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通俗易懂、明白流畅的笔触，详细介绍了傅斯年、潘光旦、陶行知、叶圣陶、陈鹤琴、舒新城等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具体内容包括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思想和教育人生、叶圣陶与中小学教育、舒新城与道尔顿制等。

本书涉及的傅斯年、潘光旦、陶行知、叶圣陶、陈鹤琴、舒新城等人，都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教育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都非常爱国又非常重视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引进，都认为教育的宗旨是人格的培养，都反对知识的灌输和现代科举制度……

本书作者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以通俗易懂、明白流畅的笔触，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这对于我们反思教育的功能，探讨教师的作用，明确家长的职责，寻找教育的出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自序

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

 1.反思文化传统

 2.留学不要学位

 3.指责教育崩溃

 4.讨论教育改革

 5.反对尊孔读经

 6.鼓吹爱国思想

 7.代理北大校长

 8.出任台大校长

 9.制定八字校训

 10.三大教育理想

 11.检讨学校制度

 12.归骨于田横之岛

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

 1.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2.为什么教授会成为“学问之大敌”？

 3.教师为什么需要宁静？

 4.教授为什么不能像明星一样？

 5.如今的孩子为什么让人放心不下？

 6.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7.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

 8.自由、民主与教育的关系

 9.教育为什么不是训练？

 10.为什么宣传不是教育？

 11.为什么听话不一定是好孩子？

 12.为什么说中国文明处于停滞状态？

 13.学者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14.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陶行知的民主思想和教育人生

 1.投身于教育事业

 2.对于教育的理解

 3.对于学校的认识

 4.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5.做一个合格教师

 6.创办晓庄师范

 7.如何学习做人

 8.致力于乡村教育

 9.讨论恋爱问题

 10.反对会考杀人

 11.提倡科学创造

叶圣陶与中小学教育

 1.早年教学生涯

 2.反思小学教育

 3.分析教育误区

 4.批判教育制度

 5.主张教育改革

 6.关注教师修养

 7.强调父母责任

 8.思考教育真谛

 9.提倡主动学习

 10.反对科举精神

 11.批评应试教育

 12.一个生动的比喻

陈鹤琴与家庭教育

 1.儿童心理的七个特点

 2.教育孩子的十条原则

 3.儿童的游戏与玩具的标准

 4.如何消除儿童的恐惧心理

 5.合格父母的八个准则

 6.培养待人接物的好品格

 7.孩子错了怎么办

 8.音乐是儿童生活中的灵魂

 9.树立正确的“求学”观念

舒新城与道尔顿制

 1.班级制与道尔顿制

 2.道尔顿制的优点和原则

 3.舒新城早年经历

 4.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5.舒新城推广道尔顿制

 6.柏女士来华访问

附编：关于通才教育

 1.美国的通才教育

 2.通才教育的倡导者梅贻琦

 3.通才教育的推动者潘光旦

 4.清华园里的一场讨论

 5.冯友兰的相关演说

 6.梁启超主张通才教育

 7.吴大猷谈通才教育

主要参考资料

1.反思文化传统

傅斯年的领袖才干，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已经表现出来。据说当时有一位姓朱的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在课堂上讲解《文心雕龙》，被傅斯年挑出许多错误。于是全班同学签名上书蔡元培，结果朱教授被辞退。相反，当胡适刚刚登上北大讲坛，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讲述中国哲学史时，有人想通过闹事把他赶走。傅听了胡适的课以后，对大家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他成了胡适的“保护人”。

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傅斯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展现。他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被胡适认为“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随后，他又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误谬》中，列举了中国学术的七大“误谬”：其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多；其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的存在，而以当别人的奴隶为天职；其三，中国学人，不管时间的存在，不顾形势之转移；其四，中国学人，不知分工的原理，只想“以其道易天下”；其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是一无所用；其六，中国学者，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其七，中国学术，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而不顾实在，只有一种空洞的间架。这些观点，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到如今仍然让人感到切中时弊。

不久，他和顾颉刚等人创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据说这个想法是他们在宿舍聊天产生的。大家认为：“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因此在学生时代“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只有这样，所学所想才不至于枉费。于是他们首先想到办杂志是“最有趣味”、于学业最有补助的事。然而当他们把办刊申请送上去的时候，陈独秀因为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便怀疑他们是想与《新青年》作对。幸亏蔡元培和胡适对他们的想法非常支持，这份杂志才得以问世。该杂志由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主编)，胡适担任顾问，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广泛影响，赢得很高声誉。

在主编《新潮》的过程中，傅斯年不仅是删改稿件的高手，而且写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章。为此，他的老同学罗家伦回忆说：“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是反思教育和文化传统的。

比如他在《万恶之源(一)》一文中说：在中国，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家庭。中国的父母，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教他如何做父母的好孩子，而不是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极力的摧残个性”的做法。为此，傅斯年讲了华盛顿和达尔文的故事。

华盛顿小时候砍了园子里的几棵树，当他父亲怒气冲冲地问他时，他很害怕，但却承认是自己干的。于是父亲转怒为喜，原谅了他的错误，表扬了他的诚实。傅斯年说，如果是中国的父亲遇上这种事，必然会因为心疼这几棵树，把儿子教训一顿。至于诚实不诚实，在他们眼里并不重要。

