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大举世皆知的历史遗存，一是凝固的万里长城，一是流动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所贯穿的辽远而广阔的地区，历来冠之以“西域”的称谓。

《西域探险史》以探寻西域物质和精神的宝藏为主旨，倡导严谨的科学与优美的语言并重齐强，以求独具风格，别有洞天。本书是关于西域古道探秘的专著，主要包括了：周穆王辟荒巡游西域、张骞“凿空”西域、玄奘书写今古传奇、邱处机暮年长征雪山、林则徐探察天山南北东等方面的内容。

西域是一座迷宫，锁住的秘密大多。拂去尘埃，珠宝才能放光，宝藏必定惊世。

作者王嵘是一个地道的西部人。他有西部人的魂魄，气质，精神。他对西部的情感，真爱与激情，无疑体现和渗润在《西域探险史》这部著作中。他在拥抱西部的同时，也拥抱着整个世界。他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西部，西部只是他胸怀中的一境。王嵘是大胸怀、大境界、大思想的人。从他对西部的情感，可以看到他对整个世界的仁慈与真爱。

引言

第一章 先秦时期西域探险

 一、先秦时期西域探险史述

 二、主要探险考察人物传

第二章 两汉时期西域探险

 一、两汉时期西域探险史述

 二、主要探险考察人物传

“凿空”西域 张骞功名盖世

三度天山冯 嫽女中豪杰

“定远”边陲 班超孤胆英雄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探险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探险史述

 二、主要探险考察人物传

法显忘死天竺求法

宋云探访西域内情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西域探险

 一、隋唐五代时期西域探险史述

 二、主要探险考察人物传

舍命西行 玄奘书写今古传奇

探索发现 岑参诗作考察报告

第五章 宋元明时期西域探险

 一、宋元明时期西域探险史述

 二、主要探险考察人物传

王延德奉旨出使西州

邱处机暮年长征雪山

陈诚衔命五使西域

第六章 清朝时期西域探险

 一、清朝时期西域探险史述

 二、主要探险考察人物传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

林则徐探察天山南北东

纵横新疆左宗棠

怀念父亲

怀念王嵘

后记

周穆王辟荒巡游西域

盗墓贼引出的历史谜团

这个盗墓贼的名字有点怪，叫不准。不准是西晋时代汲郡(今河南汲县一带)人，他的盗墓生涯颇具传奇色彩。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不准盗了战国时代的魏襄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18年至前296年)墓，就是一件惊世之举，所以被人们议论了一千多年。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不准挖开大约是六百年前的魏襄王的墓穴时，里边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墓中随手可捡到的只有竹简。他点燃了一些竹片照明，结果使他非常失望，坟墓里全是一堆堆竹简。从墓穴中运出的竹简，竟有数十车之多。后来消息传开，惊动了朝廷，晋文帝将这些竹简放入秘阁收藏，还命当时的学者苟勖、和峤、束皙等人进行整理，“核缀次第，寻考指归”。结果发现竹简上的文字是蝌蚪古文，很难尽识，经过仔细辨认，翻译成当时通行文字，并用隶书抄出，于是一部从墓穴中出土的奇书就流传于世了。这部由晋人编辑成册的奇书，曾有过两种名称：一日《周王游行记》，一日《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征昆仑山、会见西王母、东归洛阳、会见诸侯等传奇故事，原为五卷，后人又加一卷缀于书尾，记述了穆天子的美人盛姬，在随同西游时病逝途中及为她举行盛大的出殡仪式的故事，就成了六卷，全书原有八千多字，现存版本不足七千字，即为由苟勖作序、郭璞作注的《穆天子传》。

荀勖所写序言中说：“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其实，竹简幸存600年左右已属不易，串连简册的素丝难免松散断绝。加之是盗掘，自然是行为仓促，动作鲁莽，竹简有的被点燃照明，有的失散，混杂在数十车其他简册之中，自然也就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堆。荀勖等人工作量之大、之难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知费了多少功夫，才把一本简册拼凑起来，其中残缺错落之处肯定在所难免。

