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越剧伉俪”金采风与黄沙夫妇人生故事和艺术追求。书中不但追忆了夫妇两人相识、相知、相恋的深刻感情，也记录了他们在艺术上的相互成就。虽然黄沙已去世整整二十年，但谈到亡夫，金采风的眼中始终满怀深情。记者看到，昨天的书城汇聚了近百名专程赶来一睹金采风风采的戏迷，有的更是从早上10点就赶来排队。不过，他们多数为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有人还向记者投诉，“现在在电视上要看到经典剧目太难了。”从如今越剧观众的年龄结构看来，越剧传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广大越剧戏迷来说，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派艺术创始人金采风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　　生于1930年的金采风祖籍鄞县，在65年的艺术生涯中，擅演青衣的她在《盘夫索夫》、《碧玉簪》、《彩楼记》、《汉文皇后》等越剧经典剧目中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她独创的金派秀慧端庄、刚柔并济、发声饱满、音色嘹亮，独具艺术魅力。作为一名甬籍越剧名家，她非常关心家乡越剧事业的发展，如今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当家花旦之一陈莉萍就是她手把手教出来的入门弟子，在金采风的悉心传授下，陈莉萍曾获得浙江省第十届戏剧节优秀表演奖一等奖。

读者可以在《越剧黄金——我与黄沙共此生》一书中，了解这位甬籍越剧名家的精彩人生。

我与“越剧黄金”

艺术需要继承更应创新

一 盼来了一只金凤凰

二 袁老师的几句话

三 改花旦蛮好

四 让出来的一等奖

五 看戏的竟是周总理

六 一个任性的严兰贞

七 一个贤淑的李秀英

八 有名的“三盖衣”

九 一个坚强的刘月娥

十 大导演与小演员

十一 这样的好婆婆

十二 晚风瑟瑟泥城桥

十三 最为无助的日子

十四 香港一别十余年

十五 汉文皇后的惊悚

十六 儿子和女儿

十七 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十八 黄沙一生的追求

十九 还想说几句

附录一

 漫谈戏曲导演的修养

 探索戏曲艺术中虚和实的运用

 越剧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导演《梁山伯与祝英台》随笔

附录二

 越苑采风别样红

 谦谦君子呖呖金声

 难忘的印象

 金采风与黄沙

 从容舒展婉约可风

 不是多余的话

 金采风唱腔分析

 金采风演出剧目表

后记

我是越剧演员，但我却是宁波人，按照正规的说法，祖籍是浙江省宁波鄞县。我父亲叫金宝富，母亲叫潘玉香，在上海顺昌路开了一爿小小的制鞋店，所以我的“阶级成分”就属于小业主家庭出身。

我们姐妹兄弟六人，我是老大。说来有一点奇怪，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已经两年，老是不见母亲有喜的征兆。家里的长辈都担心我母亲不会生育，就有些急了，甚至有人劝我父亲再讨一个。这在当时也是名正言顺的。但是我父亲不肯，动情地对我母亲说：“你不会生养，这是命里注定的，我不讨小，不想去害人，我们还是去领养一个吧。”母亲为此很感激父亲，听他的话，曾先后到育婴堂领养过两个，但是都养不大，夭折了。

不久，母亲竞怀孕了，怀的就是我。1930年11月的一天，我出生了。虽然是个女儿，全家人却也欢喜得不得了，觉得终于盼来了一只金凤凰，所以给我取名金翠凤。好不容易得到了我，又怕失去我，便把我抱到庵堂里去，在我头上烫了一个香洞。这是老派的迷信，以为这样能消灾祛难，养得牢，所以至今我的头上还留着一个疤痕。

说到我的母亲，我是打心眼里敬爱她尊重她的。她很小就被生母送给人家做养女，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也从来没有去寻访过，因为养父母待她很好。在她16岁那年，还不怎么懂事呢，就嫁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出名的孝子，对我的祖母百依百顺，赚来的钱不是交给我的母亲，而是交给我的祖母。但他也很喜欢我的母亲，常常将祖母给他的零用钱偷偷地在被窝里塞给我的母亲。可是我的父亲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要发火，发起火来的时候多半又是将气出在我母亲身上。有一次，记得是个大冷天，母亲熬了一剂补药，想给终日劳累的父亲补补身子，不料药碗刚送上去，父亲不知怎么又来火了，手一甩，药碗被打得粉碎，药汁溅了母亲一身。母亲吓呆了，又不敢和父亲申辩，只好缩在一旁淌眼泪……受了男人百般的气，母亲还是任劳任怨，从店务到家务，都一人承担。在店里她相帮照料生意，在家里就更不用说了。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聪明能干，样样拿得起。不说别的，就我们六个孩子的衣服，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有一幕景象时常在我的记忆中浮起：店打烊了，全家人晚饭也吃过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在桌上摊开了一块布料，旁边是一把尺和一把剪刀，我们身上穿的新衣服就一件一件在母亲的手上像变戏法似的变出来了。

