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之一。该书包含了三部书籍：《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和《鞑靼战纪》。其中，《鞑靼征服中国史》讲述了1644年崇祯之死，清军入关，到1647年，清军攻占广东、福建、广西这段时间的历史；《鞑靼中国史》记录了作者亲历的1665年北京教案；《鞑靼战纪》则记述了耶稣会士卫匡国在中国所了解到的清军入关前后的历史。

《鞑靼征服中国史》由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帕莱福撰写，讲述1644年崇祯之死，清军入关，到1647年，清军攻占广东、福建、广西这段时间的历史。书中所记史实可以和中国史料相互印证、补充。《鞑靼中国史》作者系耶稣会教士鲁日满，1665年北京教案发生时，鲁日满正在浙江、江南传教。他被押往北京受审，亲历并详细记录了此次教案过程。《鞑靼战纪》记述耶稣会士卫匡国在中国所了解到的清军入关前后的历史，因有作者之亲身经历为证，比较有价值。

鞑靼征服中国史／3

 中译者序／9

 致读者／13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鞑靼中国史／213

 中译者前言／217

 致耶稣会总监神父／218

 致读者／219

 第一部／220

 第二部／262

 第三部／287

 中国教案期间在北京城受审的三十名教士名单／335

鞑靼战纪／337

 中译者前言／341

 致读者／342

 鞑靼战纪／343

中国居民在他们最后一个皇帝的统治下，享受和平之乐。皇帝叫做崇祯(zunchin)，一个带有欺骗性和不祥的名字。他是统治那片辽阔领域的绝对君主；在1640年，对若干州郡致命的一年，乌云开始密布，不久就产生一场风暴，毁灭了整个国家。

我说，中国皇帝叫做崇祯，是个带有欺骗性的名字，因为在中国语言中崇祯的意思是吉祥，或崇高的统治，但这个征兆之虚假，很快就显露。皇帝非常温和，善良；他的臣民，充分享受和平带来的好处，在这样一位优秀君主治下，肯定生活愉快。但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善良、温和、稳妥的治理是不够的，除非他同样有防备，不要有坏大臣，他们利用他的信任，满足私欲，野心无限膨胀。

1640年，同时有两个盗匪，反叛合法的君王，一个姓李(Ly)，一个姓张(Cham)。他们虽为中国皇帝的百姓，无论身分或出生均无足轻重，但两人都渴望至高的统治。在国内集中大量精兵后，他们开始侵入与鞑靼邻近的北方诸省。

同时候，皇帝没有足够警惕去平息这次叛乱，很可能守卫疆土的将官，上报的消息和情报，根本没有到达宫廷，以致未为皇帝所闻。国家的大臣，朝廷的官员，封闭了消息，利用皇帝温良的性格，准备出卖国家和主子。戴克里蒂安(Diocletian)的话千真万确：“哪怕君王善良、谨慎、机警、小心、戒备，如果他手下工作的人，本应忠实地替他服务和进忠告，相反地却共同欺哄他，滥用他的权威，所以他不能防止叛逆。要么君王的臣子英勇忠实地去打击造反者，要么造反者很快就会自己去攻打君王及其臣僚。”

此次叛乱的两个首领正是利用这个危险的疏忽，而那些大臣，如果一开始就行动，可以轻易结束这次骚乱，现在则失掉时机，再不能予以镇压了。在短时间内他们赢得伟大、英勇指挥官的盛名，并利用这个声望，很快有了足够兵力，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扩大他们的征服，趁机扩大他们胜利的名声；他们的盟友与日俱增。对胜利者的喝采，从不缺少赢得新的伙伴。这样，这些叛逆很快就用武力占领了五个省。

叛匪张在五省之一，离帝京最远的省份自立，采用王号，决意扩大他的征服，使邻近诸省归属于他，一当他征集到足够的兵力，他便把这个大计划付诸实现。

另一个叫做李的叛匪，看来正策划更大的阴谋，他接近京城，已构想征服全国。但他考虑到，开始时他和张结盟得到支持，而现在随时间的推移，张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成为他夺权的大障碍，他要尽力把张除掉，或者采用密谋，或者使用公开的武力；有关他和张的关系，还没有更多的报导。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告诉我的读者，我不得不用“大概如此、看来这样、极其可能，等等”来编写几节，因为我据以编写本书的材料，是在动荡时期从中国寄送给我的信札和一些不确切的记录；无疑地当时全国陷入一片骚乱中，所以传来的信息简短而杂乱，常常没有标明日期，往往难以区别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特性。同时在屡次一份又一份校审记录时，我注意到其中有的记载，仅仅是对另一份记录的续撰和解说。因此为了让我的读者更加明白，我用上述的方法将它们汇集，或许，尽管我为此作出了努力和关注，仍然不能达到预期的完整和确切。