还有，原文是古文，难于辨识，翻译成当时通行文字时也可能有歧义。

由于上述原因，给后人阅读《穆天子传》造成很大不便，对此书的内容出现许多不同的解释。但这毕竟是一本从墓葬中抢救出来的奇书，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穆天子传》一经问世，就引起轰动，使当时的人们了解了中原以外的西部世界，视野大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书又产生了许多疑问，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和研究。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这部奇书的成书时间及内容的真伪问题。

有人将《穆天子传》称为伪书，不仅因为它的出土荒诞神奇，令人生疑，而且从这部奇书的体例和内容来看，与《山海经》、《竹书纪年》多有相似之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等书在先，因此有学者认为《穆天子传》是汉代甚至更后的人们的仿伪之作，清代姚际恒著《古代伪书考》，就把《穆天子传》列入伪书之中，这一观点一度非常盛行。但是，汲郡魏襄王墓确实是战国时的墓葬，其中出土的简册中有《穆天子传》一书，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不容怀疑，仅从体例内容和同时期其他著作相似这一点，怎么能断定是汉代以后的伪作呢？所以多数学者认为《穆天子传》成书时间最迟是战国时代，甚至有学者对其真实性不仅毫无怀疑，而且还指出书中一些内容是当时的史官所作的真实记录。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穆天子传》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还是虚构的小说故事？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不休，一直不能取得共识。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穆天子传》成书虽在先秦，但内容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有很重的加工痕迹，特别是穆天子在昆仑之丘、西极之地，与西王母会见，对歌作乐，乐而忘归的描写，被小说史家称作是“小说的滥觞”。所以有论者说此书是战国时期赵国人假托周穆王西游而写的一部故事，掺杂着大量的渲染、夸张、道听途说、随心臆想之词，有添枝加叶、色彩怪异的文学成分，却没有客观准确的历史价值。特别是清代的《四库全书》，就把《穆天子传》列入小说之类，成为清代官方的正统观点。另一种看法与此恰恰相反，认为《穆天子传》是当时人记当时事，都是真实记录，凿凿信史，毋庸置疑。虽然因为掘墓时的毁损，古文翻译抄录时的失误，以及后来流传、刻板、校注加工中的种种讹伪，都可能使《穆天子传》的原貌发生变化，但书中描绘的基本历史真相是客观存在的，穆天子西行的路线与一般商人和旅行者的路线是有区别的，这种带有政治军事目的和君王出行特征的路线，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对西域山川景物、野兽林莽、风土习俗、独特出产的描述，也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如介绍西域不仅有农业，而且有狩猎和畜牧业，特别是游牧经济占主要地位，还记载西域部族善饮酒、喜食肉的习惯。另外有诸如马乳洗足、马血止渴等一些细节描写，也与西域部族风俗相吻合。况且，《竹书纪年》一书明确记载，周穆王曾两次西征。所以，《穆天子传》的描述，应是周穆王西征时的真实记录。即使书中对西王母的神化，也应看成是对西王母这一人物的历史放大，是对原人原貌的加工润色，可以反照出西域原始社会的部族氏族风貌，可以找到先秦时期内地与西域关系史的线索，可以窥见当时中原对西域地理、民族、风物的了解和认识程度。因此，把《穆天子传》当作一种历史和地理著作看，是真实可信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荀勖写的序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传日‘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狩，得盗骊、■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野。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同。”这就是说，此书既可与《左传》相对证，又与《史记》的记载相同，是为史书无可非议。

魏征《隋书·经籍志》把《穆天子传》列入史书起居注类，他说“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有穆天子传者，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有些学者在阅读此书后，认为这正是周穆王左右如内史给他写的西行日记，日记是亲临其境的第一手材料，自然是可靠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穆天子传》列入小说类，那是主编者纪晓岚的看法。该“总目提要”的按语说“《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惚无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信史而录，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以求其当，毋庸以变古为嫌也。”纪晓岚有清代“第一才子”之誉，名高位显，所以难免刚愎自用，武断地将《穆天子传》从信史中剔除，“退置于小说家”，根本无视当事人荀勖序言对此书的论证。

