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也许将是中国的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将真正地走向世界，“汉语散文”的写作也将返璞归真、由“反”而“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重新走出一条现代散文更为辉煌的大道来！

《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共选100位作家，130篇作品来代表这百年散文的状貌。现代和当代作家及作品，不再以建国前后分列，而只以作者出生的时序(不管作品发表的时间)，实行打通后的统排，以体现20世纪的“一体化”。入选作家有生平及著述简介；同时亦有思想、艺术之点评或总体风格之略说。

1.《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共选100位作家，130篇作品。以这样少的作家和这样少的作品来囊括、代表这百年散文的状貌，我深感困难和无奈——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里，谨向那些漏掉的作家、作品深表歉意！

2.现代和当代作家及作品，不再以建国前后分列，而只以作者出生的时序(不管作品发表的时间)，实行打通后的统排，以体现20世纪的“一体化”。

3.除鲁迅选得稍多外，其他作家按3篇、2篇、1篇(多数)等几种情况分别对待。这并不是一种“级别”的划分，而只是本书的一种编排。

4.男女作家，平等对待，但女作家性别须加以注明：大陆或台港澳、海外作家，亦平等对待，后者如入选一般不在目录中特意注明，以利于祖国统一。

5.入选作家有生平及著述简介；同时亦有思想、艺术之点评或总体风格之略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法无所定，避免“模式化”；且仅为“一家言”，以为阅读时的“拐棍”也，身强体健者则无须拄耳！

蔡元培

 洪水与猛兽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鲁迅

 散文诗五篇

 ·古城

 ·秋夜

 ·雪

 ·墓碣文

 ·题辞

 藤野先生

 记念刘和珍君

 《呐喊》自序

 杂文三则

 ·现在的屠杀者

 ·“友邦惊诧”论

 ·现代史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苍蝇

 乌篷船

夏丐尊

 白马湖之冬

李大钊

 “今”

胡适

 差不多先生传

 追悼志摩

刘半农

 作揖主义

郭沫若

 小品六章

 访沈园

许地山

 落花生

陈衡哲

 再游北戴河

叶圣陶

 藕与莼菜

林语堂

 秋天的况味

 悼鲁迅

矛盾

 雷雨前

 白杨礼赞

郁达夫

 故都的秋

 一个人在途上

徐志摩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翡冷翠山居闲话

王统照

 秋林晚步

曹靖华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朱自清

 背影

 荷塘月色

 给亡妇

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口中剿匪记

郑振铎

 海燕

瞿秋白

 一种云

闻一多

 五四断想

老舍

 想北平

 落花生

冰心

 笑

 往事(一)

 谈生命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雪晚归船

夏衍

 野草

王了一

 骑马

梁实秋

 雅舍

 喝茶

沈从文

 桃源与沅州

钟敬文

 黄叶小谈

 碧云寺的秋色

聂绀弩

 我若为王

巴金

 鸟的天堂

 怀念肖珊

 十年一梦

丁玲

 风雨中忆萧红

臧克家

 野店

 炉火

梁遇春

 “春朝”一刻值千金

李广田

 桃园杂记

吴伯箫

 菜园小记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陈自尘

 忆鸭群(上)

吴组缃

 谈梦

陆蠡

 囚绿记

丽尼

 鹰之歌

柯灵

 梦中说梦

 上海与人海

张中行

 胡博士

艾青

 忆白石老人

钱锤书

 窗

萧乾

 往事三瞥

杨朔

 荔枝蜜

萧红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杨绛

 “小趋”记情

季羡林

 幽径悲剧

 清塘荷韵

何其芳

 独语

孙犁

 黄鹂

 报纸的故事

 亡人逸事

唐驶

 记郁达夫

徐迟

 黄山记

严文井

 书和“神”和人

刘白羽

 宇宙的声音

韦君宜

 饥饿之忆

郭风

 晴窗札记

秦牧

 社稷坛抒情

黄裳

 品茶

汪曾祺

 下大雨

 多年父子成兄弟

 五味

张爱玲

 爱

菡子

 黄山小记

牛汉

 绵绵土

王鼎钧

 脚印

宗璞

 紫藤萝瀑布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

李国文

 嘴巴的功能

张守仁

 角落

王蒙

 无为

 逍遥

 不设防

张洁

 拣麦穗

刘成章

 扛橡树

冯骥才

 遵从生命

雷达

 化石玄想录

三毛

 不死乌

谢大光

 鼎湖山听泉

孙荪

 生命赋

陶然

 海畔梦戈壁

周涛

 守望峡谷

 岁月的墙

余秋雨

 废墟

梁衡

 觅渡，觅渡，渡何处?

