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收欧·亨利最优秀的34篇短篇小说代表作,其中有些已成为世界短篇小说史上的经典名篇,如《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最后的常春藤叶》、《供应家具的房间》等。这些作品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脍灸人口,流传不衰。
在《麦琪的礼物》中,描述一对贫苦夫妻的爱情:圣诞节即到,为了让深爱的对方感到温暖、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意,妻子卖了一直引为自豪的漂亮的长发,为丈夫换来一条表链,以配丈夫多年无链的家传金表;而当她把表链送到丈夫面前时,却发现丈夫为给她买盼望已久的一套玳瑁发梳,已经将金表卖掉。结果,夫妻俩各持均已无用的礼物,哑然神伤……在善良崇高的人性与冷酷无奈的生活现实的强烈对比间,读者能不感慨万千!
在《警察与赞美诗》中,写一个流浪汉因无家可归又饥寒交迫,想寄宿监狱中熬过严冬。于是他故意以身试法:到饭馆吃饭不给钱、大喊大叫扰乱街市平静、偷顾客的雨伞,乃至有意当着警察的面调戏妇女……但均徒劳无功,根本不被“神圣”的法律所理睬。而当他站在教堂前,聆听着赞美诗,想从此振作精神、积极生活的时候,警察的大手却“庄严”地按住他的肩头:判处三个月监禁!读到此,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又沉思良久?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更味如橄榄:两位绅士,为了一个九年的默契和约定,上演了一出耐人寻味的人间悲喜剧。可笑么?委实可笑。但是在凄冷的人世间和残酷的社会中,普通小人物间的这种推己及人、相濡以沫的人文精神,能不使人笑声渐哑,终于感慨万千么!亨利笔下,另一类人物则是远离都市的草原上的牧牛人。在描写这类人物的篇章中,人物充满活力、生气与勇气,他们的生活充满浪漫气氛,像草原一样奔放自由,不再有“都市文明”的压迫与窘束。他们追求着、体现着纯净天然的人性品格——爱情、友谊、尊严与荣誉。在这些人身上,没有欺骗、阴暗的龌龊心理,有的只是磊落、光明、坦荡、淳朴的胸怀。
在《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中,牧场主人助人为乐、救死扶伤的豪放,牧牛人热忱天真、毫无遮掩的胸襟,以及在大都市压抑下奄奄一息、而在大草原清新空气和洁净人间重新恢复生命力的拳击手的感悟,都有声有色、淋漓尽致地得到了艺术体现。
在《活期贷款》中,西部牧牛汉子之间重然诺而轻生死的人格精神,推己及人又自尊自重的坦诚胸怀,给人一种“原始文明”的强烈震撼,使人顿生一股“返璞归真”的遥远的亲近。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这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的时候,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但是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脸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子跟前,呆呆地瞅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_件礼物。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起来的都攒了,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经用的。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像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让它披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当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裙子一摆,就飘然走出房门,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段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硕,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同“莎弗朗妮”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总之,德拉正为了送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
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各家都没有像这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不凭什么装潢来炫耀——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它简直像他的为人。文静而有阶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剩下八毛七分钱,匆匆赶回家去。吉姆有了那条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只用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被审慎和理智所替代。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钟,她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卷,变得活像一个逃屎的小学生。她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
“如果吉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像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七点钟,咖啡已经煮好,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里,在他进来时必经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忽儿。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门打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的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下来,走近他身边。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好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你把头发剪掉了吗?”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虽然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可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P1-4
威廉·西德尼·波特,一八六二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生家庭中。母亲早逝,由婶婶抚养。为生活所迫,十五岁时就到一家药店当学徒,五年后劳累成疾。为改善身体状况,也为寻找新的工作,他远离故乡,到西部做牧牛人。两年中,他既感受到开发西部过程中的各种人性与社会矛盾,也接触到一种粗犷豪放、清新自然、坦荡真纯的大有别于东部都市的生活品质。一八八四年以后,迫于生计,他又调换过不少职业: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已经带有历史大变动时期美国社会现实整体缩写的印痕。
在此期间,他的爱妻生了可爱的女儿,使他凄苦劳碌的生活增添了欢乐与幸福。然而不久,厄运就降临:他无法辩驳地被指控盗用公款。为避免审讯带来的人格侮辱,他愤然离家出走,从此隐姓埋名、到处流浪,一直飘泊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一八九六年,突然接到妻子病危的消息!爱情,使他日以继夜地赶回家中。然而,牧师为临终妻子的祈祷声尚未平息,法警严酷的嗓音已在耳边响起:“你被捕了!”