司马迁没有见到《穆天子传》，他在世时这本书还埋在墓穴中。但他在《史记》中记载了周穆王西行，见西王母，与此书不谋而合。最巧合的是，他记载穆天子西行所乘八骏的名字，与《穆天子传》所记都差不多，足以证实此书为信史。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对周穆王西行路线的争论。参与争论的人，都是历来一些很权威的著名学者。正是他们，对书中所涉及的地名和地域范围各执一词，或以古地名与今地名对音为依据，或以自己的判断会意来解释，差异明显，悬殊很大，反而造成了对《穆天子传》一书认识上的混乱。在周穆王西征线路上，今日在东明日在西，无法合理地连结起来，在周穆王行游范围上，或无限扩大，或任意缩小。如穆天子由洛阳出发北行，经山西至河套西行(也有认为从西安地区出发，经六盘山西行)。主张周穆王西行范围大的，认为西行最远之地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在中亚，在伊朗，甚至经高加索山脉到东欧等地；另一种对穆天子西行范围又解释得过于狭小，认为不出青海，或仅在甘肃河西走廊西部，因为这里也有叫昆仑寨的地方，祁连山也曾被统称为昆仑山的一部分。至于“昆仑之丘”、“西王母之邦”的具体位置，舂山、珠泽、瑶池究竟在什么地方，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人们在追究这些问题时，虽然结论各异，意见相左，但至少在周穆王西行，在“昆仑之丘”的“瑶池”与西王母会见这一基本事实上，认识是一致的。

P6-9

这是王嵘最后一部学术著作《西域探险史》，我有幸成为此书的第一读者，但我受托写序的笔却迟迟不能落下。脑海里一直萦绕着王嵘生前的形像：在极其文静的微笑背后隐藏着激情澎湃和充满探险、探奇，敢于挑战一切、勇于超越自我的心，这就是早以作家驰名，晚年却痴迷地走入学术殿堂的王嵘。正因为如此，“西域探险史”赫然成为王嵘遗作的书名。

“探险”一词在汉语文献中很少有人使用，仅在《徐霞客游记》中偶见。但却广泛出现于外国学者的中国之行，尤其是敦煌、西域考察之行，并几乎成为西方人的专利。其实它的英语对应词explore本身就具有探险、探奇、探究真理等多重涵义。

我跟王嵘的认识缘于1992年“中国一瑞典斯文赫定西域考察”的一次考察活动。王嵘是这次考察活动的倡议者、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也是这次考察(“探险”explore)的中方团长之一。这次西域考察也可译为西域探险，其关键行程是横穿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作为新疆社会科学院唯一的学者参加了这次考察，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壮举。作为学者的我和久为作家的王嵘本来泾渭分流，正是这次explore促成了我们之间的相识相交，且由此而成晚年莫逆，真是天赐缘分。现今我和王嵘共立胡杨林中的照片已成为我们友谊的永恒纪念。虽然在此之前，王嵘早已开始主编《新疆艺术》，从中得到丰富的学术积累，开始初步实现从作家到学者转型的酝酿过程，但其真正转型仍应溯源于这次西域考察探险的活动。此行结束后王嵘的史学灵感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参与主编了《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先后出版了《无声的塔克拉玛干》(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西域文化的回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年)、《塔里木河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昆仑迷雾——于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故国寻梦——高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古道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古寺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作家出身的王嵘在改治史学的过程中显示出其独特的四大优势：

一、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中早已提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史德、史识、史才、史笔并重，史德就是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史识就是具有历史的反思性，史才是指写作史书的承载力和承载量，史笔就是专指文笔。对此，现代史学专业人员最好的成绩也只能做到前三点，王嵘的作家出身却以其史识和史笔独擅胜场，令人耳目一新，成功地赢得了众多的青睐。历史本来是枯燥的，他的生花妙笔却独能化腐朽为神奇，写出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发挥了以古老切入现代，以现代诠释古代，凝为一股神秘的合力与一种无声的电波，充分撞击人们心扉的效果。

二、历史乃逝去时间与空间的总和，它本身原本是一种冷峻的客观存在，正统的史学家也要求必须以同样的客观心态去面对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但太冷静了就会将本来充满英雄主义壮歌的历史变得漠然如冰，失去其感染活力，使波涛汹涌的活水变成平淡无奇的死水。文学家则都具有激荡的热情，丰富的内心生活，以此来观察历史必定加入浓烈的感情，王嵘笔下的历史无不具有这样的特色。其行文无不点面结合，文史结合，厚重的学术氛围与优美的文笔，警睿的哲思相结合，找回了古老的生命，并且真正听到了它的历史回声。

