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身书香世家，是著名学者冯友兰之妹；她是学林仰重的中国文学史专家，我国屈指可数的女性一级教授，写下了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诗歌史《中国诗史》；她又是名垂史册的中国新女性作家，曾蜚声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坛。

　　《冯沅君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位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淦女士又重回我们的视线之中。二十年的资料收集，十年的辛苦写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严蓉仙写出了这部沉甸甸的《冯沅君传》，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位真实、立体的绝代才女。

冯沅君(1900-1974)，原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河南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和学者。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为同胞兄妹。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2年随丈夫陆侃如留学法国，1935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生前曾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著有短篇小说集《卷施》、《春痕》、《劫灰》，古典文学论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

本书记录了她传奇的一生。

沅君幼年轶事(代序)冯友兰

前言

楔子

第一章 雏燕展翅

第二章 错位辉煌

第三章 天作之合

第四章 比翼齐飞

第五章 漂泊西南

第六章 心仪光明

第七章 壮心不已

第八章 文革“炼狱”

附录 冯沅君主要论著、创作年表

后记

又一个冬季来临了，北京比河南寒冷多了。去年的寒衣没有翻洗，又硬又薄。为了减少开支，冯淑兰舍不得添置新棉衣，她的手背长满了冻疮。

冯淑兰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回家了，这次母亲早早来了挂号信，告诉她在开封教书的大哥和新大嫂要回来过年，让她回来见一面。另外二哥去了美国，母亲也希望她回来陪陪二嫂。在信中，母亲还说自己老了，和儿女见一面就少一面……冯淑兰知道今年的寒假是不能不回家了，但是心中又很不踏实，她担心和她定亲的方庄那头会闹什么动静。

离开了一年半，在冯淑兰的眼中，家像凝固了似的，一切都无甚变化，只是房子变小了，更显陈旧阴暗了。老人的脸上多了些皱纹，孩子们长了个头，还多出了两三个未见过面的幼儿。变化最大的是母亲，才一年多的时间，双鬓长出了无数的白发，她和她的妯娌们年龄相差无几，但看上去老相多了，额头的皱纹也比她们深得多。看到母亲穿着又肥又大的深色土布衣衫，踮着小脚喜滋滋地忙里忙外，并不时向子女们投来殷殷的目光，冯淑兰泪水填满了眼眶。当天晚上，母亲下了厨房，说要做两样女儿从小爱吃的菜肴。晚饭时，果然在女儿面前放上了一碗滑肉、一碟覆盖着红辣椒丝的干烧黄鱼。冯淑兰吃着可口的饭菜，想到母亲为子女付出了辛劳，还得为自己承担礼俗上的流言蜚语，心中很是歉疚。

年关将近的时候，冯府上下忙得团团转。卸窗户爬屋梁的大扫除，翻箱倒柜的搞卫生。买年货，蒸年糕，杀鸡宰鹅，炸煮炒烩。除了忙家里，还得到亲友家走动。冯淑兰发现自己已没有了往昔盼过年、穿新衣、拿压岁钱、去逛街的好兴致，反倒增添了些无名的惆怅。是啊，过了年，虚岁就二十了，童趣已渐行渐远。

除夕的晚上依然热闹。按照老习惯先贴上春联，在八仙桌上摆上供品，鸣过鞭炮，迎祖宗入席后，就开始祭祀。祭祖的规矩很繁琐，轮流上酒、奠酒，上饭、奠饭，上汤、奠汤，上茶、奠茶。当祖宗们酒足饭饱后，全家人向祖宗磕头辞岁，最后是送祖，烧纸钱。

这一连串的祭祀，冯淑兰向来很厌烦。今天看母亲颤颤悠悠一片真诚地活动着，竟也有了点感动。

祭祖完毕，便是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冯淑兰自然已没有了儿时的饥肠辘辘抢先入座的劲头，但和家人在一起，笑语盈盈地举杯动箸，久违了的亲情填满了心间。