张承志

 生命如流

苏叶

 星空词

叶梦

 羞女山

张抗抗

 牡丹的拒绝

史铁生

 我与地坛

赵丽宏

 少女和骷髅的对话

毕淑敏

 性别按钮

贾平凹

 秦腔

 说话

王英琦

 写不出自传的人

唐敏

 女孩子的花

斯妤

 梦魇

韩小蕙

 欢喜佛境界

乔

 良

 高原，我的中国色

筱敏

 两位女性

朱鸿

 辋川尚静

陈染

 我是主人

迟子建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今”

李大钊(1889—1927)

河北乐亭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著名学者、教授，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有《李大钊文集》行世。

他比较知名的散文还有《五峰游记》《自然与人生》等。这里所选的《“今”》，虽系一篇说理性的文章，但深入浅出、充满哲理，洋溢出浓郁的时代气息，使人读后大有昨非今是、豁然开朗之感，最为著名。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它可以宝贵。

为什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什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它爱它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哪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它是“今”是“现在”，它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它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

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惟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飘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他们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势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惟一的蕲向，青年惟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预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P38-40

编《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是个较难的活儿——特别是现在已知有好几部的情况下。难在哪里？一是文难选：作家、作品太多，取舍、定夺需要有“选家”的个性、眼力，这自然不易；二是序难撰：序是选文或全书的“魂”，百年来散文的发展轨迹、内在规律、重大问题等等，都须涉及，而20世纪又恰逢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又向何处去？好些大的问题，一时似“一言难尽”！

这些问题说不清，要说清本来就很复杂的散文现象，岂不大难？

须知：中国散文的这个百年，决非中国历史上过去任何一个百年可比！它是不平常、不平静的一百年，是风雷激荡、革故鼎新的一百年，是沧桑巨变、天翻地覆的一百年！

而我们又刚刚跨进21世纪的门槛，对新近逝去的那段还带着热度的历史，想要立即做出准确而科学的评价，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我们来说，岂非又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但我已无可退却！好在《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已发表过我《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一文可资参阅；那上面写过的，这里就不再赘述。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新近有过一个反省：他借用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概括的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认为百年来中国的文化也恰好历经了一个“正一反一合”的行进过程。

我想把他提出的这个“正反一合”的发展规律，结合此间散文演进的情况，依自己的理解演绎如下：

1901—1917年的世纪初期，那时还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但此前康梁的“戊戌变法”已标志清王朝覆灭的开端。这一时期，人心思“变”，新思潮如春雷滚动，旧势力似大厦将倾。特别是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新文体”影响一时！这期间由于“传统文化”仍是主流，故是谓“正”。

1917—1927年，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又称“五四文学”，是现代散文的发轫期。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写法，劲健、含蓄、讽刺等不同流派的散文，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和展示。其中，鲁迅是文坛泰斗，在杂文、回忆散文(《朝花夕拾》)、散文诗(《野草》)等多方面都堪称大师，而周作人心无旁骛、钟情小品，在随笔写作上高人一筹：周氏二兄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是当时文界的最大亮点；其他如冰心、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诸家散文；郁达夫、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家散文；“语丝”派(如孙伏园、孙福熙等)及“现代评论”派(如徐志摩、陈西滢等)诸家散文等，诚可谓群星璀璨。

1927—1937年，是“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也称“左翼文学”，是现代散文的收获和转折期。1934年“小品年”的走红及稍后《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周作人编了“一集”、郁达夫编了“二集”)的问世，标志了它基础的奠定和成果的丰硕。鲁迅和“鲁迅风”杂文(如瞿秋白、唐弢、聂绀弩等)领袖文坛；林语堂等的幽默闲适小品热闹一时；“京派”诸家(何其芳、沈从文等)以及“开明”同人(丰子恺、叶圣陶、夏丐尊等)的散文也争奇斗妍，格调各异。但此间“左”的倾向也给文坛带来些不良影响。

