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新人”
1913年，上海。
这年，梅兰芳19岁，第一次离开土生土长的北京，南下上海。
很难说梅兰芳是在哪年成的名。他不是凭借某一部戏而一夜成名。他的成名完全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因为如此，如果非要论及他成名的具体时间，便有了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1921年，他在这一年，和“国剧宗师”杨小楼创演了至今流传不衰的《霸王别姬》；更有人说是1927年，他在这一年，因北京《顺天时报》的一次“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而成为“四大名旦”之首；更有人说是1913年，他因首赴上海演出成功，获得“寰球第一青衣”的美誉。
其实，说1913年是梅兰芳的成名年，并不确切。准确地说，这年对于梅兰芳来说，有着特别非凡的意义。
京剧早在1867年便进入了上海，随着上海日渐成为远东大都市，京津两地的京剧演员更加频繁南下，上海实际上成为南方京剧艺术中心。京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又不能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与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之点，便是外出巡回演出。京城的许多京剧演员都认为仅仅在北京走红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红，必须去上海。另外一个原因是赴沪演出的经济收入可以比平时的日常演出翻几番，不仅“接、送、吃、住”由上海方面全包，包银也非常可观。因而，出名的、未出名的京城演员都对赴沪演出充满向往。
梅兰芳于1913年秋首次跨出北京城赴上海演出前，在京城的舞台上其实已经小有名气，但上海人对他却一无所知。
对于被上海“丹桂第一台”老板许少卿的邀请，梅兰芳的心情有些复杂。
首先，尽管他已经是京城各戏园争抢的角儿了，但在许少卿看来，能否靠他卖座还是个未知数。许少卿是个精明的商人，这次他主要邀请的是著名须生王凤卿，梅兰芳只是作为“陪衬”。因此，此次赴沪，挂“头牌”的是王凤卿，梅兰芳只是“二牌”，连包银都是王凤卿为三千二，梅兰芳却只有一千八，其中四百元还是王凤卿竭力争取来的。
当时，王凤卿认为许少卿给梅兰芳的包银太少，要求再加400元。许少卿以为梅兰芳不过是个“二牌”而已，按照行话说，只是为王凤卿“挎刀”的，便不太愿意在无名小卒身上多下本钱，但他又不能得罪王凤卿，所以有些为难。王凤卿见状便有些不高兴，觉得许少卿太小气，他故意说：“你如果舍不得出到这个价钱，那就在我的包银里面，匀给他400元。”
许少卿一听王凤卿这么说，不免有些难为情，连忙说：“这怎么行？哪能减您的包银。”于是，他同意加梅兰芳400元。
这个时候，钱对于梅兰芳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梅家一家大小的生活重担全靠他一个人。因此，他对王凤卿为他多争取了400元包银充满感激。不过，许少卿的态度，多少让他有自尊受到伤害的感觉。
其次，他自知在京城的舞台驰骋这许多年，对戏迷的欣赏口味还是有一点了解的，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对上海观众，他却毫不知底细。贸然前往，观众不买他的账怎么办？如果第一次去没有留给上海观众好印象，以后再想挽回恐怕就很难了。也就是说，此行似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哪怕不成功至少也不能失败。但是，这又是个展示自己技艺的绝佳机会，又岂能放弃？这样一来，梅兰芳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正式演出前几天，上海金融界大亨杨荫荪托人来找王凤卿。来人与王凤卿是老相识，故友重逢自然欣喜万分，闲聊了一些家常，来人才说明来意。原来杨荫荪即将结婚，看见《申报》的广告，知道王凤卿、梅兰芳已经到了上海，便想请他们在他结婚当日去他家唱一场“堂会”，点名要唱《武家坡》。王凤卿一时有些为难，他担心许少卿不同意，但经不住老友的一再鼓噪，便答应了下来。果然，许少卿闻讯后反应激烈，他坚决不同意他们在正式演出前去杨家唱堂会，他的理由是万一他们在堂会上唱砸了，弄坏了名声，势必影响到戏馆的营业。
王凤卿好说歹说，许少卿就是不松口，而王凤卿认为既已答应了杨家那是一定要去的，否则岂不失信于人。一边坚决要去，一边坚决不放，双方一时僵持不下，眼见就要闹崩了。杨家得知情况下再派人来找许少卿，表示：“假如他们在堂会上唱砸了，而影响到戏馆的生意，杨家愿意想办法补救。”
许少卿气呼呼地反问：“你们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请工商界、金融界的朋友联合包场一个星期，保证你不会亏本。”见许少卿还在犹豫，说客又补充说：“这次堂会，我们就用‘丹桂第一台’的班底，这样也可以保证演出不至于出问题，怎么样？”
许少卿掂量后勉强同意了。