三、历史的内容包罗万象，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无不属于历史研究的内容，传统的中国史学总是以政治史为轴心，这种观念在十年“文革”期间被张扬到了极致。建国初年在苏联史学的影响下，被定义为“基础”的经济史的地位空前上升，压倒了被定义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史，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经济史更加乏味。王嵘研究的历史却总是以文化史为主，同当代世界西方史学主流不谋而合。《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了他的《高昌墓葬“伏羲女娲图”的文化学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发表了他的《对西域的深层次发现》，以上都是正规的学术刊物，标志着王嵘大踏步走入学术殿堂及其事业“探险”与自我超越的成功。

四、王嵘的人生特征是激情横溢，始终不衰。激情是生命力的体现，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史学研究的源泉。王嵘之所以新书迭出，创造力旺盛，绝不能单纯以“刻苦勤奋”概而言之，而是激情的具体表现。没有激情就不会好奇，就不会甘当拓荒者，敢于挑战难题，敢于超越自我。本书的写作尤其困难，病魔已在严重地侵犯着他的肌体，他一边吃着治喘药，一边仍在伏案疾书，这需要多大的激情，多大的毅力！

王嵘学术征程中的巅峰之作无疑是2006年3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艺术史》，这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西域艺术的史学专著，它并非出自专业研究人员之手，而是出自作家出身的王嵘，堪称奇迹。我曾评价此书“是一部拓荒之作，又是一曲挑战者之歌。”“不仅挑战了自我，而且实现了自我的超越，成功地完成了由作家王嵘到学者王嵘的新飞跃”。加上图文并茂的装帧，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畅销书之一，正式奠定了王嵘从作家到学者转变的历史定位。

从《西域文化的回声》开始，王嵘每有新作问世，他总是征询我的意见，有的书我也公开加以点评。本书的撰写，主要是在北京进行的。在此期间，我们也曾通过电话，从中得知，王嵘撰写《西域探险史》，绝非以本书终卷，他购买了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许多西方探险家的著作，仔细阅读了他们的小传，在电话中多次为这些探险家为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而惊叹感佩，但这位一直执意追求探险的作家和学者因病溘然长逝了。本书强调汉民族也同样具有世界各先进民族的大无畏探险精神，因此，在本书中他将率先通西域的张骞、明使陈诚等人都称之为探险家，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这样称呼他们，也许这是王嵘本人也有这种探险精神使然吧，这是本书在学术研究中的又一创新。

在王嵘的一切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情钟西域，这成为他的一大写作情结。这是有缘由的，王嵘不同于其他内地汉族作家，他不是新移民，而是老新疆，是本地出生，本地受教育，本地成长的作家和学者，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王嵘的成名，反映出新疆汉人作家、学者的本土化，成为现代新疆的重要文化符号。

时光荏苒，吾兄王嵘离世转瞬已是一年多了。他是2007年7月19日辞世的。享年69岁。

缅怀故人，哀思绵绵，伤悲不尽，心依旧是撕裂了的痛。

王嵘的病是猝发的。往日里他还是英姿勃发，生生虎气，转瞬一变，险恶，令人猝不及防。他走的匆促，对后事全无交代。我想让他最难以割舍和最放心不下的，当是《西域探险史》写到中途，就骤然倒下，撒手人寰，去了另一个寂寞的世界。有道是事态倏然，生命瞬间，人生苦短，如梦如幻，如烟云泡影……

前些日子，范皓文女士打来电话，说《西域探险史》一书已列入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不久面世，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可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吾兄终可以安心放心了。

《西域探险史》是王嵘的绝笔。王嵘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寒来暑往六十多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他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奉献给社会几十部，千百万字的作品，最终以《西域探险史》上部收笔，也给他多姿多彩的人生画了一个句号。《西域探险史》一书的出版，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们对做出文化贡献逝者的敬仰与追思，也是对所有文化苦旅人的敬爱、尊重与价值肯定。谨此，我们要真诚地感谢出版者。

