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未作理论，也未作辩解。他知道，在蒋介石面前，一切辩解都是徒劳的。

但他由此想得更多。

他想到上个月的11日，蒋介石的一次会上，祈求神灵似的讲话，“……‘九·一八’以后17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

完了！固执己见，国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靠神灵，哪能不完蛋！

仅仅过了3天。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陈布雷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时间拖得很长，陈布雷第一次有了度时如年的感觉。第一次将侍从要务交给下属。会上，谁作了发言，他们讲了些什么，他都没有注意。

陈布雷平生第一次在这么严肃的会议上开了小差。

三天前蒋介石的无名火，原委何在？！是对事还是对人，‘你是不是太疲劳了”是什么意思，他不需要我了？还是我尊重他不够？……

他搜肠刮肚检讨自己，他终于联想到一年前这样的一件事：

那是美国特使魏德迈发出访华声明之后。在此之前，蒋介石政权将美国总统选举押宝押在了杜威身上，没想到杜鲁门连任。

那是陈布雷的一次倾心进言。不管怎么说，那时陈布雷同蒋介石的关系愈发由“君臣”发展到了倾心知己。起码他自以为是这样。

‘蒋先生，你大概也注意到了吧，魏德迈这个声明是代表美国最高当局意思的。”

“这还用说吗！”蒋介石一脸愁容。

‘蒋先生，胜利以后，我军政大员大发接收财，风气败坏，布雷早对先生陈言。但这不是蒋先生的责任啊！可魏德迈居然把全部责任推到你身上，未免欺人太甚。以个人来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国家来说，中国不该是人家属国；以本党来说，这无异在促成我党分裂……”

说到这里，陈布雷已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蒋介石也颇感动，连声说：

“请布雷先生说下去……”

“不管人家怎么说，对贪污之风，确须整顿，但是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蒋介石一惊：‘你是说孔、宋……”

‘不，不，布雷的意思是，庸之(孔祥熙)先生最好离开中国，对国事不要介入，免得蒋先生为难。”

“我知道你的意思。”蒋介石握住陈布雷枯瘦的胳膊，有些凄然地说：“布雷先生，你对我是一片忠心的。”

“蒋先生，最近我寝食不安，精神恍惚，恐怕……”

未等陈布雷说完，蒋介石也动了感情，劝慰道：

“你身体不好，休息几天，休息几天……”

陈布雷一惊，“蒋先生……”

蒋介石作阻止状，当然只是微微地扬了一下右手：

“听说你的小女儿在北平教书？她……好像参加了共产党？”

突然转换话题，而且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陈布雷满头大汗：

“蒋先生，我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她激进过。”

“是吗？！”

“你不要紧张。”蒋介石看了陈布雷一眼，关切地说：“保密局给我报告不止一次了。但我是相信你的，你女儿的事与北平地下共党电台一事有牵连，但与你无关。你应该叫她读一些曾文正公家书。”

陈布雷心神不定。他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捉摸不透，什么叫威胁。他异常敏感，蒋介石突转话题是话中有话，他在心底里检讨他的言辞在哪里有不恭或出格的地方。但他还是言听计从地说：

“蒋先生，布雷一定遵命。”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嘛。好了，回头我叫人送你回家。”

正在这时，一阵掌声打断了他的回忆。虽然掌声有些稀拉，但它标志着今天的会议结束了。

这天，陈布雷很晚才回家。到家的时候，陈布雷脸色苍白，像患了大病一样。秘书蒋君章急了，赶紧接下他的公文包，扶他到沙发坐下，倒好开水送上。

“陈先生，会怎么开得这么晚才结束？”

陈布雷答非所问：

“我的脸色如何？”

蒋君章也不作正面回答：

“先生是否身体不适？”

陈布雷点点头，坐下吃饭。这顿饭吃了足足一个小时。饭桌上，陈布雷一反以往谨慎小心，郑重其事地同他的下属拉起了家常。这不是一般的家常。

“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首要的是审时度势……”他拿着的筷子先是扬起来划了一个圈，接着又向桌面上点了点，“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可是胜券却操在北伐军手里，能得定天下，势也……”

蒋君章听着，一副虔诚之态。

“抗战胜利以来，将骄兵逸，8月军事会议之后，蒋公对宋希濂、杜聿明、黄维等高级将领都有安排，可是他们还是偕妻携子到杭州旅行，流连忘返。蒋公发火……”

蒋君章停止了进食，眼神示意请先生不要激动。隔墙有耳，他为先生担心。

陈布雷何尝不明白。但他义无反顾，接着说道：

“……蒋公发火，把他们赶上前线。你想想，这个仗还打得下去吗？”

“我们的存亡和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总不会坐视不救吧？”蒋君章问。

“唉！君章兄，你总记得去年8月24日魏德迈在黄埔路官邸的访华声明吧！魏德迈指责我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尚可，竟然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而9月8日司徒雷登大使的话更是露骨：‘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

