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动荡的变革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终结。在内忧外患,社会纷乱的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都极具个性。幕僚群体纵横捭阖,大显身手。本书作者伍立杨先生以新近发表的亲历者的回忆录以及一些第一手史料为依据,以独到的视角叙写并专题剖析了近代中国幕僚作业及前因后果。这些高参幕僚分别来自官僚阶层,如:赵秉钧;清末幕僚张一麟;科举考失败:徐树铮:学者名流:康有为、梁启超、陈布雷;学生:杨度;外籍人:古诺德;以及三教九流,江湖名士,商人等。他们见多识广,为谋求政治发展而出谋划策。作者通过众多幕僚个人生涯的叙写,揭示旧军队军阀荒淫,幕僚无为,老派幕僚易迷信和儿戏战事;戴季陶、阵布雷等曾追随蒋介石,主佐文幕,煊赫一时的风云任务人物而晚年孤独悲凉的结局。本书叙述和论说人物时,不拘常格。人物鲜活,故事精彩。文中从旧时文本、人事、典籍出发的史料运用,不是简单的堆砌和罗列,有见解独到,思路开阔的剖析。显现出伍立杨先生深厚的文学修养。
本书依循大幕僚的概念,首次将民国军政幕僚整体轮廓进行勾画,实描淡写,论述周匝,得出隽永清晰的印象。凡秘书、谋士、纵横家、谋臣、处士、幕宾、参谋、高参、幕僚、智囊、军师……均在搜索之列,而于叙说之中,则又紧扣谋略一端,回到狭义幕僚的轨道。
全书思路开阔,视角独到,行文波澜迭起,结裹不拘常格。论说由点及面,叙事深入,重点突出,旁及背景,点线面结合,渲染得宜,立体感强,味道深郁。即由单线的个人生涯描述,进为幕僚群体的面貌和质性勾勒。对名头响亮的幕僚仍能挖掘新材料、辅以新视角、描出新境界。论述饶汉祥则显示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描述蒋纬国则追溯辛弃疾,大开大合,别出慧眼,种种意料之外,无不回环于情理之中。
作者长期浸润民国史,大处整体把握,细处细于毫发。尤为珍贵的是,本书以民国人物的第一手材料、回忆录作为勾画的依据,运用了最新的首次于最近半年前面世的亲历者回忆录。可读、耐读、好读。
中山先生早年的幕僚实践和思想框架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恳挚醇美的气息,他总是推心置腹地披沥以道。只要他一下笔,就能提炼出高人一筹、振聋发聩的思想见地。
他最早走向社会,欲以文章、策论影响当局大吏,从这个渠道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良愿,就是以国族参谋、国事幕僚的心态出山的。
他28岁时写的《上李鸿章书》(全集第一卷8页起),结尾也还有援用当时体制内套语,对李大人加以恭维。如“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云云。1894年夏,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李氏还不予接见。
《上李鸿章书》一文底子本来就好,复经大文学家王韬修饰润色,虽系经世文字,却也彬彬可诵。他论证国家富强之道,明说关节不尽在坚船利炮、壁垒森严,而在于内在的四大端:即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是根本,其余是标末。探寻欧美富强之本,即是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鸿章辈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
明朗通透的分析击中专制社会的命门。
他并孜孜矻矻,希其惊醒,导其改变。
但李鸿章辈的知识头脑仅止于此。所以最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咽塞难通。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山先生不是这样,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总提,也有细讲,包括急兴农学、讲究树艺等,但他强调政治制度乃为根本。其他要在这个根本上依托进行,方有成绩。
中山先生论证在民治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政经体制之下,人,这个创造的主体,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西方制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虚此生,良性制度使其才智蕴藏,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而在专制之下,野有遗贤,朝多倖进,人的本性被戕害成为基因,遗患无穷……