就这样,隐姓埋名七年之久、乃至连自己的本名都快忘记的他,又成了阶下囚。监禁的日子,在悲痛与屈辱中渡过,他惟一的精神支撑是他的孤苦无依的小女儿、让他魂牵梦萦的小天使。
就在他面对冷冰冰的狱窗发呆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到了,他流泪了,因为他没有钱给女儿买圣诞礼物。
他心不在焉地在纸上涂写着“圣诞礼物、圣诞礼物……”,突然他停住手:为什么不试试呢?他想起以前曾发表过的一些幽默故事与小品。
——就写一篇新的圣诞故事,只为自己的女儿!
于是,在监狱冷酷的环境中,他强颜欢笑,开始埋头写作。他写一个没有家、没有职业、没有亲属的流浪汉,写这个流浪汉在别人欢乐之时没有节日可过的凄凉。之后,随便署上个“欧·亨利”的名字——这是他头脑中偶然想到的一个名字,他无心为自己认真挑选笔名,因为他非但不指望留名后世,甚至连生时的声名也不想要。
这篇《口哨狄克的圣诞礼物》发表在一八九九年的《麦克卢尔》杂志圣诞专号上。于是,这位囚徒的女儿在圣诞节清晨,收到了圣诞老人放在她袜子里的礼物。
从此,“欧·亨利”开始为读者注意与欢迎,并正式进入小说创作领域。在以后不长的时间内(仅仅十一年),他创作了三百部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这个有着“自然的天赋、独特的个性、开朗的胸襟”却一生落在“老鼠夹”中的作家,蘸着自己的心血,艰苦执著地进行创作。他的小说给他带来了荣誉,但他宁愿过默默无闻的孤独生活。在他去世前不久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中,他写道:“我希望叙述自己平生的人不是讲给听众或牧师听,而要这样:假定他流落在大海的孤岛上,再没有获救的希望,他讲故事只给自己,说出自己的事迹、经历和见解。”
痛苦的心境和呕心沥血、不为虚名的写作,使他的健康开始恶化,加上第二次婚姻的不幸,他心力交瘁,于一九一○年六月五日在纽约病逝,年仅四十八岁。
这,就是美国著名作家、世界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一生。
从十九世纪到现在的欧美文坛,短篇小说成就最大的主要有三个国家:以莫泊桑传统著称的法国,以契诃夫传统为特色的俄国,然后就是美国,而且就整体态势而言,美国最有活力。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美国那样殷勤地培养短篇小说,也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像美国那样专心致志地钻研短篇小说的写作方法、技巧和发展可能性……不止一次,美国的短篇小说深刻地影响了别的国家短篇小说的写作实践。”(《说故事的人》序) 诚然如是。
尤其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历史性的大进展与大变动,美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加以现代工业社会对人性压抑、扭曲、畸变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价值观念、信仰追求、人生态度、道德规范……,均在新的社会生活面前,受到震撼性的检验、挑战、选择与裁判。于是,在欧洲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一批来自社会下层、对变动中的时代生活有深切感受的作家,如马克·吐温(1870—1910)、哈·加兰(1860—1940)、弗·诺里斯(1870—1902)、斯·克莱恩(1871—1900)、西.德莱塞(1871—1945)、杰克·伦敦(1876—1916)……,以他们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精致短篇,把美国短篇小说推向新的高峰。而其间,欧·亨利(1862—1910)更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他的小说,以新颖独特的构思、诙谐幽默的语言、表面轻松而内里沉重的格调,表现出对健康人性的强烈关注、对社会现象的清明审视、对现代人生的深切反思,对二十世纪初期正处于历史性变动时期的美国社会,进行了形象的展示与剖析,同时在世界文坛上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短篇小说创作之路。一九一八年,在他逝世仅仅八年之后,美国就设立了“欧·亨利纪念奖”,以表彰他的文学功绩并专门奖励每年度全美国的最佳短篇小说。
