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创造了英国政治上史上的多个“第一”;她是英国保守党这块被视作“男人领地”里的第一位女领袖；她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她开创了英国政治历史的先例，三次蝉联首相；她还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其所推行的政策冠以自己名字的首相。

本书是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它以当事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这位生来与政治结缘，浸淫在残酷政治纷争中的平民女孩是如何在没有显赫门第的疵荫下，依靠自己的不断努力和顽强奋斗脱颖而出，“巾帼不让须眉”，在英国这个传统守旧的国度里，在保守党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激流中，一步一步沿着成功的阶梯攀登，最终入主唐宁街10号，登上权力之巅。

撒切尔夫人是20世纪世界政治领域中最杰出的权力女性。她出身低微，没有显赫的门第庇荫，凭借个人意志和务实精神，踏入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政界，一步一步在从政之路上执着跋涉，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

撒切尔夫人从小深受作为市长的父亲影响，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年轻时就读牛津大学，很快成为该校保守党协会的主席。正如她自己所言，从此“政治已溶进了我的血液”。离开大学后，撒切尔夫人利用工作之余攻读法律，成为精通税务法的律师，并以更为饱满的热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195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议员。1975年竞选保守党领袖获胜，成为英国政党史上第一位女领袖。同年5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经历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经年累月的权力争夺和保守党内部领导权的斗争，最终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并开启蝉联三届、任期长达11年之久的首相历程。

作为撤切尔夫人的第二本自传，本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这位生来与政治结缘，以强硬干练著称的政坛“铁娘子”，在入主唐宁街10号之前五十余年的人生中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不但为“撒切尔时代”英国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的走向。它还带领我们走进撒切尔夫人的内心世界，讲述“女人统治世界”的精彩故事，感受“铁娘子”光芒四射、激动人心的传奇人生。

