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军备控制专家、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军控和裁军总署前主任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博士的一部惊世之作。

本书中关于历史的讨论解释了我们目前困境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希望避开眼前的致命危险，就必须要明白这些危险的来源和历史演变过程。它们起源于250年前的西欧，根植于一场关乎人类文化的大分裂。当时的科学突然从政治和宗教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欧洲启蒙思想的地位上升使得宗教信仰的重要性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改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取向也越来越以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为己任，支持技术进步，并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

《国家的自我毁灭》是美国著名的军备控制专家、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军控和裁军总署前主任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博士的一部惊世之作。“9·11”事件以后，美国的精英战略家们开始进行反思，国会和白宫联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主要成果是在情报和国土安全方面集中权力，进行了“大部制”改造。

作者语出惊人：在21世纪，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境外，而是本国内部……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终极威胁”，即现存体制和政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面前不得不俯首就范的可能。依克莱的这个观点对那些鼓吹“民主万能”的体制决定论者不啻是当头棒喝。

依克莱博士最有资格提出这种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的观点。依克莱从来就不是书生论政，他是名符其实的“华盛顿内圈”人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国防和军控体制内拼打，是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中的主要思想家和实践家。

本书的视野既是历史的也是前瞻性的。向前看，我们面临着一个革命性的新的威胁，它不但威胁国家安全，而且能够毁灭现存的世界秩序。向后看，我们将意识到，面前的威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有着几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今日的威胁——伊斯兰圣战式的恐怖主义以及生产核武器的“流氓”政权——也许应当被看作是这些历史趋势的外部特征，就像暴雨到来之前的疾风一样。军事战略家和政治专家中很少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暴雨有着全面的理解，而理解它的历史意义的人就更是少得可怜了。

中文版序言／1

译者序言／1

前言／1

第一章 人类的文化大分裂／1

 两个灵魂的世界／3

 铁路是建造国家的原动力／7

 文化分裂的加剧／9

第二章 科学将我们推入深渊／13

 解构死亡／14

 谁将控制人的大脑？／18

 生物武器和“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幻想／24

第三章 核时代的五种教训／27

 教训之一：单靠仁慈是不够的／28

 教训之二：“威慑”的作用被夸大／30

 教训之三：我们的运气太好——至少到目前为止／32

 教训之四：里根的遗训／35

 教训之五：警惕“和平使用核能”／38

第四章 内部毁灭之路／41

 被忽略的防卫措施／42

 可怕的警告／44

 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东山再起／45

 一场“核夺权竞争”／48

 海啸／53

第五章 认真思考的时机到来／56

 问题的核心／58

 1.及时侦察核炸弹／60

 2.确保美国政府在核袭击之后能够继续运作／62

 3.战争动员法令／64

 4.捍卫领土主权／66

 5.国民的团结／69

第六章 恢复／71

文化分裂的加剧

自从人类文化出现大分裂以来，科学技术与政治秩序一直是分道扬镳的。这个分裂必将加剧，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了内生的动力，而政治秩序则落在后面，对其望尘莫及。由于科学发现的连续不断的特点，科学进步的速度日益加快。当然，很多科学理论还有待于修改，很多已获得的知识还将在今后的争论中丧失。但是，多年以来，现代科学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和技术，其进展是无界限的。与人类的其他行为领域的不同之处在于，唯有科学领域本身是可持续发展的。

在社会、政府管理以及国际关系领域里，我们看不到同样的内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个领域的事务的发展路径不是直线的：条件改善之后往往会再度恶化，冲突之后是和平，兴起之后是衰亡——这些都同历史发展的节奏相一致，数千年来一贯如此。政府权力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它们控制暴力犯罪和腐败的能力也随之升降。公民的自由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下一个世纪总能从上一世纪吸取同样的教训。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他的行进道路没有明确的方向。但作为科学家的现代人，他的方向感从来不会丧失，尽管在行进中也会遭遇种种挫折。法国大革命以后发生了25年的(拿破仑)战争。世界的列强——全部在欧洲——痛定思痛，于1815年创建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其目的是防止战争，或将战争局部化。它们成功地将这个秩序维持了100年之久。然而，在这个相对和平的长时段以后却出现了两次极具破坏力的全球大战，而且发生在30年的时间之内。此后世界又进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的阶段。战争被避免，或者只是局部化和有限的战争。同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进程的步调大致相似，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了宪政民主政府制度。但在100年之后却又出现了俄国、德国和其他类型的新的暴政。同样，在二次大战和冷战结束之后，这些暴政又被民主体制的恢复与扩张所取代。