年夜饭后，小孩们最盼望的是红包里的钱数，他们早已计划好了钱的用途。当老太太喜滋滋地拿出那只红漆小木箱时，孩子们都瞪大了双眼。她从箱子里拿出一个个红包，挨着个地叫着孩子们名字。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最后那个大点的红包竟是给幺女的。冯淑兰听到叫了自己的名字，有点慌乱，也有点不好意思。

娘，我这么大了，免了吧！

没有成家的都是孩子，拿着！母亲一脸慈祥地把红包塞到了女儿怀里。

孩子们把长辈们给的压岁钱给了他们的母亲，开始玩耍了。大年三十晚上是他们最自由的时候，百无禁忌，可以尽情地吃喝玩乐，没有大人的吆喝声，也没有人会催促他们上床睡觉。

接下来是家庆活动。按冯家老例，第一个节目是听大人讲故事。今年有了变化，在听大人讲故事前，小孩子先表演歌舞节目。歌舞是近日大哥、大嫂突击教授的，因为不熟练，孩子们表演时’大哥还得在一旁帮唱领舞，显得特别有情趣。

孩子们用童音奶声奶气唱出的歌声，用肥胖柔软的胳膊腿儿做出的稚气的表演，再加上丰富可爱的表情，让大人们看得开心。老人们更是喜上眉梢，一脸的慈爱。冯淑兰一向认为母亲是个理智型的人，其实她也很富情感，只是平日里生活的压力让她收敛了。

冯淑兰过去对守岁一贯无兴趣，总是早早地就回了自己的房间。今天为了陪母亲，她不得不端坐在旁边，渐渐地竟也被孩子们的童趣所吸引了。阖家团聚，和谐温馨。由此也让她生发出了许多感慨：人活一世，由小到大，由大到老。母亲已走过了人生的大半，她一年到头的操劳辛苦，不就是盼这一天！除夕晚，团圆了，在她周围有同辈，有儿辈，有孙辈。看着自己的儿子领着帮娃娃唱歌跳舞，她能不心满意足吗！家人间的爱，特别是母亲的爱，把几代人串联到了一起，这就是天伦之乐。

大哥已在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了，孩子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如人其境；大人们也在兴致盎然地听着。这类俗而又俗的故事，不知讲述了多少遍，却百听不厌。也许大家根本不是为了听故事，而是喜欢这种气氛，这份亲情。

外边的鞭炮声又响了起来，孩子们欢叫着一窝蜂似的向门外冲去。妇女们则开始包饺子了。

年初二的晚上，母亲来到女儿房间里，手里拿了两段衣料，告诉她，这是方庄那边送来的礼品，还告诉说，他家卖了些地，在城里开了家绸缎铺，由少爷经管。他们也问询了小姐的学业。

冯淑兰低着头，没有开口。

母亲见她不言语，便唠叨开了。你也老大不小了，读书、读书，要读到何年何月！人家总算客气有礼貌，为了你，还让少爷搬到了城里。你总得给人家句话吧！

她依然低着头，没有言语。

母亲看着女儿眼泪汪汪的样子，叹了口气，出了房门。嘴里嘟囔着：还不如当年不让出去哩！

虽然方庄过去也年年送礼，但送就送吧，那时没有啥感觉，但这次却让冯淑兰感到特别的别扭。母亲走后，冯淑兰拿起衣料看了看，一块是丝绸，一块是毛料。虽然自己从未穿过这样贵重的料子，但她一点也没有喜欢的意思，就随手放到了一边。

她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想心事，感到自己真不幸，摊上了这号事。她开始埋怨母亲不该给自己定这份亲，读了这么些年的书，难道还要回到这个闭塞的小镇！左思右想，直想得头脑发涨。这几天积累起的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又被冲淡了许多。