母亲终日操劳，仿佛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会儿或者偷闲片刻，自己去“小乐胃”一下的时候。要说有的话，那就是陪我的祖母到马路对面的同乐戏院去看场越剧。这是她唯一的文化享受了。我想，母亲仅有的一点文化知识，大概也就是从越剧中得来的。她是受我祖母的感染而喜欢上越剧的。祖母有时候也带我去，我当然也迷上了，说来也就是“缘”……

同乐戏院是专演越剧的场子。那时越剧还进不了“卡尔登”(即后来的长江剧场，已拆除)、“大上海”(也已拆除)等第一流的大剧场，地处顺昌路合肥路的同乐剧场也算是越剧的“黄金宝地”吧，好多名角都到这里来演出过。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邢竹琴、邢月芳、金香琴、王水花等都在“同乐”展露过她们的风采，她们都是我迷恋的对象。她们在台上一会儿扮小姐，一会儿扮夫人，一会儿扮书生，一会儿扮老爷，穿着崭新发亮的行头，进进出出，哭哭笑笑，把我带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梦幻的天地。她们有时从后台走出来，只要朝那里一站，还没有开口，台底下的观众已经如醉如痴，叫好，鼓掌，有的还跺脚，兴奋得霎时忘掉了一切，只有眼前的这个演员给了自己莫大的安慰。我是这些观众里的一员，同样的兴奋我也有。但我更有幻想：假如有一天我也能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假如有一天我也能当上主角，挂了头牌，面对着观众热烈欢呼的场面，那将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人生境界啊。记得有一次看了《梁祝》，回到家里，脑子里满是小生花旦哥哥妹妹的动人情景，想啊想的，实在熬不住了，就拿起床单，披在身上，在我家那张雕花的红木床上，模仿着刚才看到的演员的动作，像发痴似的，一个人唱了好一会儿。大人倒不管我，反而觉得很有趣。但是，当我小学毕业不想再读书而露出要去学戏的口气时，母亲和祖母倒是不置可否，父亲知道了却面孔铁板，狠狠地把我训了一通。他的意思无非是金家向来规规矩矩做生意，你倒要做“戏子”去了，被人看不起，岂不是丢了金家的脸。他甚至还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你真要去唱戏，你前脚走，我后脚斩，金家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我吓得哪里敢吱声，霎时“妄念”顿消，只得乖乖地去上中学。

我上的是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因为个子长得比同龄的女孩子高一些，人又瘦，总是扎着两条长辫子，加上性格内向，不大喜欢说话，看起来很温顺的，所以老师很喜欢我，与同学的关系也不错，成绩又说得过去，便顺利地读完初一，升入初二。

我还是很想念越剧，但是要想去学戏的念头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浮起，只一心归命地要读好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初二才读了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的肝不好，时常闹肚子痛。这情况放到现在就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但那个时候只能忍着，偶尔去看趟中医，开两帖中药吃吃，也不见好转，他动不动发脾气，其实就是肝病发作的缘故，就是俗话说的“肝火旺”。我们这爿店只收了两个学徒，做鞋子的活主要由父亲承担，从早做到晚，不大有休息的时候，如此终日劳累，终于累倒了。他实在撑不住这个家，撒手而去了。

父亲去世的这一年我母亲才35岁，小弟才出生两个月，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不幸，家里的一根顶梁柱崩折了，母亲的哀痛可想而知。还不仅仅是哀痛的问题，这一家人今后怎么办？上有老，祖母还在，而且活得很健旺，下有小，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沉重的生活负担有谁能够承受？只有母亲。现在回想起来，她真是了不起，一点文化也没有，还是一双放大了的小脚，却毅然决然地把店务家务都管了起来。店里有个学徒，跟我父亲学了几年，做鞋子的活计也能应付了，生意往来却都由母亲做主。家务事祖母还能相帮做一些。孩子失去了父亲，好像比从前更乖更听话了。母亲实在是忙得可以，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哪一样都少不了要她操心，哪一样都要她亲自动手。她强忍着一个年轻寡妇心中巨大的悲痛，释放出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派女人的巨大能量……

我毕竟已经念到初中，怎么说也有些懂事了。在学校里还好，放了学一回到家，心就不由自主地沉了下来。尤其是看到母亲那样艰苦吃力地忙着，不要说我是她的女儿，就是别人看了也不忍心啊。书再也没有心思念下去了，想来想去，在征得母亲同意后我主动退了学。在家里我好歹是个老大，照应照应弟弟妹妹还是有点把握的。店里的事情，我虽然一不会做鞋子二不会谈生意，但银钱往来的账我会记。进来多少货，该付多少钱，出去多少货，该收多少钱，一笔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俨然是个小账房先生，省了母亲不少心力。

