指导性，计划经济在中国消亡已是覆水难收。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唯一的对外国经济模式的全国性照搬以实际失败而告终。今天，市场经济已在中国扎根，并迅速向以契约制度和信息真实、透明为基石的市场有序化方向发展。

改革把中国带入市场，市场带给中国一个大学校，一个没有校园、有教无类、学无止境的学校。市场是没有校园的学校。有了这个学校，人们可以在农村、在工厂、在企业、在家舍学习，学习使自己成为具有更高价值的人，学习使自己成为能创造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人，学习使自己获得更好地生活的本领。市场是有教无类的学校。市场打破了人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类别和成分的束缚，把机会呈现给每个人。市场冲淡了封建的成分观念、荡涤着阶级斗争的意识和政治说教，使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和从事学习。市场是学无正境、没有毕业班的学校。这里没有年级，没有规定的学费，有的是对经验、知识、胆略的需要和承认，有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机会。这里没有固定的学科和专业，有的是千门万类交织的知识、经验和商机。

从实践来看，中国人堪称市场这个学校的好学生。吃苦耐劳、勤学好问，加上“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理念，都是这个好学生的基本素质。中国人较少极端宗教型偏见，乐观而不怨天尤人，加上“吃一堑长一智”的观念，使他们似乎不难接受市场活动中相伴的挫折和不尽人意。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也与市场经济的投资理念一拍即合。市场中利益和机会的刺激、供求波动和盈亏并存的困扰，推动人们通过学习来接收和处理信息，学习各种技艺与知识，学习在不确定性中做出选择，学习用时间和金钱投资，使人力资产不断转化和升值。改革以来全社会的大学习、人力资产的转化和持续升值，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近十年来增长速度依然有增无减，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推动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的动力。

开放把市场这所学校延伸到整个世界。开放为中国提供了新师资、新教材、新视野。中国从夜郎自大的自我封闭，到投石问路的窗口式开放，再到理直气壮的全面开放。中国在开放中脱贫脱愚，在开放中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在开放中批判和调整自己，在开放中恢复继承传统，在开放中发展繁荣，在开放中创新和重建社会关系和体制。开放加快了人力资产的转换，扩大了人力资产升值的空间。

开放一展中国改革先驱们将务实精神和战略远见相结合的智慧。自“南京条约”中国在炮口下被迫五口通商以来，大部分时间里外来侵略、列强欺凌、内外战患的苦难连连，对外开放并不像一条民族振兴的公理不证自明或被普遍接受。从1979年春夏在广东、福建两省开创“出口特区”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经历了点(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线(沿海地区)、面(全国、包括内地)以及多维(加网络和无线通讯)为特点的、逐步展开的过程。过去十年，尤其是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开放进入了与世界经济接轨、推动双边多边相互开放的新阶段。回首，三十年短暂，十年匆匆。从当年南国边垂窗缝般对外开放始，到今天经济几乎全面开放，甚至跨洲越羊要求外国也对中国开放，中国似已天翻地覆。

当然，市场不是解央社会公平公正的永久妙方。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致使经济荒芜、人们缺衣少穿时，市场能促进经济发展，使大部分人的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就促进了社会公平公正。但是，一个健康和不断进步的社会需要其他的机制维系和协调。在中国，希望看到在追求个人和企业利益的过程中散发更多的公益；希望看到经济发展不再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保护和改善环境被视为经济和社会福祉的重中之重；希望看到重视教育、尊爱老人、维护家庭的传统观念续延光大；希望看到更加宽容、甚至宽容另类或异端思想和行为，更加理解和尊重他人和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选择；希望看到更多对弱者和不幸人们的理解、扶助和关爱；希望看到教育在培养对自由和责任的理解、在创造能力、想象能力、激情追求方面有更多地发展；希望看到更多公民意识和维护社区和谐的自我约束；希望看到政府对市场更少的行政和非公开程序的干预；希望看到以契约为核心的经济法制体系进一步发展、成熟；希望看到普通消费者、普通投资者得到免于欺骗和有意损害的保护。

我们记得，中国三十年前的深彻悟醒和随之开始的伟大改革的起点是，敏感于周围变化，勇于发现和承认自身不足，承认有所不知，勇于向别人学习，勇于探索和创新。从历史和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荣易骄，骄易止。持续进步和持久发展还有赖于谦虚地、经常地站在这样的起点。

在此，我感谢中国计划出版社决定值此改革三十周年之际再版本书。

王辉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