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自成立近百年来，在中国美术教育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诞生艺术大师无数。由该院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成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能成为一名该校的学生是学习美术的最高梦想，让自己为梦想而奋斗吧！

本丛书重点选取几所全国重点艺术院校，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这里是广大青年学生追求艺术梦想的地方。该丛书通过介绍曾经在这些学校就读过的学子的成长经历，使读者可以管窥到这些学校在选取人才、培养人才方面的独特魅力，从而帮助他们成功实现自己的理想。

一 “出走”的画家：陈丹青/1

二 江大海：万里乘云去复来/20

三 滕菲：飞花摘叶皆可动人/32

四 中国新写实主义代表：王沂东/44

五 方力钧：我想像野狗一样生活/62

六 年轻勇猛的艺术“闯入者”：尹朝阳/80

七 夏俊娜的花样年华之异度空间/101

八 时光的体验者：王光乐/117

附录 辉煌百年——中央美术学院/134

大凡真心喜欢画画的人，都源于自己心中的一个画画的梦。

陈丹青算是画画梦做的最沉最痴迷的一个。

观者走进他的作品，走进他的梦，我们能看是什么呢？

1953年8月，陈丹青出生于上海，16岁之前，陈丹青住在上海，他说：“我的第一语言，我的潜在记忆，全是上海，虽然不是上海本地人。但上海印象是如此的深刻，直到1992年，陈丹青才发现，上海曾是多么西化的城市(世纪初的那种西化)，这才想起为什么出国前还跟几位在北京的西方留学生说，他们遍游中国，驿道上海，就想家，想起他们在欧美的母国。也想起为什么我到纽约、伦敦会觉得不陌生，到意大利甚至会觉得来过，我这也才省悟到我喜欢油画，而且是这样一种喜欢，同上海的种种潜在关系。”

这种潜在记忆(文学上有个更好的说法，叫作“前世的回忆”)，是要出去很远，出去很久，才会被唤醒的。当被唤醒时，我的眼睛已经不一样了——记忆，也不再是原封不动的那些东西，那些意义。

当时中国正好处于特殊的社会时期，许多人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时代的祭品”。对于还处于青春期、满脑子胡思乱想的陈丹青来说，他能做的只是用一支普通画笔，最大限度地配合和抒发整个国家的追求和想象力。陈丹青说：“(当时)若要表现一个非常大的场景，还得需要油画家。”

小学毕业两年后，十多岁的陈丹青就跟着中学教美术的恩师辛明炎先生，在油漆的大铁皮和水泥上画毛主席像，老师手把手地教他画油画，还告诉他很多欧洲美术大师的名字。少年时的他无书可读，老师的教诲远胜于书上读来的知识。除了四处画朱熹像，就是临摹。凡能借到的画册资料，他都临摹一遍，不管是素描、油画，还是连环画……他的心得是：“初学画艺的最佳方式即下手临摹，一如旧时儿童的读书，劈头便是背死书。”

1968年，陈丹青15岁，一次借到一幅达·芬奇的素描临本，半天就得归还，便一个人缩在外婆的床上用铅笔细细临起来，画好后用饭粒粘在一张硬纸上，看了又看，甚为满意。这幅小画，如今纸质已发黄，画中的线条运用纯熟，明暗层次微妙，结构严谨。透过玻璃镜框细看，似乎有点像在欣赏达·芬奇原作的感觉。除了临摹达·芬奇，还临米开朗基罗，还临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画家的作品。在他少年的记忆里，他的绘画基础训练就是文革初期邂逅的欧洲绘画，是在民国出版，经由红卫兵抄家而流传社会上的画册。

陈丹青如饥似渴地学习画画，一面临摹，一面写生。第一次油画景物写生，画了一个白瓷盘，盛着三只番茄。而他的志趣在人物，所以画了这三只番茄之后，就不记得还画过别的静物画了。

1968年，他画了第一幅布面油画自画像，那是在临过《意大利女孩》肖像之后，大为得意，即按照同样的面部角度和明暗调子画了一幅自画像。画好之后，同样十分得意，便揣着画去看在单位接受审查的父亲，在楼墙后的台阶上，背着人给父亲看。父亲说画得好，还说耳朵画得很像。陈丹青永远感激他的父母，从幼年起，他的学画梦就受到父母的鼓励和夸奖，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家庭氛围，他就这么一刻不停地画着，勤奋、热切、认真。