冯淑兰觉得自己不能中断北京的学习，如果母亲不肯给钱，那就找大哥，反正大哥已经工作了，估计他能支持自己的学业！找到支撑点后，她心里踏实了些。

P11-15

不知道什么缘故，沅君生来不吃鸡蛋，不但不吃而且厌恶它。她要是不喜欢一个人，就说给他个鸡蛋吃。我们生活在祖父的大家庭里，全家二三十口人，大锅饭只供给主食和一般的副食一一如炒白菜，腌萝卜这类，别的吃食由各房自理。母亲自己腌鸡蛋，每天早晨煮一个由我和弟弟景兰分食。景兰喜欢吃蛋白，我就吃蛋黄。沅君能吃饭了，但不吃鸡蛋。我们三个小孩，倒各得其所。母亲不忍，百般劝诱，也没生效果。

1907年，父亲在湖北崇阳县做知县，我们这三个小孩都跟着到崇阳。父亲给我们请来个教书先生，设了一间书房。我们这三个孩子分成两班。我和景兰为一班，沅君六岁，一个人一班。功课只有国文、算学两门。父亲认为这两门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必须在小的时候把根基打好。先生教算学要用黑板、粉笔。粉笔在崇阳买不到，就写信托在汉口的亲友去买。当时粉笔称为粉条，汉口的人托人捎回来一大包，打开一看，原来是吃的粉丝，粉丝也叫粉条。

有一天，沅君写大字，不知道先生说一句什么批评的话，沅君生气了，第二天就不去上学。母亲生气地说，不上学，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里。她宁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学。母亲劝说解释，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先生也出来接她，她无论如何也不进门槛，沅君性格之犟强，可见一斑。

不久，父亲去世，我们回到唐河老家，母亲坚持父亲平常的教训：必须将国文底子打好。给我们请来先生在家里上学。可是沅君没有上学，因为当时的规矩，女孩子是不上学的。一直到1916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回家过暑假，沅君跟着我又开始读书。那时候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师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学生，文风是学魏晋。我就在这一方面选些文章，叫她抄读(当时家里只有“四书”之类有限的书)。她真是绝顶聪明，只用了一个暑假，不但能读懂那些文章，而且还能摹拟那些文章写出作品。到1917年暑假，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专修科，消息传到唐河，她就坚决要到北京应考。当时我们家乡较偏僻，风气闭塞，把女子读书视为荒唐事，但沅君很勇敢，母亲也排除各种非议，自己承担责任，支持她前往。暑假终了，我同景兰、沅君就一同到了北京。

沅君到北京果然考进了当时北京的女子最高学府的国文专修科，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当时开始学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不久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改写语体文创作小说了。毕业后，她又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会了考据、研究的一套方法，这就是她后来所走的那两条路，一条是创作，一条是研究。

沅君曾作有一篇《秋思赋》，大概是她在国学专修科中的作品，颇有六朝小品的神韵，景兰会画中国画，画有一幅“秋满山皋图”，把沅君的这首小赋写在空白的地方，作为题词。我也作了一首诗。这幅画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画固然不可再见，赋的原文也不记得了，只有我的诗还记得。诗曰：

秋意满山皋，吾弟妙挥豪。树林忽疏阔，花丛骤寂寥。若非严萧瑟，何以续清高。寄语同怀妹，悲秋毋太劳。

如果这幅画能够保存下来，倒是我家的一段佳话。

沅君摹拟古典文学的作品，大概相当多。有些可能失于幼稚，但有些也可以显示她的才华和聪明。可惜她自己不知爱惜，像我们这些人在当时也不知保存，现在竟然一篇也看不见了，真可惋惜。

写传记，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而给名人写传记，更是连做梦也不敢想。

严格地讲，本书不能算传记，我只是写出了冯先生的其人其事。我给了自己的写作一定的宽容度。在情节的组合，对话的设计，细节的描写，和环境氛围的营造等方面，有不少想当然的“创作”。为了情节的连贯，人物性格的完整，时代特色的彰显，也有一些时间上的错落及技术性的处理。至于大的事件，则尽量地忠于事实，特别是关于她的行踪，她的业绩，她在不同时期的生活际遇，她的交友等方面，都是有据可查的。