他25岁时写的《农功》一文,也因阐明精彩阐述,被郑观应修改采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此文也是有关中国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论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测量仪,道出迷乱陆离现实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绝不是狭义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幕僚,但我们仍可视之为一种参谋和智囊——他们可以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他这篇29岁时所写的长文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与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
他认为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但是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来附和僵死的字眼,因此就算是英国短时间到中国任职的官员也会随行就市,变成官僚贪污阶层的成员。他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四种巨大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
黄河的管理人就是河道总督,他下面有一群属员,他们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来买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渗透在海关的贿赂能够使一切贸易——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跟水患和饥荒一样,疫病也是人为造成的。中国气候总的来说还不错,清帝国的一些城市人烟稠密,污秽到了极点,饮用水肮脏到了难以形容,未来的资本家肯定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投资,因为财产和生命同样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贪污使得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它直接促使了盗匪的产生。
根深蒂固的贪污遍及于全国,如果不在行政体系中造成根本的改变,那么,即使局部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诚实的官员无法生存,他也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的上级对他的索取。
中山先生论证这恶性循环的套中套,说明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无济于事,而必须自根本下手,他还证明了中国官场的所有提升的途径都已全盘糜烂。譬如,科举出身、行伍出身、捐班出身、保荐贤才出身,所有这些都要行贿,就算是最出色的应试生员亦然,如不行贿,那就连很卑贱的职位也轮不上,只好当一个白丁赋闲在家。
派到外省的官吏,一到省里就必然向督抚及其随员行贿,少数的官缺自然就给出价最高的行贿,另外升官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但他到北京需要先去登记,就算是李鸿章进京朝见时也不得不付出巨额的门包和贿赂,贪污恶习是如此冷酷的公开。
文章控制着一个论述的总的关节,适时举出恰切而触目惊心的例证,譬如军官的升迁也充满官职和肥缺的买卖关系。另外,中国军队的将军要提升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只存在于花名册上,新来谋事的人愿意照黑市价格付款,无数笔买卖就成功了。
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寡廉鲜耻的对于权力和地位的买卖在那时的中国是普遍的。政府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
还有,中山先生论证了排外的是官吏而非群众,是清政府而不是乡下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会在一切变乱之后把责任归咎于人民。民间的事业一旦露出有利可图的苗头,清政府就会派人来接管;外国输入的工程,从外国买进的机器,完全处于无知官员的挥霍浪费之下。如果外国人希望将机器文明输入中国,以为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并将它们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
