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读者往往在面对大师博大精深的著作时而望洋兴叹。

本书是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依据，通过作者本人对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理解，将大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疏理成通俗文字的一种尝试。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堂，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玩物”。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前言

第一章 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

◎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地理条件／2

◎文化凝聚力不可夸大／5

◎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均田制／9

◎中国古典的政治模式：官僚主义／12

第二章 中国历史发展的轮廓

◎制度与文化的奠基：从周公到孔子／18

◎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一帝国／21

◎社会的重新整合：长期的分裂／24

◎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第二帝国 ／28

◎收敛与退缩：第三帝国／32

◎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中国长期革命／35

第三章 中国历史的开端

◎封建制度的确立者：周公／40

◎从“克己复礼”到“百家争鸣”：孔孟思想的流变／43

◎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李悝变法／46

第四章 第一帝国——秦汉(上)

◎开创中国政治的早熟：秦始皇／51

◎并非商人参政：汉武帝／55

◎外戚的最高典范：霍光／58

第五章 第一帝国——秦汉(下)

◎毕竟是书生：王莽／64

◎最成功的人士：刘秀／68

◎瓦解汉朝的工具：党锢之祸／72

第六章 长期的分裂——魏晋南北朝(上)

◎乱世枭雄有局限：曹操／77

◎以军统民的失败：西晋／81

◎长期分裂的确立：淝水之战／85

第七章 长期的分裂——魏晋南北朝(下)

◎与自然力量对抗：南朝北伐／90

◎中国再统一的工具：孝文帝改革／94

◎文教体系的产生：分裂中的积极因素／98

第八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上)

◎不了解自己的地位：隋炀帝／103

◎帝王将相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107

◎史学家的为难处：武则天／110

◎沉重的隐患：开元盛世／114

第九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中)

◎两种体系的冲突：安史之乱／118

◎新旧交替的代价：藩镇割据／121

◎推动历史的工具：黄巢／125

◎政治与国防重心的东移：五代十国 ／128

第十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下)

◎权力的重塑：赵匡胤／133

◎财政税收商业化：王安石变法／137

◎农业国家的现代化困境：贾似道买公田 ／140

第十一章 第三帝国——明清(上)

◎文化冲突的尴尬：忽必烈／145

◎彻底的“复古”：朱元璋／148

◎被夸大的改革：一条鞭法／151

◎明清无“资本主义萌芽”／155

第十二章 第三帝国——明清(下)

◎弥补中国的缺陷：清军入关／159

◎中央集权的巅峰：康乾盛世／163

◎不明智的退缩：闭关锁国／166

第十三章 长期革命

◎长期革命的准备阶段：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171

◎高层与低层的脱节：辛亥革命／174

◎悲剧性的过渡人物：蒋介石／177

◎创造新的低层：土地改革／179

第十四章 世界资本主义

◎商业系统=资本主义／182

◎简单化的数字管理：威尼斯的经验／185

◎进取与保守的统一：荷兰的兴起／188

◎改造英国的高层：光荣革命／191

黄仁宇小传

◎在父亲的影响下／195

◎投笔从戎／197

◎恋爱时光／199

◎求学生涯／202

◎在坎坷中跋涉／204

◎荣誉与耻辱／206

◎尾声／211

附录

附一 黄仁宇学术著作概述

◎《万历十五年》／212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215

◎《放宽历史的视界》 ／216

◎《中国大历史》／217

◎《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 ／219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220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222

附二 黄仁宇现象

附三 参考书目

第二章 中国历史发展的轮廓

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解放以前就开始了自觉地运用斯大林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套用和分析中国历史)，于是中国社会也被确认是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时期。但由于中国历史的纷繁复杂性，在运用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学者们在对中国每个阶段的具体起始时间，尤其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限，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关于封建社会说，就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魏晋说等等。当然，这里所说的“封建”，是完全按照西方的封建庄园的模式而套用的。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黄仁宇先生完全抛开了这五种历史阶段的区分法。比如，他坚决反对将中国的皇帝专制称为“封建主义”；在他的著作中，“封建”仍是中国传统的“封土建邦”的意思。

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阶段的区分，是按照他的历史观，按照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从数字上进行管理”的不同能力进行划分的。大致而言，第一帝国(秦汉)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在长期的分裂之后，第二帝国(隋唐宋)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第三帝国(元明清)则又重新回到传统的模式。而在此之前，是确定中国文化基调的夏商周；在此之后，是长期的革命。

关于为什么这样进行分析，黄仁宇先生自己曾经有过非常真诚的回答：“我觉得对一般读者而言，从头到尾详述朝代史或只呈现罐装的抽象概念，都没有太大的帮助。读者需要知道中国历史中的特定事件。”

◎制度与文化的奠基：从周公到孔子

在公元前1000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黄仁宇《李悝》

关于先秦的历史，黄仁宇先生讲的很少。但是根据黄仁宇先生散见于各处的议论，我们仍可以大致把握黄仁宇先生对此段历史的分析。

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在所谓的“精英文化”中，还是所谓的“民间文化”里，周公和孔子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正是他们两人，在后世享受了崇高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由于几千年前的时候，这里的土地还相当肥沃，不需要灌溉，也会有收获，所以在当时，即使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上面耕作。在公元前1000多年，这片土地上同时出现了无数的原始农业部落。将他们进行有系统组织的，正是周朝创业之主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提到周公，就不能不提到《周礼》，因为传说周公是《周礼》一书的作者，而他的设计，乃是以“礼”为根据。据黄仁宇先生分析，《周礼》很早以前就被人视为伪书。黄先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铜钱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始于东周，比周公迟了好几百年，而《周礼》却已经提到了铸铜钱的衙门。书里还说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有几千里，此外每500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根据与王都距离的远近，向中央政府承担大小不等的义务。但实际上，周朝的王都镐京，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从地图上看，并没有可能向周边等距离地拓地5000里。况且，以当时技术的简陋，又怎么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算出有5000里呢？

