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源自《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该对话录是目前持续时间最长的专栏——长达四年，备受读者追捧，目前也一直在持续。全书以丁东、谢泳二人对话形式铺开，二人畅谈今昔，对备受关注、牵动人心的各种中国教育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既有对昔日教育的梳理，更有对当下教育的批评。文风朴实易懂，深入浅出，浅显好读，却不失思想性，趣味性，哲理性，而于细节处锋芒微现，令人大呼过瘾，实为大众阅读之上选。

本书源自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四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全书采用对话方式，二人畅谈今昔，对备受关注、牵动人心的各种中国教育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既有对昔日教育的梳理，更有对当下教育的批评。文风虽平实，问题亦琐细，然有理有据，从容道来，却是鞭辟入里；而细细思量，所问，所谈，问题之切中时弊，思想之锋芒微现，言语之精彩痛快，均使人为之动容，拍案叫绝。还有老村绘画数幅点缀其间，图文互补，相映成趣，堪称近年文化批评与思想评论界不容错过的佳作。

大学·校长

　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老清华的校园民主

　教育原来在清华

　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

　大学应该追求什么目标

　大学少一些评估好

　再议高校评估的利弊

　思想解放要从具体事做起

　改善吸引人才的软环境

　善待民办大学

　校训为何雷同？

　不能忽视校园文化

　老大学校长的气质

　大学校长的来源

　大学失魂的见证人

　谁来做高校的图书馆馆长？

　大学老建筑的保护问题

　从大学的门票风波说起

教授·教材

　有教授才有大学

　教授有说不的权利

　潘光旦与熊庆来的争论

　大学要鼓励教授敢于批评

　从陈丹青辞职说起

　读书不肯为人忙

　引进外籍教授今昔谈

　研究告密文化

　网络时代的大学师资

　教授办书店的意义

　盛年退休与近亲繁殖

　退休官员进高校任职的隐忧

　提倡退休官员报效家乡

　回到李宗恩

　从徐方的讲稿说起

　大学语文的变革

　谁有资格编教材？

　公民读本的诞生

学历·学位

　从学历诚信说起

　博士教育大跃进

　博士论文质量与中国学术前途

　名师为何少高徒？

　学位制度由盛而衰

　在新的学历歧视背后

　研究生收费叫停与听证制度

　从泄题事件说到英语考试

　师范与吃饭

　师范免费面面观

　走向公正的每一步都应支持

　升学与移民

　选拔第一，培养第二

　不拘一格降人才

　自学成才不过时

　善待旁听生

　学校的温度

　40年后话知青

　知青油画两面观

　上学与读书

　思考的起点

　失败者的声音

学术·学风

　民间产生思想，大学维护学术

　大学出版社的追求

　学术机构的出版权利

　学术刊物的独立与自律

　提倡从容治学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使用问题

　市场与学术文化的繁荣　

　事前补贴与事后奖励

　先拿成果再伸手

　网络时代的学术评价标准

　谁和谁接轨？

　外语能力与学术诚实

　学术打假，何处用力？

　重建正常的学术批评

　建议成立学术仲裁机构

　学者的社会声望

　学术集团中的个人因素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科学家集团”

　如何观察当代学术史？

　学者的底线

　鼓励民间科学研究

　从周老虎说起

　科学家的人文素养

　胡先骕落选

　从黄万里与梁思成说起

　尊重传统

　社会风气和教育的关系

　　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丁：中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已经一个多世纪了。1998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有人把北京大学的建校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标志。　　谢：我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当以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只是一个雏形，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应该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2）男女同校，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3）稳定的科系设置，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4）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5）选课制的设立；（6）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7）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8）普遍的体育运动；（9）教育独立。比较起来，当年的清华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现代大学的标准很多，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国家来说，教育独立是最重要的。　　丁：比起西方国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比较晚。但中国大学却表现出后来居上的特点。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了。　　谢：中国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这是在当时中国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　　丁：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　　谢：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　　丁：像蔡元培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他们做过大学校长，也做过教育部长。　　谢：遇到好的设计者，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　　丁：对于教会大学，过去有偏见。中国引进西方近现代教育，开端就是教会学校。教会最早在香港办学，容闳、孙中山等都在香港的洋学校上过学。1850年上海就办了徐汇公学，1905年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已按哥伦比亚大条例组成完全大学。由基督教创设的大学有十余所，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天主教创设的大学3所，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这批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前驱，对于传播西方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到20年代末，燕大已是3个学院、19个系的大学。教会在近代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现代教育是有贡献的。　　谢：鸦片战争后，中国与洋人打了几次仗，都败了。在强势文明面前，上层社会还是愿意向先进文明学习的，这种胸襟并不比日本人差，涌现了一大批要向西方学习的政治、文化和商业精英。慈禧新政时派留学生，多数还是派到了打败中国的日本，近代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多是留日的。后来，由于走了苏联道路，对教会的评价就不客观了。再往后，眼光和心态都封闭了，极端者甚至把文化交流看成了别有用心的文化侵略。　　丁：把美国退还庚款建立的留学基金，说成文化侵略，失之公允。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我去过苏州大学，那里的前身是东吴大学。《南方周末》发表过一个长篇报道，讲东吴法学院40年代的一批老毕业生，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他们编写《英美法大辞典》的故事，使许多读者都感到心灵的震撼。我听苏州大学的朋友说，他们学校想恢复原名为东吴大学。国外也有一笔基金，如果恢复东吴大学，那笔经费就可以进来，数量还不小。但有关方面没有批准。可能原因还是对教会学校有顾忌。燕京大学的情况也类似。其实，教会大学也好，教会中学也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应当说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的外交班子里，燕京的毕业生是很多的。

