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自然主义哲学的扛鼎之作,集中体现了作者成熟时期的思想精髓。书中指出:动物信仰作为一种期待和懵懂要早于直觉;直觉借给它某种东西进行设定。如果我们拒绝服从动物信仰的桎梏,那么在纯粹直觉中我们将找不到任何存在的证明。彻底的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并不矛盾;承认没有任何给定的东西与相信未给定的东西也不矛盾。对事实的完美认识只是一种图像性的完美,不足为凭,而且一直到最后都受制于和动物信仰以及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不确定性。精心构造的、持续性的逻辑论证是比动物信仰和自然科学更原始、更像梦的直观游戏。理性仅仅是动物信仰的一种形式,在逻辑上完全是不可理解的。
本书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自然主义哲学的扛鼎之作,集中体现了作者成熟时期的思想精髓。内容包括教条与怀疑、反复无常的怀疑主义、对自我意识的质疑、对偶然性的质疑、不存在任何给定物、本质与直觉、对实体信仰的某些反驳、自然具有活体性的证据等。
习俗并不会孕育理解,而是代替它教导人类心满意足地穿行在世界之中,但是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既不知人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也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当他们的注意力为某种不寻常的事物(比如说彩虹)所吸引时,他们并不是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审视,而是临时调动一切想象力资源来构想该事物,而整个这种心灵反应便迅速地形成了教条,如彩虹被视为预示好天气的兆头,或被看成是某位姣好仙子翩然留下的芳踪。这种教条远非思维与客体真实性的互渗或同一,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的、附带产生的客体。原先的被动感受仍没有变,该事物仍不确定;就像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的教条,说不定它在明天会形成另一种教条。因此,随着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总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惑。我们的感觉原本就左支右绌,现在又多了一项和它对立的澄清任务,而且产生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即不确定:这些教条与原来的事物是相关的,还是本身就很清晰,而如果它们本身就很清晰的话,那么哪一条是真实的?
确实,一种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或许有这样的坚定想法:表现出各种迹象的经验总是产生出相同的教条;这些正统教条一再受到事物刺激而死灰复燃,它们有可能成为我们对事物的主流看法甚至唯一看法。我们其实已经来到思想话语的另一层面;我们将生活在观念之中。在塞维利亚(seville)的一个花园中,我透过棕榈和橘树听到一个神学院的小学生尖声向玩伴喊道:“你这个蠢货!天使当然要比人的天性更完美。”这个孩子穿着黑红二色的法衣和同伴辩论,玩弄教条并在语词中梦呓,浑未意识到空气中弥漫的紫罗兰香味。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呢?我想很难坚持到明年的春天吧;青春发育立刻会让这位小教条主义者不安地醒来,并迟早会令世间更年长的教条主义者们恍然觉悟。教条思想愈是完美就愈是不牢靠。遇到强风时,从不折叠收拢的中桅帆是第一个被摧折的。
对于我来说,不加以任何相反的偏见(因为我并无任何反对意见要提),而仅仅对照以自然的进程,人类的意见似乎是令人吃惊的虚构;奇就奇在它们是如何保留下来的。有些宗教是那么的古怪,道德是那么的恐怖,风尚是那么的卑下,而志趣是那么的虚浮!我只能这样告诉我自己来解释这一现象:理智天然是正确的;它在前进过程中堆砌了层层虚构;现在教条主义的大厦屹立不动并不断发展即可以证明它的正确性。它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正确的,就好像草木也是正确的一样;它是有机的活体;它具有可塑性和热量,并且和土壤、气候有某种间接的联系。和宗教教条一样,许多显然是出自臆造的教条可能一直支配着最活跃的心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属于例外。丛林中的树木彼此纠结,这样,茂盛本身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人类智力的茂盛生长也是同样的。那扼杀自发的虚构、令现场发挥时追忆起激情幻想的,正是某种相反的幻想的愤怒声音。人们一辈子都被自然默默地愚弄,它从来不会让我们的心灵完全清醒;但是,当最疯狂的想法彼此冲突时,它们却有可能使我们恢复理智。批判即于教条的混战中崛起。