现在没有能够竞争帝位的人，李开始实现他的大计划，在陕西(Xenzi)省名叫西安(Singanzuase)的省城驻扎。他自立为王，采用中国皇帝的称号，据有皇宫，像一个君主那样行动。他威胁说他很快要决心征服北京省，占领皇城，把北方六省中最重要的北京归并入他已征服的省份。

这两个僭位者最初的起兵不是十分清楚的，仅得知，他们两个都是中国皇帝军队中的军官，他们发现，士兵既不受重视，服役亦未得报偿，而是受到朝臣的虐待，所以他们反叛国王，共谋自己成为开军饷的主子；决定把造反的事通告朝中的显贵。替君王服役的军人，能为国家效力或作出贡献，决非那些只靠奉承讨好君王的小人所能企及。

他们开始是申诉，由申诉再诉诸武力，一旦开始叛乱，他们认为将坚定地进行下去。

毫无疑问，造成这次叛乱的人犯下大罪行，而那些不仅发动叛乱，而且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为他们开脱责任，减轻罪过；他们非但反叛国家，也反叛他们的君王。一个君王的恶行，不管怎样公开表现在他执政的错误和违法上，都不许可他的子民公开造反？更不许任何百姓向其君王进行报复或反叛，如果他受到伤害，可以向君王投诉，用请愿的方式得到补偿；如果得不到补偿，他可以再次申诉，直到他的君王知道他的苦处；如果再三请求仍一无所得，那么他可以停止申诉，不如向天上的神祈祷请求神灵制裁地上的王公。否则，如果百姓可以用任何借口反叛他们的主子，向君主报仇，那么国家就完蛋了。

正当叛乱和内战的火焰日益燃烧，一场毁灭性的大变革威胁着整个中华帝国时，鞑靼王对此十分关注和警惕，他满心希望将出现使他有正当借口进入几省或所有省的机会。虽然在中国动乱之前二十四年，即从1618年到1642年，鞑靼人有时越过长城，侵入边境，但这只是对中国人侵入鞑靼地方的报复。亚州的居民，每当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伤害时，都复仇心切，因为，无论是个人对个人，国家对国家，都把报仇雪恨当作是惟一的职责：全亚州普遍的做法是有仇必报；但我祈求上帝保佑，用暴力寻求报复的仅限于亚州的民族。

正是这个坏风俗使得从前接境的鞑靼人经常侵入中国邻居的领土；但那时他们没有打算征服中国，也没有这样做的足够兵力。当时中国的皇帝和鞑靼的汗保持和平。尽管这是真实的：两国之间缔结的和约，鞑靼人放弃对中国的企图，仍不能防止相互间时时发生的冲突，但对鞑靼人来说，要向中国公开宣战，却不合情理，也有失尊严；所以他们认为，应当找到可以像欧洲政治家提出的貌似有理的借口。

因此鞑靼王不仅留意和观望中国发生的事，而且准备利用有利的时机；但他决定只抓住看来是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他可以光荣、体面地在中国各省大干一番，不背上僭位者的恶名。与此同时，他自我感觉：命运至今对他这边有利，天意必定支持他的事业，将对有关的事变作出裁决，以便尽快地实现他的意图。必须承认，这些蛮人不像我们的许多政治家那样随意去干非正义的事。因为用暴力夺权，在鞑靼人看来并非王者之道，反倒是暴徒之行径。但他为此准备了无数英勇的士兵，马步军俱全，当时他还没有炮，不久后他就得到许多优良的大炮，尽管他没有在炮上印刻Raultima Regum的字样。

他也考虑到李对他的友好表示，期望得到他的保护，对抗合法的君王，因此之故，至少李不把他当作敌人，不会拒绝让他分享征服果实。不过这位鞑靼君主曾庄严地与中国皇室缔和，放弃他对中国的要求和企图，中国皇帝现仍在皇位上；所以他不能下定决心，因为他是偶像的虔诚信徒，不愿破坏他在偶像面前作出的誓言。对于那些自吹是真正信徒发誓许愿，却不履行誓言的人，这是一个好榜样。

……

P17-21

帕莱福的《鞑靼征服中国史》是一部记清兵人关，统一中国的史书。欧洲人按马可·波罗的习惯，把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通称为鞑靼，明清之际入华的传教士也沿袭这个称呼，称满族为鞑靼。

帕莱福(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曾任西班牙奥斯马主教，1639年赴墨西哥任普布拉等地主教，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委任为新西班牙即墨西哥总督，他对中国产生兴趣，乃至撰写这本记述中国大变动的书，其起因在于他卷进了中国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或者说论战、斗争，从17世纪初，延续到18世纪。大约1630年，当多明我和方济各两会的传教士打破耶稣会的垄断，进入中国传教，他们惊异地发现耶稣会教士容许中国信徒保持所谓的尊孔祭祖等迷信做法，从而认定耶稣会在中国传播的是不纯的基督教，有违天主教义。耶稣会则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与多明我等会的教士辩论，甚至极力阻止两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官司一直打到教皇那里。帕莱福作为墨西哥的主教，自认为是最接近中国的主教之一，理应关怀中国的传教，对这场激烈的论战不能置之不理。显然，他是站在同会的立场上，反对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法。1649年他给教皇的信里强烈申诉说中国的教会都在呻吟抱怨，因为耶稣会士错误的布道，导至容许信徒同时遵行异端的礼仪：“上帝和魔鬼在同一张桌子，同一个祭坛上，行同样的祭礼。”