冯沅君先生是中国二十年代的名作家，又是造诣非凡的大学者。她经历了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这漫长的半个世纪。要写出其人其事，也不是我这样才疏学浅，经历平平的人所能承担得了的。然而，我还是去做了，因为我不能不做。

我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感恩。

冯沅君先生是我丈夫袁世硕的业师。袁世硕之所以能涉足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始于冯先生的启迪、教诲、栽培。师恩难忘，当学生的理应给先生做点传世的工作。由于袁世硕太忙，所以我决定帮帮他。

其次是为了了却一桩心愿。

冯先生病故后，陆侃如先生曾想给妻子的学术和创作做点整理出版的工作，但刚刚起步，他突然中风住院。在病床上，他交待让袁世硕把冯先生的古典文学论文整理成集。袁照办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也答应了出版。他欣喜万分，就在病床上歪歪斜斜地写了篇《忆沅君》的文章，想在刊物上发表。然而，当《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出版，他的《忆沅君》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时，陆先生本人却与世长辞了。

在陆先生病重住院期间，他又让他的弟弟陆晋如把一包旧书报等杂物送到我们家，内有：冯先生早年出版的《古优解》和《南戏拾遗》各一册，用毛笔誊写并装订成册的旧诗词底稿若干本，黏贴着冯先生早年发表在各报章杂志上文章的剪报一本，冯先生不同时期所照的相片几张(相片装在一个信封里，外面写着“小心保存”几个字)。另外还有一大包用报纸包裹捆扎好的旧信，这批信的收信人均是冯沅君，寄信人均是胡小石。信皮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牛皮纸竖式印刷的，中央有一个红线框，大部分左下边印着“国立中央大学”的字样。不言而喻，陆先生是想让我们继续给冯沅君先生做些传世的工作。

陆先生去世后，我们费了两三年的业余时间，把《冯沅君创作译文集》编了出来，1983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然而，陆侃如先生的期望尚未完成。我每每看到冯先生几张风华正茂时的相片，和胡小石先生那一大摞信件时，心里总是感到沉甸甸的。如何把这些东西展示出来，成了一项新的课题。于是，我又开始收集、积累资料，企图更全面地来认识冯沅君先生。材料攒了一提箱，但我始终没有动笔。因为我明白要把材料糅合成能被读者喜欢的作品，那是一个极其繁难的过程。面对困难，我既缺乏信心，也缺乏时间。我的专业是搞电影电视理论，和研究冯沅君毫不相干。而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本职工作已忙得晕头转向，哪还有时间去干“业余”的事。虽然如此，我搜集资料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顿。

后来我退休了，时间有了，但信心依然不足，是山东教育出版社编审朱晓晨鼓励我动了笔。她是山大中文系毕业生，是我的忘年交。她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冯先生是名作家、大学者，不应当让其无声无息地湮灭，冯先生的书，你们不写，也许就不会出现了。她的敦促，她的鼓励，给我增添了许多信心。

征程遥远，笼头既已套上，我只能马不停蹄地赶路了。

从1998年5月到2000年5月，我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总算把一些主要的人事连缀了起来。但自己看后却不满意，别人看后也不点头。于是，书稿一度被束之高阁，我也不想再干了。不过可能是出于惯性，每当碰到有关冯沅君的材料，我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去收集。

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华诞，在“新世纪古典文学研究暨纪念冯、陆、高、萧国际研讨会”期间，我又碰到了许多校友，他们对冯先生的拳拳之心令我感动，也令我对自己的知难而退、患得患失感到脸红。于是把搁置了一段时间的书稿，又拿了出来，开始重新修改。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我从新整合材料，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有许多章节几乎是重写的。后来稿子交给出版社后，在他们审读书稿期间，我又发现了几张相片和一些材料。于是，又从出版社要回书稿，再做补充和调整，并根据出版社的意见系统地进行了一番文字上的梳理和润色。该书从1998年5月落笔，到结稿，总共花了九年半。我真的感到身心俱疲。