因之,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现象,对欧·亨利小说创作的研究,便有着非“纯本文”的意义了。
欧·亨利的全部小说创作,一言以蔽之:它们体现了作家对健康人性与健康社会的强烈向往与追求,并有着鲜明而真实的时代印记。
它歌颂着小人物在贫困生存中美好善良、相濡以沫的淳朴品格,尽管不无苍凉的苦笑;它揭露着那些“社会宠儿”的骄奢淫逸、尔虞我诈、寡廉鲜耻的卑劣本质,虽然表面上轻松乃至调侃;它怒斥着社会的丑恶黑暗,却以“鬼脸”戏谑;它赞美着草原牧场上健美、彪悍的生命体现,又暗中不无“逝者如斯”的喟叹……
亨利最出色的篇章,毋庸置疑,当属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作品。像众所周知的《麦琪的礼物》、《爱的奉献》、《最后的常青藤叶》、《警察与赞美诗》、《两位感恩节的绅士》等,无一不让读者在凄然一笑后,反思深沉。
如在《麦琪的礼物》中,描述一对贫苦夫妻的爱情:圣诞节即到,为了让深爱的对方感到温暖、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意,妻子卖了一直引为自豪的漂亮的长发,为丈夫换来一条表链,以配丈夫多年无链的家传金表;而当她把表链送到丈夫面前时,却发现丈夫为给她买盼望已久的一套玳瑁发梳,已经将金表卖掉。结果,夫妻俩各持均已无用的礼物,哑然神伤……在善良崇高的人性与冷酷无奈的生活现实的强烈对比间,读者能不感慨万千!
再如《警察与赞美诗》中,写一个流浪汉因无家可归又饥寒交迫,想寄宿监狱中熬过严冬。于是他故意以身试法:到饭馆吃饭不给钱、大喊大叫扰乱街市平静、偷顾客的雨伞,乃至有意当着警察的面调戏妇女……但均徒劳无功,根本不被“神圣”的法律所理睬。而当他站在教堂前,聆听着赞美诗,想从此振作精神、积极生活的时候,警察的大手却“庄严”地按住他的肩头:判处三个月监禁!读到此,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又沉思良久?
亨利描述小人物,有时也表现他们的缺憾、弱点乃至弊端,但又在具体展示过程中,更深层、更强烈地向读者剖析他们本质的善良与淳朴,更真切曲折地反映出人性的复杂层面。并在这展示过程中,将这复杂人性的成因与背景自然形象地揭示出来。使读者能在“社会与人”的范畴内思考、认识出更丰富的内涵。如《刎颈之交》,写真诚纯净的友谊在两个男子共追一个姑娘的过程中可敬、可笑又可爱的表现,稍含调侃地歌颂了小人物的善良品质;如《没有完的故事》,描写一位每周只挣五块钱的贫穷女工虽一时动摇,但终于拒绝了那个玩弄女性的阔佬儿的引诱。她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实感人地被表现出来,非但无损于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反而增加了读者对她的敬重。再如《两位感恩节的绅士》,更味如橄榄:两位绅士,为了一个九年的默契和约定,上演了一出耐人寻味的人间悲喜剧。可笑么?委实可笑。但是在凄冷的人世间和残酷的社会中,普通小人物间的这种推己及人、相濡以沫的人文精神,能不使人笑声渐哑,终于感慨万千么!亨利笔下,另一类人物则是远离都市的草原上的牧牛人。在描写这类人物的篇章中,人物充满活力、生气与勇气,他们的生活充满浪漫气氛,像草原一样奔放自由,不再有“都市文明”的压迫与窘束。他们追求着、体现着纯净天然的人性品格——爱情、友谊、尊严与荣誉。