1937—1949年，是现代文学的第三个时期，也称“抗战文学”或“延安文学”。这一时期，客观、向外的通讯、报告等叙事文体发展顺利，而主观、向内的抒情文体则受到了当时总体氛围的一些抑制，但此间上一时期就很活跃的茅盾、巴金、李广田等又有新作，陆蠡、丽尼和萧红、张爱玲等新秀也写出了一些很有新意的作品。  1949—1966年，史称“十七年文学”，历史翻开了“当代文学”新篇。建国伊始，运动频仍，但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后仍未能按照“八大”决议坚决地把经济建设摆到全党工作的中心，自1957年“反右”后又大抓起“阶级斗争”来，以至“左”的错误愈演愈烈。散文创作除1956、1961两个时段稍好外，其余时间均欠收乃至绝收，陷于低谷。但所谓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秦牧、刘白羽，正出在其间(加上吴伯箫是谓“四大家”)。他们各自代表的“自我”隐匿模式，应考虑到当时大气候的严峻。

1966—1976年，遭逢“文革”浩劫。此间，文苑萧索荒芜，一片凄凉景象。“八亿人”只有“一个作家、入个样板戏”，并无真正散文可言。

1978—1989年，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散文的个性才“魂兮归来”，不仅纵向和“五四文学”相衔接，而且横向也和世界文、学相同步，赢来了现代散文的又一次辉煌发展。巴金、孙犁、冰心、汪曾祺、季羡林、张中行等“老生代”光彩照人；杨绛、宗璞、张洁、唐敏、苏叶等女作家异军突起；周涛、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赵丽宏等男作家也崭露头角，散文虽少有“轰动”效应，但在静悄悄中它完成了自身的蜕变。

1989—2000年，为“后新时期”，亦是“世纪末”。恰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期：“理想”、“使命”等受到冷落，“私人化”写作成为新潮，有人鼓吹“大散文”，有人提倡“小女人散文”，“行动散文”、“配画散文”、“休闲散文”，“快餐散文”等亦有人主张，旗帜如林，变幻莫测。此时余秋雨推出《文化苦旅》，引发了历史文化随笔的“写作热”；女性散文持续繁荣，毕淑敏、筱敏、陈染、迟子建等新人辈出。

上述八个时段(近、现代及当代各四个)的划分，比较符合散文发展的实际状况；至于每个时段“态势”的简要概述，那只是我个人的浅见。

除第一时段为“正”外，其余七个时段都为“反”：反封建(正统)，反传统(文化)。

时间进入了21世纪。经过了“正”与“反”长期的对立、碰撞后，应该走向“合”了！古今、中西文化，相互的交流与吸收，真正地做到融合、整合后的重铸与再造！

事情看得很清楚：整个20世纪，都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世纪。自“文学革命”后，各体文的创作(包括散文)，均采取了“反”传统的文化态势！特别是它对“汉字”落后、“文言”反动(“文学革命”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而“文言文”即为“死文字”；“国语运动者”甚至连“汉字”也视为“死文字”)的偏激认识，和要扫荡“桐城谬种”(散)、“选学妖孽”(骈)的过激口号，现在看来肯定是有问题、不妥当了。这种偏执，当然也会给创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作为一个“运动”的总体评价，依我看：

“五四”作为一次空前的“文化革命”，肯定有它“绝对化”、“形而上”的地方；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时代局限，“五四”那班领导人物，以“启蒙”、“救国”的空前热忱和“民主”、“科学”的现代精神作为双翼，第一次全面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推着中国往前走！这个大功绩，无论如何都功不可没！

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却不能再沿着“反”的路线再走下去了！

历史的这一页已然翻过，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翻过去的案；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去对它进行认真的历史反思！

二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说：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

“个人”的发现和活生生的“自我”进入散文作品，成为文章的主角——这的确是破天荒的一个崭新现象！郁氏还把古代文章和现代散文做了鲜明对比，认为过去的文章由于有“尊君、卫道、孝亲”这三大“厚柱”或“硬壳”的桎梏，其“心”都是死的；而只有到了现代散文里，“心”和“人”才“活”了起来，从而为它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和面貌。

另一位散文大家、散文理论家周作人，则用心良苦地把现代散文称为“言志派”散文，以和传统的“载道派”文章明显地界划开来。“诗言志”中的“志”，是中国文论里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何谓“志”？古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它包括感情、意愿、思想等，是一个感性和理性浑然一体的东西。周作人倡“言志”，意在对抗儒家所鼓吹的“载道”：封建的道统、文统。虽然，这用意不错，但不少人也指出了“志”本也是一种“道”，二者很难厘清的意见。所以，他的这种倡导最终也未见成功——当然这种努力也并非徒劳：人们通过“言志”主张的本意，还是认清了古代文章和现代散文在精神实质上的根本差异。