《周礼》提到了井田制度，这是秦汉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每8家各有土地800亩，是私田，另外还有100亩是公田。又有些学者认为井田制的“井”，是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还有人干脆说井田制整个就是臆测，是没有的事。  面对以“周公”为舆论导向的《周礼》，黄仁宇先生说，如果按他的大历史观对此段公案进行观察，则《周礼》确实有很多地方表现了当时行政的精髓，而它实际的作者是谁反倒无关紧要。至于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观念，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黄仁宇先生曾考察过唐朝均田制度的史料，也看到了宋朝财政的数字，对于明朝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回过头来对井田制进行反思，认为假如井田制是在宽阔的大平原上分割土地，有如切豆腐干一样，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官僚机构肯定会“照章办事”，可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是将假设的方案按实际情形打折扣：正方形的“井田’’摇身一变，成为长方形的模样，甚至百亩土地变成70亩以至于50亩，8家以7家或6家顶着算，也都无不可。理想终归是理想，不是实际的尺度，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真正实施起来，肯定会发生变形，这是中国历来施政过程的原则。

周朝人之所谓的“礼”，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不同，前者有一种更广泛的解释。历史上有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的说法，就是说，礼就是道理，也需要实行。两国之间，不管平时关系如何，就算是仇敌，一旦对方发生了饥荒，自己却小气得要命，一粒粮食也不肯拿出来加以救济，就是违反了“礼”，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黄仁宇先生认为，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及日本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所谓宗法制度，是根据血缘远近规定人们关系的一种制度。周天子是全国百姓的“宗主”，“百世不迁”，也就是说，永远都要受到祭祀；各诸侯国相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五世则迁”，就是说，祭祀的时候，只需要供奉五代的先辈即可。但诸侯国相对于卿、大夫而言，又成了“大宗”。如此类推，整个国家就按这样的原则组织起来，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宗法制度是祭祀的基础，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则上周王室不直接统治全民，财政收入也是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方式，间接交纳，层层节制，土地当然也不能买卖，通过这个金字塔，整个封建制度也就稳定下来了。由此可见，周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乃是由于他的“井田制”和“宗法制”，并因此而确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

那么孔子呢？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在春秋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个国家独霸一方，各自为政，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办事，也就是说，尽管不一定做每件事都会按照“礼”的原则进行，但总会以道德的名义，披上正义的招牌。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他虽然称赞管仲对当时的政治有贡献，但仍然毫不迟疑地攻击他的日常生活过于讲排场，超过了人臣应有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的时候孔子哭得很伤心，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坚决反对用厚葬的方式以表达哀思。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虽不耻于跟阳货这样的小人打交道，但因为阳货曾经找过他，仅仅是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

另外，黄仁宇先生指出，春秋时代的战争，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就好比参加体育比赛，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要有公认的原则，仍不离开“礼”的约束。根据原则，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追击敌人，也有能向敌人的主帅射击，不能故意设下圈套等对方去钻；碰到头发斑白的老人，不能把他当作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很相仿，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交战时问很短，参战的人数也受车数的限制，都是无疑的。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表明过去的社会秩序仍有可能恢复。他有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若有人要问他社会该向何方发展，他肯定会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了东周社会的满腔复古热情。

P17-20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

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么？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大历史”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己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堂，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玩物”。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震撼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该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但最早出版的却是中文版。1980年其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其老友廖沫沙特地题笺，印在封面。这部书的英文版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特地在《纽约客》杂志撰写推荐文章。《万历十五年》一书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提名。后来，台湾出版人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由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并亲自为这本书作书评附于书后。从此，黄仁宇在两岸三地成为知名度颇高的历史学者，文章时有见报，并集结成多本专书，其作品被各方追捧，真可谓是史学界之异数。探究其原因，这恐怕与黄仁宇先生的文风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作品，首先建立一个大的历史架构，然后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在抗战中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的体会，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从而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解读。写作格式不拘成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因而吸引了广大读者。

尽管黄先生的书受到了读者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在学术界先生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没能获得一致的肯定。正统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先生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合于一瞬，总让他们觉得过于冒险，把历史解释得过于简单化了。在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也屡屡提及他撰写的书在美国是如何如何的难以出版，以及他与费正清、亚瑟·莱特等知名汉学家在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方面意见是如何如何的相左。实际上，先生半路出家不假，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史，确实是下过苦功的。他曾用两年半的时间，把卷帙浩繁的《明实录》阅读完，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由此可知其用功之勤、功底之扎实。

台湾影响颇大的《中国时报》曾组织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并分别安排了专题演讲与综合座谈会，“业内人士”与“业外人士”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成为史学研讨会的一大奇观。有学者说，随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出版，“不仅显示出黄氏以财政制度解析社会结构的史家慧识，更蕴含着黄氏多年苦读全套《明实录》巨帙的心血结晶。那些总喜欢批评黄氏“空疏”的学者，若能早些看到这部明代财政专书，可能亦不会如此“勇敢”。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愈来愈狭小，出版的作品也愈来愈细屑，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大量纷繁而琐碎的史料所淹没，史学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

——著名历史学家 钱穆

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同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惟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

——著名作家 柏杨

写工具书的人，每为自大而浅薄的史家所窃笑。但是你如知道，只有你自己写下的知识，才是你自己的知识，你才知道写工具书者之可羡可敬。对汉唐宋明清的基本史实一知半解，而奢谈是某专题的专家，吾知其不足论也。

——著名历史学家 唐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