老清华的校园民主

丁：清华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她的建立和成长，本身就是古老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老清华不能说没有毛病，但大体上没有致命的弱点。老清华的成功，说明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是有创造力的，中国现代教育转型比起政治转型，起步阶段走得好一些。可惜这个传统后来中断了。　　谢：清华的校园民主对今天还有启发作用。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中写过许多这方面的事情。他说清华原来的校风，很重视民权初步，无论教授和学生，凡是开大一点的会，都要照议事规则进行。“我记得在一次教授会议中，有一位教授站起来对某一事作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发言，发言以后，主持会场的人问：‘你这是个提案吗？’那位发言的教授，因为初到清华，还不熟悉会议规则，就谦虚地说：‘这不能算什么提案，我不过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主持会场的人说：‘既然不是提案，现在会场上没有提案，散会。’原来照议事规则，会场上必须有个提案，然后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任何人都能提提案。他的提案，可以是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是他集中别人的意见。在会议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任何人都可以集中别人的意见，但是任何人的集中，都必须作为提案向会议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表决，经过多数赞成以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的了。”　　丁：校园民主，在民国时代的其他大学里也有风气。　　谢：清华学生会在请罗家伦辞职的时候，第一次会议就没有通过，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事情。那时遇到这样的事，学生往往总是一边倒，群情激动，一哄就把议案通过了。可是当时清华学生还是遵循议事规则进行的，赞成议案的或反对议案的都是有秩序地依次发言，冯友兰对此评价说：“这就是知道怎样行使民主，懂得了民权初步的意义。”这种理性精神很可贵。　　丁：老清华有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这样一些民意机构，校园民主得到了真正实现。清华的校园民主说明好东西在哪里都好。在制度层面上，当时一是教授治校，二是学术自由。这些民主性因素，是形成现代大学不可缺少的。我曾遇到一位台湾学者，据他说，台湾实现教授治校以后，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教授之间的权力争斗，也会使校园乌烟瘴气。　　谢：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不要幻想有了民主就会变得十全十美。我们只能在现有的经验里，将过去和现在、中国和外国的大学进行纵横比较，思考哪一种体制更好一些。从大学自身的发展看，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而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变过来的。也就是说，清华是直接与现代大学接轨的，而北大则是由传统学堂过渡到现代大学的。北大是由旧到新，而清华本来就是新的。清华在建立大学之前，先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是1925年的事，1928年清华才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这个中西两面的传统对后来清华学风的影响很重要。　　丁：姜亮夫先生回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就特别强调这里的西方文化特点，他说：“从赵元任先生那里，我也得益匪浅。他讲声韵学，讲法和我在成都高师听的课完全是两回事，成都高师的先生讲的是声韵考古学，而赵先生讲的是描写语言学（将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来）。不过我还是认真听，并把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对照，得到很大启发，这方面得赵先生之力，是我一生学问基础的关键。”姜亮夫先生对赵元任先生的这个评价，出了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最初的结合。清华的学风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姜亮夫先生说，清华研究院的教和学，确实在德、智、体三方面兼顾，尤其那时的学风特别好。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谢：姜亮夫先生晚年的回忆也许有些情感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清华当年的学风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好的学风，也就没有现代的学术，有了清华的学风才能出现清华学派。　　丁：清华大学的起步阶段，恰好由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代人开创局面。清华的学术传统，大体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完成，是建立在现代民主风气之上的。P3-8