皓文女士不想找名人为王嵘的书做后记，所以就找着了我。给王嵘这样的名家写东西，我本难堪任，起先不敢应允。顾虑有二：按时下之风，凡著书立说，都要找名家、大人物作序写跋的。王嵘朋友或相识中，不泛文坛名家大腕。我一介凡夫俗子，也无响名，怕给大作跌份。二是吾迟钝笔拙，怕力不从心，写不出一个才气纵横，人品性情真实的王嵘。皓文鼓励我，说你是王嵘最要好的朋友，也最了解王嵘，此事非你莫属。并授意文章不宜太长，想怎们写就怎么写。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为王嵘的书写点东西，能为我们共同的故友尽一点绵薄之力，幸甚。

因为是太熟悉，太了解的缘故，纵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写，如何写起。在我心中，王嵘是人，不是神，他是一个凡人，一个人品才学兼备，有七情六欲的性情中人，所以我尽量不谈或者少谈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尽量避开那些沉闷的话题，多讲一点轻松的，或者小不点的小事。所以也就从最“小”的事，我与他的相识相交的点点滴滴说起了。

认识王嵘，始于1982年。那是我在他主持的《新疆艺术》刊物上发表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文章。从此，我便与王嵘和他的《新疆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还在远离省城五六百公里的小城工作，在《哈密文艺》当编辑。

我是相信缘分的。人与人交往，能不能成为朋友，要看有没有缘分。有的人你与他朝夕相处，却陌如路人。你想亲近，想热乎也不行，前世无缘。有的人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就像磁铁，吸住了就是一辈子，前世的缘。我与王嵘就是如此。

我是被王嵘作为“人才”相中了的，紧接着就把我“挖”到了他的门下。由于我既无文凭，又无高学历，进省级那样的文化单位，政策是很死的。从此王嵘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活动奔走，经过了长达八年的苦心运作，给我搞了一个“自学成才”的名号，还赫然盖有红印章的红头文件，才如愿以偿，把我调进省城，我这才一步登天，成了省城乃至全国有响名杂志的一名编辑。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也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交往。

除了父母，我这一生中的恩人就是王嵘。他是我一生中的贵人。他对我的大恩大德，致使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满脑子想的都是报恩的事。调我进省城，这份人情太重太重了，我那时穷光蛋一个，没有出过一分钱的“活动费”，也没有送他一个值钱的物件，不知道该用什么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愿。知恩要报，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知恩不报非君子，中国文化中唾弃这种人。那年月中国人最缺的东西就是肉，尤其是猪肉。我顿时想到了送他半扇子猪肉。一扇是送不起的，要一年的工资才行。那年月肉食是最珍贵最稀罕的东西了，大家见了面，都要问一句，吃了没有？当然是指吃肉了没有。有一次我就试探问王嵘喜不喜欢吃肉，他当然喜欢了，我就心里有了底，送人家猪肉，是中国的古风，从孔老二那里来的，《论语》上讲孔老二收弟子学费是二斤猪顶的。孔子是圣人，都要收猪肉的，况且王嵘不是圣人，我把想法对他说了。我不要半扇子，我要就要一扇子。他用陕西话戏谑我，像说相声一样逗我玩。从此我不敢说猪肉的事了。

刚调来的三四年，家还没有接来，一个人过着“单身贵族”的生活。吃饭到处打游击，多半是在王嵘家混的。他经常“埋怨”，给公家调来了一个干活的，却让他管饭，吃他们的口粮，划不来的，我是赖定他的，不管不行。那年月大家都不富裕，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家里要请客，往往是省了又省，好东西攒了又攒，才能请一顿像样的客。只要他家改善生活，第一个想着我。如果是早上一到单位，你看他兴致冲冲，满面春风的样子，肯定今晚有好事。他还对你严守秘密，瞒着不说。快到下班的时候，这才憋不住了，像过年一样欢喜说，晚上到家去，有好东西。我明知故问，什么好东西，他一本正经曰：半扇子猪肉。话未说完，自己就忍俊不禁了。这就是王嵘式的诙谐幽默，你只要有一个短处被他逮着了，一有空他就会幽默幽默，让你开心，让你释然。