中山先生的分析证明,对中国的专制者,无法保有丝毫良性的预期。他用妙喻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制度进不来,就是一般物质文明,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他进而断言,中国人民正渴求迎接一个全新的变革。大多数诚实的民众,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对于外国政府,先生也谆谆告诫他们,民主中国才是一种正道的力量。如果列强保持善意的中立,而不是纵容恶人,就可使目前的制度让位于清明的制度了。那些可怕的种种悲剧,也迎刃而解地消融了。
中山先生实为伟大的观察家、预言家。洞察当时事物本质并预见到数十年后事,具有细节和大局的精确判断。文章渗透表述与批判的突破,诊断出一个时代的普遍体温和集体病症,具有照彻周边的宏阔视野,这样的洞察力是罕见的。下笔千言,而笔力不稍衰;一是文章逻辑严密,绵密,长而不冗,长而饱满,一是观察高屋建瓴,常有出人意表之处,像多管火箭,或多镞箭头,打击来如猛雨,雄强的拆台效果。那时候他三十岁不到,批判的深度有力如是,文章肺活量充沛如是。
此篇长文对中国数千年来累积发酵的弊端做总的盘点、总的清算,他人批判因历史背景和参照系数的老化,所带来的肤浅及隔靴搔痒,在此一扫而空。
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刻性与系统性互为依托。
即以此1897年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而言,他在青年时代即对中国弊端有透彻认识,具有鞭辟入里的深刻。 只要是帝王专制,不论在何空间时间,也无论对谁,东方或西方,它都带来黑暗,人性都会变坏。专制开掘人性的腐恶,造成大面积溃疡。
该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现象,那些短期到中国的英国人,对中国实情一无所知,地方小吏对之可以掩饰;至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呢,竟与中国贪污官吏集团同流合污,久处鲍鱼之肆,腐臭顿成妙味,其贪财好货,甚至超过中国人。
中山先生指出,中国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前三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对于国势不振,它们是次要原因;中国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系统的贪污。它也正是产生前三种灾难的原因(全集,一卷,87~89页)。
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原因,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成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懒惰和无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判断比胡适之辈不知高明多少万倍。
胡适挖掘中国落后卑屈的病因,谓之五鬼乱中华,即所谓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唯有发达教育,方能将其消灭。当时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即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
五鬼是结果,还有更多不胜枚举的结果,不是原因,原因中山先生恰切地指出只有一个,那就是专制政治,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所以,中国积弱不振,跟读经啦,白话文啦,文言文啦没有半点关系。
若知识分子不起来践行,则历史的变动往往在社会矛盾激化之际,为屠狗杀鸡辈所乘。为流氓皇帝所绑架,然后知识分子又是抗议、被整、再抗议、再被杀,于是只有哀叹,不敢外露的痛愤。如此循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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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曾经打算编一套“鹅毛扇摇动江山的人”文丛,叙述历史上那些曾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幕僚,并也曾和几位学者、作家谈过此事,其中就包括伍立杨先生。我因瞎忙,兼之一时未找到理想的出版社,这事就耽搁下来。但曾几何时,立杨已写出厚厚一本书《烽火智囊——民国幕僚传奇》,真让我佩服。先睹为快,阅后,大开眼界。这是立杨继《铁血黄花》《读史的侧翼》等名著后,奉献给读书界的又一本佳作。可喜可贺。