蒋君章放下碗筷，点头称是。陈布雷早已停着饭碗，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11月初，蒋公派立夫到美国，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为名去进行活动，立夫曾来一电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陈布雷连连摇头。说道：“事出意料之外，杜鲁门连任总统。宝押错了。蒋公叫我起草一信致杜鲁门总统，提出‘支持我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杜鲁门拒绝了。这是立夫来电指出的。说再援助也无补于事……”

说到这里，因为太激动，陈布雷有些气喘吁吁。稍停，他继续说道：

“我需要休息两天，不要让人见我！”

陈布雷回到房间，仰卧在床上，仰望着帐顶，冥冥中．似睡去，又突然惊起。

真个是得了恍惚症么？！难道我布雷不行了？

他重新爬起，点上一支烟，掐熄在烟缸中，然后又重新点燃一支。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他回想着蒋介石拍桌子的形态，回想着蒋介石的那句话，‘你脑子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了？”

“一点也不能用了？”

“是应休息休息了”……

他强制自己不去想，他再次掐灭烟头，侧卧在床上。

陈布雷从来没有这么早便睡觉的。但今天尝试着试一试。

他习惯性地从药瓶中倒出3粒安眠药，正欲吞下，那“休息休息”的话和“不能用了”的话又浮响在耳边。不行，我一定要找蒋先生谈一谈，我是忠心于他的。

“不行，蒋先生怕是不会客的，讨个没趣更没面子。”他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重新点燃一支烟，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寻思出路。

“不，非得当面谈一谈。蒋先生是信得过自己的。”

他再次掐灭香烟，下得楼来，直奔蒋介石住所。

公元1948年11月11日夜，陈布雷晋见蒋介石。

“布雷先生，这么急，有事么？”身着睡衣的蒋介石和颜悦色地招呼。

“打扰了，蒋先生，夜来造访，陈布雷深表歉意。”

“坐，坐。”

两人落座，女佣端上白开水，静静地退下去了。蒋介石不喝茶，陈布雷因为神经衰弱，也不用茶。

“布雷先生，对当前时局有何高见？”就白天的会议，蒋介石问陈布雷。

“依卑职之见，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陈布雷壮着胆说。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陈布雷以其生命为风雨飘摇中的蒋家王朝殉葬的行动，突现出了他身上的旧式文人的愚忠和对蒋介石“知遇”的酬报。他的悲剧结局，像一曲旧时代的挽歌，在当时令南京蒋氏政权震惊，也唤醒了更多人认清了旧政权必然灭亡的前景，从而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今天，当我们回头重新审视作为历史人物的陈布雷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身上的历史局限。他被蒋介石看中，并经几个回合的来去选择，最后主动投靠蒋介石，力图使自己的文才能为当局者所用，实践的是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旦为蒋介石所赏识，他更是鞍前马后，竭心尽力，有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国士”之风。他不结党营私，慎言慎行，不图财，不揽权，知无不言；他处处为蒋介石辩解开脱，多次与蒋氏同进同退，直至最终以死明志，突出的是一个“忠”字。综其一生，似乎他的行为真如蒋氏为其盖棺定论的“一代完人”。但是，由于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他最后的所有努力都是在维护一个必然为人民所唾弃的旧政权，所以他的一生，他的“文才”，包括其悲剧性的自杀，就都具有了反历史潮流的性质。也正因为如此，他面对选择了全新道路的女儿陈琏时，他才又感到那么惶惑、那么失落、那么内心充满矛盾。当然也不否认，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疯狂，出自他之手的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浸透了他的民族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失为一个充满历史悲剧的人物。

剖析一个现代的旧式文人的典型，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本书动笔之前，我们的一位朋友正巧应邀到台湾作访问学者，我们拜托他在台湾顺便查一查陈布雷。但结果很令人失望。据说在台湾，陈布雷的“地位”不高，他的书和有关他的书市面上没有。

我们特别感谢《陈布雷传》《陈布雷外史》的作者王泰栋先生和《蒋介石的幕僚》的作者杨跃进先生，还有其他有关参考书作者，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特别是王泰栋先生的研究，其基本史料及写作体例，均为本书提供了很好的蓝本。可以说，这本书只是他们研究基础上的再创作。因此，必须说明的是，因为篇幅有限，本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的重大事件资料以至关键对话，引用了一些参考书目中的原文，因为体例原因，书中不便做注，因而只能将这些参考书目一一列举于后，在此特别说明并表示对这些参考书目作者以歉意和感谢。另外，湖北大学图书馆的曹志辉女士、白青女士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周德美先生、刘明铛先生，湖北大学教务处黄文武先生为解决本书写作过程中的一些难题和考证有关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并致谢忱。同时，还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李尔钢先生和政编室主任兼责任编辑雷振清先生对本书写作和出版所倾注的关心和对文字的修缮。