我和谢泳之间的学术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把对话形成文字，最早是1993年。当时杨健出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我们读了都觉得有话要说，在一起讨论了一次，后来把整理稿投到《上海文学》杂志发表，由此体验到对话成文的乐趣。对话形式活泼自由，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比较随意。两人意见不同，也可以在一篇文字中展示。对读者来说，对话可以比一般文章好看些。

不久，我们又请高增德先生参与对话，当时在高先生家的书房里，讨论过一系列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1997年，我在长春出版社出了一本《和友人对话》，把这些对话的整理稿都收了进去。这本书，给一些朋友留下了印象。2003年初，经笑蜀介绍，我在北京结识了广东人民出版社辛朝毅、余小华二位编辑。余小华提到了这本书，并建议我和友人再进行系列专题对话，整理成书，由他们出版。于是，我回到太原，和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一起，围绕20世纪的思想、学术、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各自也将近几年的研究心得贡献出来，形成《思想操练》一书。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得到了知识界朋友们更多的鼓励，其中最年长的是博学多闻的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

2004年，有一次聚会遇到卢跃刚，他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要从一个版扩为四个版。看了《思想操练》，他觉得很有意思，约我以对话的形式，在《冰点》开一个专栏。五人对话不便操作，建议由我和谢泳二人对话，每周一次，篇幅在1500字到2000字之间，定名“十日谈”，借文艺复兴时代薄伽丘的小说名，表达思想解放的寓意。最初，我将《思想操练》里的有关内容，按跃刚的要求，提炼了几篇。后来感到，有新话题可说，于是和谢泳开始了不间断的对话，内容涉及共同感兴趣的教育、学术、历史、人物、读书、出版、文学、艺术乃至社会万象。

谢泳当时住在太原，我住在北京，没有条件经常面对面地交谈，于是采用笔谈的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对话。通常是他写出一个话题，发来让我介入，或者我写一个话题，发去让他介入。

这个专栏开设了半年的光景，是否持续曾有不同意见。于是卢跃刚提出折衷的办法，让我和谢泳用笔名继续对话，《十日谈》改名《双城记》。笔名梁子民和毕文昌，也是卢跃刚起的。《双城记》取自狄更斯的著名小说，我和谢泳的确居住在两个城市。去年他从太原调到厦门大学教书，空间距离更远了。原来一两个月能够见一面，现在一年能见两三面就不错了。好在有了互联网，空间距离不成为讨论切磋的障碍。

世界已经进入对话的时代。在20世纪，人类长期处于对抗的时代。冷战结束以后，对话逐步取代对抗，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肤色的政治领袖，频繁举行多边或双边会谈，使全球和平的因素增长，战争的威胁降低。有朋友预言，中国也将进入对话的时代。这主要不是指我和谢泳这样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而是掌握权力者和争取权利者的对话。对话不是训话，对话意味着双方的平等。在学术领域、文化领域应当平等对话，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共识，也有较大空间。但是在官民之间，对话的平台还有待发育，对话的机制还有待生成。公民议政，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关心国家前途的中国知识分子理当有所作为，也是我和谢泳的追求所在。

我和谢泳在《冰点》的对语，至今已经持续了四年多。卢跃刚离开《冰点》周刊之后，继任者杜涌涛和编辑徐百舸继续邀请我们开设这个专栏。四年下来，已经积累了近二百篇。承福建教育出版社好意，让我们分门别类，将这些对话编成《教育放言录》和《文化十日谈》二书出版。好友老村以长篇小说《骚土》名世，近几年拿起了画笔。他的文人画自成一家，颇能传达士人风骨，朋友们看了无不称道。我请他以丹青为对话集增色，他欣然同意。此书面世之际，我谨向卢跃刚、杜涌涛、徐百舸，向老村，向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向所有鼓励我们对话的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丁东

2008年9月

某些概念不仅具有特定内涵，还有着无限丰富性。比如时空，比如文明。当有人议论解析剽窃、告密、学术失范、教育沉沦、出版垄断以及“文人难过皇帝关”等等社会现象是不文明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就有可能从这里开始。议论解析采取对话方式；理性，入微，琐细，但我分明觉察到平和态度后面的尖锐、悲悯和愤怒。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章诒和

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丁东、谢泳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评论之一，不仅因为直率、中肯，而且现实感和历史感兼备。两位学者以言语平实见长，还善于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在陈述和评判之间应付裕如、游刃有余。两位的观点与关切最容易引人分享和共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徐友渔

在万花筒一般五光十色又变幻不定的社会“表象”之下，探寻某种“基准色”，委实不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雷颐

说昔日的教育，是为了冲现在的教育拍砖。拍到点上，砖砖都砸到七寸，这样的“砖家”多了，中国的教育也许有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