陈丹青说：“人有人的命运，国家有国家的命运，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国家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与所有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一样，陈丹青到了江西赣南宁都县插队落户，“从16岁到21岁，将自己的‘黄金时代’都交给江西了。”

不管是“文革”初期的初中阶段，还是下放江西宁都插队、江苏江浦落户，还是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也不管是在西藏、内蒙古，还是美国纽约。他说“在美国的十八年中，除了周日或旅行，几乎天天画画，忙碌而平静，愚蠢而快乐。”

谈陈丹青，谈他的艺术，就不能不谈速写。他画速写，极重感觉，他说：“速写是一件自觉的勾当，三分技巧之外，最可宝贵的就是敏锐的感觉——当时的，再加上作者的际遇。”他画起速写来，不计较手段，也无所谓式样，简单地说就是：直接、坦率、迹近潦草，但下笔迅速，瞬间画就。这种感觉落于纸上，画面洋溢着的是作者进发出来的才情和气息，事后往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画成的。

陈丹青的速写、草图和创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西藏组画》的创作中，很多速写直接用到草图和油画里。展出一组草图，很有速写的韵味，保持这速写中人物的火气、神智和动作。《康巴汉子》的造型就是从二十几幅速写中选出来的。他的创作草图和信纸大小一样，一开始就把眉眼、手脚、衣纹都尽现出来，在打腹稿和草图上下大功夫，而由草图变油画正稿反而相对简单。《进城》的素描稿斟酌数月，而上油画正稿仅画了两天。

陈丹青说：“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我对西藏既不了解，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历史常被误读，西藏组画被神话，也是出于误读吧。”

1980年，陈丹青二度进藏，作《西藏组画》。这次进藏，他没有画一幅油画人像写生，有几张油画小头像是根据速写翻成的。他认为，如果到一个地方，想画一些创作，那最好别画太多的写生，至少别光顾着写生。创作既不全是想出来的，也不全是画出来的，倒有可能是看出来的。

他在街头看牧民进城、朝圣、买卖东西，在速写描绘他们，感受他们，在草图中追寻心中的清晰优美的印象。艺术要抓住，往往既不是眼前见到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也不是未见过的杜撰的空虚的生活，最好的莫如印象中的刻骨铭心的至情至性的生活。一个没有去过西藏的人，一个没有对生活充满痴情的人是画不出这些画来的。

和陈丹青同学，有近30年交情的现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孙景波对他的评价带着更多的赞誉，“他做事很认真，他是个坐得住的人。”成功者大都是能沉得下心的人，陈丹青的突然成名并不让圈内人感到意外。“1976年我到过南京，在亚平先生家里就看到他的画。”孙景波回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人，但对他画已很是欣赏。”而在《西藏组画》声名大噪之际，陈丹青离开了中国。此后，他成为中国艺术青年遥远的楷模。

1980年，陈丹青27岁，他说：“这一年有两件事对我很要紧，一是‘法国乡村油画展’来华展出，我终于目睹库尔贝、柯罗、米勒的原作；一是进入文革后重新招生的中央美院……当我画《西藏组画》时，我知道，少年时可怜而虔敬的临摹记忆，被那次法国画展唤醒了。对自己的学艺之路，陈丹青说：“生命的轨迹，不可能完全按自我主观意图运行。去西藏去内蒙古，在我都是偶然的机缘，都不是我自己想要去而去的，美国也不是自己想去的，只为看欧美油画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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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学院拥有恒定的品质，这种品质在代表学院水准的师生身上凝聚。学院因师生的卓越而闻名，师生以树立学院的品质为己任。走进中央美院，师生身上沉淀着学院长期浸润的品质。一个玩笑，可能皆是学院“规范”所至，这里所说的“规范”并非普遍性的行为规则，而是专业素养、学院文化等凝聚而成的自愿约束机制。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是美院人之所以是美院人的根本所在，也是他们取得现有成就的根本。体现这一品质是笔者组织文稿的出发点所在。

此次选择的人物当然只是“美院人”的几个代表。之所以作出这一选择，有其必然因素，其艺术成就正如书中所示，一目了然；也有偶然因素——书籍容纳量有限、笔者能联系到的人物有限等等。但这样的一个选择也是笔者综合考虑的结果，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管窥中央美术学院的视角。希望这样一个视角能让读者发现“不同的”美院。

同时，在此对书中所写各位艺术家不吝时间予以配合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挚友刘礼彬、薛梅、黄汉成、吴铮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给予的协助和支持也令我们感动至深，由衷地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