当二十多万字的修改稿完整打印出来时，我既感到轻松，也有些沉重：遗憾不少，空白不少，错误也不会少。细想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冯沅君生活的年代，对我来说小半熟悉，大半陌生。他们解放前的行踪没有多少材料可以参考，特别在法国留学三年的材料，几乎全是空白。能够依据的只有一张相片、陆侃如的片言只语、十来首法文译诗，和冯友兰先生《三松堂自序》中的几句话。我们费劲地寻找各种旁证材料，但所获也少得可怜，故而这个部分只能避重就轻来写，自己也相当地不满意。

二、冯沅君先生对中国文学博学精思，厚壅深耕，且学贯中西。笔者又非该学术领域中人，对她研究的学问，不甚了了。身边虽有个学术顾问，总也不能处处请教，事事询问。故而，对她学术上的成果的介绍，学术地位的评估，也难免粗浅。

三、胡小石先生是大书法家，书写私人信件随心所欲，有时龙飞凤舞挥洒自如。笔者对书法一窍不通，阅读他的书信常会有拦路虎。识字辨义时有困惑，故难免有猜字生义之嫌。

明知不足，我也只能就此结束。我深知自己的水平，再修改也不会有大的进步。

面对这一大摞文稿，我思潮起伏，想起了许多前辈和朋友对我的帮助，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上海的赵清阁、魏绍昌、魏同贤、罗洪；北京的冯钟芸、冯钟璞、庞朴、聂石樵、李修生、孙瑞珍、孙一珍；广州的曾大兴、朱少玲；曲阜师大的姜丽静，山东师大的查国华、石玲，齐鲁书社的宫晓卫；冯沅君的同事、学生：王承瑞、任笃行、路遥、吕慧鹃、赵淮清、张伯海、刘文忠、吕家乡、庄克华、郭同文、石家麟、张忠纲、高夙胜、张可礼、庞守英。孙之梅阅读了全文，帮助勘误匡正，傅平帮着做了许多资料工作，王平则帮我复原了冯先生从法国经苏联回国的路线图，陆晋如提供了老照片。要感谢的自然还有我的家人，袁世硕是随时可供查阅的活字典，两个女儿袁娅、袁姗在读中学时就当了抄写员。还有许许多多熟识的和没有照过面的朋友们，他们或提供线素，或函寄材料，或在他们的书本、文章中让我获取了材料和信息。没有大家的支持、帮助和提供的资料，我绝对写不出这部书稿。在这里，我真心地向他们道谢。

此刻，我还特别地怀念三位前辈。

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冯钟芸是冯沅君的侄女。为了积累材料，曾多次去府上拜访；写作中多次去信求教，她有问必答，热情帮助，并将珍藏的老照片借给我。现在，书写成了，她却已归道山。

华东师范大学已故教授程俊英是冯沅君在女高师的同班同学。1984年暑假，我为积累材料，专程拜访了程先生。当时已过八旬的程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她思维清晰，回忆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整整谈了一个上午，又加上大半个下午。我读了蒋丽萍、程俊英合写的《女生·妇女——“五四”女性肖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在她们的娓娓叙述中，我走进了女高师，我看到了冯兰菊(冯淑兰)、王槐青(王品青)的影子。我感谢程先生，她虽然走了，但还在帮助我，弥补了我心灵中的某些缺憾。

罗竹风是山东大学解放后的军代表，他去上海工作后，依然情系山大。1978年秋冬之交，他来济南参加山东大学文科学术讨论会，曾去中心医院探望过已经处于弥留状态的陆侃如。八十年代末，他又来山东开会，得知我欲撰写冯沅君传记，他十分地赞成，并叮嘱我书出版后，一定给他寄一本去。现在书写出来了，他却看不到了。

冯沅君先生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她，已渐行渐远。这部书也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严蓉仙

2007年冬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