19世纪初出现的妇女投票权的发展路径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可逆转。尽管妇女投票权已经在全球各地得到承认，但是近期有些国家在政权变更之后，用伊斯兰法律重新对其进行限制。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事实上，宗教方面的宽容程度的消长对全球政治的无规则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国家里，不同的宗教群体多少代以来都曾经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但突然发生了暴力冲突与内战。以波斯尼亚为例，多少代以来，穆斯林民众与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信徒们在同一个村镇里相处得十分和睦。而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集权统治被政治动乱所取代，他们突然开始互相残杀。在印度尼西亚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当苏哈托的集权统治为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取代之后，本来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突然成为敌人，宗教暴力行为也在全国各地展开。

经济政策和经济表现的发展路径也是曲折的。19世纪初，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制被自由贸易体制所取代。但在20世纪初又出现了取代自由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了20世纪末，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又被全球范围内的恢复自由经济的浪潮所淹没。自由贸易的发展路径同样是曲折的。自由贸易在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被绝大多数的欧洲经济体制所接受，但在1914年却寿终正寝。40年后，人们用欧洲共同市场的方法和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又让它死灰复燃。笔者对人类文化分裂成科学与宗教伦理两个领域的解释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确信科学进展必定会促进社会进步的假设是，科学与伦理是相似的，其实两者大不相同。科学知识一旦被获得，被传播，它是不可能再消失的。任何伦理与政治的新发展绝对不是不可逆转的。”两种人类活动方式在本质上不同，这是两者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其根本来源在于两者对其目标的截然不同的期望。科学与工业方法专注于不断获取的新成果，但没有一个终极目标。科学的要义在于，它绝不是旨在建立一种确定的终极原则，而是致力于人类永远无法完成的对自然的理解和征服的任务。在社会与政治领域里，人们有着终极目标。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便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它不期望共产主义社会被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所替代。旨在建立神权国家的伊斯兰运动也绝不会欢迎有可能导向宗教改革的任何“进步”。美国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政策也不希望建立一个将被新的集权体制取代的一种过渡性的政治秩序。

1998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信仰与理性”的通谕中强调了这个文化的分裂。该通谕指出，中世纪思想的“深度统一”在于，“产生一种能够在猜测的范围内达到最高水平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最终被从信仰中剥离出来的那种旨在取代信仰的理性知识所击毁”。通谕还转达了教皇的呼吁：

“信仰和哲学将恢复这种‘深度统一’，并使得两者能够与其本身的特性和谐共存，但不会放弃各自的独立性。”

就目前来看，我们还不能看出这种“深度统一”的到来。很多民主国家仍然处于教俗分离所造成的痛苦之中，而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仍然分歧很大，不仅在一国之内如此，在国际上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不可克服的分歧往往引起暴力冲突，并令人悲叹地昭示了宗教战争的特别野蛮与残酷的性质。从18世纪开始，西方民主体制的政治领袖都试图用政教分离的方法避免这类冲突。19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们甚至预言，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即将消失。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赫伯特·斯宾塞和其他学者都将宗教描绘成一个过渡现象，很快将被一些普世的理性哲学所取代。有些欧洲国家确实按照这个路径发展了。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的作用却变得日益重要，并产生出一些激进的组织。宗教的复苏在整个非洲盛行，在穆斯林世界如火如荼，而且在美国也十分引人注目。人类的文化大分裂注定要深化，除非从民族国家内部产生的自我毁灭迫使人类社会弥合两种活动方式的分裂鸿沟。如果没有自我毁灭的大动荡，社会与宗教的两种活动方式将不可能跟上科学的永不停止的步伐。文化大分裂加深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它将把人类的心态引向两个不同方向，毁坏社会的民族凝聚力。一方面是个人利益，另一方面是民族利益；一方面是根植于信仰、记忆和传统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增加财富和实力的前景。而且，在情感上，人类的两种文化领域的鸿沟将更加扩大，因为情感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在科学领域，我们在情感上并不受制于文化和宗教传统，我们也不渴望寻求最终的拯救。但是，当我们受世界的古老灵魂所驱动时，我们又依靠古老的传统和神话般的传说来保护自身的民族特性。

在20世纪90年代里，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信徒为巴布里清真寺问题而自相残杀。该清真寺据说在500多年前是一个印度教神庙。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和犹太教信徒为了神庙山的归属问题也不断造成流血事件。两个宗教对这座山的崇敬来源于更古老的传说。也许，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即人类不可避免的结局——促使我们用屠杀的方法对某个很久以前就说不清的遗产归属问题进行发泄。麦考利曾经对这个令人战栗的观念有如下的评价：为了祖宗的骨灰和祖先神庙中的神祈而死，难道不比自然结束生命要强吗？