问题总算得以解决，但这件事却使梅兰芳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他的心里颇不是滋味，更加断定许少卿对他是没有信心的。王凤卿在艺术上已经有了声誉与地位，许少卿还不至于怀疑王凤卿的能力，而自己在上海人眼里只是个新人，许少卿自然吃不准他的艺术功底。同时梅兰芳还有另外的担心，如果许少卿的确不幸而言中，他们唱砸了，那么他从此在上海销声匿迹，永无出头机会，他的舞台生涯还没有开始便将提早夭折。
这些想法固然有梅兰芳太过多虑的成分，但客观上却使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许少卿对他刮目相看。
决心是下了，而担心却并没有离他而去，这一晚，他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一早，他对刚起床的王凤卿说：“今儿晚上是我们跟上海观众第一次相见，应该聚精会神地把这出戏唱好了，让一般公正的听众们来评价，也可以让藐视我们的戏馆老板知道我们的玩意儿。”
话虽说是说给王凤卿听的，实际上是他在给自己打气。王凤卿早已看透了梅兰芳内心的紧张，他笑着安慰道：“没错儿，老弟，不用害怕，也不要矜持，一定可以成功的。”
堂会地点并没有设在杨家，而是在张园。梅兰芳、王凤卿来到张园时，张园已热闹非凡，被邀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非常多，他们向主人道了贺，主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酒席。酒足饭饱后，他们来到后台准备出台。在与许少卿交涉中，杨家已经了解到王凤卿、梅兰芳为不失信于他们而与许少卿发生争执的事，对他们深表谢意，决定将他们的戏码列在最后一出，而且还利用各种形式向亲友宾客替他们做宣传，这使他们的戏备受瞩目。
《武家坡》这出戏，梅兰芳在北京演过多次，与王凤卿合作也有不少次了，所以他并不怵这出戏。等台帘一掀，他更加沉着了，早已忘了许少卿的担心，也忘了他昨晚失眠内心紧张这码子事了。当他的一个亮相而赢来满堂彩时，他全身心地进入了情境。接下来，他无论是唱那段西皮慢板，还是在做工身段方面始终博得观众的阵阵叫好声。显然，台下的观众十分注意这位来自北京的第一青衣兼花旦。当晚的演出是很成功的，整出戏始终有喝彩声叫好声相伴，虽然这是小范围的演出，观众也是极有限的一部分，但这次成功的演出坚定了梅兰芳的信心，为他后来在戏馆里的演出成功打下了基础。
在紧张、担心、焦虑、自尊心受伤等等复杂的心理状态下，梅兰芳在上海的头几天演出，几乎是在屏气凝神下完成的，不出错是他那几天的唯一追求。
那时演员新到一个演出地点，最初3天所演出的剧目被称为“打泡戏”(又称“打炮戏”)。“打泡戏”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个演员日后在当地的演出成绩。开头要开得好，要给观众一个好印象，所以，一般演员都非常重视“打泡戏”，梅兰芳自然也不例外。按《申报》事先预告，梅兰芳头3天的“打泡戏”分别是《彩楼配》《玉堂春》和《武家坡》。
11月4日，对普通上海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而对梅兰芳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他第一次登上上海舞台的日子，更是他红遍上海的起点。当然，他自己并没有想得那么远、那么深，他只是要求尽心尽力唱好每一场。
这天傍晚，他和王凤卿以及琴师茹莱卿、胡琴田宝林、鼓手杭子和走进丹桂第一台的后台，管事为他们一一介绍了‘丹桂第一台’的基本演员：武生盖叫天、杨瑞亭、张德俊；老生小杨月楼、八岁红(刘汉臣)；花脸刘寿峰、郎德山、冯志奎；小生朱素云、陈嘉祥；花旦粉菊花(高秋颦)、月月红。介绍完，梅兰芳在心里感叹：“难怪许老板从北京只请了凤二爷和我两个人，原来‘丹桂第一台’是人才萃聚之地，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应有尽有啊。”
接着，后台管事将梅兰芳领到楼上一间化妆间，而王凤卿则在后台账桌上扮戏(即化妆)。别小看这看似普通的账桌，它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那时候，几乎每个戏馆后台都有这么一张账桌，账桌上往往摆放着戏圭(即水牌，用以公布戏码的器具)和戏簿(即戏班演出的备忘录)，有时戏圭旁还有牙笏(用以公布处分、通知演出事项等的器具)，这几样东西是戏班里的重要物件。
就因为账桌很重要，所以不是一般演员都能在账桌前扮戏的，在生行演员占舞台统治地位时，只有老生、武生等生行演员可以坐在账桌前扮戏，而旦行等其他行演员是没有资格的，后来又形成了凡是挂头牌的名角才可以坐在账桌前扮戏的习惯。王凤卿本是老生演员，而且这次赴沪挂的又是头牌，所以自然是可以坐在账桌前扮戏的。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还没有这个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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