能与王嵘在一起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从年龄上讲，我俩都属虎，他长我一轮，但他从不以兄长自居。在单位他又是我的领导，但他从来不以领导自持。无论在单位，还是私下，他对下属一视同仁，不搞我亲你疏，作风正派。虽为官，但他从不会打官腔，摆官架子。对待下属，宽容宽厚，亲和亲切，虽在主编的高位上，却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对下属发号施令，或者盛气凌人，板着面孔，吹胡子瞪眼地训人。他总是和颜悦色，谦恭礼让，不会让下属受一丝委屈或者不快。倒是大家伙总给他出主意，为了单位的尊严，让他在主席台上如何如何装得像个官，装作如何的官样子。这些东西，王嵘是永远学不会的。他是本色的人，用不着学如何装腔作势，虚伪诈人。平日里我们会听到周围很多人议论自己单位的头头，如何地整人、害人，做尽坏事，恨不得一刀剁了才解恨。我暗自庆幸，有这么一位贤君，开明的上司。我与王嵘相交几十年，不要说从未见过他训斥什么人，就连对下属一句大声的话，也没有过。不要说拉官腔摆架子让下属讨好他，他总是生怕冷落了大家，疏远了大家。就拿编辑部例行公事的“开会”来说，也能体现出王嵘的作风和当官的本色。文人有一个共性，都怕“开会”，尤其是怕传达上级重要的会议精神，每到此时，王嵘总是轻轻地推开你办公室的一个门缝，探进半个身子，露出他灿烂混合慈祥的一张笑脸：开会了，开会了。声音细软，态度虔诚，大编辑们往往一次是请不动的，他又是一个门挨一个门地情，比请神还难，“三顾茅庐”是常有的事。说王嵘不喜欢开会也是假的，只要他觉得很长时间与大家不在一起“开会”了，就把编辑部的同仁们聚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家无所顾忌，天南海北，男人女人地胡谝一阵子，在欢声笑语中“散会”。这就是王嵘的行政方式，他既是行政领导，又是精神领袖；他是钢筋，我们是水泥和沙子，凝固成一个坚实和谐的集体。王嵘爱交朋友，尤其是那种难得-求的朋友，那种一碰撞就爆发出心灵与思想火花的朋友。在王嵘的意识中，朋友是一种圣洁的概念，朋友是他的精神财富，朋友就是一切。人的一生中，应该有几个真正了解你，理解你的朋友。这种人不可能很多，但绝不能缺少。在你彷徨、痛苦、落难、无助或遭受打击的时候，总有那么几个朋友守在你的身旁，为你默默祝福，为你分担忧愁，甚至是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所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否则要朋友干嘛？王嵘就是一位可依赖，可依靠，能为朋友分担一切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这是王嵘的名言，为朋友的原则，做人的原则。如今他先我们而去，留下的只是我们对他无限的思念与追忆。

王嵘是喜欢酒的人。他这一辈子唯爱有三，一是写作，一是朋友，一是酒。王嵘喜欢酒，为的是与朋友在一起，唯酒能表达他对朋友的真心，真诚与忠厚。他与朋友在一起喝酒，不是为了兴酒兴，而是尽友谊、尽情感、尽思想。到了王嵘家里，肯定少不了好酒佳肴款待。王嵘待朋友的好，和别人不一样，是把心掏出了的好。有这样的人，也喜欢广交朋友，也喜欢请朋友到家里喝酒，但往往是将好酒深藏不露，专留自己享用。王嵘恰恰相反，有了好酒藏着，专等朋友才打开。他爱人李桂美老师偷偷告诉我们王嵘的秘密：平日里王嵘总是喝一般的，好酒舍不得喝，有时馋得不行了，才拿出来抿上一小口，又放回原处，专等你们来的。我们喝他的酒，也忘不了逗他，说你对朋友不真心的，拿出的是启了瓶盖的酒。他会一本正经说：我先尝尝看是不是假的。我们说恐怕不是这样的，他只好承认：馋的，馋的，只怪你们久等不来。把责任一推别人身上。

我欣赏王嵘，他生性善良，仁慈温敦：他胸襟坦荡，豁达宽厚。他待人真诚热情，友善厚道，他重友情，识大体，讲义气，守信用。他正直、正义、侠义。他心态恬淡清澈，坦诚磊落。他总是以让人信得过的，让人尊敬的一种潇洒大气，使对方体味到他那情感丰富而炽热的性情。与王嵘交往，不用设防。他会让人如沐清风，如品美酒，使你的性情有染，无愁无忧；他总是给人带来愉悦，带来惊喜。他身上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感染力和人格魅力，让你心灵激荡，永志不忘。

