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三篇：“缺位篇”从家庭、学校、社会——这儿童赖以生存的三大环境，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缺失，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生存困境，揭示了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频发的根源。“悲情篇”则以饱蘸伤痛的泪水，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意外伤害问题、少年犯罪问题等诸侧面，以活生生的事例，给所有人以警醒——解决留守儿童生存环境问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救赎篇”则从多侧面反映了党和政府针对留守儿童问题所做的努力，和各界人士的建言献策及作者的思考。

书中通过了大量数据和事例，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和深刻的探讨，既有对纷繁复杂现状的激情陈述，也有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的理性分析，作者对千万农民之子的纯朴真情亦充溢字里行间。不失为当下一部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

上个世纪末，当城市农民工生存状态等问题一次次被提出，引起关注之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本书作者历时三年，跨越五大打工省份，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教育问题，以及与留守儿童问题相关的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匮乏、农村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有待改善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理性分析与深层思考，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

引子

缺位篇 家庭、学校、社会：天欲裂？

第一章 诞生在新时代的“孤儿”

第二章 代管，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第三章 留守，留给学校教育的尴尬

第四章 社会，你为留守儿童做了什么

悲情篇 发展的代价不能让孩子扛

第五章 花样孩子的草样年华

第六章 天使美丽不再

救赎篇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

第七章 2000万，他们将如何解构中国

第八章 “心缺了，谁来补？”——众说纷纭话留守

第九章 用责任肩负起明天的希望，2000万，一个不能少

附录

一 致全国农村留守孩子的一封信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四 联合国儿童权利国际公约

五 扼制校园犯罪，让留守孩子掌握“十条对策”

六 意外伤害救助手册

后记

第一章 诞生在新时代的“孤儿”

毋庸讳言，打工大潮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的付出功不可没。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出也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带来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冲击，中国农村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家”的解构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家的理解是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句俗语，给了我们最通俗、最生动的答案。然而在打工大潮的冲击下，在非年节的日子里，农村几乎找不到父母子女厮守在一块儿的温馨场景了。一般的家庭，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夫妻或一方外出，一方在家带孩子、务农，或夫妻双双外出’(往往亦分赴两地)，而将孩子留给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或干脆把孩子托给邻居或朋友照顾，与孩子团聚的时间少之又少。

这种变化，对于成人来说，是使夫妻关系危机四伏。夫妻天各一方，缺乏正常的、必要的沟通，情感长期处于疏离状态，没有寄托，自然会给婚变埋下祸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又是一个绝对的诱惑，外出的一方来到城市眼界大开，接受了新生活、新观念，或通过努力改变了地位，跟留守一方有了不协调不融合，冲突在所难免，走向离婚，便成了一个必然。

有媒体载，在有25万多农民外出的中部农业大县怀远，县法院近年受理的离婚案逐年增加，从2004年1月19日至2月9日的二十一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达120人，2月9日一天受理三十一件，创下该院的历史纪录。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在河南省豫东商丘农村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城镇。据我从一个县法院所了解的情况，2005年度，该院受理离婚案件六百九十一起，起因为当事人外出打工，双方或一方有外遇的，占90％，一个新的情况是，在涉农的离婚案中，妇女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过去多扮演被“遗弃”角色的“秦香莲”们，在进城后，反而比男性更容易生根，也更容易通过各种途径改变地位，特别是一些从贫穷山区走出来的妇女们，一旦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便从此再不回家乡，不认前夫、不认儿女，造成许多“事实离异”和子女被遗弃的悲剧。

在西部的重庆，一些基层法庭的法官对打工女诉夫离婚的情形已习以为常了，一个县的一个乡镇法庭2003年办理了一百六十四件离婚案件，2004年上半年受理九十八件。外出打工女起诉离婚案已成为一些律师的主要案源，其中八成以上是外出打工一方先行起诉。在我所调查的几个县市，当地离婚诉讼的原告也主要是外出打工女。

婚姻危机还是刑事犯罪的温床，在农村，一些婚姻纠葛，最终还有可能演变成为夫妇相互残杀的家庭悲剧。

对于孩子来说，孤寂的留守生活再遭遇父母离异，更如雪上加霜。

且不说由于父亲或母亲的外出，孩子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一半的天伦之爱，留在孩子身边的那个“单亲”，也往往由于留守压力，在自觉不自觉中使孩子得到的爱大打折扣。如大多数留守妇女，在家中不仅孤灯只影，一整年一整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忍受着与丈夫长年两地分居的孤寂，还要耕种家里的承包地，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所有的粗活、重活都要一肩挑，即使是病了、累了，也找不到一个人来分担。劳动强度大还在其次，留守妇女最主要的，还是精神压力。大多数留守妇女在外都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怕招惹闲言碎语；而对在外打工的丈夫，既担心其安全，又对其能否经受城里的诱惑心存疑虑，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情绪化了的时候，对孩子的态度就可想而知。反之，由男方留守，也是同理。而随着“打工婚姻”离婚率的不断攀升，这种压力和恐惧还会在更多的留守家庭升温。  对于父母双双外出、被托给他人照管的孩子，父母更是已蜕变为一年两年才露个脸、见个面的符号和概念。

