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他的名字是和《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除了断断续续的几年教书外，几乎就是读书、写文和作画的一生。他对绘画、音乐、文学、书法、金石、工艺等均有研究，而且卓然成家，自成一派，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以画家、散文家、书法家、文艺评论家、艺术教育家和翻译家闻名于世，当时很多的名流大家，如郁达夫、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都曾对他有过极高的评价和赞誉。他为人淳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远离“主义”扰攘，轻视政治纷争。他不满虚伪、倾轧、贪婪、凡庸的成人社会，仰慕率真、热情、好奇、纯洁的儿童世界，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享受着恬淡、闲适、超脱和自由的乐趣。他被世人称为“20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丰子恺（1898.11.9－1975.9.15）原名丰润，又名丰仁，浙江桐乡石门镇人，名仁，又名婴行。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和音乐教育家、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丰子恺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丰子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解放后，曾任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十年动乱期间，遭受迫害，积郁成病，于一九七五年不治而逝，终年七十八岁。

绪论 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一、求学之路

 二、漫画鼻祖

 三、散文大家

 四、闲云野鹤

 五、“洗心革面”

 六、凄凉晚景

第一章 人杰地灵

 一、石门湾

 二、举人老爷

 三、童真稚趣

 四、小画家

 五、文心天成

 六、在小学堂

第二章 求学之路

 一、杭州投考

 二、学校生活

 三、感伤与乡愁

 四、春光沐浴

 五、恩师李叔同

 六、倾心艺术

 七、创办学校

 八、游学东京

 九、彷徨与抉择

第三章 翰墨情怀

 一、执教春晖

 二、创办立达学园

 三、开明书店编辑

 四、艺苑耕勤

 五、缘缘堂主人

 六、子恺漫画

 七、缘缘堂随笔

第四章 国破家亡

 一、追随马一浮

 二、还我缘缘堂

 三、艺术的逃难

 四、客居重庆

 五、南国萍踪

 六、佛性悲怀

第五章 躬逢盛世

 一、进入新社会

 二、“洗心革面”

 三、扭曲与升华

 四、丹心斥妄

第六章 人间晚晴

 一、“牛鬼蛇神”

 二、本我回归

 三、潇洒风神永忆渠

丰子恺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一、石门湾

丰子恺的故乡桐乡市，是中国浙江省北部的一座县级市，隶属于嘉兴市．毗邻江苏省。桐乡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居上海、杭州、苏州三角之中，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气候四季分明，农业非常发达．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桐乡历史悠久，境内数十处古文化遗址，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在石门镇发现的属马家浜文化早期类型的罗家角遗址．距今大约有七千年的历史。从出土的石器、陶器、木器、骨器和稻谷、建筑木构件以及动物遗骸中，可以窥见当时已种植水稻，饲养家畜。营建木构房屋，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春秋时期，桐乡市境域为吴越交壤征战之地。在崇福镇，有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浙北现存唯一的崇德孔庙。孔庙碑文由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撰写，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书写。孔庙饱经历史沧桑，几经废兴，但目前仍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建筑、石雕、碑刻、牌坊，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这里还有保存完好的千年古镇乌镇，有江南名刹福严禅寺。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也哺育出了反清名士吕留良、新佛教运动领袖太虚、文学巨匠茅盾、新闻界著名人士金仲华、篆刻书法家钱君匀。以及著名摄影家徐肖冰等等一大批名人贤士。丰子恺就是诞生在这个文化之邦——桐乡市石门镇的一位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

石门镇，位于桐乡市中部，京杭大运河斜贯全境，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江南小镇。京杭大运河经江苏流入浙江北部平原，从嘉兴流经这里时由原来的西南流向向南拐了一个大弯。然后再向杭州流去，石门镇就在大运河这个拐弯之处，因此当地人又常常叫它石门湾，或“湾里”。据史书记载，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这里曾是吴越两国的分疆之地，现在运河西岸上尚残存的那段垒石弄，就是当时吴越两国的国界，其东、北二隅属吴国，西、南二隅属越国，越国曾在此处垒石为门。作为和吴国边疆交往的门户，石门湾便由此得名。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代谢，当年的石门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只在残存的垒石弄遗迹上立着的一块“古吴越疆界碑”。上面刻着：“垒石衡者，古吴越之疆界也。春秋吴越争战，兵锋迭起，垒石为门以为限，石门之名传焉。”向后人昭示着当年的历史。丰子恺的父亲也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古曾为吴越战场，迄今蔓草荒烟。尽是英雄埋骨地；近复遭咸同发逆，记否昔年次日，正当兵火破家时。”石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不存在了。但石门和它记载着的历史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人们的记忆里。