这时忽然生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有人来给我做媒了。祖母和母亲都同意，我也只好同意。居然还去相亲。那天，母亲还特地向隔壁人家借了一件织锦缎旗袍让我穿上。我依然梳着两条辫子，但是头发上刷了好多刨花水(类似现在的“摩丝”)，好光亮一些。对方是一家工厂的“小开”，人瘦瘦的。我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感觉。回来的路上，母亲和我同乘一辆黄包车，问我：“人好哦？”我回说：“你说好总是好的了。”又把我的生辰八字送过去。不想对方请算命先生一排，说我们八字不合，说我的“命硬”，便退了回来，亲事就此作罢。要是八字合的话，那时我可能就会糊里糊涂地嫁过去了，此后便只有一个家庭妇女金翠凤，没有了越剧演员金采风。

这件事也让我萌生了一种屈辱感。我是什么？人家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女孩子就这样没有地位，不能自主？我不能说我此时已经有了反抗意识，但幼小的心里确实有好一阵的不愉快。如果下次再有人来说媒，至少我可以向母亲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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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戏剧界有两对名实相符的黄金组合。老一辈的是话剧的黄作霖(佐临)和夫人金韵之(丹妮)，二老都是我的老师。晚一辈的是越剧的黄沙和夫人金采风，都是我的朋友。两位黄先生各是本剧种的大导演，两位金女士都是著名演员。两对夫妇都多次伉俪合作，演出优秀话剧和越剧，确实是名不虚传的黄金并蒂莲，称得上是中国戏剧界的佳话。

现在四人中只有金采风一人健在了。越剧老姐妹们大都长寿，采风虽然也在向八旬进军，但在师辈面前依然还是一个小妹妹。她也确实至今身心双健，生活安泰，有时还能登台一曲，令青年们惊叹。如今，她以口述方式写了一本自传，连同黄沙关于导演艺术的部分论述遗著，合成这本《越剧黄金》出版。这个书名是我向她建议的，她命我做序，自然义不容辞。

1949年7、8月间，上海刚刚解放不久，市军管会文艺处分管戏曲工作的剧艺室就在暑假空闲时，借了一所中学，举办了一次地方戏剧(短期)研究班，学员主体是越剧工作者。我作为剧艺室干部参加了研究班工作。好几次，我看到一个青年女演员，穿着朴素，梳着一条大辫子，语言不多，文静大方，很像一个女学生，不像一般女演员那样活泼开朗。后来知道她就是金采风，同吕瑞英是越剧界新出现的两颗新星。黄沙是新参加越剧工作的导演，也在研究班学习。我不知道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只觉得知识分子味道很浓，有书卷气，气度不俗。但我同采风和黄沙都只能算是认识，印象很好却不深知。他们二人之间也是相识不久，点头之交而已。等到后来黄沙导演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新整理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并在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上引起轰动效应，而金采风又主演了《盘夫索夫》等剧，焕发光彩，我才逐渐加深了对他们的作品的欣赏和关注。1954年，忽然听说他们结成了百年之好，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太般配了，真是天作之合。

其后，采风的《碧玉簪》、《彩楼记》等陆续上演，成为她的代表作。她和黄沙为越剧艺术大厦的构建添砖加瓦，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使得他们在越剧界的声望日益上升，我更为他们、也为越剧高兴。1964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很快又进入“文革”十年黑暗时期，一直到80年代初，将近20年时间，我同他们夫妇都没有接触。1988年，继钟泯、吴琛之后，黄沙辞世，上海越剧院连续折损三员导演大将，我深感震动，更想得到采风在重新踏上事业征程时却遭大故的悲痛。但我对黄沙、采风的了解认知，还只是侧重于他们的艺术创造和成就。读了采风这部传记，我才对她和黄沙各自的青少年时期、他们的成长和结合、他们的幸福与“文革”中不幸的遭遇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由于我们是同代人，由于我比较熟悉上海越剧院的背景，因而他们生活中的起伏曲折、喜怒哀乐，我都能感受，并且深深地感动。

是的，采风这本书是会使读者感动的。虽然篇幅不长，但具有传记书最重要的素质——真实，而且生动。书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她的出身和学艺的简略过程。虽然采风由投考雪声剧团到成名，基本上算是顺利的，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她父亲早逝后，一个祖母、一个年轻寡母和六个子女的贫困家庭何等艰辛；也看到她从一上台就忘词到被观众初步承认，其间经过了多少刻苦锻炼。今天的年轻读者，从采风的回顾中能够领略些上世纪40年代上海市民社会的缩影，比如越剧团招学员、美国大兵横行等等，很有意思。