在这些人身上,没有欺骗、阴暗的龌龊心理,有的只是磊落、光明、坦荡、淳朴的胸怀。如在《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中,牧场主人助人为乐、救死扶伤的豪放,牧牛人热忱天真、毫无遮掩的胸襟,以及在大都市压抑下奄奄一息、而在大草原清新空气和洁净人间重新恢复生命力的拳击手的感悟,都有声有色、淋漓尽致地得到了艺术体现。在《活期贷款》中,西部牧牛汉子之间重然诺而轻生死的人格精神,推己及人又自尊自重的坦诚胸怀,给人一种“原始文明”的强烈震撼,使人顿生一股“返璞归真”的遥远的亲近。其他篇章,如《公主与美洲狮》等,也都饶有风趣地描述了健康质朴、清洁爽朗的人事人情,使身陷“现代文明”污浊氛围中的读者可以吸到一点清新的空气。亨利曾引用吉卜林(1865—1936)的一句话,直言自己的观念:“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它们永远不会相遇。”他的心目中,东方是指由柏油路和钢筋水泥组成的阴森冷酷的城市——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发达而人性沦落或畸变的东北各州,而西方则指广阔自由、富有浪漫气息的美国西南部。科学地讲,西南各州也许并不像亨利笔下那般纯净无瑕,但作为一种审美评价与伦理取向,作者有意地渲染、乃至夸张,无疑是其对现代社会阴险、丑恶、污秽、沉沦层面的一种反向鞭笞与否定。这,就绝非没有积极意义了。
通览亨利小说,还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其题材出现最多的,竟是“骗子的社会”;其人物出场最多的,则是“社会的骗子”。
所以如此,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正是作者身处其间的特定社会生活的印痕与真实时代历史的写照。在这类作品中,社会上那些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利欲熏心、尔虞我诈的“上流人物”、“得意之徒”们的丑恶行径,被揭露无遗。通过他们的种种表演,形象逼真、不拘一格地向读者展示了“文明社会”的黑暗与滑稽的本质、弱肉强食与天良丧尽的现实,并喻示在金钱万能、惟利是图的生存境况中,人性的异化与畸变。
比如在《黄雀在后》中,骗子、强盗与金融家在落魄中相聚,在一起坑蒙拐骗以求暴富的过程中,又尔虞我诈、相互利用与欺骗、“黑吃黑”,最后还是金融家技高一筹,把骗子、强盗都坑于股掌之中。作品通过这个近乎寓言的故事,入木三分地剥下了“文明社会”的外衣,把那些鱼肉人民、毫无廉耻的上层人物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类似篇章很多,如《慈善事业数学讲座》、《“醉翁之意”》、《人生的波澜》、《虎口拔牙》、《精确的婚姻学》、《丛林中的孩子》等等,或是对骗子所组成的社会进行鞭辟入里的解剖,或是对社会中的形形色色骗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
还有些作品十分有趣,或日别出心裁:它们也表现骗子,但这些骗子或是对大人物进行嘲弄,以骗对骗而技高一筹,使读者“泄恨解气”,如《催眠术家杰甫·彼得斯》、《艺术良心》;或是对弱小、贫穷者善意蒙骗而实际上是助人为乐,乃至舍己助人,如《双料骗子》、《提线木偶》等。
一作者之所以创作上述篇章,绝非只为大众提供毫无深意的谈资笑料,而是要使读者从总体上对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有深层的觉悟与反思。这从《财神与爱神》对社会贫富天地之差的深恶痛绝中,可以确切地体味到;从《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对在金钱驱赶下人性极端变态的冷嘲热讽里,更可以深刻地感觉到——为了挣钱,连昨天晚上刚刚结婚的新娘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到底该使人笑?还是令人哭!
