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敌叛国，在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效力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并不罕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所谓的“法奸”问题，“奸人叛国”似乎是战时沦陷区的一个共同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这部著作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过程的论述、投敌原因的分析，并结合汪精卫政治生涯的特征，试图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及潜在的规律。而汪精卫投敌正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过去史学界认为汪精卫在一·二八事变后重新上台，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据此认为他一直是个主和派人物。全面抗战开始后，汪精卫更是力主和议。而殿兴经研究认为，蒋汪二度合作之初，汪精卫虽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依此方针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但在抵抗与交涉的二重奏中，主旋律仍是抵抗。长城抗战的失利，使他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初由重抵抗变为重交涉，继之则只交涉不抵抗，最后是连象样的交涉也难以寻觅，只是一味的退让；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其叛国投敌的一年多时间里，汪精卫在“战”“和”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主战、敦促蒋介石有条件地进行谈判到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过程。抗战初期汪精卫主张抗战，陶德曼调停失败到广州、武汉失陷前，汪精卫虽由主战改为有条件地与日进行和谈，但还没有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意向；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汪精卫决心出走议和，脱离抗战阵营。

第二，日本诱降汪精卫是一个谋略，意在分裂中国抗战阵营，以达到迫使蒋介石接受日方条件，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同样是一种谋略，是借助外力实现个人野心的一种手段，并非“曲线救国”，而是“曲线问鼎”。

第三，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的反复无常，是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无原则性”的具体体现，是为其实现由在野向当权转化的表现形式。汪精卫一生的反复无常和言行不一在中国历史上带有普遍性，并不唯其是然。

序

绪沦

第一章 抵抗与交涉

 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二、《塘沽协定》的签订

 三、对日心态的表露

第二章 从主战到主和

 一、不坚定的主战派

 二、转向“主和”

 三、有“条件”和谈

 四、《重光堂密约》

第三章逃离抗战陣营

 一、仓皇出逃

 二、日本诱降汪精卫的真意

 三、国人声讨与刺汪事件

 四、蒋介石的应对之策

第四章 “曲线问鼎”

 一、赴日商谈组府条件

 二、寻求配合与支持

 三、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

第五章 充满波折的“还都”之路

 一、南京会谈

 二、“汪日密约”

 三、“高、陶事件”

第六章 不受欢迎的“客人”

 一、新“中央政府”成立的一再展期

 二、迟迟得不到承认的“怪胎”

 三、“国交调整条约”

 四、叛国投敌者的结局

第七章 被权欲吞噬了的灵魂

 一、个性因素

 二、汪蒋首度交恶

 三、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

 四、汪记“大亚洲主义”的实质

 五、死硬的反共分子

第八章 结语

 一、汪精卫叛国投敌与蒋介石的关系

 二、汪精卫政治生涯的本质与特征

 三、汪、蒋和战态度的历史渊源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研究离不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汪精卫作为头号巨奸并由于其一生经历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重大史事，自然为史家所倚重。汪精卫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人为其作传。雷鸣的《汪精卫先生传》是第一部汪精卫的传记。该书不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纯粹是为汪精卫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一代经纶领袖完成一座造像”，写作的动机是由于“对一代经纶人格与事业的景仰”。出于政治的需要，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肆攻击，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进行辩解，对汪精卫集团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行为则只字不提。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后，也有不少国人结合汪精卫抗战初期的言行对其叛国行为进行责骂，其中徐达人的《汪精卫骂汪兆铭》最具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对于汪精卫这个历史人物，先是避而不谈，继而大搞阶级批判，根本谈不上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汪精卫的研究才步人正轨。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以汪精卫和汪伪政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外，目前已问世的有关汪精卫的生平传记的专著主要有：《汪伪十汉奸》(该书辑录了由黄美真等撰写的以汪精卫为首的汪伪十名巨奸的小传)，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李理、夏潮的《汪精卫评传》，闻少华的《汪精卫传》，程舒伟的《汪精卫与陈璧君》，王光远、姜中秋的《陈璧君与汪精卫》以及谭天河的《汪精卫生平》等。国内以汪伪政权作为研究对象的通论性著作，具有全面、系统内容和完整理论形态的，至今尚在运作创造之中，目前已经出版的主要有两部开拓性的著作。蔡德金撰写的《历史的怪胎一一汪精卫国民政府》，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汪伪政权史的著作。该书梳理出了汪伪政权历史过程的基本脉络，在简要、清晰的叙述中阐述了关于这一政权历史的立论准确的基本观点。佘子道等撰写的《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是一部以专题形式表述的关于汪伪政权史的专著。作者分别对该政权的形成、演变以及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项重大活动，直至其最后覆灭的全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是对汪伪政权史通论性研究所做的一个有益的探索。此外，关于汪伪政权的成立及其基本状况的著作有黄美真、张云的《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和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等。