王嵘是一位极其勤奋的文人。在退休后的十年时间里，竞奇迹般地出版了九本著作，在文坛上素有快枪手，大手笔之誉。对于写作，他几乎达到了疯狂的，无法自拔的迷恋状态。他的许多朋友迷惑不解，说他这哪是做学问，简直是拿生命做赌注，拿生命开玩笑。他听了朋友善意的戏戒，往往是报以淡淡一笑。

王嵘才气纵横，文采飞扬。他是一位纯粹的文人，也是一位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的思想家。他不属于那种关门自闭，一心只读圣贤书，一生只关在书房，无忧无虑国家命运和民族疾苦的书生，或者是死啃书本，做些不痛不痒的学问的文人。王嵘知识渊博，吞吐大荒，驰骋千古，“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天地万物，尽收情怀之中。他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有一颗仁慈怜悯之心。他在《塔里木河传》著作中叙述了人类为私欲的驱使，对脆弱的生态自然狠下黑手，大肆砍伐，野蛮掠夺的行径。对此他“痛心疾首”，“流泪不止”。他仰视苍穹，俯察万类，对自然充满无限的深情与爱恋，沉痛地指出：“曾几何时，王国更迭，宫廷毁灭，千年创造，逝于一旦，文化的生长与消亡，文明的潮涌与断流……如此周而复始，始而又终，损耗了多少仁人志士的钾慧，断送了多少芸芸众生的性命。”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油然而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志士的理想与抱负，这种大思想、大境界在王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有读懂了王嵘的作品，才能品味出他宽阔的思想与坦荡的胸怀。借用庄子的话说：“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王嵘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人。

王嵘在文坛上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一部接一部的大作总给人一个又一个惊喜，他是如何神工般地完成，总给人留下疑惑和悬念。我曾给王嵘的《西域艺术史》写过评论，说“《西域艺术史》是王嵘呕心沥血的最后一部力作，也是他的绝笔”。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西域艺术史》在出版的过程中，他又完成了《西域探险史》的上部，给人的又是一个惊喜。本想给《西域探险史》写东西的，应该谈点此书有关内容的，只因为还没有读到吾兄的大作，况且吾兄做人低调，不喜张扬，生前没听他讲过有关此书的写作情况与内容，故不敢贸然评论。在此，借我在《西域艺术史》中的一段话用在《西域探险史》中，想必是合适的：“《西域艺术史》是他的最爱，也是他最后的绝笔。一部《西域艺术史》就是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心史。打开书卷，唯见其生动、优雅、娴熟的笔调和他的人品、气格、气韵、风貌、性灵扑面而来。做人是一种境界，做学问更是一种境界，是一种高尚的神圣的境界。”无疑《西域艺术史》也是王嵘最看重，最后的一部。

王嵘是一个地道的西部人。他有西部人的魂魄，气质，精神。他对西部的情感，真爱与激情，无疑体现和渗润在《西域探险史》这部著作中。他在拥抱西部的同时，也拥抱着整个世界。他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西部，西部只是他胸怀中的一境。王嵘是大胸怀、大境界、大思想的人。从他对西部的情感，可以看到他对整个世界的仁慈与真爱。

对于王嵘，我想要说的太多太多了。情感的闸门一打开，波涛汹涌，难以关闭，难以控制，难以收笔。但最后要说的是：吾兄王嵘以文学成名，以学术名世。他堪为学人楷模。他的品质应该成为人们修身的榜样，吾与吾兄相认相交，终身受益，一生足矣。只是吾兄恩重，无以回报，憾甚！

王嵘是一个地道的西部人。他有西部人的魂魄，气质，精神。他对西部的情感，真爱与激情，无疑体现和渗润在《西域探险史》这部著作中。他在拥抱西部的同时，也拥抱着整个世界。他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西部，西部只是他胸怀中的一境。王嵘是大胸怀、大境界、大思想的人。从他对西部的情感，可以看到他对整个世界的仁慈与真爱。

——李根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