刘备、关羽、张飞是人也是神。考察他们由人变为神的异化过程,探讨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很有必要的。关羽不仅在与刘、张的异化过程中有其特殊性,而且后来成了众神之神。
刘备由人变神的原因之一,是国人精神深处的英雄崇拜传统。刘备成神的象征是雄踞庙中,血食一方,在香火缭绕中接受世人的磕头作揖。但这一过程的完型,经历了六百余年。
有资料说,从北宋到南宋,关羽先后被封显烈王、忠直公、义勇王、英济王等。至明代,关羽作为神,达到辉煌的顶点。
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开始打出的旗号,是为崇祯皇帝复仇,此后他们一直声称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得天下。因此,“清承明制”,连祀奉关羽也被全盘继承。但是清朝毕竟是外族入主中原,让祀奉曾经坚决抗击过他们先辈(金)的岳庙滔滔天下皆是,显然对大清王朝的统治不利,而进一步抬高忠孝节义俱全的关羽的地位,盖过岳飞,就势所必然。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不断提倡,关羽成了武圣人,与文圣孔子平分秋色,这是关羽生前做梦也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当中就透着幕僚的精密策划,作为政治、军事的考量,成为一种指导性的策略,影响时代的方方面面。幕僚的作用,作为一种历史的杠杆,实在不可小觑!同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袁绍不用田丰之计,反而将其杀害。罗贯中作诗悼曰:“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近代以还,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说,北洋以来,内忧外患,政出多门,此正纵横捭阖人物用事之秋,倘得妙笔写之,必有许多好看情景。
本书作者伍立杨引述光复会的大诗家来裕恂先生叙写当时情状的诗作:
“纵横挟策太纷纷,北走南驰几度闻。才本雕龙兼炙,手能覆雨复翻云。汉兴鼎欲成三足,楚间金常费万斤。颠倒是非淆黑白,要从口舌立功勋。”(《匏园诗集》卷三十《政客》)
确实如作者所言,活画出当时社会上各种智囊门客的姿态,其汹汹奔走、无所不用其极的嘴脸如在目前。北洋以降,是历史上罕有的幕僚登台搬演活剧的时期,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他们之中确有不世出的真英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有的智囊军师、参谋幕僚,驾驭主宰事物的本能仿佛夺路而出,亦欲借强梁之手,遂一己之欲望,但却为历史潮流所挟裹,载沉载浮,身不由己,事到临头,幻梦醒来,场景凄凉。民初世道变迁的场景,加深了强梁争强好胜天性的发挥。其间的事功及其过程,以条贯别致的角度叙述出来,对今天的人生亦有无尽的启发,我们叹惋、感慨、惊异、拍案之余,不禁嘉许“必有许多好看情景”这个判断。
历史上的幕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何可胜数。但能在帝王、重臣、权要身边,能将鹅毛扇摇动江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如对这群人以良、劣分类,无非是国师良臣,如先秦时的晏子、苏秦、张仪,汉代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鲁肃,唐朝的魏徵,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杨升庵、刘基等等;再就是某伟人经常说的“狗屎堆”,即狗头军师,如古之赵高、秦桧,当代之张春桥之流。前者或助开国者夺得江山,或治理天下,使社会稳定,人心大顺,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因而推动了历史前进。他们不愧是历史星空里的启明星;后者或助纣为虐,祸国殃民,或教唆帝王、权贵贪贿、施暴,残民以逞,他们是遗臭万年的扫帚星,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罪人。这些正反两面摇鹅毛扇者的足迹,都给我们强烈的历史震撼力,但中国近代、现代的人物,毕竟离我们甚近,因此,这种震撼力,肯定是“古虽有之,于今为烈”,这就是立杨这本书更值得读者重视的价值所在:吸取正、反面的历史经验,引以为戒,警钟常鸣。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希望领导干部及其秘书班子,机关的研究人员,更应当读一读这本书。领导者要虚怀若谷,采纳幕僚的良策,勤政为民;也要善于识别其中的奸佞、宵小,以免他们出馊主意、坏点子,以权谋私,危害国家、社会,从而把自己拖进深渊。一部幕僚史,千年鸿图录,壮哉!但是,一部幕僚史,也有千年耻辱柱,哀哉!为政者千万别掉以轻心。