第一部

 第1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格兰瑟姆小镇：1925～1943年

 第2章 求学牛津

牛津大学：1943～1947年

 第3章 成家立业

婚姻、家庭、法律和政治：1947～1959年

 1.初涉政坛

 2.婚姻、家庭和法律

 3.苏伊士运河事件及之后

 4.芬奇利之路

 第4章 外面的世界

担任后座议员和政务次官：1959～1964年

 1.终于有了自家的花园

 2.新手立法

 3.右翼中的左派

 4.政府任职

 5.重新在野

 第5章 满是阴影的世界

沦为反对党：1964～1970年

 1.换掉钢琴手

 2.攻击财政部

 3.特德和伊诺克

 4.走向未来之路

 5.塞尔兹登女人

 第6章 老师讨厌的人

担任教育大臣：1970～1974年

 1.最初印象

 2.有关文法学校的错误

 3.科学和教师培训

 4.供应牛奶事件

 5.学生都是王子

 6.磨难，还是磨难

 7.现实的打击

 第7章 极大的教训

希思政府：1970～1974年

 1.快乐而充满自信的早晨

 2.在劳斯莱斯公司上采取的政策

 3.从帝国到欧洲

 4.逆转的路程

 5.太过头的“U”型大逆转

 6.自食恶果

 第8章 抓住关键的时机

1974年10月的大选和竞选保守党领袖

 1.百分之九点五的解决方案

 2.第一次反思

 3.特德孤注一掷

 4.基思引退

 5.威斯敏斯特的小动荡

 第9章 崎岖的征程

担任反对党领袖：1975年2月～1977年3月

 1.组建影子内阁

 2.机器政治

 3.往昔的束缚

 4.在野之难

 5.占领制高点

 6.自由党和工党走向结盟

 第10章 缓和还是失败

对外政策和访问：1975年3月～1979年3月

 1.欧洲

 2.东方和西方

 3.中东

 4.亚洲和远东

 5.事后的思考

 第11章 初掌党权

担任反对党领袖：1977年3月～1979年3月

 1.愉快的插曲

 2.格伦威克事件

 3.脱离收入政策

 4.移民问题

 5.没有选举的1978年

 6.分裂和造反

 7.工党的报应

 8.政府的垮台

 9.艾雷

 第12章 只有一次机会……

1979年的大选运动

 1.明确主题

 2.组织竞选运动

 3.竞选第一周——D～21日至D～14日

 4.竞选第二周——D～14日至D～7日

 5.竞选第三周——D～7日至D日

第二部

 第13章 布鲁日还是布鲁塞尔

对欧洲的政策

 1.狭隘的国际主义

 2.走向马斯特里赫特

 3.《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4.另一个欧洲

 5.新的开始

 第14章 新世界的混乱状态

外交政策和防务

 1.愉快的心情遭受打击

 2.保守党外交政策的原则

 3.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4.促进自由

 5.强大的防务

 第15章 回归美德

强化家庭观念、抑制对福利的依赖、减少犯罪等政策

 1.一直在进行的辩论

 2.犯罪在增加

 3.日益依赖福利

 4.家庭的不幸

 5.犯罪行为循环论

 6.用美德对抗邪恶

 7.减少犯罪

 8.抑制对福利的依赖

 9.巩固家庭

 第16章 促进自由企业制度的变革

经济政策

 1.经济学的背后

 2.80年代的英国

 3.为什么是西方

 4.拉丁美洲

 5.亚太地区

 6.非洲问题

 7.中欧和东欧

 8.两种模式——美国和德国

 9.“稳定”的诱惑

后记

大事年表

致谢

从我记事时起，第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小镇的交通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被放在一个婴儿车里推着，穿过小镇到公园里去。路上我肯定感受到了格兰瑟姆小镇的喧闹和繁忙，那些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场景是一种令人激动和兴奋的颜色、车辆、人流以及巨大的嘈杂声的混和感受——然而，说来也许有些荒谬，这最早的记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记忆。这是我首次置身于外部世界，所以我肯定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至于那些不太清楚的记忆，我们中大多数人在回忆童年岁月时可能都会有某种朦胧的感觉。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朦胧感觉：阳光穿过菩提树叶子的间隙照进我家的客厅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是在店里干活的某个人总是在我的身边，不时地过来抱抱我，或者给我一块糖果来哄我安静下来。家里人常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政敌们恐怕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可并没有降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里。

罗伯茨家族连续四代都在北安普敦郡做鞋匠，这个地区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制鞋业中心。我的父亲原本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他继续上学。辍学后，他又到昂德尔去打工，那是一所相当好的公学（也就是私立学校）。多年之后，当我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埃里克·赫弗——一位来自左翼工党的下院议员，也是经常与我争论的老对手——为了拉拢工人阶级，说他父亲曾经在昂德尔学校当过木匠。但是，当我说到我的父亲曾在那个学校的食品糖果店里工作过时，一下子就驳得他哑口无言了。

我的父亲换过很多工作，但我想大多数可能都是在食品杂货店里打工。直到１９１３年，他才在格兰瑟姆当上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后来他还常常说起那时的事情。当时他一周只能挣到十四先令，其中十二先令要用来支付食宿费用，另外要攒下一先令，直到那时，他才有剩下的那一先令零花钱。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至少六次报名参军，但是每次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未能如愿。但他的弟弟爱德华却参了军，1917年，他在萨洛尼卡服役时阵亡了。在英国，很少有家庭没有蒙受这种丧失亲人的痛苦。战后，全英国都会在荣军纪念日那天举行庄严而盛大的纪念活动。

来到格兰瑟姆四年之后，我父亲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里认识了我的母亲比阿特里斯·埃塞尔·斯蒂芬森。她是一个裁缝，自己开了一个小店。1917年5月，他们在相识的那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1921年，我的姐姐穆里尔出生了。

我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到1919年的时候，他们就通过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盘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并在这间店面的楼上安了家。1923年，我父亲在亨廷塔尔路上开了第二间店面——这间店面就在我后来就读的小学的对面。1925年10月13日，我就出生在北帕拉德那间店面的楼上。

同年，我父亲又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生意，他把与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临的两栋房子买了下来。我们家的店面和房屋坐落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而那条铁路干线——格兰瑟姆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距我家也只有一百码之遥。当“苏格兰飞人”呼啸而过时，我们还能趁机来给我们家的时钟对一对时间呢！当时，我最为遗憾的是我们家没有自己的花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父亲才在北帕拉德更远一些的地方买了一套带一个长条形花园的房子，这可是我们全家企盼了好几年的事啊。

“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可不是用这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可是独具特色。首先一点，你一天到晚都在上班。不管是在夜里的任何时间，还是在周末，只要人们的咸肉、糖、黄油或是鸡蛋吃完了，他们就会来敲你的门。我们家人都清楚，我们是靠为顾客提供服务来谋生的，所以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为此抱怨。当然，除了这些临时来买东西的顾客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经常性的老顾客。对于这些经常性的顾客，父亲或者伙计们——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店里雇有三个伙计，在亨廷塔尔路的店里也雇有伙计——通常会主动上门去取他们的订货单。有的时候我母亲也会去，这时她就可能会带着穆里尔和我一起去，这样，我和姐姐就认识了镇上的许多人。P3-5

