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不过是宇宙间的一粒微尘。其上生活着的一种微生物——两脚直立的裸猿——人类，与地球其他生物一样都不过是大地的产物。
人类所创造出的辉煌文明，无不被大自然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在人类的幼年时代，这烙印更加明显。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道路系统，最初就是被自然环境所决定。时至今日，人们仍未能摆脱这类地理环境的制约：纵贯中国西南的川滇、川黔公路和铁路，仍基本遵循两千余年前的南方丝绸之路——远古时代的人类移徙的横断山走廊而行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是先贤们的至理名言。实际上，路是动物种群为生存发展在大自然限定或允许的条件下踏出来的。草食动物为了追逐食物、水和盐，大抵循着河流旁的山原行进；而肉食动物追逐草食动物，杂食的人类则追逐前两者。于是乎由动物的蹄、掌和人类的脚反复践踏，在水边和山原走出一条条道路来。
在华夏大地上，最重要的是两条交汇成T形的道路，即东西向的河西—秦岭—黄河道，与南北向的横断山走廊。这两条道路在华夏民族及其文明的形成中，曾起过无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的老祖宗炎、黄、夏、周，从横断山东缘的古昆仑—岷山出发，沿秦岭、黄河进入中原，与先进的东夷文明结合，形成了华夏团族。而华夏集团的发展与扩张，迫使原留在西部的堂兄弟、表姐妹们纷纷西窜南逃。这是有史以来，横断山走廊上最大最持久的一次民族大迁徙。于是在川滇山地间留下了20多个以原西部氐羌族群为主族源的现代民族。而横断山民族走廊上，最重要的枢纽之一，即是五水交汇的丹巴之域。
地处岷山之尾的丹巴地区是西部高原与东部丘陵平原间的第二级台阶枢纽所在。五道河谷所形成的天然通道：溯大金川而上，经马尔康直达青海；或越草地相接甘肃的河西走廊，溯小金川则入汶川至川西平原，溯革什扎河越党岭至玉柯草原为入藏要道，溯东谷河而西亦是康藏、汉藏古今干道所在，循大渡河向西南，更是南下滇缅东进汉区主道。在近代官道及公路开通前，丹巴一直是四方通衢枢纽。
当族群迁徙的浪潮逐次消歇后，贸易与战争自然也会充分利用这通衢。
从未有过像茶那样一种小小的灌木叶，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影响到华夏大地上最伟大的两个民族的兴衰存亡。野生茶主要在云南及中南半岛，而人工植茶则创始于野茶边缘的名山县蒙顶地区。这大约与水稻专家们论证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长江流域而非野生稻核心区的东南亚一样，是一种边缘效应。
茶，这种灌木叶，最早该是一种可食用且有解毒作用的野菜类。《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说：我们的老祖宗神农氏为扩大食物来源“日尝百草，中毒七十有二，饮茶得解”。茶作为一种普及饮料外，在产区作为菜食一一蒙山的茶叶炒蛋至今仍是一道名菜。
松赞干布在7世纪一统高原诸羌后创立了大吐蕃，其广大子民更加普遍进入了熟食时代。但高原苦寒，熟食后，缺少了菜蔬果类来补充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只得仰仗于茶“以化荤腥”。所以在唐宋史籍里，有众多关于“蕃不可一日无茶”的记载。
而中原王朝，历来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凌，必须有大量的骑兵来捍卫国家的安宁，但中原没有足够的良马。于是乎汉藏间互利互存的茶马贸易应运而生。茶马贸易在岷山间各处藏汉通道上兴起，北部有甘肃的洮州，中部有川边的松州，南段有雅安等。但边茶最大的产区，质量最好的茶，均在雅安地区。滇茶入藏则是晚近的事情，且数量质量更无法与雅茶相比较。
松潘、洮州的茶，自然也是雅茶北运的居多。所以，藏汉地区茶马贸易的主干道一直是由雅安地区渡大渡河而西的。唐宋主管这宗贸易的茶马司，即一直在此区的名山、天全、泸定一线。清中期以前，由泸定入藏区的路只有南面经雅拉沟或溯大渡河北经章谷，而去青海及川西北藏区也必经此道。
宋代开始“榷茶”，即官方专卖，商家必须持官方发给的茶引才能贸易。但民间私下贸易仍较广泛。况且所谓“茶马道”与“丝路”一样，虽因一种主要货物得名，但实质上是一条两地、两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干道的代称而已。在茶马道上，除盐铁茶马为大宗的贸易外，其余经济文化交流亦伴之而行。
明初，因防蒙古急需藏马而茶禁特严。《明实录》中记有大明驸马因私自贩茶出关，被朱元璋凌迟处死的记载。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虽在严禁之下仍有私茶出关，更何况其他货物。那时似乎尚未影响章谷地区作为通衢的地位。
既是交通枢纽，自然除了商人而外，军旅也必须借重此道。章谷地区所经历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大约应数元世祖忽必烈三路大军攻滇的行动，那是军事史上一次壮举。
“宪宗(蒙哥)即位之明年，世祖(忽必烈)以皇弟总兵讨西南夷……癸丑(1253年)秋，大军自旦当岭入云南境。”有史家指出，旦当岭即今革什扎河上游之党岭，地在红家拉之南，亦是入川西南草地之隘口。且从茂州经过红家拉南下去泸定，也必经章谷。
另一次是在清乾隆年间两次金川战役时期。乾隆十一年(1746)大金土司莎罗奔侵犯今丹巴地区的革什扎等土司。朝廷派四川总督张广泗、提督岳钟琪镇压之，莎罗奔于乾隆十四年(1749)投降。
乾隆三十三年(1768)大金土司又侵凌小金及革什扎土司地。朝廷派温福及阿桂南北夹击之。此战役，朝廷用兵十余万并征调嘉绒十二土司及五屯土兵，历时七年，以伤亡官兵五六万耗银七千万两之代价取胜。其木果木一战，主帅温福战死，一万官兵覆没。连好大喜功的乾隆在《平定金川碑》中也说，“我朝自用兵以来。未有如此之惨败也”。
清军之南路，即以章谷为基地，仰攻两金川。这次战役对嘉绒藏族及丹巴地区影响都极为深远。伍非百在他的《纪要》中说：“乾隆之征金川……土著存者不及十一……蜀西贫民，相率而至屯戍之兵，亦渐次领恳、化为粮民。今丹巴县之六屯三营地方，即昔日之章谷屯地也。”
椐甘孜州统计资料，清政府为加强藏区驻军，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道光三十年(1850)百年问迁入甘孜地区的汉人有1.6万之多。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聘美国地质专家入康考查金矿，于光绪年间试办金厂，致大量汉民再度入康。因甘孜地区林木丰茂，川边不少木工之类也大量入康……这类因贫困入康的汉民，除干道之首的康定外，近在咫尺的丹巴一带也聚集不少。丹巴五河远通，汉人从四方涌入，当然也带来不少先进技艺，也使藏汉文化、经济及血缘在这片地区混融。如今康区及丹巴不少藏民中往往都精通两种母语，成为在藏汉间沟通的要员。P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