或许我可以绕开上述困境,并且在批判时避免教条主义的标准?很困难,因为批判固然可以借助假设来表达——比如说,孩子但凡认得自己的父亲便是聪明的孩子——但受到质疑的地方也是事实之一,而“世上有父亲和孩子”这一点即属于教条主义的假设。如果不是这样,无论父子间的基本关系在观念上如何含糊不清,任何人都不会由于在具体事例中认定这一点而有智愚之分,因为在自然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怀疑主义怀疑我们在事实问题上出现了错误,对此表示怀疑无异于加入到认识事业中来;这里事实被预先设定,而错误则是可能的。怀疑主义者自以为精明,他常常也确实如此;他的理智,正如他所批判的理智一样,可能对真实本质和事物联系有些模糊的认识;也许他穿透流行幻象而发现了背后的真实自然。既然这样他的批判就有可能是真实的,而他的怀疑也很有根据,于是,不用说它们只是一些断言;而且如果他真是一名怀疑主义者的话,这些也是他准备大力支持的说法。因此怀疑主义就是某种信念的形式。教条不可能被丢弃;它只能通过更为基础的教条加以修正,而对于后者,怀疑主义者此时尚未发生怀疑;怀疑主义者的批判或许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有一点除外,即他幻想自己的批判是根本性的,而且认定他本人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
不过,假如生活和理智强加给我的信念总是不真实的,那么不由自主地设定——甚至在做出怀疑举动的时候——并信仰某种东西就是可耻的。这样我便不得不敬仰怀疑主义者英勇而无望地逃避信念的努力,并对教条主义者情愿屈从于幻觉表示不屑。我相信接下来的事情会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理智本质上是真诚的,就算它的各种努力其实都落空了,但它渴望接近真理的抱负是清醒的、可以得到满足的。不过要在这一点上说服我,我必须证明在动物系统(animaleconomy)、人类心灵与生机盎然的世界这些问题上,我的许多信念都是有道理的。
怀疑主义竟然羼入哲学,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意外事件,它来自众多不愉快的混乱和舛误经验。假使一切顺利,人类会抱着天真的教条思想自动提出论断,论断的权利看来也不是个问题,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由于一切存在领域都向灵活得足以构想它们的精神敞开,那些有耳朵倾听的人都会听到。尽管如此,当人类思辨处于混乱状态中,这种尴尬情形便会自动凸显,而今天的哲学家,如果他尚未让自己的学说经受怀疑主义的严厉考验,或是不论他本人的终极信念为何,只要他未曾用怀疑主义者的礼数和冷笑来接近各项意见,那么这位哲学家必将显得可笑而无足轻重。
只要生活延续就会相信某事物,这一蛮横的必然性并不证明任何具体信念也具有合法性;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也不能使我确信人不活着就不会更加安全和明智。毫无想法的死人自然不会发现真理;但是,如果任何个人想法都必然是不真实的,那么它至少不会亵渎思想的尊严。让我尽自己的逻辑力量把怀疑主义远远推开吧,即便是付出理性自杀的代价,我也要努力清除自己心灵中的假象。P5-8
这里又是一个哲学体系。假如读者忍不住想笑的话,我保证我会和他一起笑,并且打包票我的体系——本书就是关于它的一个重要导论——在精神和意图方面都与“体系”这个词的通常含意有很大不同。首先,我的体系既不属于我本人,也不是新的。我只是试着替读者表达他在笑的时候所诉诸的原理。尽管他公开表现出的是人云亦云的信念,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存在着某些他坚信不移的东西,而我将以此为基础同他们进行友好的交流。我对正统思想抱有极大的敬意;不过这不是流行于特定学校或国家、每个时代都不一样的那些正统思想,而是普通人在情感上和实践中处处都要维护的那种正统思想。我认为粗顽的常识在技术上比专门的哲学流派更为健全,因为各派哲学都窥到一部分事实而渴望从某个细节出发来了解全体,但他们在急于找寻解决全盘问题的关键时忽略了另外一部分事实,并且对这样的困难估计不足。我对一切好高骛远的猜测都表示怀疑,对人类的古老偏见和日常观念——它们表达得很差,但是有根有据——感到同情,这就让我行动起来了。如果说我对事物的看法有什么新意的话,它无非是赋予日常信念更为精确、周详的形式而不给诡辩可乘之机罢了。我并不假装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或原点,也不佯装自己界定了宇宙的外围。我只是像动物在探险和幻想时也许会做的那样围攻真实,先从一个地方攻击它,接着再从另外一个地方攻击它,同时希望现实不至于和我的现实经验一样简单,而是要宽广、复杂得多。我在哲学中所站的立场就是我在生活中所站的立场;不这样做我就不够诚实。我接受同样五花八门的见证,尊重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样本能地做出猜测,并承认自己被同样的无知所包围。