这些孩子孤单地留守乡村，少有依靠。内心的寂寞与忧伤，生活上的不便与环境的歧视，意外的人身伤害，无一不在困扰着这些孩子。由于缺乏亲情滋养，这些幼小心灵，有的走向消极、孤僻，有的变得任性、暴躁。父母在生活中的缺位，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这些孩子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的形成。

最不幸的还是解体以至发生刑事案件的家庭的孩子。

离婚，对于成人来讲还可能是某种解脱，但带给孩子的，只会是留在他们心中无法消弭的痛。在笔者查阅的一些离婚案卷宗中，因顾虑带着孩子会对以后的工作和再婚有影响，还有相当比例的离异双方都拒绝将子女带在身边，这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是何等的打击！这样的孩子的前途也最为堪忧。调查中，笔者翻阅过一些少年犯罪的案卷发现，未成年人犯罪中一半以上的犯罪留守儿童，大多家庭破裂，或者父母长期不和。

父母之与子女，或言家之与孩子，真如皮之与毛，或巢之与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对于一群群羽翼未丰，甚至仍在嗷嗷待哺就被放了单飞的留守儿童，其艰难困苦和将经受的磨难可以想见。

留守儿童问题，其实后面隐藏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难怪有专家称：“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着黑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城市市民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和无助。正如‘后院起火’这一中国式的语汇所包含的意蕴那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如此迅猛、广泛和深刻的家庭解体，乃至于形成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危机。”P7-P10

2006年，我应邀给鲁迅文学院第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讲过一课。课后，作家阮梅送来自己的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书稿，请我“批评指正”。我应酬地说：“好，如有时间，我一定拜读。”其实，我自知琐事缠身，没有空闲读文学作品，无非说句客套话而已。然而，毕竟书名很有吸引力，在回程的车上我禁不住翻了翻书稿。没想到这一翻就放不下，一气儿把它读完了。我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所震撼，我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所折服，我为作品的文学魅力所感染，我为《世纪之痛》的真知灼见所鼓舞。

《世纪之痛》不是无病呻吟之作，它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告诉读者，中国农民是伟大的，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伴随农民工进城潮的兴起，农村2000万留守孩子的命运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虽然也有少许留守孩子成为自立自强的优秀典型，但多数留守孩子的处境实在堪忧。由于父母亲情长期疏离、学校偏向应试教育、社会影响诸多不良、民工自身缺知少识、安全教育流于形式、法制环境不够健全、心理沟通缺少渠道、关爱机制尚未形成，所以在一些留守孩子群体中滋生许多令人揪心揪肺的案例。那些弱小无助的留守孩子，或发生不该发生的意外死亡，或导致本可避免的终身伤残，或性格孤独怪异，或抑郁悲观，或自艾自怨，或自暴自弃，或堕落沉沦，或违法犯罪。如果我们党和政府不解决好这2000万留守孩子的问题，那么未来的中国不知会增添多少难以预测的负面因素！《世纪之痛》的厚重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警世意义。

《世纪之痛》告诉作家，文学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不是顾影自怜，不是孤芳自赏，不是匍匐权贵脚下的奴颜，不是垂涎富翁指缝问的乞讨，不是沉溺少数人情感世界的纠葛，也不是猎奇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而是要具备自觉关注底层大众民生的良心和责任。作者以母爱的天性、作家的良知、社会活动家的敏锐和拓荒者的勇气，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历时数年，跋涉百县，深入基层，走访农家，到学校座谈，发问卷调查，写书信答疑，进看守所探视，同1600多名教师和1900多个留守孩子倾心交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梳理问题，指出危害，分析原因，找出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艰辛努力，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自费的“业余”行为，着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更让我赞佩的是作者关于作家社会责任的精论，她说：“作家首先应该是不畏艰险的社会活动家，应该以关心社会命运为己任，应该是唤醒社会良知的号角，应该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旗手。作家着笔泼墨，就应该如同天石坠深潭，掀起一池水，高扬其清，直击其污，让灵魂受到真善美的洗礼，让心路远离假丑恶的羁绊。为此，同样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和魄力。”

《世纪之痛》作为报告文学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民生，选题重大。文学的题材广阔无比，凡是人类思维所及之处都可以提炼文学的题材。但是各类题材确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缓急之隔。越是重大而紧迫的题材，越是关系更多人切身利益的主题，越能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因而也就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世纪之痛》所以能迅速引起各方关注，并被中国作家协会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同时列为200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原因正在于此。