1993年5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布里斯托尔饭店重张开业时，我作为贵宾访问了华沙。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活动。布里斯托尔饭店以前就是欧洲的大饭店之一，它始建于1901年，为一家公司所有，而公司的主要股东是钢琴家、波兰总统帕代雷夫斯基。在1914年以前，它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以第一流的烹饪饭菜和典雅而闻名。但是后来，波兰先后被纳粹和共产党统治而陷入灾难，布里斯托尔饭店也同样陷入了灾难，并在80年代初关了门。现在，它在一家英国公司的帮助下又完全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它的重张开业典礼。人们认为这还是另外一个信号，表明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回到了它天生的家——中欧。另外，我还参加了我的基金会驻华沙办事处的正式成立仪式，我希望它能有助于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巩固民主和自由经济。

但是，我的这次访问之所以值得纪念，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它正好与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起义五十周年纪念日是同一天。现在，这一地区已经被夷为平地了。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这一地区散步，由那次起义中最年长的幸存者给我当向导。后来，我又去参观了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聚居区被纳粹摧毁后拍的照片。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而当我回想起，当这些可怕的事件发生时，我还是一名在牛津愉快地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的青年学生，这就让我感到更加痛苦了。

第二天早上，我参加了圣十字架教堂举行的弥撒。教堂里的气氛非常虔诚，仪式也安排得很精细，与英国圣公会严格而虔诚的仪式以及格兰瑟姆镇上卫理公会的非常简单的仪式都有很大的差别。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唱诗班唱着我不熟悉的波兰赞美诗。因为听不懂它的诗句，我的情绪就更加高昂了：因为这样就迫使我努力地根据音乐去想象教徒们向上帝乞求了些什么。虽然这次访问中的大部分经历对我都很陌生，但它却给了我一种欣慰的感觉：因为我是跨越了国界和教派的一群信徒中的一员。

但是，当神父站起来布道时，我感觉自己突然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人们转过头来冲我微笑。神父开始布道时，还有人翻译他的话。他回顾了共产党统治下的那些黑暗的岁月——这是波兰人经历的第二个极权主义政权的磨难——他们已经注意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声音，那是外部世界为他们带来希望和不同的、更好的生活的声音。这种声音是那么的多，而且常常又是生动而又有说服力，这么长时间渴望真理和自由的波兰人民都非常欢迎这些声音。但是，波兰人尤其认同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是我的声音。即便是我的声音经过了苏联宣传的扭曲，他们还是能从这些被扭曲的信息中听出真理和希望。而现在，共产主义已经垮台，一种新的民主秩序已经代替了它。然而，他们还没有完全感受到这一变化，还不是很确切地相信这一现实——直到今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教堂里最终亲眼见到了我。

神父讲完道后，礼拜仪式继续进行。但是，神父和教区居民的善意却还没有表达完。在弥撒结束时，我被邀请站在圣坛的前面。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几排儿童向我献上了小花束，他们的父母在一旁鼓掌。

在与苏联的长期斗争中，我一直相信，我最坚强的盟友是东方集团国家中的普通人民大众。虽然真正的差异让不同的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有所区别，但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还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一个人们能够支配自己命运的国家。我知道，而且是确切地知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拒绝了人民的这些愿望，所以这些国家的人民总是处于一种反抗的状态。我有一些朋友是从东欧国家逃出来的，他们向我证实了这些情况。1989年和1991年发生的受人欢迎的革命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直到圣十字架教堂的人民把我当做一个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感激的亲爱的朋友来对待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现在，我所有的支持自由的观点，不管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而来，还是从秉烛夜读伯克和海克的作品中得来的，都一下子显现在他们的崇拜者、他们的后代身上，并通过他们的微笑而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如果一位读者能够不辞辛苦读完我的这两部回忆录，那他将会读到一份有关忙碌的工作、富有成果的，并且总体来讲是愉快的生活的记录。我希望这种生活能够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撰写回忆录不仅迫使我要进行更多的反思——我不喜欢有这么多的反思——而且还要求我把我的一生看成是某种已经完成的工作，则出版商提出的最后期限看起来好像更加重要。那么，一位还在世的政治家能够理性地期望的、最好的墓志铭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化作尘埃。但是，要给出一个公平的结论，必须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一生中最多能够取得多少成果？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我们说，人类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们取得的胜利和我们遭遇的不幸都将转瞬即逝，我们不能预见未来，更不用说决定未来了。就个人生活而言，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享有更加美好的前景，但是要让他们自己在这些前景的基础上继续有所作为。同样，担任首相的时候，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把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交给我的继任者——比我在1979年那个“不满的冬天”所继承的那个国家要好。我努力地这样做了，期间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我可以说我取得了许多成功。到1990年的时候，英国人民更加自由了，更加富裕了，由内部的冲突带来的苦痛也减少了，而且，他们享有的世界和平的前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好。但是，政治中没有最后的胜利，这些成就会是永恒的吗？这些成就会被逆转吗？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或者阴云现在还不及一个手掌那么大，但它们今后会把这些成就覆盖住吗？

