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迄今已在全球35个国家出版。她曾推出3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说、诗歌与批评散文。她的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与《别名格雷斯》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普雷米欧·蒙德罗奖；《瞎眼刺客》曾获2000年英国布克小说奖。

本书为其作品《浮现》。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女画家与她的恋人和两个朋友，一起返回魁北克北部的遥远小岛，去查访她父亲的神秘失踪。在往事不断浮现的记忆中，她意识到返回自己度过童年的家乡，不但进入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也进入到了另一时代……

一个年轻女画家与她的恋人和两个朋友，一起返回魁北克北部的遥远小岛，去查访她父亲的神秘失踪。在往事不断浮现的记忆中，她意识到返回自己度过童年的家乡，不但进入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也进入到了另一时代。荒岛所展现出的自然力以及沉浸在荒原中的感悟，使她意识到她要寻找的正是她的过去。

此时此刻，我却坐在另一辆车上，坐在大卫和安娜的车上。车的尾部向上凸起，车身贴有条纹的铬条，十年前就淘汰了的车型，看起来像个笨拙的怪物，大卫得把手伸到仪表盘下才能把车灯打开。大卫说他们买不起新车，这话倒未必尽然。我发现大卫车开的好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外侧的手握在车把手上，一是为了撑牢自己的身子，再就是发生紧急情况时我可以立刻从车上跳出去。以前我和他们。一起乘坐过这辆车，但行驶在这条路上，情形好像有些不对头，不是他们三个有问题，就是我出了毛病。

行李和我都在后座上。乔，就像一件行李，坐在我身旁，他嘴里嚼着口香糖，还握着我的手，这样他就很容易打发掉时光。我注视着他的手：手掌宽大，手指短小但张弛有度。他正摆弄着我的金戒指，转过来转过去，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他的手是地地道道农民的手，而我却长着一双种田人的脚，这是安娜告诉我们的。眼下每个人都喜欢卖弄小魔术，安娜就常常在聚会上给人看手相，她说这样可以替代言语交流。在给我看手相时，她问我：“你是双胞胎吧？”我说不是。“你肯定？”她接着说，“因为你的一些手纹是双重的。”她用食指触摸着我的手纹，“你有个美好的童年，可后来竞长出了这条莫名其妙的断纹。”她皱了皱眉头，所以我只好对她说我就是想知道我能活多久，不必泄露其他的什么天机。她说乔的手表明他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人，只是不太敏感。对此我置之一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从侧面看，乔简直就是美国五分硬币上的水牛像，毛发浓密，鼻_子塌矮，一双眯缝眼流露出愤愤不平和极其愚蠢的神态，就好像什么动物一样，曾经统治过地球而如今又面临灭顶之灾。他恰好也是这么看自己的：备受欺辱，怀才不遇，可暗自里，他奢望人们为他建造一座公园，比如一座鸟类禁猎区公园。两面的乔。

意识到我在注视他，乔松开我的手，吐出口香糖，用口香糖纸把它包好塞进烟灰缸里，然后双手抱起肩膀。这意味着我不该看他，于是我把头转过来注视前方。

行程的头几个小时，我们翻过牛群点缀的平缓山坡，穿过叶林和已经枯死的榆树林，又进人针叶林，驶过炸药炸开的路段——这里的石头都是粉红色和灰白色的花岗岩，路过那些看起来很容易坍塌的供旅行者憩息的小屋，上面挂着“通往北方”的木牌，至少四个小镇都挂有同样的牌子。“未来在北方”曾经是一句政治口号。我父亲听到这句话时，曾说道：北方，除了过去，什么都没有；即便有，也不值一提。现在，无论他在哪里，是死是活，没人知道，可他不再说那些警句格言了。我们的父辈不应该变老。我羡慕那些年幼就失去父母的人，他们的父母很容易被记起，他们的形象永久地存在人们的心中。我想我的情形也不会例外，即使我迟一些动身返回，我对父母的记忆还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父辈是生活在另一时代的人群，他们只为自己的事情而忙碌，他们安全地躲在果冻一样半透明的墙壁后面，好似冰冻在冰川里的猛犸象。我应当做的就是一旦准备好就立刻返回，可我推迟了行期，事情总是太多。

我们驱车驶过岔道，朝着美国人曾经挖的掩体方向开去。从这里看，那座掩体好似一座平静的山丘，上面覆盖着云杉原木，可树林中又粗又重的电线却泄露了它的秘密。我听说美国人早已离去，但这也许是个骗局，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长期住下去了。将军们住在混凝土筑起的掩体内，普通士兵住在地下房屋里，那儿的灯光昼夜通明。我们无法走进去亲眼看一看，因为我们没有被邀请，但这座城市邀请了他们，他们滞留此地对当地的生意大有好处。他们很能喝酒。

“那地方是放火箭的地方，”我说。我本该说“曾经是”，但我并没有纠正。

大卫愤愤地骂道，“该死的法西斯蠢猪美国佬”，可他的口气听起来好似在评论天气。  安娜倒是一言小发。她把头靠在座位靠背上，车窗没有关严，钻进来的微风轻轻地将她的发梢吹起。刚开始她一直唱着《旭日之屋》和《丽丽·玛莲》这两首歌，一连唱了好几遍。她尽量把嗓音控制得低哑、深沉，可挤出来的声音却是沙沙的童音。大卫扭开收音机，什么也收不到，我们的位置正处在两家电台之问的盲区。这时，安娜哼唱起《圣路易的布鲁斯》，唱到一半，大卫吹起口哨来，于是她把嘴闭上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要好的女性朋友，我认识她有两个月了。

我向前倾了倾身子，对大卫说：“那个‘瓶屋’就在附近，再向前左转弯就到了。”他点了点头，放慢了车速。我对他们提到过这家“瓶屋”，我想他们会有兴趣的。他们正拍摄一部片子，乔负责摄影；虽说他从未干过这行，可大卫说他们是新潮的文艺复兴多面手，一边干一边学，自己教会自己。拍电影大概是大卫的主意，他自称导演，花光了他们所有的存款。他要把他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拍下来，并把这一创意称作随意取样，这也是他们这部影片的名字：《随意样片》。他们拍完胶片后(胶片是他们唯一能够买得起的东西，摄影机是租来的)，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然后再剪接这些镜头。

在大卫描述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时，我曾经问过他：“要是你不知道那是关于什么的主题，你怎么知道该拍些什么呢？”他用教导新手入门的眼神撇了撇我。“如果你事先就否定了你的想法，就像你现在这样，那你就什么也做不成。你需要做的，就是一往无前。”安娜正在炉灶旁往外舀着咖啡，说她所认识的人都在制作电影。大卫接着说没什么他妈的理由认定他就不能拍电影。安娜回答说：“对不起，你当然可以。”可背地里，她却对他们的做法大大地嘲弄了一番，说那是“任性的粉刺”。

那家“瓶屋”很特别，是用混凝土把饮料瓶子粘在一起建成的。它们瓶底朝外，绿色和褐色的瓶子锯齿状交错排列，就像学校老师教我们画的圆锥状帐篷上才有的图案。不仅如此，围绕房屋的围墙也是用瓶子砌成的，瓶子按字母顺序排列，于是褐色的瓶子就拼成了“瓶屋”。P4-7

绝对吸引人和令人悦目。

——SUNDAY TIMES

一本震撼且感人的书。

——TIME OUT 　　《浮现》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