石门湾原属浙江省崇德县管辖。明朝宣德五年（1430年），崇德县一分为二，析崇德东境募化、千金、保宁、清风、永新、梧桐六乡置桐乡县，石门也以寺弄为界分属两县，东属桐乡县，西属崇德县。石门镇属崇德县管辖。清朝康熙皇帝登基后（1662年）．鉴于太宗皇太极曾用过“崇德”年号，为避讳便把崇德县改名为石门县，把石门镇改名为玉溪镇。民国时期，石门县恢复崇德县旧称，玉溪镇也改回石门镇旧名。1958年，崇德和桐乡两县又合二为一，总称为桐乡县，原崇德县更名为崇福镇，崇福镇和石门镇都属桐乡县管辖。1993年，桐乡撤县设市，隶属嘉兴市。

由于历史的变迁，石门的地名和行政区划在不断地变更，丰子恺幼年时期的石门镇已改名为玉溪镇，但不论地理区划的名称如何变更，当地的人们还是习惯性地叫它石门湾，或是石门镇。

石门湾虽不是繁华的名都大邑，过去也没有公路，但得益于大运河的润泽，交通发达，物产丰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子恺在《辞缘缘堂》一文中是这样描写石门湾的：“运河两旁，支流繁多，港汊错综。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廿里一县。’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绝不是夸张的。我们的石门湾就是位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所以水路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异常便利。我们不需要用脚走路。下乡，出市，送客，归宁，求神，拜佛，即使三五里的距离．也乐得坐船。”“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果不绝，风味各殊。尝到一物的滋味，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往年我在上海功德林，冬天吃新蚕豆，一时故乡清明赛会、扫墓、踏青、种树之景，以及绸衫、小帽、酒旗、戏鼓之状，憬然在目，恍如身入其境。”丰子恺就生长在这个得天独厚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水乡。P2-4

我写的是一部丰子恺评传，记录了丰子恺77年的人生历程，也写出了我阅读和研究丰子恺的心得和体会。写作本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深入学习和理解丰子恺的过程，我觉得在研究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思想情感完全融进了丰子恺的生命历程中，可以说，几乎跟随他走过了他生命的每一步。他乐，我也乐；他忧，我也忧；他哭，我也哭，我觉得我已经“了解”了丰子恺，我与他的心灵是相通的。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丰子恺的人生也走进了我的人生中，他的人生态度、情感爱好和人生追求，无不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感召。我也曾无数次地向往能有一处“缘缘堂”一样的去处，像丰子恺一样能拥有那朴静、悠闲、祥和的人生。然而这只是一种奢望而已。丰子恺的缘缘堂尚且被毁，何况我辈小子。人的心灵，不论是谁，总会有所寄托，但世相和人心的矛盾，常常使善良而困惑烦恼的人心受到伤害，世间的乐园其实是难以寻找到的，真正的超脱，还在自己的心中。我的这些感受相信和丰子恺是相通的。

当然，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丰子恺是何等杰出的人物，他是参透人生真意的无上智者，他以其超乎寻常的艺术贡献，卓尔不凡的艺术人生，彪炳于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史上。他的艺术，他的思想，他的人生，永远是后人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而且，更使人感动和钦佩的是，他所追求的艺术和人生理想，都是那么的纯朴，那么的坦诚，又那么的亲切；然而从他的纯朴坦诚和亲切中我们读出的却是他的洞悉人心的智慧、慈悲为怀的心灵和意味深长的艺术，他的人生一如他的艺术，看似平常的寥寥数笔，却蕴含着无穷的深意，有谁敢说完全了解了丰子恺？我相信我没有，我只能高山仰之，岂敢谬托知己！

