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多少人可以说得出她的真实姓名,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这显然也不重要，因为她发表于2003年的中篇小说《王贵与安娜》，以及稍后创作的《安娜与王贵》，早已蜚声海内外的网坛了。六六没有去追赶时髦，或是像一些美女作家那样，去颠覆传统，张扬内体感官的体验，而是以其清丽又细腻的笔触，在日渐变得喧嚣浮躁的生活中，幽默轻松，又不乏灵动聪慧地给大家讲着常常会被人们忽视了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贫苦农民王贵本应配家里的远房表妹李香香，不想共产党给了他深造的机会，鲤鱼跳龙门进了省城大学念外语，洋房小姐安娜的初恋是会拉小提琴的科大预科班同学，两人一起做着出国留学的梦，没想到毛老先生一句话葬送了她的理想，安娜进厂当了学徒，在人事科长的私心和妈妈的老谋深算下，安娜满腹委屈嫁给了凤凰男王贵，从此开始了他们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吃相、“用水”、乡下来的婆婆，第二胎、家庭账本儿、出外扒分，还有小老乡女同事、回国的老情人……生活不知不觉中将“王贵与安娜”粘成了一个固定词组，洋溢着滚烫烫、热乎乎的体贴与宽容、快乐与幸福。

王贵与安娜

安娜与王贵

外三篇

 风月

 半晌贪欢

 公元2001年3月16日

王贵原本应该配家里的远房表妹李香香。不想共产党给了贫苦农民王贵深造的机会，尽管王贵高考的时候数学吃了鸭蛋，但凭着傲人的英语和语文成绩，堂而皇之地进了省城大学的外语系，主修英国文学。

那时候安娜是落魄的凤凰。刚下放回来，坚持着没嫁给村长的儿子，没和群众打成一片。调回城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六七的大龄女青年了，被分在省城的皮革厂做了一名臭皮匠。

安娜原本不信命，但经过几年上山下乡的洗礼，她已经彻底成为宿命论者。当年她在省城里是科技大学预科班的班长，满脑子就是当科学家和出国留学的梦想。没想到毛老先生一句话，就把她一生的理想葬送了。她觉得自己的命如同一架滑翔机，从出生起就在走下坡路。她小时候是有奶妈的，在大上海被黄包车拉着看包厢沪剧。沪剧界响当当的头牌花旦是她的小奶奶，给她爷爷做小。她家以前在上海有一栋大洋房，她和姐姐住在顶楼一间尖顶、有半圆阳台的欧式阁楼上，和叔叔婶婶们的孩子一起跟奶奶生活。妈妈则每天招三姑六婆打麻将。这些都是听她妈妈我的外婆讲的，她自己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自己曾经有一件白纱软缎的衣裳。

不过幸福的回忆总不久长，余韵是颗泡泡糖，还没咂出甜味就过去了。没多久安娜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安徽那个穷地方支援建设。她常说，这都是命啊！当年很多人往香港台湾逃的时候，她爹已然在香港混上了一官半职，却因舍不得上海如花似玉的老婆和几个伶俐孩子，硬是逆流而上回了上海。于是也省却了一段两地分隔的日子，要苦大家就苦在一起，不必挨到90年代才能去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里寻亲。安娜每每看到电视里“刘老先生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他是1949年去台湾的，当时女儿只有两岁……”的时候，就感叹爹当年还不如带她去了香港算了，现在再回头寻找她姐姐，也不会有我们这两个讨债鬼。

安娜到安徽的时候才十一岁。想当初，那里穷乡僻壤，连个正经砖瓦房都没有，街上稀稀落落没几个人。她非常怀念上海的小笼馒头和鳝糊。如今牛奶是吃不到了，反要自己种菜。安娜每天把一马桶的粪抬去菜地的时候，就开始恶心，幼小的心里自然而然地埋怨新社会。安娜的抵触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刻骨铭心的，是到死都不会原谅的。她的口头禅就是，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到安徽来？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下放？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跟了那个乡巴佬王贵？安娜的妈妈倒是随遇而安的很，到哪里都是个家--以前做大户人家的太太，她就安然地由佣人伺候着，后来穷了，她也非常适意地下厨房。老头子被贬安徽，她原本可以和一群小孩子留在上海，但她毫不犹豫就跟来了，连上海的那种漆红漆的木箍马桶都一起带了来，摆定一副要扎根的样子。事实上，安娜的妈妈的确是扎根了，以前在上海的洋房里共生养了九个，到了安徽的草棚又再接再厉生出了老十来。安娜是老六，是妈妈当时带来的老大。娇小姐从天上到地下，开始承担保姆的责任--替妈妈带孩子。

安娜骨子里十足的小资。即便穿着短两寸的衣服，即便吃着榨菜炒青菜，她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给妹妹扎冲天辫子，并且穿上妈妈仅剩的一件水红色高档旗袍在镜子前扭来扭去。她看的书都是不合时宜的，是被时代批判的。什么《红与黑》啊，《牛虻》啊，《哈姆雷特》啊，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她常发的哀叹就是与安娜同病相怜，她唏嘘的就是安娜最后毅然决然奔向火车的壮烈。最动人的死法，就是一头撞向火车、四分五裂的不妥协。