P9-12

本书的视野既是历史的也是前瞻性的。向前看，我们面临着一个革命性的、新的威胁，它不但威胁国家安全，而且能够毁灭现存的世界秩序。向后看，我们将意识到，面前的威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有着几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今日的威胁——伊斯兰圣战式的恐怖主义以及生产核武器的“流氓”政权——也许应当被看作是这些历史趋势的外部特征，就像暴雨到来之前的疾风一样。军事战略家和政治专家中很少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暴雨有着全面的理解，而理解它的历史意义的人就更是少得可怜了。

即将到来的危机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反映出人类进步的阴暗面。全球化保证了新技术的不停的传播，不管是对人类有利的还是毁灭性的技术。这个问题在核时代得到最明显的显露。直到冷战结束的阶段我们都一直以为能够把核威胁加以控制。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能够遵循一种防止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他们成功地保持了“不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机制，这是军事战略史上可圈可点的一个杰作。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度过了冷战的艰难历程之后，虽然结局圆满，我们现在却面临一个可怕的新困境。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启动核项目。表面上是寻求和平使用的能源，实际目的在于建立核武库。核技术扩散的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大量的新闻报道表明，有核国家对核材料和核武器的控制力远远达不到安全的标准。这些报道的含义很清楚，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无法避免核武器落入“世界末日”邪教、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手中。

其他的技术尚未引起媒体的注意，而它们的扩散更使得政府的控制力不从心。众所周知，生命科学的长足发展可以为生物武器的制造提供大量的技术。然而，最难控制的生命科学方面的革命性进展正是对人的思维进行控制的脑科学。也许在几十年之内，智能决策科学将会有重大突破。目前，一些强国已经建立了利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来控制的指挥和决策中心。正如白昼过后必定是黑夜一样，这类计划将循序渐进地采用脑科学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技术，将人脑的特殊功能同计算机的技术优势加以结合，创造出超人工智能，将一流的人类专家的能力远远抛在后面。在这方面的任何技术突破，都会造成如同猿人变成人类那样的革命性影响。这个飞跃将对所有的宗教带来根本意义上的挑战，并战胜所有的人类文明。它将使所有关于民族国家实力的传统概念都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从人类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的经历来看，我们想依靠联合国来“控制”这种技术的扩散，那简直是荒谬绝伦。今天，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使用计算机化的指挥中心，而中国正在试验用计算机化的决策中心为军事和政治决策服务。如果中国在超人工智能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难道还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才能开始赶超中国的计划吗？

今天，我们的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只专注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恐怖袭击活动。实际上，这类袭击，主要以自杀爆炸的方式进行，不可能击败成熟的民主国家，尽管对受害者带来的痛苦的代价是巨大的。即使对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如果其本身不是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也很难以这种攻击方法将它摧毁。事实上，当代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并没有克敌制胜的战略。他们的恐怖活动基于复仇和宗教乌托邦的强烈冲动。这些圣战恐怖分子似乎为自己的无能大为光火，只好用血腥和自残来获得快感。这类谋杀行为固然对我们有伤害，但也促使我们增强军事实力，加强对国土安全的保护。这种恐怖主义并不能毁灭我们，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

但是，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其他种种类型的恶势力正在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早晚会得手。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不过是想利用这种武器造成大规模的杀伤行为，但对如何取得持久的胜利并无任何有效的方略。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人类在历史上承受过多少由那些能够蛊惑人心并恐吓大众的领导人所带来的灾难。20世纪的历史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在众多的恶人当中，希特勒也许最具有说服力。在当今的世纪里，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出现一个新的希特勒，也就是出现一个掌握了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富有个人魅力，具有非凡的战略头脑，手段残忍、机敏过人和野心无止境的人物。

这个新的危险暂时尚未登场，但已为时不远了。这样的富有感召力的邪恶领袖人物将能够从一个大国的内部实施攻击，不管这个国家的军事势力是多么强大，其警察队伍是多么称职。如果这个暴君式的人物具有非凡的战略头脑，他将可以针对精心选择的目标进行大规模杀伤性的攻击—一并不需要国外的训练场地和外部恐怖组织的支持，也不需要发动跨越国界的军事行动。他将使被攻击方寻找不到实施报复行动的目标，使得这个国家的最强大的核威慑方量全然失效。相比之下，圣战恐怖主义运动梦寐以求的伊斯兰哈里发教权国的建立，反而会为民主大国提供大量的实施军事报复的目标。