目前大陆学者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汪精卫叛逃的原因、汪精卫发起的“和平运动”的评价及汪伪政权的性质等问题上。关于汪精卫叛逃的成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大陆学者的多数意见：一、民族失败主义恶性发展，完全为日本侵略者的暂时胜利吓破了胆；二、汪与蒋争权夺利的矛盾以及在“和一战”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日趋尖锐，汪急于另谋出路，三、日本的诱降目标日趋集中于汪精卫集团，汪等也从半推半就发展到积极卖身。所谓“和平运动”，从概念上来说，是指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汪精卫等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与日本达成妥协，以停止两国间的大规模战争。它由汪精卫集团中的部分成员及一些期望与日本实现“和平”的人结成的“低调俱乐部”发轫，以汪精卫出逃而至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为一大成果，且一直被汪及追随者运作至伪政权垮台。对于汪精卫发起的“和平运动”，大陆学者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各自所需要的和平。战争与和平，除取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民众诉求的制约，并非某个人说战就能战，说和就能和的。任何人的思维如果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的许可，违背了当时民族的共同的要求，就会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关于汪政权的性质，学术界有一致的看法，即它是日本卵翼与刺刀下的傀儡政权。

港台地区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虽说论著的数量和质量均逊色于大陆，但仍可称是多姿多彩，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为贬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辩解者亦有之。其中影响较大的论著有朱子家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和王美真的《汪精卫传》等。发表的论文侧重于对汪氏活动和汪伪政权的研究，如胡春惠的《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蒋永敬的《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陈进金的《另一个中央：一九三。年的扩大会议》、林能士的《谈谈利用心理史学研究汪精卫》、王克文的《汪政权党政军结构初探》及邵铭煌的《从汪精卫一封未传送出去的函稿谈起》、《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案为例》等。

台湾学者更注重对汪精卫出逃动机的某些侧面进行研究，如有学者追述汪氏“恐共”及其与之相关联制定对日政策的历史，强调汪氏的“恐共”与其“投日”的关系。对于传统的汪氏出逃动因算是一种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林能士则从研究方法上对汪精卫的出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借助心理分析研究人格形成或心理变化对历史人物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寻找潜意识对个体行为的作用，二是从当事人过去的生活历史，了解其行为模式；三是从情欲和情绪等方面，考察其行为动机。关于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的动机及对汪精卫本人的认识问题，有的台湾学者认为，中日之间实力的悬殊及中国内部各派系“各怀鬼胎，根本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是汪倡导“和平”的主要时代背景。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其不幸不仅在于在抗日情绪高涨时代脱离了抗日阵营，与当时高昂的抗日民族主义相抗衡，而且也未熟读历史吸取教训。并认为汪精卫在1938年以前的“低调俱乐部”时代，他的出发点还是爱国的，是一种和平的试探。直到1938年春天以后，他才开始把“和平运动”与他的私心与私欲结合起来。在对汪伪政权性质的认识上，海峡两岸的看法是一致的。P5-7

投敌叛国，在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效力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并不罕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所谓的“法奸”问题，比利时有所谓的“比奸”问题，“奸人叛国”似乎是战时沦陷区的一个共同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抗战时期汉奸的产生，有着内、外部的条件。就性质而言，他们没有本质区别。但以地位而论，又有大小之分。相对于以旧官僚、旧军阀、政客、豪绅、部分地主和买办为主体的大汉奸来说，以无业贫民或游民、失意军人为主体的小汉奸的特点是愚昧与贫穷，这些人因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不多，国家观念淡薄；因为生活困苦，往往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罔顾国家民族利益。汪精卫等巨奸非一般汉奸可比。其集团成员大多数留学国外，甚至一些人还曾经有过革命的经历，叛国投敌前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中身居高位，有的甚至参与重大决策。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国家发展、民族进步曾经是其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公然卖身事敌，成为民族罪人。固然，日本的政治诱降起了一定作用，但这只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只能从其自身寻找答案。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因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策略的调整及政治诱降；就内因而言，除了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反共等原因外，还在于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矛盾难以调和、是其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的结果。