因此,我的体系绝不是什么“宇宙体系”。我所说的存在的领域(TheRealms of Being)并非是宇宙的各个部分,也不是浩瀚的宇宙全体:它们只是我所发现的一些事物的主题或范畴,它们(至少在我自己看来)迥然有别而值得辨析。我不知道在整个宇宙中有多少事物可以归入这些主题,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着其他存在领域;对于后者我无缘接近,从我个人对世界的观察中也未能区别出它们。和语言一样,逻辑既属于自由的建构,也是一种用符号表示的现有事物多样性的方法;鉴于个人的形体和习性,某些语言对他来说可能比另外一些语言更加美好和方便,但坚持说只有自己的母语才是理性的、正当的,这就是爱国者的愚蠢热情了。就与其表达的事实是否完全一致而言,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是正好对头的,但就它们忠于这些事实而言——就像翻译忠于原文一样——却是如此。我所做的工作是用那些提供给我的术语直接进行思考,清除学术名词对心灵的影响而使之摆脱各种人为因素的束缚;但是我并不强求任何人按照我的想法来思考问题,如果他偏爱其他人的看法的话。如果有可能,让他把自己灵魂的窗口擦得更明净一些吧,这样,美好而多样的景象就可以更加明媚地展现在他面前。
此外,除去该词用于嘲讽的文学意义,我的体系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它包括很多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一些尝试着提出的改进,例如“本质”说,对大众来说不太熟悉;同时,我也不会因为自己根本不喜欢辩证法或鄙视非物质性的事物便否认它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我所谈的正是本质、真实和精神这些非物质性的东西。但逻辑、数学和文学心理学(当它坦率地说就是文学的时候)并不是形而上学,尽管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物质性的,而且它们应用于现实事物时往往也很成问题。就其本义而言,形而上学是辩证的自然科学,或是通过逻辑、道德或修辞建构来断定事实的一种尝试。它由于混淆了各个存在领域方才出现,而这里则正是我特别留意区分的地方。它既不是自然科学的思辨,也不是纯粹的逻辑或真正的文学,而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著作中首次使用该术语时所指的——三者的混合杂糅,赋予观念性实体以物质的形式,将和谐转化为力量,并把自然的事物消融在论述话语中。.对自然界的思辨,如爱奥尼亚哲人所做的那样,并不是形而上学,而仅仅是宇宙论或自然哲学。在自然哲学问题上,我是一个坚定的物质论者——看来也是现在唯一在世的物质论者;而且我很清楚,观念论者喜欢把物质论也悻悻地称作形而上学,从而把它纳入自己的体系。尽管如此,我的物质论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我并不声称自己知道物质本身是什么,对于那些自由思想者(espritsforts)——他们生活堕落,认为宇宙一定是由骰子和台球而非其他任何事物构成——的预测也缺乏信心。我等待着科学研究者来告诉我什么是物质,只要他们能够发现;如果他们最终得出的概念抽象而模糊,那我也丝毫不会感到吃惊或者不安:我们对事物的观念远离我们的感觉,它们除了是些图式之外又能是什么呢?但不论物质是什么,我都老实不客气地把它称作物质,就像我虽然不知道史密斯、琼斯这些熟人的隐私而照样称呼他们一样: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必然呈现自己的各个方面,并且经历主要充斥世界的事物的种种活动:如果说相信自然中存在隐而未彰的东西和运动就是形而上学,那么一个削土豆的厨娘也是形而上学家了。
最后,我的哲学体系自然是在同时代人的攻击下形成的,但它不属于流行思潮的任何一个方面。我根本无法真正接受时下形象的热爱者们反对理智的做法。我和他们一样热爱形象,但我们在清醒状态下,当我们真正做事时,并不能完全相信形象。我也欣赏构成哲学史的其他改革与反叛。我很重视他们相互之间的尖锐批判和他们的某些发现;问题是他们每一个人又都否认或忘记了一条远比自己的理论更为重要的真理。最初的哲学家——生活和自然的原生观察者——做得最好;而在“人和宇宙”与“人的精神和宇宙”这一主要问题上,我认为只有印度人、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以及斯宾诺莎的观点是正确的。促使我将目光从今日的哲学混战投向远方的,并不是因为不愿做一名信徒:如果他们能向对方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也会愉快地向他们每一个人学习。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努力保留每个人的有价值的洞见,按照自然的尺度把它们还原,并且使它们各就其位;这样,我在逻辑和道德哲学方面可说是一名柏拉图主义者,而我打算沉湎于浪漫独自时则是一名超验论者。肯于吸取大师们的意见并不一定走向兼容折中。一切景象都让我们看到了同一片树林,而一幅公正、准确的地图只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投射法和字体风格来绘制。全部已知的知识都能用任何一门语言来表达,虽然每种语言的语音和诗意可能难以传达;正如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在思辨问题上我对英格兰思想缺乏共鸣而我满足于用英文来写作一样,尽管我对欧洲哲学传统中的修辞式形而上学、人道主义和入世思想没有什么敬意,但我仍然满足于跟随这一传统。