二是饱含真情，熔铸大爱。文学应该是大众的精神大餐，文学应该把人民作为母亲。没有大众，文学就会失宠、失业；离开人民，文学就会失去营养源泉。因此，文学对人民大众必须满怀真挚感情，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哀其所哀，痛其所痛，善其所善，恶其所恶，美其所美。《世纪之痛》所以能给读者以心灵震撼，正是因为它对广大的农民工和留守儿童倾注了感人肺腑的真情大爱。  三是观察敏锐，分析得当。报告文学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要善于去伪存真，避虚就实，梳理出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进行剖析，并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世纪之痛》的作者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所得第一手材料非常丰富。但是，作者并未有文必录、有事必陈，而是从家庭、学校、社会的不同空间透视留守孩子的困境，又从亲情、友情、性格、心理、教育、法治、舆论和政策等不同角度分析留守儿童问题的症结，然后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四是文风清新，引入入胜。语言的魅力在于其感染力、冲击力和穿透力，这也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取胜之道。那种平铺直叙、毫无艺术构思的语言，很难吸引读者眼球；那种晦涩难懂、故弄玄虚的语言，往往使读者不知所云；那种过度夸张、大而不当的语言难免让读者觉得是危言耸听；那种古板拘泥，如发文件式的语言，极易令读者有似曾相识、视觉疲劳的感觉。《世纪之痛》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它以生动鲜活而恰到好处的文学语言述说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题材，令人警醒，令人心动，激人关注，给人希望。掩卷而思，读者不能不为留守儿童的处境而忧心，不能不为问题查清了原因而释然，不能不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欣慰。

总之，鲜明的问题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敢的探索精神、博大的挚爱真情、深刻的理性思考、优美的文学语言，均为《世纪之痛》增色加分。

当然，《世纪之痛》在素材遴选、逻辑架构、修辞分寸等方面，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但是，一位青年作家完成时效性如此强的报告文学作品，驾驭如此重大的主题，而能达到如此境界，确是难能可贵；瑕不掩瑜，当不必苛求。何况我的观点亦属见仁见智。

《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是我关注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和心理伦理问题的第二部作品，但翻开细读，字里行间仍有不少拙劣之笔和粗疏之处。这不仅缘于我羞涩的九年学历，也缘于我目前还是报告文学写作领域里的一名新兵，完成这么重大的题材，颇感捉襟见肘。那么，激励我坚持下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生活在广大农村的留守孩子们令我无比心痛的生存困境。

最初的想法是写学生心理问题。

或许是母爱的天性使然，我一直很关注那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生活在各种困境中患有心理疾患的孩子。2003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报刊整顿的通知，我所在的县报于次年初春被撤消。利用等待工作调动的那段时间，我开始有计划地到省内外康复医院走访，接触到不少有心理疾患的中小学生病案。也就在我开始社会调查不久，发生了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公安部发布A级逮捕令在全国范围内缉拿凶犯。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成为了各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撰写的第一篇反映学生心理问题的调研文章《有一种爱，不能重来》先后被《岳阳晚报》和《华容教育》以较大版面刊出，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随着调查的深入，接触的案例越来越多，动心动肺的感受越来越多，头脑里贮存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孩子出现思想品德或心理伦理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该如何解决？

记得那时候，我经常跑康复医院、脑院、精神病院、少管所、看守所，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许多案例都有一个共性：孩子的父母是离乡务工的农民，与孩子长期分离。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把学生心理问题的调查延伸到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态上。

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将所有可以利用的工余、节假日时间都投入到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采写上。坦率地说，那时候，我的确没有想到调查的路会如此艰难，以至于今天走出去的路，明天还能够安全地走回来，都是问题。最初的我，像一个没有准备任何干粮与行囊，没有一张明确的路线图，仅凭着热情和冲动，就朝一个模糊的目标出发的行者。

在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路克服遇到的经费紧缺、交通不便、方言障碍等种种困难，先后到了五省十多个县走访调查，尝遍了路途的酸甜苦辣。好几次，面临经费、时间、水平、能力等种种问题，我动摇过，想到过放弃。但每在这时，那些留守孩子的脸——顽皮的、嬉笑的，更多的是木讷的、流着泪水的脸，就会在我脑海里闪现。他们那么幼小，那么需要关爱，那么需要他人的帮助。还有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帮助，再苦、再累、再难，我也只能坚持。

现在，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总算完稿了。自知它称不上是文学佳作，但它真实记录了我的一段有意义的行走经历，是我内心情感的真实反映，是我为这个社会喊出的一声“痛！”作家，本应是一个为社会喊痛的人。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所有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帮助的人们，虽然我无法一一列举你们的名字。本书在采写过程中，参考了湖南省、安徽省省妇联、团委的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代表所有的农村留守儿童感谢你们！

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放低自己的姿态，眼光向下，深入社会，特别重视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注重描写百姓关心、关注的热点、焦点、疑点，难点问题，从中汲取创作素材和主题，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是真正活着的文学，这是真正有力量的文学，这是真正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学

——李朝全

来自基层的作家阮梅独辟蹊径，将视角对准农村留守孩子的成长问题，这不但是近年报告文学中的崭新内容和崭新题材，更是来自农村、具前瞻性的重大社会问题。难能可贵的是，阮梅不仅仅对农村留守孩子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客观生动的描写，而且对此问题的社会现实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了颇具见地的思考与阐释，显示了报告文学作家捕捉社会生活应有的敏锐和勇气，更显示了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杨晓升

能够独自一人跋涉千里实地采访农村留守家庭，并且全部采访都是在工作之余自费进行。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最重要的品质良心。只有拥有良心，才能发出真实的声音，而真实恰恰是报告文学的第一生命。她的努力使得《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调查》获得了生命。

——徐晓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