达尔文小时候不肯在学校念书，每天跑到河边去摸蛤蟆。长大后也不肯听老师讲课，而是“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虫儿”。傅斯年说，如果达尔文是一个中国人，“他家庭一定觉得他是个永不堪造就的顽皮孩子”。因为中国式父亲对待孩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至于)什么叫做‘个性’，他是全不明白”的。这其实是“戕贼人性”的教育。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不可能有华盛顿，也不可能有达尔文。

又如他在《社会一群众》中说，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细密的有活力的组织，而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他指出：“十个中国人，所有成就，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这固然有许多缘故，也因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这些话提醒我们，傅斯年之所以成为难得的天才，与他考取北大之后的时代环境有关。同时也让我们想起前些年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的事。以宁铂为代表的天才少年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显然与傅斯年分析的社会原因有关系。

再如他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中写道：他见到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便问对方：“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者也有中国狗？”对方回答说只有外国种，没有中国狗。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方解释说：中国狗虽然比外国狗聪明，嗅觉也很灵敏，但如果“教它做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或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就)把它的使命丢开了”。由于中国狗“太不专心了……所以教不成材”这番话让傅斯年颇有感触。他说，为什么中国狗与中国人如此相似呢？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带，同一个社会，受到同一个环境支配的缘故。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做事手段卑鄙、没有责任心，简直是达到极点了。这显然与长期的专制制度有关。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只需服从，不要负责，就像满街的狗一样，“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他指出，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往往是斗争过分、手段过度。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把读书当作官场的敲门砖，把做官当作敛财的手段。至于社会进步、民族前途、国家利益，都可以置之脑后。所以他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更是一场“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在这里，傅斯年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负责任的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有人做过统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公开发表了五十四篇文章，人们认为，这是他思想最活跃、感情最激进、兴趣最广泛、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其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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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这个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就像“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是一个无须思考、勿庸质疑的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你就会发现教育并不像吃饭那样简单。比如：人为什么要进学校？进了学校为什么要学那些课程？学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什么要考试？考试以后为什么要择优录取？择优录取后为什么就有好的出路？有了出路后为什么还要竞争？这一系列问题会让你产生如下疑问：难道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高人一等吗？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吗？或者说，难道生命的价值仅仅是为了谋生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教育家和哲学家的帮助。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却几乎是没有教育家和哲学家的时代。在一个没有教育家和哲学家的时代，受教育的人就会感到迷茫，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会失去方向。

教育家与一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不同，他们不仅要有投身于教育事业赤子之心，还要对教育有深刻的思考，要把教育当作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大事。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家就是哲学家。

这本小册子介绍的六位教育家，与我在两年前写的《八位大学校长》(长江文艺出版社)都是探讨教育问题的。如果说八位大学校长都有留学美国经历、并且都崇尚自由主义的话，那么这六位教育家无论是教育背景还是思想倾向都不大一样。其中既有自由主义者傅斯年、潘光旦，又有思想偏左的陶行知、叶圣陶，还有较为中立的舒新城、陈鹤琴。尽管如此，他们对教育都有执着的追求和广泛的共识，都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我把他们的思想和相关经历写出，无非是想为当今的教育提供一面镜子，让大家看看它的模样，并思考今后的出路。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主题的要求和篇幅的限制，我在介绍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希望读者见谅。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如今的教育不仅背离了五四精神，而且与改革开放也格格不入。在我看来，1977年回复高考制度本来是“改革开放”的先声，然而从此以后我们的教育却走上一条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道路。

——改革开放要求解放思想，向前看。但是如今的教育却故步自封，向后看。时至今日，整个教育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形成一种应试教育模式：高考要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学生也只好学什么。至于人生的真谛，社会的需要，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都可以不管不问。这种应试教育其实是古代科举制度的再现。

——改革开放要求建立特区，大胆试验。但是如今的教育却统得很死，管得很严。各级各类学校在主管部门领导下，通过各种各样的考核评比手段，形成一种唯“考核”是从的局面。就连当年为教学试验而成立的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也早巳失去原来的用意，有的还变成了应试教育的“重点学校”。

——改革开放要求破除落后管理制度。但是如今的教育却一直坚持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的“计划教育”体制。这种“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不仅大大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独立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还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另外，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中小学校的主要标准是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中小学只能把单纯的知识训练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剥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和谐发展”的机会。于是有人把学校比作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试机器”。即便是所谓“素质教育”，也很容易成为一种筹码，陷入追求升学率的恶性竞争中去。

——改革开放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为整个社会“松绑”。但是如今的学校无论是行政还是业务。都要归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于是校长不仅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而且还有只对上级负责的义务和不受同行监督的权力。这是造成学校衙门化的根本原因。学校衙门化的一个特产是量化考核制度。这种制度把教学和研究分解为许多参数，并冠以“科学考评”的美名。按理说，考核的本意是要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学质量。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考核不但不能让老师们把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反而诱导他们把精力花在应付考核上。由于僧多粥少，而考核的结果又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待遇，因此它给老师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

——改革开放要求自由竞争，打破垄断。但是如今的教育仍然是一家独大的垄断性办学体制。这种垄断性教育体制剥夺了师生的选择，影响了教育的投入，挫伤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因此。如何救救我们疲惫的孩子，如何摆脱目前的教育困境，仍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每一个章、节均可独立成篇，读者在购买前，可择任一章中的任一两节。稍事浏览后再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