总之,亨利的小说篇章,既有对当时整体社会氛围的直接展示,又有对被压迫被屈辱的小人物的赞美与同情;既有对那些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的“社会幸运儿”不留情面的鞭笞,又有描述小人物以自身的机智、聪明,将大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诙谐、快意;既表现了“文明社会”中人性的异化与畸形,又颂扬着“纯净自然”中人格的端正与坦诚。而所有这些,就人文层面而言,无不带有真实的时代印记,无不含有深沉的历史脉搏。也正因为此,亨利才能成为那一段美国历史的艺术见证人,而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故事匠。
幽默,是欧·亨利作品主要的艺术特色。
他以沉郁的人生为基础,挥动着幽默之笔;而他的幽默之笔,又别具一格地体现了美国社会中沉郁的人生。
亨利的幽默格调与内涵,是从两个方面体现的:
第一,通过对小说整体篇章结构的精妙设计,产生对社会、人生的不无苦涩的幽默。或者说,是以幽默的结构形式反映荒诞、畸形的特定生活。这种幽默,已超出作为“手段”、“手法”的表现形式上的界定,而成为一种特殊的与小说内容融为一体的艺术思维、审美裁判,成为小说艺术内涵的有机成分。
有些评论者在评论亨利小说独具一格的结尾时,只从结构技巧上评说,这未免过于片面,单纯技巧化了。因为,亨利式结尾恰恰是作者表现特定社会人生的艺术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欧·亨利式结尾,就没有欧·亨利的小说内蕴,也就没有了欧·亨利的幽默小说。
像《最后的常春藤叶》中,在结尾处讲出墙上的最后一片绿叶竟是老画家生命的绝笔,进而歌赞苍凉人生中那种崇高的艺术家品格;像《爱的奉献》中,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在真相大白时,不无苦涩却更觉深沉的情感;像《警察与赞美诗》中,流浪汉苏比虽屡犯法规,却想进监狱而不能,但最后要认真做人、积极生活之际,“神圣的法律”却理直气壮地把他投入囚笼……这些小说结尾无一不从各个角度与层面,深化了主旨,增加了内涵,使读者在终篇失笑后,获得进一步的人文沉思与艺术感悟。
第二,除了结构与内涵相得益彰的“整体性幽默”外,亨利小说的幽默还体现在具体的行文语言方面。前者为根本,后者为枝叶,本固枝荣,因而亨利小说的幽默品格便更成熟老到、浑然天成了。
幽默的笔触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像描述流浪汉苏贝想去饭馆白吃一回却没能成功的语言:“苏贝刚踏进饭馆门口,侍者领班的眼光就落到了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上。粗壮而利索的手把他推了一个转身,沉默而迅速地被撵到人行道上,从而改变了那只险遭暗算的野鸭的不体面的命运。”(《警察与赞美诗》)本应哭诉的内容,却故意用调侃的语气,幽默之极又凄凉之至!在《精确的婚姻学》中,描写一位守寡妇人的身世,语言更为简洁:“我有一个老朋友,……去年喝了一个老医生的消化药,而没有喝那种老是使他酩酊大醉的万应药,结果害得老婆当了寡妇。”一句简单的行文,既有对其丈夫酗酒无度的讥刺,又有对到处行骗、不学无术的所谓“老医生”的嘲讽,又生动叙述出这位妇女的身世——多么具有艺术品格与语言张力!
在这里,有必要提示一下: 亨利式独具特色的幽默,绝非那种只为取笑、制造噱头的浅薄庸俗的调侃。这一点,对我国当代的作者与读者,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真正的幽默,只能产生在对生活的深刻而独到的体味中,它需要才华与机智,更需要见识与思想。尤其是,幽默的创作者自己首先应是健康积极、感受深沉的“生活者”。
无独有偶,美国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也用幽默的方式表现基本同期的社会生活。美国学者康·布·栗山在深入研究卓别林的艺术创作之后,确切指出他的幽默“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有意对抗疯狂的方式,它可以兼容或抗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直言之就是:卓别林的幽默,在表面的轻松戏谑下,实质是对抗外部社会与内心世界疯狂压抑与扭曲身心的变形方式。卓别林自己明确指出:“幽默,提高了我们求生存的意识并使我们保持理智。由于幽默,我们才不会被生活中的变故所压垮。”甚至语出惊人:幽默“是从戏谑性的痛苦中产生的”。其实质,不过是“将痛苦转化为欢笑”而已。
上述对卓别林与亨利艺术创作中幽默背景与渊源的探讨,旨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亨利式幽默的深层本质:它绝不是为笑而笑,而是以轻松的笑的外壳,包容着沉重的对社会邪恶与黑暗的负载,隐含着对人世间一切荒谬丑陋事物的愤慨与抗议。它是以对庸俗、浅薄、畸形病态的生活现象的否定,来激起人文精神的升华,来歌赞潜润其中的伟大与崇高。
理解这一点,对于我国的相应创作与鉴赏,大有裨益。
四
对亨利的小说作了上述总体介绍之后,我们对于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及其现实意义便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与觉悟——
第一,亨利的小说所以能有长久生命力,就在于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生活,深层地剖析了社会历史,绝不采用疏离、回避的态度矫揉造作、戏弄耍玩,放弃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神圣使命。遍观亨利的小说,可以确定深蕴其中的生命基质——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层注视、发掘、剖析、批判以至抗议,用以振作民众精神、改变社会病态、赞美健康人性。