历史总是日日翻过,页页翻过。但是留下英名?还是污名?全在于自己。岂不闻“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也有情乎?细读本书,您就会了然于心,历历分明也。
2008年11月21日 西什库老牛堂
近代领军而出身幕僚者多不可数。
据统计,曾国藩前后幕僚加起来,声名显要的就有400多人。大概除了纯粹的武将如鲍超等人以外,其余从其身边起家的军政大员,没有不是幕僚出身的。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郭嵩焘、罗泽南、沈葆桢、刘蓉、薛福成、吴汝纶、胡林翼……侧重面不同,有的一生为幕僚,有的很快出为方面大员,甚至疆臣。
曾国藩集团的得逞,在技术方面幕僚因素居大半,其高层大多南幕僚出身者组成,赵烈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始终居幕僚地位,出谋划策;更多的人,像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起初都是曾国藩的幕僚,奋其智鼓其力,中途走向方面指挥,再走向疆臣大吏;像郭嵩焘则以幕僚走向第一代杰出外交官。曾国藩手下的将帅只有像鲍超和塔其布等人,是纯粹武官出身,其他的人无论是专职幕,还是外放任方面指挥官的人,多为知识分子。如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李鸿章……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形,例如王珍,他早期是罗泽南的助手,一旦进人湘军系列,由纯知识分子转为指挥官的过程相当迅速,后来他写《阵法新编》等书,在战术方面就有相当具体的贡献。
曾国藩本人在翰林院时期也可说是广义的幕僚。
其集团上层更多的人是由幕僚走向统领、提督、总兵。
曾国藩幕僚集团,拨动了清王朝时钟即将停摆的指针。
曾国藩何以拥有如此之多的幕僚,盖诸事需其弥缝也。中围社会、民间积弊太深。曾公谓,见人至京办事,宜多磕头,少说话。又戏言,今人欲得志,须读三部书,即搂抠经,米汤大全,熏膨大典(《汪康年笔记》49页,上海书店版),此是悲悼时局之言,世务须人事牵合,故幕僚大有用武之地。
其幕僚集团一系列排下来,有人力、有智慧、有操守,关键角色数百人,对时代有着绝大的影响,他们自有一套政策逻辑和决策程序,他们懂得各式各样的行业,广纳人才成为精英团队,长线的布设,短线的筹划,以及学术思想,经邦济世。对于时局的钮控,就是他们奠定的基础。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政策的拟订与运作往往依靠幕僚长。美国政体总统的幕僚长,文的要靠同务卿,武的要靠参谋总长。
当时势造英雄的风云际会时代,不安分的文人,往往扮演大小幕僚的角色,而且大半不择手段,以谋个人的发展,范文程投效努尔哈赤,参加后金政权,为参与帷幄之主要谋士,教导大清开国,凡伐明的策略、争取汉官归降、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他都参与决策,颠覆他所属的明朝。
但又有不一样的,太平天国的钱江,一度最重要的幕僚,现在的研究资料却很少,乃因其当洪杨攻占武汉时,他觉察其人不足有为,仿范增对项羽失望而逸去,所以给后来研究者造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印象。
与之相对称另一极端者,没有杰出幕僚终吃大亏。太平天国,没有第一流的幕僚。读书人望望然而去。天王教义非驴非马,正人君子避之唯恐不及。
民初知识分子,经过辛亥的冷却之后,一部分不愿意待在学院的象牙塔里专攻学术,而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他自己的想法。于是不少人选择了幕僚的角色。纯官僚机构尚显约束,纯学院又过于虚静,学与术的嫁接为其梦寐以求,著书立说以期有用的色彩甚为分明。其策论式的文章对上,抒志的文章对下,对上以求一逞,对下买通群氓反响。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某种生活方式日趋衰落,意识形态面临严重挑战。
一部分如刘师培等但求闻达于诸侯,动大于静,渐渐不能安静,不能控制。 一部分如王士珍,虽岁月流动,静大于动,渐渐趋于沉寂,对主官的决策过程、动机了如指掌。
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甫入社会,也上书、递策论,刚开始所扮演的,自忖能做到的,也是幕僚这个角色。