但“个性”的张扬不久即遭否定。现在看来，在文学上以阶级的“共性”取代典型的“个性”(“这一个”)，是极失策的。文学最讲个性，而散文尤甚！以散文发展看：个性昌则散文兴；个性亡则散文衰！周作人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这话当然也可以正面表述，即：散文的繁荣、兴盛，一定要在“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那么，这百年来的八个时段中，我看只有二、七两个时期最好。因此这百年散文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这怕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关于它的“缘起”，主要有这样三种不尽相同的意见：

一种是鲁迅的源自历代末世“生存、战斗的小品说”：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谗书》、皮日休《皮子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等这些唐末小品)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

另一种是周作人的“外援、内应说”：

我相信新文学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他还说过：“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的话——锡庆注)。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

似乎是很全面，但他强调的重心还是“内应”。他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他“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第三种是朱自清的直接“外国影响说”：

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一至多“情趣”有一点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  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

之所以要摆出这几种不同的“缘起说”，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现代散文出现的历史环境或时代背景，对它的性质、成因等有一个准确把握。

散文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时代之精神、个人之情思最真切、最诚挚的流露与宣泄，它具有用母语写作的历史积淀性和民族文化稳定的传承性。朱先生说：“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注意，他在这里说的是诗和小说外来影响的“懈弛”；我们却要说到散文自身：最初，外国的影响可能会稍大一些，但它没有支持多久，汉语写作的传统力量就明显地“泛”上来了。

从这一点看，上述几种看法，我以为都各有道理。从表象或近距离看，“朱自清说”最为有理；但若从实质或远距离来看，“周作人说”也很全面、有道理；“鲁迅说”在这里虽只缕述了挣扎、战斗精神相承接的一面，但他在别处也谈到了域外“新思潮”影响的重要，特别是他对“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背景的强调，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功能的倡导，都是既深刻又深远的。

关于现代散文的成就、地位问题，第二段(即第一个十年)鲁迅已有定评：“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为什么散文能“独拔头筹”？我想中国散文传统的深厚(可谓“举世无双”！)是其因之一；当时写散文的作家多为学贯中西、兼通古今(特别是国学根柢都极厚实)的大手笔：鲁迅不必说了，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郭沫若则为治金甲考古的史学大家，朱自清、闻一多等一直在大学的讲堂上教授“古典”，就连较“洋”的徐志摩在留英前也曾师从过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至于冰心所主张的“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那就更一目了然了……这辈作者学养的超凡和文字功夫的卓越是其因之二；还有怕就是那时“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正确了。后来这“为人生”渐变成“为大众”、“为救亡”，特别是建国后更变成“为政治”，就逐渐向下滑了，到“文革”时竞跌到了低谷！90年代前后“商品化”大潮袭来，“为码字”、“为名利”、“为猎奇”、“为玩文学”等又不一而足，表现了“世纪末”的某种乱象。新百年，其新散文必将回归到“文以载人”的正道上来！

至于说到文体特征，因为散文的范畴难以界定，因此变得相当困难。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应该说正经八百地尝试过一次并且在一个时期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此外直至目前也没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郁达夫讲了现代散文的这四条特征：1．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2．现代散文的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3．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4．最后要说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

我看这几点至今仍大体正确、大致可用。当然，结合当代散文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对它也做了一些调整或补充，变成了下面这样四点：1．篇篇有我，尽显个性。2．情理兼备，虚实相济。3．取材琐细，以小见大。4．真实自然，饶有情致。不避浅陋地写在这里，是为着抛砖引玉、求教大方。

三

这里，不能不说说散文范畴论这个老大难问题了。

散文范畴，即回答“什么是散文”(包括什么“不是”)的问题。它真的有那么难么？

在漫长的古代，我国绝少使用“散文”这一称谓。所以，郁达夫在《散文二集·导言》里曾这样说道：  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

这当然并不准确；但古代确实只流行着“文章”、“文”(有韵)笔(无韵)或韩柳所倡导的“古文”(以秦汉时期的散体文章为圭臬)这些概念。[宋]洪迈《容斋随笔》里虽有“散文”条目的出现，但那只在“骈、散”对立的意义上有限使用，且并不流行。因此说，具有自觉而明确文学意识的“散文”概念，的确产生很晚。