这,对当代我国的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不无矫正意义。我国当前同样处于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中,同样面对错综复杂乃至莫衷一是的观念选择,在扑拥汹涌的“泡沫文学”、“文化快餐”、“大众消费”所构成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在“实用”、“适俗”已经像流行歌曲般泛滥街头的境况里,有必要以欧·亨利为榜样,在记写“形而下”生活人事的同时,潜润着“形而上”的生命与社会的思考,进而将哲学意义的“神圣”与“崇高”刻记在国家与民族的时代备忘录上。
第二,遍观亨利的小说,几乎没有正面反映美国政治、文化、经济的篇章,或全面再现西方社会整体面貌与“主流”的鸿篇巨制,而只是从生活的侧面、局部甚至反面,撷取人生的浪花、社会的倒影,并以玩笑调侃的口吻加以叙述。这是否违背了真实表现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原则?这是否含混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这是否背离了历史与时代的主流?如果是国内的作者写出亨利式篇章,恐怕难免不会受到上述种种指责。也正因如此,我国当代的小说(文学)或躲进小楼,独赏些隐私,或奉承时令,敷衍些世态,而少有切中时脉、深入人心的力作佳章。
其实,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恰是现实主义的真谛。只要有对社会的彻悟和对人生的觉醒,则无论从哪个角度、何种层面去表现生活,均可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审美”固应提倡,“审丑”本也无妨。而相反,一味地拘泥于“正面反映社会本质与主流”,刻意追求全面整体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其结果往往是图解了理念、造作了形象,也便从根本上违背了现实主义本质。
亨利的小说不拘一格,短小轻灵地特意从侧面、细节甚至是反面撷取生活的素材,进而从不同角度,分别以微妙小事、碎景,聚合成整体社会的艺术缩影,这种现实主义的独特表现及其丰富内涵,确应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界借鉴的一种、楷模的一类。
第三,作为一种叙述方法,亨利的小说并没有什么新异的花招儿,基本属于“现实主义”的线性叙述,却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也给我们启示。
前些时日,我国有些理论家曾“十分权威”地断言:“现实主义面对着严重的困难。首先,它面对着当代现实的冲击,当代现实所表现的全部复杂性是现实主义无法加以充分表达的。……其次,它在形式方面的传统性与线性都已经被现代的多样的艺术创新与变革所取代。形式上的困难使得现实主义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难于成为现代性。
其实,作为创作方法(或日叙述手段),本没有天然的高低优劣、先进落后之别。作为一种工具,它的效用最终还是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是否遵循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而且,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是诠释“当代现实全部复杂性”的百科全书。“用筷子吃饭”这形式固然古老,却也不可认定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叙述方法”,它就难能承载“现代性”中国宴席的重任。
欧·亨利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生活内涵与艺术品格,至今仍有人文感召与审美魅力,便是强有力的证明。
第四,在“电子信息时代”,在“大众文化时代”,在各种现代传媒竞相亮相的时代,具有悠久艺术年龄的文学,是否该退出历史域程、寿终正寝了?
这也是当前不少论者的时髦与前卫之论。
我们从亨利小说在我国一版再版这一“事实”,已经清楚地看到:真正的艺术之树常青。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固然古老,但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因其传媒的“文字性”而将它淘汰。文学不会落伍。并非危言耸听: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国家),必定是衰败乃至会消亡的民族(国冢)!
而就今天我国的泡沫文化、装饰文化、浮躁心态而言,文学以其独特的传媒效果与深刻的审美属性,恰恰是矫正时弊、深化精神的亟需。非但不可能“尔曹身与名俱灭”,反而应该“不尽长江滚滚来”——当然,必须是真正的文学,而不是挂着文学之名的别的什么东西。
总之,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作品当前又一次在我国结集出版(以及众多经典的文学名著重受欢迎),既表现了出版编辑者不俗的眼光,也应视为我国文化(文学)心态的一种觉悟。
桂青山
2000年2月6日于师大励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