正是出自对中国的这种兴趣，帕莱福始终通过一年两次从亚洲传来的报告了解中国传教事业及有关中国发生的事件，在这个基础上收集资料撰写他的史书。其中记述的时期，从1644年崇祯之死，清兵人关，到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清兵攻占南方最后三省广东、福建、广西止。纵观全书记述的史实，有不少可以和中国史料相互印证、补充，也就是说是相当真实的。以下我们将举例加以说明。

崇祯在死前，据帕莱福的叙述，用口咬破指头，挤出血，写了一份血书，其中有如下的内容：“大臣们都是恶徒，可耻地背叛他们的君王……百姓是无辜的，不应受惩……失国之君今宜丧命……”等等。然后“这位君王，写下他之哀痛后，披发，覆面”，在树上吊死。这个记录，和《明史·庄烈帝》所记遗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大体相符。值得注意的是，血书肯定对大臣作了强烈谴责。明末吏治腐败，大臣们贪赃枉法，朝廷无能，导至农民起义，终至颠覆了明朝的江山。帕莱福在称赞崇祯是优秀君主的同时，指出帝王更应有防备，不要有坏大臣，以免误国误民。确实，李白成进京后，用酷刑强迫那些王公勋戚、达官贵人交出钱财，这也是替崇祯出了一口恶气。

清兵进军广州，以及南方三省最后的平定，帕莱福作了精彩的描述。当时清廷派一个姓李的将军去攻打广州，以二十骑为前锋，这二十骑不待命令直抵广州老城，发现城门洞开，立即进入，穿过街道，到达新城，无人抵抗，他们只四下射几箭，恐吓百姓，全城当即崩溃，接着李将军的大军人城，选择他们喜欢的地方扎营，而将军及另一位大员驻扎在中国皇帝居住的旧总督府，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舒服。这个姓李的将军正是反覆无常的明将李成栋，降清后被清廷派去随佟养甲攻占广东几省。他之攻占广州，《明季南略》有类似的记载：“清朝固山李成栋遂发兵……十二月十五日丁亥上午，止命前锋十人……直至广州布政司前紫薇牌坊下……露刃大呼，止杀一人，满城崩溃。”二者记人城人数，一为20人，一为10人，但都数目不多，另据《国寿录》记“成栋以十七骑袭城，城破杀绍武帝”，则人数传说不一。总之，如帕莱福评论说，“仅少数几人占领诺大的广州城，在历史上这是没有先例的”。

清兵占领广州后没有结束战斗，而是面临所谓海寇的战争。《明季南略》称：“时有石、马、徐、郑四姓联舶海上，花山杨光林亦拥众数万，水陆交讧，民不聊生，成栋相机剿抚”，这场旷日持久的海寇之战，帕莱福在他的书里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他说：“最初骚扰沿海的首领，是四个著名海盗，他们把船只分成四队，每队据称有一万多人；这些船队大部分留在河内，在那里劫掠，虏获河两岸发现的财物，给他们自己的同胞造成灾害。”鞑靼人采取招降和武力镇压的手法对付海盗，也就是《明季南略》中所说“剿抚”。

当然，在缺乏消息来源，或者在有关报道出现分歧的时候，帕莱福就不得不用“也许”、“或者”之类的词句作出推测，例如，李白成的结局，他只能说“我们再没有机会提到他，往下的报道称，他退往中国北部的陕西省……他把军队和财宝都带到那里，和他的扈从驻在省城，尽量自保”。李自成之死，中国史料也存在不同说法，在当时很难得到确实的情报，因此帕莱福如实地承认“我很遗憾时时要抱怨材料缺乏。供给我情报的人在谈这段历史时不知道更多的东西，只告诉我，在他写信时全国一片混乱，他不能得到各种情节”。有时帕莱福作出了错误的推测，如他相当肯定地说，抗清的鲁王和唐王是一个人；郑芝龙之降清，应当是无疑的，但帕莱福却说他拒绝鞑靼的劝降，始终忠于明室，最后战败被俘。

此外，这部《征服史》还提到明亡后华侨在临近各国，特别在交趾支那(越南)和日本受到歧视和虐待，他表示同情这些中国人的遭遇，因为西班牙也曾有过失国之痛。

目前的这个中译本系译自一个英译本，封底标题是：“鞑靼征服中国史，附记两个民族，特别是后者的有关宗教、风俗习惯的大事”，奥斯马主教、墨西哥总督用西班牙语撰写，现译为英语，伦敦，1671。原书手稿的发现，译为法语、英语的过程，可参看英译本序。据英译序说，原西班牙手稿未刊布。

何高济

2007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