古典散文因源自“应用”、强调“载道”，故包罗极杂、十分宽泛：举凡章表策对、传论辩说、奏议志状、笺记书启、铭诔颂赞、碑碣哀吊，以至诏令文牍、序跋著述等等，无不涵盖于其中：它是各种文章的“母体”，是个含有若干文学因素的非文学“文章大系统”。显然，这样一种“大散文”的宽泛格局，根本不能适应现代文体“四分法”的时代要求。

于是，在由“古代文章”向“现代散文”的文体蜕变中，写了《人的文学》的当时文坛领袖周作人起了重要作用。此前，刘半农虽提出过“文学散文”的主张，但它仍包括“小说、杂文”等在内，因此也就不能将“文学的散文”和“文字的散文”真正地区别开来，一直到周作人《美文》的问世，才真正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他第一次把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散文视为“美文”，且把它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他后来在编“大系”的散文时还明确宣称“议论文照例不选”，这实际也就标示了现代散文的审美品格。

当然，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只放在不足800字的一篇《美文》里顺便带过，不免有些轻率，但在周作人的心里真的没想到以后的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

应该说，他不但有散文理论的倡导，而且有创作实践的开路：他于“抗争”的小品文“杂文”外，又开创出平淡清涩、闲适隽永的一脉散文“随笔”来，使得俞平伯、钟敬文等都集合于这派旗帜之下，加上30年代林语堂在前台的推波助澜，闲适、幽默的这派小品真可谓极一时之盛了！

其后，“小品文”这个名目才风行起来。考察它的出现，最早是胡适在1922年3月《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出的。胡没有采用此前“文学散文”、“关文”等提法(散文界也没有接受比它稍晚些时“纯散文”、“絮语散文”等称呼)，而用心良苦地倡导起“小品文”(有时也称“散文小品”或“小品散文”)，现在看来亦并非偶然：它反映了现代散文有意淡化其外来影响，完成其“本土化”(明代已风行“小品”二字)的历史进程。

但“小品”这词儿虽明代已很通用、富有民族色彩外，其本义只是精短、可玩赏，此外对散文自身“特性”则没有任何限定和暗示(这种“宽松”怕也是人们普遍接受它的原因)，可见胡适太过聪明的“权宜之计”酿成了此后的苦果。

由此，所谓叙事散文(它的极致是“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议论散文(它的极致是“杂文”和“随笔”)、抒情散文(还包括“游记”、“景物记”等，它的极致是“散文诗”)，就这样“三体并包”起来，现代散文又逐渐变成一个“大散文”了！

现代散文由于外因(外国的散文比中国故有的更大、更泛)与内因(当时不少文体的独立尚不成熟)的种种制约，最终未能完成作为“文体”(而非“文类”)“范畴”的规范，给当代散文的文体建设留下隐患。

果然进入当代后，散文的“泛化”趋向，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先是“十七年”期间，秦牧提出“海阔天空论”，虽在理论上无益但在对抗创作的贫乏、单调上尚有可取之处；后来，90年代贾平凹又鼓吹复古倒退的“大散文论”(即回到“散文乃一切文章”之上)，确已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了！但它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不少报刊竞竞相响应，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时都甚难廓清。

四

散文的体式、风格问题，相当复杂，不好说明白。

据我所知，选编《台湾散文选》的杨牧[美]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曾做过这样的梳理：

20世纪初叶的散文家转折崛起，波澜壮阔，为近代散文建立了不可颠扑的典型品类。所谓散文，归纳起来，不过以下七类：一日小品，周作人奠定其基础；二日记述，以夏丐尊为前驱；三日寓言，许地山最称淋漓尽致；四曰抒情，徐志摩为之宣泄无遗；五日议论，趣味多得之于林语堂；六日说理，胡适文体影响至深；七日杂文，鲁迅总其体例语气及神情。

罗列了现代散文的七种“典型品类”，且各有“领军”人物，不能说不全面了；但仔细推究起来，问题还是不少：如在三四十年代，“报告”和“速写”也是“散文”家族里很活跃的成员，他这里就把它们“开”出去了(对此，我倒是很赞同，认为这是他的明智之处)，另外，“议论”、“说理”，占了七种的两项，而这正是周作人要“排除”的东西(对此，我个人也不敢恭维)，此外，“写景文”、“冥想文”和“游记’’、“散文诗”等的空缺，也着实令人遗憾！再不要说其他“新文体”的缺失了。从这里我悟到：想要从“文体论”上罗列尽散文的种种不同“体式”，可能是一种不明智之举。