有一点我确实感到十分遗憾,即我未能从同代人的指引中获得益处。现在自然哲学与数理哲学研究蓬勃发展,产生新体系——古希腊时代以来不曾出现过的、匠心独运而又兼容并蓄的哲学体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也许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信奉一种可以和赫拉克利特、毕达格拉斯或德谟克利特的宇宙论相提并论的真正宇宙论。我预祝这些体系取得成功;假如我中意于沿袭或预见他们的运作方法,我也会采纳他们的成果,这些成果一定是美好而又富于教益的。但今天我们所见者都只是试验性的、晦涩含混的,并且为恶劣的哲学所混淆,结果根本无法分清哪些部分有道理,哪些又只是个人的胡思乱想。假如我是一名数理学家,无疑我会用代数符号所表达的综合或逻辑体系来自娱自乐(如果不是用来取悦我的读者的话)。不管好坏,我是一个无知的人,差不多是个诗人,我只能用众人皆知的东西来宴请大家。幸运的是,建立我的基本信条不一定需要精确的科学与渊博的著作,而这些东西也并不能声称自己拥有比实际更高的价值:它们都得依赖公众经验(public experience)。为了证明它,只需星辰季候、动物群落、生与死、城邦与战争的景象就可以了。人人都看得见的事实已经在各个时代与国家为我的哲学提供了依据;发现它并不需要多么伟大的智慧,相反,它需要的只是坦诚和勇气罢了。当人类的灵魂怯懦不前或感到惶惑时,学识并不能把他们从迷信中解救出来;而没有学识,明见和真诚的反思也能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并且从想象的伟力中看出真理的边际。生活在过去或未来,我的语言和借助的知识可能不尽相同,但无论我在哪一处天空下出生,既然天空是相同的,我都会拥有相同的哲学。
我曾撰文介绍桑塔亚纳的生平与思想(《常识中的理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现将其中一部分内容抄录于下,以便本书读者参考:
(一)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原名何尔盖·桑塔亚纳(Jorge Santayana),1863年出生于西班牙的Avila镇,9岁半时移居美国。他在幼儿园(Miss Welchman's Kindergarten)、小学和中学(the Brimmer School,1873-1874;Boston Latin School,1874—1882)的生活并不愉快,尽管成绩优秀,但敏感的个性使他备感孤独。这种孤独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哲学思想。
桑塔亚纳19岁时(1882年)入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1886年以全优成绩毕业,同年获取沃克奖学金(the Walker Fellowship)资助,赴柏林大学深造研究。自1888年起,桑塔亚纳师从哈佛哲学系教授、著名哲学家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与罗伊斯(Josiah Royce)攻读博士学位。起初他准备研究黑格尔,后经导师罗伊斯建议转攻洛策(Lotze)哲学批判,并于获得博士学位后留系任教。
1912年,桑氏辞去哈佛的教职(他对综合大学的研究风气似乎没有好感,这一点在《常识中的理性》一书中曾多次流露),大多数时间在英国(一战期间即卜居牛津)、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游历、著述,成了一名世界公民。在此期间,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转型。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20年中,他与批判新实在论者(Critical NeoRealists)砥砺合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逐渐奠定了自己的观念论—自然主义哲学(idealistic naturalism)。
大约自1940年起,桑塔亚纳寓居罗马“骷髅地医院”(Calvary Hospital)凡12年之久,逐渐淡出了哲学界。1952年9月26日,桑氏在罗马去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绝望”(“Desperation”),四天后安葬于罗马的天主教会公墓。桑塔亚纳享年89岁,终生未婚。
(二)
桑塔亚纳的天性是诗人而不是哲学家,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一部诗集(Sonnets and Other Verses),比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美感》(The Sense of Beauty,1896)早两年。顺便提一句,桑氏根据他讲授希腊哲学的课程讲稿整理成此书,并因此跻身于“专家”之列,但他本人自承只是敷衍学生而已(a“sham course”)。桑塔亚纳的诗歌题材涉及宗教、古代神话和哲学,尤擅十四行诗(他认为自己最好的十四行诗是描写内心宗教冲突的篇什),另创作有The Marriage of Venus(1896)、Philosophers of Court(1897-1901)、Lucifer(1899)三部索体诗剧及具有柏拉图风格的讽刺诗Dialogues in Limbo。他还写过一部也是平生唯一的一部畅销小说,The Last Puritan(1935),并取得成功。