丰子恺的传记在市面上已有多种，主要的几种，如丰一吟的《我的父亲丰子恺》和陈星的《丰子恺新传》等，我曾认真地阅读过，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在史实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广度上各有其独到之处，确实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参考价值，我在写作过程中也作过较多的参考。但我一直有一个很顽固的看法，我觉得记录细致、生动，而且极富情感和感染力的，仍是丰子恺自己写的有关他的文字，甚至可以说，正是丰子恺自己写的这些文字，为后来给他作传的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平资料。可遗憾的是，丰子恺几乎没有对其后半生写过多少自述性的文字，而后来的作传者似乎也就失去了依傍，没有办法详细描述他的后半生了，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几种丰子恺传记，有关丰子恺晚年的叙述，几乎都是短短的几页，而且所写的内容也非常平面化，有时甚至连事件的原委和过程也没有。但我不相信，一代文艺大家因为没有留下有关自己后半生的自述性文字，后人对他后半生的记录也就只能几笔带过，我以为根本的原因并不在这里，更多的原因恐怕还是我们传记作者仍然缺少对丰子恺全面的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或者还有其他种种的顾虑，因而未能对丰子恺晚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作详尽的记录。丰子恺一生享年七十有七，从1949年进入新社会到1975年被迫害致死，其间整整26年，这26年，在丰子恺的艺术生涯中不可谓不长；这26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中又是天翻地覆空前绝后的历史时期。在这26年，新中国诞生了，各种名目的批判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政治波谲云诡，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难以回首的坎坷命运，丰子恺也从一个几乎隐居的“陶渊明”，一下子被提升到身份显赫的高级官员，又一下子被打入“人间地狱”。他这后半生的26年所经历的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人生，完全应该写成一本厚重的大书。

然而让我们遗憾的是，丰子恺去世虽然仅仅30来年，可我们所能见到的已经披露的有关丰子恺晚年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七卷本的《丰子恺文集》可谓皇皇巨著，但丰子恺写的那些《检查我的思想》之类的文章却一字未收；不少丰子恺传记中，对丰子恺在进入新社会后所作的诚惶诚恐的忏悔事实，也是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巴金的《随想录》，把自己赤裸裸的灵魂展示给大家，得到的是更广泛的理解、同情和爱戴。《郭小川全集》的出版，同样引起学界极大的反响，让我们在感叹全集不全的现实的郁闷中，终于欣喜地看到了真正的全集，也让我们真真切切看到了诗人真诚的革命意志、不断挣扎的灵魂和坎坷的命运。丰子恺的一生，无论在其现实的生存状态中。还是人生的理想追求中，包括他写的文字书画中，都有一颗赤诚的心灵展现在世人面前，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他的艺术、他的人格具有更加非凡的魅力和感召力。我相信，如果丰子恺能像巴金一样，在九死一生中逃过劫难，以他的敏感、细腻、深沉和擅写身边事的笔，一定会把他晚年经历的那些是是非非记录下来，他一定还像过去一样把自己坦诚地展示给大家。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他带着他的故事，带着他的愿望。一并而去了，他后来的故事，只能留给后来的人给他补写了。我们后来的人为他补写的故事，一定是真实的他，这才能让九泉之下的他含笑认可。

郭晓惠等人编的《检查书》一书的后记中说：，“这些文字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其珍贵之处，一是它们毫无遮掩的真实，二是它们角度的另类——它们冲破了为尊者讳的戒律，从另一角度记录了历史，应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确实，当年发生在丰子恺身上的那些改造、忏悔、认罪、表态、敷衍、批斗、迫害、挣扎等等事件，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一定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曾经触及当事人灵魂的事件和文字忽略不记，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丰子恺晚年的生命历程及其心灵碰撞的轨迹来。如果我们的研究者，比如把陈垣、罗隆基、冯友兰、巴金、曹禺等人的洗心革面的经历和忏悔文字等，出于种种考虑而回避不记录的话，那么，中国社会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与之相关的历史又如何反映，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又从何谈起？