但我认为，八九十年代以来各种臆造的散文“新名目”还是过多了：什么“大散文”、“学者散文”、“小女人散文”、“文化大散文”、“政治散文”、“智慧散文”、“隐私散文”、“快餐散文”等等，不一而足。为了说明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临时借用一下，自然未尝不可；但若从严格“文体学”的意义上看都不科学，经不起推敲，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对思想、艺术风格的撮述，朱自清有这样一段人人耳熟能详的论述：

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灿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好像说得很热闹、很全面，但冷静想想，又感到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原因呢？也不奇怪：散文其实是最“个性化”的表现艺术，“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提倡独创、出新，一人一个样儿，一篇一个样儿，既不能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也不能睬着自己的脚印走，如此，还能概括、梳理么？所以，“思想”方面他罗列不全，“艺术”方面他所列虽多但病在空泛，这也就可以理解了。

说到风格自然要涉及到“文学语言”的问题，在此想提供一点思考的“资料”：

一是有关钱钟书及其著作“文体”的：

《谈艺录》《管锥篇》的文字，则是道地的文，典雅奥丽，手挥目送，俯仰自得。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性著作为什么用文言文写作？他回答说：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这两句简单的话里，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

钱钟书想借“文言”写作一试其“容纳新思想”的“弹性”大小，以实践来校正对抹杀“文言”的偏颇，其“象征”之意义极其深远！

二是柯灵关于“白话”缺欠与以“文言”进补之问题：

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对新文化运动是一大功绩；但检点白话文本身的成就，却很难说已臻完全成熟的境界。驳杂不纯，装腔作势，语言无味，依然是通病。……(新文学的先驱们)为了披荆辟草，使新生的白话文能够站定脚跟，把文言文赶尽杀绝，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常见的文字贫血现象：面色苍白，四肢无力。祖国语言不纯的问题，有心人已引为隐忧。学点文言，让不赶时髦，不以经商为写作第一要诀的文学专业户进一点补，正是一大功德。

看来，文章大手笔柯灵对“白话文”弱点的指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很有道理的。他关于“文白互补”的意见很为有益。依我看：特别是近20年来对“白话”的糟蹋、冲击，可谓从所未遇！而语言学家们不是推波助澜就是噤若寒蝉，这是极令人遗憾的。

三就是所谓“孙犁现象”了：他本来是个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但进城以后却主动地向传统文化回归，自觉地补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这一课，并在“新时期”里专攻散文，赢来了他创作的二度青春，并由此文风变得精练古朴、苍凉睿智。“孙犁现象”不是狐立的，像汪曾祺等老作家，贾平凹等青年作家，也都一定程度有这样的趋向。

综合以上几点，期望能引起更多散文界人士和关心散文创作者的思考与实践。

我对中国散文的前景倒是充满信心。个人认为：

21世纪，也许将是中国的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将真正地走向世界，“汉语散文”的写作也将返璞归真、由“反”而“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重新走出一条现代散文更为辉煌的大道来！

最后，我想讲讲有关本书的编辑体例：

1．《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共选100位作家，130篇作品。以这样少的作家和这样少的作品来囊括、代表这百年散文的状貌，我深感困难和无奈——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里，谨向那些漏掉的作家、作品深表歉意！

2．现代和当代作家及作品，不再以建国前后分列，而只以作者出生的时序(不管作品发表的时间)，实行打通后的统排，以体现20世纪的“一体化”。

3．除鲁迅选得稍多外，其他作家按3篇、2篇、1篇(多数)等几种情况分别对待。这并不是一种“级别”的划分，而只是本书的一种编排。

4．男女作家，平等对待，但女作家性别须加以注明：大陆或台港澳、海外作家，亦平等对待，后者如入选一般不在目录中特意注明，以利于祖国统一。

5．入选作家有生平及著述简介；同时亦有思想、艺术之点评或总体风格之略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法无所定，避免“模式化”；且仅为“一家言”，以为阅读时的“拐棍”也，身强体健者则无须拄耳！

欢迎各界读者和方家学者不吝赐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