限于常识，错误难免，诚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赐教！

作者

谨识于武昌宝积庵

2005年8月15日

前言

一、他选择了自杀

 1．轰动宁城的惊天要闻

 2．死亡前奏

 3．一束遗书不了情

 4．魂归故里

二、求学之路

 1．初试“背榜”，再试夺魁

 2．“青年求学，尤须注重道德”

 3．就学西子湖畔

三、报业雄风

 1．趣雅的“面包”——布雷

 2．直刺时弊之‘畏垒”

四、“文胆”生涯(上)

 1．初见蒋介石：一挥而就《告黄埔同学书》

 2．跟定蒋介石

 3．有声有色《祭告总理文》：震撼“群臣”

五、“文文胆”生涯(中)

 1．“慢慢与邻邦道来”——草拟《敌乎？友乎？》

 2．苦心编造《西安半月记》

 3．最得意的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4．空袭中的杰作——《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

 5．热血佳作——《告人缅将士电稿》

六、“文胆”生涯(下)

 1．慷慨檄文—《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而直刺《艳电》

 2．“知我者，蒋公也”

 3．护孔保蒋做说客

 4．不想办报刊

七、命不该长

 1．张文白陪陈布雷，仅仅是陪

 2．“怜儿”怜不了父亲

 3．求签拜佛救不了丈夫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陈布雷作为一朝主子之“大内御笔”，一千就是20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中是仅有的。正由于这样，他了解他的主子，他熟知他的主子，因而，“自我了断”以前，留下了一束遗书，甚至留下了他死后如何发布消息的嘱托，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第一个。用台湾当代学者李敖的话说，“临死为了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捏造成病死了”；又诚如他的贴身秘书蒋君章所言：“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

陈布雷死后一度成为谜，死后50多年，关于他的死，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

一次是陈布雷死后不久，主要是针对他是“心脏病突死”还是“自杀”而亡，结论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一次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接着是又一次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陆有关媒体发表了陈布雷五妹之子翁植耘《郭沫若与陈布雷》《陈布雷旧事数则》渚文以及陈布雷副官陶永标《回忆陈布雷先生》，再次涉及到陈布雷自杀问题。这个时期，在台岛，《中央日报》《传纪文学》等媒体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讨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陈布雷之死因，大体有三种说法：

一是他虽然身处国民党政治中枢上层，但他头脑中始终保持着异常冷静和客观的见解，以他从政20多年的经历，凭着他深远的目光，已经看透了过去的一切。国民党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以致最后垮台是在所难免的，他忠心耿耿所追随的蒋介石无法挽救危局，因而审时度势，腹断心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二是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由于长期工作劳累、用脑过度，失眠使得他经受了不少痛苦，故肉体上已疲惫不堪；加上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争名夺利、贪污腐化等种种现象异常反感，忧愤的心情使得他觉得国民党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故而内心苦闷，失望中发出了“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感叹，以至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神经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相互交替，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他神经的崩溃。

三是曾经广泛流行的一种说法，因为当时货币贬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家庭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

以上三点，第三点不应是问题。关于这一点，不论是大陆还是台岛，了解陈布雷的人都知道，陈布雷虽身处高位，但一向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的积蓄本身就不多，不可能为了几张金圆券去寻短见。何况在当时，不论时局如何混乱，他毕竟属于国民党上层人物，属于蒋介石的亲信，因而决不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而影响到生计的地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陈布雷弃世呢？

他追随蒋介石，为蒋介石捉刀，为蒋介石出谋献策，参与蒋介石制定方略，实指望他认为正统的蒋家王朝能在中国长久而光大。然而，局势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悲愤而死。他是为了蒋介石而死，是为着蒋介石赚取面子而死。

这一点，在他一篇又一篇的遗书中交待得十分明白：关于时局的：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国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

(遗书·札记)

我鉴于自身体力精神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  (遗书·致夫人)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

(遗书·致子女)

时局危艰，责任在蒋介石。但陈布雷不怨蒋介石，累累遗书中，处处为蒋介石开脱，表现出自己甘愿受过而殉：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遗书·杂记)

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蒋公(蒋介石)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书生无用，负国负公……

(遗书·上书)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里，误国之罪，百身莫赎。

(遗书·致程沧波)

国家遭难至斯……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为父知之最稔。

(遗书·致子女)

陈布雷在满纸遗言中，不时留下‘神经陷于极度衰弱”、“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等等，给人以真的”假象”，然而透过这种种真的“假象”，字里行间充满着的“真迹”却是“忧虑绝深”，酿成“严重之心疾”，“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内心只有悲惭”，“患严重之心疾久矣！”等等。