其实，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自我检查，低头认罪，批判与被批判，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他们用手中曾经是谱写文学艺术乐章的如椽巨笔，写下了数不清的批人整人和自虐的文字。作家邵燕祥在他的《人生败笔》的开篇写道：“我说我写的检讨，字数远超过我写的文学作品，盈筐充笆，几乎‘等身’了。我说我的经历告诉我，号召自我批评已经沦为指供和诱供，因为有人是专司批评别人的，有人就只得专作自我批评，也就是整人与挨整之别了。整人与挨整，平时亦有之；一到运动来时，对错误和缺点的自我批评即检讨，升级为‘认罪’和‘谢罪’，而操批评权以至批判权者，自然相应升级为对‘犯罪者’的声讨。声讨者拿帽子找头；检讨者拿头找帽子。声讨与检讨，都是帽子越大越好。一反不如两反，两反不如三反。要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要么是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声讨者的帽子大，‘上纲’高，才过瘾，才显得革命立场坚定，水平高；检讨者的帽子大，‘上纲’高，才显得有认识，态度好，好过关。声讨别人的也难免要做检讨，常做检讨的有时也声讨别人，自动或被迫揭发别人。不言而喻，都要竞相‘上纲”’。

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收录的就是他在那段历史中写下的批人和自批的文字，读到这些文章，我们才能原原本本地感受当年的那段真实的历史。

丰子恺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并且还是处在风口浪尖的名人，对自己的“上纲”和对别人的“上纲”，应当说是无所逃避的必经的关口。丰子恺对自己的“上纲”，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比如我费了不少辛苦在报纸上发现的《检查我的思想》等文。但可以肯定这只是丰子恺写的这类文章的冰山一角，我相信丰子恺写的这类文章，即使没有像邵燕祥那样“等身”，但一定也是连篇累牍的。还有，丰子恺有没有写过对别人“上纲”的文字呢？这个问题。我在研究中曾想寻找到答案，但我发现的只有他对自己和别人对他“上纲”的文字，却没有发现他对别人的“恶毒攻击”。在汪家明写的《佛心与文心——丰子恺》一书中，曾提到丰子恺写过《严惩怙恶不悛的胡风反革命分子》一文，但我没找到原文。在丰子恺的书信中，他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写过一篇大字报，贴在画院，但我也没找到原文。总之，我相信丰子恺也写过批判别人的文章。因为正如他写自虐的忏悔书和交代材料一样，那也是身当其时的人们难以回避的一道关口。对于像丰子恺一样善良、纯朴、慈爱的人们来说，写自我悔过书是一种心灵的磨难，写对别人的批判和攻击，又何尝不在其心灵深处经受一种磨难呢？这类文字只有原样保留下来，我们后人才能真切地了解那段历史，才能了解那代人的真实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才能真实地感受丰子恺等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史和坎坷命运。

我在写作中竭力想逼真、生动地再现丰子恺辉煌的艺术人生，试图深入探究丰子恺晚年的心路历程，然而恐怕这也是一种奢望而已，笔者的才疏学浅当然是主要的原因，但资料的短缺也常常让我徒唤奈何。虽然我较多地关注和研究丰子恺晚年的心路历程，我也用了较多的笔墨，甚至还不避罗列之嫌，摘引了不少稀见的材料，想在本书中逼真地写出那段真实的历史和丰子恺真实的生存状况，然而我的这些努力恐怕还只是一个开始，以后随着丰子恺研究的深入，我写的这本书一定少不了修订或者重写。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序言中曾说“历史”有两个意义，一是指客观的历史，二是指写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当然只有一种，而写的历史却有多种。同理，真实的丰子恺在历史上只有他一个，而丰子恺的传记已有很多种，写传记的人也无不声称写的是真实的丰子恺，那么，究竟哪本传记才是真实的丰子恺的记录？或许任何一本传记都未能写出历史上唯一真实存在的丰子恺，或许，他们在某些方面记录的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而已。我也是抱着真实反映丰子恺人生经历的愿望努力写作本书的，虽然我的写作没有任何一段的虚构，我的记录也是认真严格地忠守着“无一字无来历”的原则，但我的内心仍然非常的不安，甚至恐惧，我害怕我所认真书写的任何一段文字，给我非常敬仰的人造成任何的不实和不敬。因而，我在这里很理性也很坦白地说，我写的这本书。不可能完整复述丰子恺全部真实的历史，我所写的是我通过阅读和研究有关文献记录所了解到的丰子恺，我在记录丰子恺伟大的艺术人生的同时，也记录了我和丰子恺的心灵和情感交流中的一些感想和体会，如此而已。

当然，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非常虚心地参考了不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如丰一吟等人的论著，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很多地方没有一一指明罢了，说一句套话，我的成就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的，这话虽是套话，但用在我身上是真实的，所以在此我也诚恳地向他们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我希望我所写的这本书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诚恳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刘英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