另外一个方面是记述采风主演《盘夫索夫》、《碧玉簪》、《彩楼记》等名剧的创造过程、角色分析和心得体会。这方面的论述带有专业性，她说得精彩而准确，对青年演员如何分析角色极有启发(我不知道现在的青年演员是否会下这样的工夫)。就是一般读者，看一个演员怎样从时代、从生活、从感情出发来理解和创造角色，也会觉得趣味盎然，进而从中领悟人生。

本书最动人也最有分量的部分，是采风谈她同黄沙的生死情缘。她以朴实的语言，深沉的感情，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高品位的艺术家庭，一个亲切温馨的家庭，又是一个经受了黑暗“文革”考验的患难之家。这个幸福家庭的不幸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惨酷时期的真实，因而也提升了本书的社会价值。我们永远不应忘记那害人误国的十年。

采风一生塑造了许多丰满华美的舞台形象，为越剧艺术做出了贡献。而这本自传则回顾了采风和黄沙两位艺术家的艺术历程。这是老年采风的又一贡献。我想应该感谢金采风同志，也应该感谢薛宝根和吴承惠两位同志帮助她成书的辛劳。我们需要这样的书。

2007年7月

早就想写一本书了，但是，想归想，真要动笔，又有点犯难，因为写文章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没有演过戏的人忽然上台，可能连步子都迈不出去。常言道，笔有千钧重，偶尔提起来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更有一种情绪老是驱之不去，就是有点意兴阑珊。演了几十年的戏，也有了一点小名气，开心的事固然遇到很多，烦心的事却也碰到不少，偏生烦心的事比开心的事更容易凝成情结。我与黄沙共同生活了三十余年，在一点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突然患了绝症，突然地先我而去了。直到现在，这依然是我的锥心之痛。黄沙走了，我的艺术生涯也告一段落，退休了。

在越剧界，如今我也算是一个“老艺术家”，但终究比不上袁雪芬老师，也比不上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几位老师。她们的经历、资历、在艺术上的成就，都能够见证历史，震撼心灵。她们写的书，会有保留价值的。我呢？演戏也演了半个多世纪，在舞台上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有的已被拍成电影、电视或录成音像制品。这些事情，要写书的话，自可连缀成篇。但要放到读者面前接受评价，自然不能草率从事，需要深思熟虑，字斟句酌。想到这里，我又很犹豫，因此迟迟未能动笔。

这样就到了2004年10月的某一天，在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大楼举行“一代风华——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七十周年座谈会”，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厚生也从北京赶来参加了。刘厚生是老熟人，也是我的老领导，彼此见面，非常亲切。刘老很认真地对我说：“采风啊，人家都出书了，你也可以出书。”我一听，马上就来了情绪，对刘老说：“我没啥好写的，将来人死了，一了百了，没啥意思，不想写。”

过了一年，刘厚生同志因事到上海，住高安路上一家宾馆，我去探望他。见面后他又语重心长地提起写书的事，并特别强调：“在越剧界，你和黄沙是很年轻的一对，当年你是学生出身，黄沙是读书人，你们这一对是很好的。你写，应该写，写出来我给你写序，书名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越剧黄金’。”

刘老这一说，倒把我的心说得热起来了。尤其是他提到黄沙和我的结合，更让我思绪起伏。我们两人是因为共同投身越剧事业而相互吸引的，结婚后。又是因为越剧艺术而巩固了我们的小家庭。我的一半是黄沙，黄沙的一半是我。黄沙虽已故去多年，但在我的精神上、感情上，他似乎仍在和我形影相随。直到今天，哪怕我随便出去参加一个什么晚会，客串唱上一段，在感觉上，好像黄沙仍在远远地含笑看着我，给我以鼓励，给我以支持。也许人家会说我有点“痴”。但我认为，人有时候就是要有股“痴”劲，有些事情就是凭了这股“痴”劲才能做得成功的。

写书，那就写吧。老师们有老师们的过去，我也有我的过去，就老老实实地记录下来，有什么说什么。借此机会，自己也好总结一下，是得是失，是成是败，认识清楚了，也能让自己老来的心境更加平和一些，更加踏实一些，未尝不是养生之道。

写这本书，固然是为我，更是为了黄沙。黄沙的一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这个缺憾只好由我来帮他弥补一下。能补多少是多少。我只是在尽我的心，若有不到之处，黄沙，我想你的“在天之灵”是会原谅我的。

此书由薛宝根先生记录，吴承惠先生整理。对于他们的辛勤付出，我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

反正这本书就是这个样子了，请好友们、读者们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