高中的时候安娜遭遇了她的初恋：高大英俊的涡轮司机，她的同班同学，也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小资。那个涡轮司机好像更不幸。父亲以前是蒋光头的贴身医生，留德回来的。只因陈果夫看中了他美貌的老婆，就很恶毒地将他和孩子扔在了大陆，席卷了他夫人而去。两个同命人在一起擦出了倍儿亮的火花。涡轮司机甚至教安娜德语，相约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德国的歌廷根大学去读博士。只可惜十年浩劫把两人原本读博士的时间都拿去种地放牛了。在安娜皱着眉头用手团着牛粪、烘干了当过冬柴禾的时候，涡轮司机正在山间的水田里噼里啪啦使劲儿地把蚂蟥拍出小腿肚子。

安娜回城的时候，第一次觉得以前憎恨的省城竟这样可爱；和乡下的煤油灯比起来，这里的电灯像个小太阳。她早已忘记了大上海的霓虹灯。

安娜进厂当学徒没两天，厂里人事科长就很有私心地将自己的表侄子介绍给她。原因是安娜在一群刚从乡下出来的老姑娘里出类拔萃，皮肤雪白，说话儒糯，相貌嗲得像周旋。安娜到现在还跟我说：“我是害怕周扒皮报复我，如果我不跟他侄子谈，他就不给我转正。”王贵的表叔就姓周。

安娜看王贵第一眼就打退堂鼓了。安娜一直嘲笑王贵是“相貌堂堂的天蓬元帅”。王贵因为是我爸，我一直不觉得他难看，魁梧敦实，很气派嘛！

安娜看王贵学英国文学，就跟他侃起了十四行诗。谁知王贵对这很不感冒，王贵最喜欢的是河南梆子，可以一个人又扮男又扮女唱一整台。安娜当下心就凉了半截。王贵的审美观点坚持了三十年不变，到现在还是喜欢听梆子和豫剧，后来洋气一点了，就喜欢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能把“美酒加咖啡”整曲连过门都不落地唱下来。每当安娜在家听施特劳斯的时候，王贵就说弹棉花的又来了，那算什么呀，连个歌词都没有，怎么记得住？

安娜见了王贵两次以后就决定断绝关系。起因是王贵请安娜看电影，之前很愚蠢地一起去吃了碗面。王贵是见饭不要命的主儿，以前在家乡饿惯了，到大学里才开始吃饱饭，能有碗阳春面吃，一定是连点油渣都不剩的。安娜见王贵并不推让，用筷子夹起一大缕面条，往空中径直拉起，还在筷头上快乐地抖几下，哧溜哧溜吸进肚里，声音大得像喂猪一样，顿时凤颜大变。她用脚踢踢王贵，小声说，慢点儿吃。王贵居然回答，慢就凉了，凉就不香了，并不理睬安娜的劝告，风卷残云般消灭了面条，吃到鼻尖冒汗。安娜大失所望。根据她的小资论调，吃相即教养，她实在无法跟这样一个毫无教养可言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特别是无法想像今后的孩子的模样，脑海里浮现三个字：种不好。以后安娜每每看我不顺眼的时候，都牵扯到王贵，最后的总结发言定然是：唉，不怨你，实在是我选的种不好。

P3-8

世纪文景要再版我的《王贵与安娜》，时隔四年之久。我笑称施宏俊是只老狐狸，把我风成干儿，而后吊起来卖。

《王贵与安娜》是我的开山之作，我的意思是大长篇，而且它会像一座标杆立在那儿，成为我永远的风景线。直到今日，读过我所有作品的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认为这座标杆无法超越。王贵也是我的最爱，那种纯净，让我沉湎于其间不想回来。世间纷杂，我需要内心深处的一片香格里拉。

2008，多灾多难，无论是整个国家社会还是我个人。我于是知道，人的一生，很难与时代或历史分开，每一部作品的出现都脱离不开背景的色彩，就好像所有的旅游照片背后，都有当地的标志性风景，巴黎永远是埃菲尔，纽约永远是自由女神，希腊永远是爱琴海上那白色圆顶的十字架教堂。

写《王贵与安娜》的时候，我的婚姻遭遇拐点，在我犹疑着是坚持还是放弃的时候，我写个故事给自己看，让自己顺利通过瓶颈。《王贵与安娜》再版的时候，我的婚姻又遇到障碍，我在想，是不是每次在人生岔路的时候，我就需要打开这本书，反复咀嚼，坚定自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信念。

爱情和死亡是所有文学作品的经典话题，而现实生活往往与文学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相距甚远，很多时候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我们每日困惑挣扎的，就是甘于平淡还是烈火重生。于是，所有的网恋也好，婚外情也罢，都是自己给自己寻找的麻烦。人就是为了解决麻烦而生，别人带给你的麻烦，自己制造的麻烦。据说这是肉体存在于世的需要，如果人不需要精神的挣扎，那么凭现在的科技，完全可以用DNA复制各种器官包括自我，每个人都可以被复制替代。生命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迷惘和忧虑，却依旧怀有希望，这就是我们翻开每日新篇章的理由。

我有许多的感谢。外国人写书的习惯，扉页上总写着ACknowledge，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我首先要感谢我自己，写出《王贵与安娜》这样的故事，改变了我的世界，虽然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这种改变是好是坏。

六六

二○○八年七月三日

六六写爱情写得非常动人，并非琼瑶式的，是有人间烟火气的，每一步发展轨迹都是清晰的，一步不落的，非常有说服力的。

——王海鸽

以大手笔写小市民，把庸常生活表现得活色生香，六六似乎是当下第一人，不必和张爱玲比，更不必和虹影比，好作家无须比拟。

——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