当然，这类问题也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至少也有一般人都有的自负。但是，除了下面这个最一般性的(并且是最令人沮丧的)答案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回答：我取得的这些成就也是人类的成就，因此也是建造在沙子上的。

但是，这种沮丧必须具备两个限定条件。首先，大的政治斗争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随后发生的冲突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扭转这一结局。但事实上，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战场，这个战场已被早先的胜利永远改变了。所以，最后的状况可能包括了最近的胜利者原本反对的许多特征。最终，一个工党政府可能会在英国上台执政。但是，即使它上台执政，也不大可能对80年代已经私有化的工业再进行国有化，也不会恢复1979年的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最高税率，也不会使所有的工会改革发生逆转，更不用说执行1983年工党在其竞选宣言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了。在有些中欧国家，以前的共产党人(在各种伪装的掩盖下)已经重新掌权；但是，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要恢复指令经济或者警察统治，更不用说让《华沙条约》复活了。罗纳德·里根和我在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将来很可能会发生与我们的意志不相符的变化，但它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原来反对过的那种状况。

我的第二个限定条件是，我们的经历既然已经成为过去，就不可能再改变了。就像一个生命已经结束，就永远也不能再改变它一样——不管是让它变好还是变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起义中被杀害的那些年轻的犹太人，他们将永远无法完成他们的学业，无法供养他们的家人，不能为他们的社区服务，也不能塑造自己的人生。苏联存在了七十四年，对亿万人民来说，这段时期就是他们的整整一生。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都处在压迫之下。同样，对于那些能够活着看到1989年的“丝绒革命”和1991年流产的苏联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一段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经历。在前东方集团的成员国中，几乎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回忆起西方坚决抵制共产主义的一些令人愉快的经历：苏联古拉格劳改集中营的解放、重新获得属于自己家庭的财产、被分隔在“铁幕”两边的家人的团聚、让集体去开办自己的农场、“奢侈地”批评一下曾经拥有权威、无所不能的政治领导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第一次做出选择去购买一个比“拖笨车”更好的东西、能够到教堂去做礼拜而不用担心会被降级或者失去大学的学籍。

1979年以前，英国人民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因此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压迫。但是1979年之后，由于社会主义的削弱和自由的扩大，他们也能享受自我实现的快乐了。一些人不会再因为工会力量的阻挠而无法去做他有能力做的最好的工作了；一些人能够第一次购置一所房子、或者第一次购买私人养老金、或者是一个私有化的公司的股票——这是留给他们的孩子的“留窝蛋”；一些人发现，一所好的私立学校或者一座私人医院里的床位不再是富人们享有的特权——他们也能出钱享用了；在80年代慈善捐赠达到高潮时，一些人也能与别人共同分享新的富足了；由于所得税的进一步削减，所有人都享受到了更大的自由，能够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未来的政府可能都会对让人们能够过上这种新生活的改革加以限制，但是它永远也无法消除人们关于自由的鲜活的经历，或者使他们忘记这种自由只有在阳光下才能获得。在影片《尼诺卡》中，在莫斯科的女主人公收到了一封经过审查修改的信，信中从问候语到签名都画满了黑线但正如片中一个角色所说的那样“他们无法审查我们的记忆。”

当然，不管人的脑子，或者是任何可以想象出来的电脑，都计算不出这些经验总共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幸福、成就和美德，或者带来了多少与它们相反的东西。因此，要想完全说清楚我的政治活动到底给他人的生活带来了多少影响，也只有在上帝对人类的最后审判日那一天才会知道。这种想法让我感到恐惧和不安，但当我想到我站起来听候裁决时，法庭上至少有圣十字架教堂里的人们来为我的品德作证，我的心里又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