殿兴的这部著作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过程的论述、投敌原因的分析，并结合汪精卫政治生涯的特征，试图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及潜在的规律。而汪精卫投敌正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历来崇尚“学而优则仕”，将仕途作为实现自身价值最有效的捷径。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汪精卫自然也不例外。进入民国以后，中国实际上一直是军人当政。由于知识分子重文轻武的先天不足，汪精卫在与掌握军权的军阀斗法中屡屡败北。为了政派私利和个人野心，他不择手段地苦心经营。当处于在野地位时，为捞取政治资本，往往能提出一些激进的主张，思想与行动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原则性；而一旦转化为当权派，原先的理想与追求以至所标榜的道德规范也即随之消失。这种政治上的无原则性，正是中国历史上党争的特点。

本书是殿兴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过去史学界认为汪精卫在一·二八事变后重新上台，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据此认为他一直是个主和派人物。全面抗战开始后，汪精卫更是力主和议。而殿兴经研究认为，蒋汪二度合作之初，汪精卫虽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依此方针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但在抵抗与交涉的二重奏中，主旋律仍是抵抗。长城抗战的失利，使他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初由重抵抗变为重交涉，继之则只交涉不抵抗，最后是连象样的交涉也难以寻觅，只是一味的退让；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其叛国投敌的一年多时间里，汪精卫在“战”“和”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主战、敦促蒋介石有条件地进行谈判到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过程。抗战初期汪精卫主张抗战，陶德曼调停失败到广州、武汉失陷前，汪精卫虽由主战改为有条件地与日进行和谈，但还没有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意向；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汪精卫决心出走议和，脱离抗战阵营。

第二，日本诱降汪精卫是一个谋略，意在分裂中国抗战阵营，以达到迫使蒋介石接受日方条件，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同样是一种谋略，是借助外力实现个人野心的一种手段，并非“曲线救国”，而是“曲线问鼎”。  第三，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的反复无常，是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无原则性”的具体体现，是为其实现由在野向当权转化的表现形式。汪精卫一生的反复无常和言行不一在中国历史上带有普遍性，并不唯其是然。

选择一个虽非人人耳熱能详但却都能说出一二的题目做论文，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能够在一个熟题目中挖掘出一些“新东西”，这正是，本书值得肯定之处。至于这少许的“新东西”能否得到认可，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读者了。

是为序。

本书是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三年心血凝结的书稿即将付梓之时，作者不仅丝毫没有大功告成后的欣喜与紧张之下的如释重负之感，倒是多了几分惴惴与惶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就本书的选题而言。关于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研究，可谓果实累累，且不乏精心之作。而博士学位论文又必须在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因此，选择这样的题目，本身就带有几分风险。其二，常言道，“十年磨一剑”。没有时间保证与一定的史料积累，写出高质量的论著谈何容易。以区区三年的时间，写出洋洋20余万言的论文，其中的夹生之处不难想象。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宇空”。历史研究仅凭空发议论是不行的，需要做到有理有据，史论结合。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试图采用心理学、政治学理论研究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尽管也尽可能地做到了史论结合，但总有欠缺之感。

本书从选题、材料收集、构建以至成文，凝结了众多师友的心血。导师刘景泉教授从论文的选题、史料的收集、论文的框架结构乃至成型后的修改，层层指导，严格把关，连文章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其严谨的治学风格已化作人品融入了对我的言传身教之中。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两度赴南开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魏宏运教授。魏先生为史学界权威，德高望重，虽年近八旬，仍时常关心学生的学习及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并多次与笔者探讨相关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解决了论文中的诸多难题。谢刚教授是中国政治史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在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提出过不少独到的学术观点。笔者每次造访，年逾古稀的谢先生总是热情接待，耐心解答问题。两位老先生对本文的完成倾注了不少心血。在此，我谨向导师及两位老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

在博士论文的选题、结构设计及撰写的过程中，南开大学的张静教授、江沛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左玉河研究员也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笔者同样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博士论文送审期间和答辩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忻平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魏继昆教授、王同起教授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笔者也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外文水平的局限，本书在史料的搜集挖掘上。尤其是对港台及外文资料的运用上明显欠缺，加之作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有限，不仅对问题的分析缺乏应有的深度，影响了本书的质量，而且不确甚至谬误之处存在不少，真诚希望专家学者和同志批评指正。

张殿兴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