有论者认为,桑塔亚纳属于哲性诗人(a philosophical poet)而不是诗化哲人(a poetic philosopher)。确实,桑塔亚纳是通过哲学来探索、体认生命之诗的。他在《诗歌与宗教的阐释》(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1900)一书中曾明确指出:诗与宗教是同一的;当诗歌干预生活时即成为宗教,而当宗教仅自生活孳生出时便是诗歌。
当时欧美处于所谓的“物质主义时代”(“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科学启蒙既臻极致,而幻灭的空气亦渐“遍彼华林”。为在唯物论与自然论之间寻求平衡,桑氏一度以宗教为个人满足的源泉;但矛盾的是,他早年的宗教经验又使他无法接受超验、超自然的上帝以及天启宗教。这样,桑塔亚纳逐渐弃离超自然的诗歌一宗教而走向“适合纯粹自由与幻想完全破灭之心灵”的自然主义哲学,试图在哲学中寻找个人的满足;换句话说,他想在哲学中找到信仰和诗意的栖居地。
这一转型对他的诗歌风格影响至深。事实上,他后期创作的诗歌散漫迂远,无复早年质朴坦诚的气息。不过他的哲学却因此而受益。桑塔亚纳的论证方式很特别,他往往从若干假定开始,经过复杂的形而上辩证过程,最后得出独断甚至矛盾的结论;但其论证别具某种诗情和乐感而使读者乐于接受他的论点;换言之,打动读者的,是他的论证方式而非论证内容。桑塔亚纳的哲学能成为流行一时的“大众哲学”(public philosophy),并对同时代的中国学人(诸如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即得力于此。
(三)
哲人桑塔亚纳一生著述宏富,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其主要作品还有:
第一时期:TheLife ofReason(1905—1906)、ThreePhilosophicalPoets(1910)、WindsofDoctrine(1913)、Egotism in GermanPhilosophy(1915)等;
第二时期:Essays in Critical Realism(1920)、Soliloquies in England (1922)、Scepticism andAnimalFaith(1923)等;
第三时期:TheRealm ofEssence、TheRealm ofMatter、TheRealm of Spirit、The Realm ofTruth(以上四书最终定稿于1942年)等。
桑塔亚纳以实践的道德哲学家自居,终其一生,他都努力践履自己的哲学——不过却是通过一种颠倒和矛盾的方式。关于这一点,桑塔亚纳并不缺乏自知之明,他在总结自己的哲学时便指出:
我们必然摇摆于激进的超验论(生存时它干脆沦为唯我论)与设为常规理智前提的唯物论之间。
他强调哲学的主观性,不相信有绝对真理存在,反对体系或有机综合的哲学,但自承“不情愿地接受现实是我整个人生和哲学的特点——他曾这样说自己:
我本人对存在并无强烈的依恋感,我在衡量这个世界时,是看它所能显示的直觉而非构成它的那些芜杂事实。说到底,最明智的做法或许就是弃之而去。——因此他相当独断地提出一套宗教意味很浓的本质论(essentialism)来对抗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目的是培养道德的和审美的生活方式而大臻于对本质(即所谓“难以言传的知识”)的自然主义沉思;但这样一来,他最终发展出一套关于“自我解释而又无法解释的宇宙”的自然主义理论体系;到了晚年,他更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事物并不像他当年所想的那样容易解释,他“并未心安”(Times,December 17th,1951)。对一名严肃的哲学家来说,这一表白是多么的无奈啊!如果说桑塔亚纳是一名怀疑论唯心主义者(a skeptical idealist),那么,他不彻底的怀疑主义(他似乎并不怀疑自己的怀疑主义哲学)对他的哲学来说是致命的。
我在2003年9月开始翻译本书,次年lO月中旬完成。译事如孤身探险,其间曲折,“有恨无人省”,亦不足向人道。初稿完成后,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刘意青教授、刘锋教授分别校对了译文的1—8章和9—20章。刘锋先生并为书中希腊文术语和基督教术语提供了准确的译法。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我深表感谢!本书责编于海冰博士认真校对了全稿,在此亦一并致谢。
译者自知学殖荒落,率尔操觚,舛误必不在少。知我过者,即是吾师。望读者不吝指教,以助我进步,谢谢!
张 沛
北大中关园寓所
2008年5月14日,雷阵雨后
(时我的小外甥女子墨出生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