但超人型主官对幕僚班子也形成遮蔽,若曾国藩、麦克阿瑟、孙中山等,皆然。孙中山先生对戴季陶、胡汉民、汗兆铭等人的提携,基本的修养,使之刮垢打磨,增其亮光。
北洋系的幕僚,其思想基础,在时代的巨轮下,地域色彩浓厚,显出过时的专制主义的历史残余,重塑社会的努力和极强的个人诉求紧扣一起,造成人生奋斗的巨大盲点。
天下哪有纯而又纯的幕僚?就以坊间辗转传写的蒋介石的幕僚集团来说,所谓六大幕僚之类书籍,如张群、杨永泰、朱家骅等,都曾经外放,或负方面之责,不是贴身意义的幕僚。至于在侍从室的如陈布雷等,虽今之论师以军机大臣来形容他,实则他的不少时间、他的职责,较多为处理事务,只是文章文字幕僚,于战略态势,并无专责。
袁世凯,他是权谋型人物,一切公理、德操、舆论,如与意志有冲突,则般般都要让路。真是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他的参谋班子也是这一流人物,只是型号小些,到底层,就纯为鼠窃狗盗之辈,不像个当政的样子。在专制肆虐的地方,政治肿瘤,导致问题多多,漏洞处处。若非智囊智慧的匮乏,就是存心与民为敌,问题看似两造,原因只有一个。
民国的参谋,多到像文豪的妙语,不择地而出。在那历史转型的特殊时期,蔚成大观。形态和类型也令人眼花缭乱,自由派文人如林语堂、曹聚仁、张恨水等,这是外围的、广义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群如战国策派议论惊悚,耸动视听;机会型的人物若杨度、杨永泰、刘师培、罗隆基等,则把一切机会开掘到极点;纯军事幕僚则有罗友伦、蒋纬国、盛文、舒适存、赵家骧等;把旧道德演绎到完美境界者则有陈布雷先生等人;过渡时期的幕僚则有伍崇仁、樊崧甫之属;学生型幕僚,那种打蘸水式的,蜻蜓点水般闹着玩的则有康白情等人;地方军头的幕僚则有沈默士、巴人等;纯粹文人带有表演性质、行为艺术一般的参谋类型则以饶汉祥最为显眼……
民国后期幕僚文化,乃属一种一以贯之的使命感,持久的战略文化。
其优秀者,努力从历史的负疚感中挣脱出来,认同普世价值,自由的生活方式,并为造成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奉献智慧与生命。他们对肆虐的专制狂澜保有最大的警惕,他们作为参谋作业的手段,显示出他们明晰的防御心态和戒备心理,就是要为盲动的浪潮制动、刹车。最后,却因种种偶然性因素的充量汇聚,历史灾难性的危机切断了他们行进的步伐。
民国幕僚的知识构成,曹聚仁《采访外记·战地八年》中感叹,程潜的旧诗甚佳,王铁汉能谈人生哲学,极有条理。一位宪兵团的李团长,竟然把冯友兰的书都吞下去了,虽不十分消化,但他口若悬河的舌辩很吓人,某师长和曹聚仁谈了整晚上的辩证法,他擅长黑格尔和康德。至于本来是燕京、清华大学出身者,如居浩然、孙立人将军等,那更不必说了。
曹聚仁说,抗战中期,不少军事将领譬如王耀武、丁治磐、李良荣等人,都在那儿读英文,看《资治通鉴》,他们比后方的政治圈中的人物高明得多。所以曹聚仁更断言,记者的构成知识不浅,但要到军人面前去称雄,实在还不如藏拙为好。1938年初春,曹聚仁在黄山下,遇到了冷欣的参谋,他其貌不扬,像个土老儿,右眼角有点斜吊,他时常在走廊上散步,后来在戴戟的宴席上认识了,才知道这个土老儿,精通俄、德、法、英、日五国文字,而且政治经济、文史博物,无所不窥。他们整日整夜谈了一个星期,曹聚仁说:“要是我不懂谦虚之道,怕不被他笑死。”
至于上官云相,他是北洋的出身,是不是大老粗呢?看起来像,实际又绝不是。他其实是粗中有细,他到过德意各国,他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集权政治的批评,以及现代军事观点的分析,非常精到,可说是第一流军事家。
主官和幕僚的关系,有时有颟顸的主官,一意孤行,而有明敏尽责的幕僚;有时又有颇具卓识的主官,身边却围绕小鼻子小眼的幕僚。前一种是幕僚的悲剧,后一种是主官的悲剧。幕僚跟主官的关系,有时也像婚娴,俊汉身伴拙妻,佳妇偏嫁莽汉。殊欠圆满。
民国后期幕僚的职能,较之北洋时期,那种摇鹅毛扇的军师形象,业已大为改进,甚至完全变异。正如美军参联会一样,不仅容纳各军种参谋长,研拟制订战略计划并统一全军的战略行动,且负具体指挥之责,蒋纬国经常强调的“指参”二字,即是指挥参谋一体化的减缩,至此,幕僚已居于核心地位,整合作战、计划与政策、人力与人事、指挥与通信及后勤等业务部门,协调三军各自的特长,以及彼此的思想和行动,从而实现有效的统一指挥。
北洋以来,内忧外患,政出多门,此正纵横捭阖人物用事之秋,得立杨妙笔写之,必有许多好看情景。
——王学泰
伍立杨著书,一如老吏决狱,索隐探赜,洞烛幽微;又如名厨主理,将才华、史识、文笔烩于鼎鼐,成其绝佳滋味。
——王开林
立杨写出厚厚一本书《烽火智囊——民国幕僚传奇》,我先睹为快,阅后,大开眼界,这是立杨继《铁血黄花》《读史的侧翼》等名著后,奉献给读书界的又一本佳作,可喜可贺。
——王未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