这个新暴君人物的目的不在摧毁标志性建筑，劫持民航飞机，袭击火车站或者宗教神殿。他的目标将是使权力中心瘫痪，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大恐慌，造成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他将充分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乘虚而入，全面攫取国家大权，实施个人独裁。如果得逞的话，全球的民主国家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的民主世界、基本的民主机构，甚至公民的日常生活都将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多数的民主国家生存在“借来”的时间里，生活十分安逸，因此缺乏应对即将到来的大灾难的意志和先见之明。非民主的国家也将是脆弱的——事实上在应付“内部毁灭”的危机时比民主国家还要脆弱。举例来说，在中亚的那些集权国家里，统治者面临的是大量的、要求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立国原则的伊斯兰民众。在那里的首都只要爆炸一颗原子弹便能够制造出政治真空带。这将为一位宗教领袖(也许是像伊拉克的那位神职领袖穆克塔德·萨德尔那样的人物)动员其大量的追随者以攫取国家政权提供良机。

今日的军事计划者们对“内部毁灭”的前景并不十分关注。一种传统的看法是，世界将越来越趋向民主化，从而，世界和平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技术进步据说将使得这个世界的相互依赖的特点加强，也就是说，推动各国人民走向一个统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间的距离已经对旅行和贸易没有障碍，而且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距离对交流而言已经消失。所谓“平的地球”的吸引力使得人们忽略了科学技术进步的阴暗面。

本书中关于历史的讨论解释了我们目前困境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希望避开眼前的致命危险，就必须要明白这些危险的来源和历史演变过程。它们起源于250年前的西欧，根植于一场关乎人类文化的大分裂。当时的科学突然从政治和宗教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欧洲启蒙思想的地位上升使得宗教信仰的重要性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改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取向也越来越以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为己任，支持技术进步，并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

从那时开始，技术进步对人类的生存条件的改善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改善似乎使得那些毁灭和伤害行为中所运用的技术显得无关紧要。但是，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很多思想家就已经令人惊讶地对技术进步的阴暗面有所察觉。今天，我们开始理解当年的文化大分裂所产生的动力是多么可怕和危险。

正是这个分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一种是以宗教信仰为驱动力，以种族、民族传统和社会习俗为依据。这种思维和行事方式在大分裂之前就存在，而且多少年来一以贯之。它造就了基本的社会机构，促进了爱国和效忠国家的精神，是国家行为的驱动力。而另一种思维方式则根植于科学。其行动准则是寻求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基于实证方法而不是依靠多少代人传承下来的所谓“真理”。我们对宇宙的不断增加的知识使得我们能够对人居环境和人类生活条件进行改造。从文化大分裂开始，科学和技术的长足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影响又开始向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传播，从而改变了我们这个星球的面貌。

人们也许会说，上述这个描述是传统解释方法。但是，传统描述所忽略的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说，当年发生的文化大分裂目前仍然在扩大之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技术进步和全球政治秩序发展的步调完全不相一致。

科学发现是积累式的，因此有可能产生飞速进步的效果。科学进步已经获得了内生的动力，从而可以达到自我持续发展的水平。但是，在政府管理和国际关系的领域里，进步和倒退，输和赢交替并行。个人自由获得之后，迫害便开始。和平之后出现战争，而战争又被新的和平所取代。宗教宽容之后出现神权治国的政府，而后又被更加世俗的政权所取代。自由贸易之后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接着又出现倡导自由贸易的新的运动。总而言之，政治、社会和宗教事务总是沿着曲折的道路行进，而科学却总是在不断积累知识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

250年前出现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的大分裂必将继续加深，因为两者的欲望不同，分裂的深化不可避免。科学与技术并没有一个终极目标。它们追寻的是用正确的理论来取代不正确的理论，其基础是征服自然的新知识。但是政治行为往往有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希望被资本主义所取代。伊斯兰教不希望被基督教所取代。美国之所以宣扬民主也是不希望产生集权政权。人类文化分裂的加剧也许会击败当今的世界秩序，从而威胁所有民族国家的生存。我们必须牢记，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组织军队，寻求支持以击败恐怖组织，震慑侵略行为，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在现实世界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保证这个世界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秩序。国家从内部的毁灭并不是一种暂时存在的危险，而是一种经过两个多世纪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历史性的力量所能够达到的终点和对世界的影响。人类军事史对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毫无启发，因为它不能够向民族国家提供如何应付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技术的传播所造成的后果。正是因为250年前的那场大分裂，我们才能够将“从内部毁灭”的前景带进当代人的视野。

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处在“浮士德的交易”的困境中。根据这个著名的中世纪的传说，浮士德将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具有魔法的科学能力(或者应当说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炼金术)。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当我们对今后道路上的艰难开始有所察觉时，我们对科学进步的强烈热忱必须要降温。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同魔鬼达成的交易”也许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

“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对现代以来的历史做的引人入胜的描述，解释了世界主要大国在内部遭受灭顶之灾时能否生存下去的这个新时代。”

——亨利·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