如果说，陈布雷身体和神经衰弱，是因为长期伏案，超负荷地起草文稿，那么，“严重之心疾”，就能例外吗？非也。其实，“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其脑病(困扰多年的失眠症)就非常严重。但那个时候，是抗战胜利就要到来之时，他以为，抗战胜利了，中国就有希望了，中华民族就有希望了。抗战8年，陈布雷写下了不少抗击日寇的檄文，又是在何等状况中挥毫完成的。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感到累，没有觉得精力不济、脑力有限。惟独抗战胜利了，他却疾病缠身，决定以“绝决”的方式“谢恩”。其中奥妙，令人深思。

其实，在中国封建史中，以死‘谢恩”，历朝可见，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死虽然也悲怆，然而，谁也没有认为是“枉死”，相反，被认定为是理所当然，是有名有节。因此，陈布雷之死，恰恰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陈布雷。50多年后，再看陈布雷之死，其真正原因，是“愚忠”、“奴性”而死：

在陈布雷之前，蒋介石笼络了一批舞文弄墨之士如邵力子、邵元冲、叶楚伧等等。从黄埔军校到他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蒋介石的军政文稿大都由他们协助撰写拟定；从蒋介石政权确立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蒋所重用的人还有董显光、潘公展和陶希圣，当然主要是陈布雷。如果说，这类文人被称之为蒋介石政权幕僚的话，那么，陈布雷则是幕僚中的核心人物，所谓“文胆”，即蒋家王朝之“大内御笔”。

陈布雷在蒋家王朝中能处于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主要是他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他有非凡的文采，以才而进；一是他更符合蒋介石的道德标准——陈布雷自幼受过严格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教育，练就了他过硬的文学本领。他的文笔犀利，才思敏捷，下笔千言，落字成史，文章有骨有肉，有声有色，颇富吸引力，时人称之为有特殊成就之文人。更为难得的是，陈布雷虽然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未曾飘洋过海，但在他的不少文章中——不论是早期发表在《天铎报》《申报》《商报》的文章，还是后来为蒋介石起草的诸多文稿，都具有时代的进取精神。应该说，这些客观条件均为他成为蒋介石王朝的核心人物而成为历史的必然。  至于陈布雷能受到蒋介石青睐而终为“大内总管”，更为关键的是因为他符合蒋介石的“德”的标准：那就是“忠”和“奴”，就是他能绝对忠诚地侍奉主子而不计功名利禄。他只愿做“私人秘书”而且恳求“位不必高”、“禄不必厚”等等，而且他说到做到，都能身体力行。他虽然做过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实际为部长)……但最终，只是侍二室主任，实际上，干的就是“私人秘书”。

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对于高层来说，最忌讳的是“野心”。陈布雷没有野心。他可以巧妙地‘修补”、“调整”乃至“完善”蒋介石的一些决策，但他从不“自作主张”。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也只是借自己的笔“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他终生的准则，即他与主子蒋介石的关系，诚如他所言：‘蒋是火车头，拉着国民党的火车，在不平的路基上跑得太快，左右摇摆太利害时，我便紧急‘刹车’，使之速度稍减，保持平衡”而已。

在蒋介石拖拉的火车上，陈布雷作为“大内”人物20多年，不但未因政治生活的残酷倾轧淘汰，相反，他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蒋介石不止一次以诸葛武侯的《陈情表》要求陈布雷做文章，在陈布雷50寿辰之时，蒋介石乃以诸葛武侯的“宁静致远，澹泊明志”亲笔提签，以“墨宝”相赠。这就促使陈布雷由“忠”而“奴”——不但持“墨宝”的手抖个不停，而且打从心灵深处而“诚惶诚恐”，决意“尽忠”，以报“皇恩”，最终回归到中国传统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陈腐之道。因此，没落腐朽的封建士大夫观念，才是最终断送陈布雷生命的原因。

不是吗？蒋家王朝中众官僚、众将领、众幕僚，面对大势，纷纷更弦易张之时，惟独陈布雷，在他坚守的“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士大夫观念下，默默地打好了与众不同的主意，决心以“死节”‘殉主”。这个既忠且奴又弱不禁风的矮小身材的陈布雷，这个才华横溢的江南才子，原以为惟此可留名节以千占，殊不知，最终只能孤零零地横卧于杭州九溪十八涧口，“功苟一生，黄土一手不”，陪伴他的只是那块连带的同等孤独的青石墓碑。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1920年在浙江宁波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2日在南京自杀。

本书介绍了其的一生。

少年才俊，“传统文化”与“西学潮”充实了他的人生底蕴，“请作布雷鸣”，译孙中山《告友邦人士书》使他一举成名；横溢的才华，令蒋介石倾慕，著作等身，却未留下片言只语；与世无争，终难能善始善终，“愚忠”，枉要了他的身家性命。

大内“文胆”陈布雷一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