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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列维-斯特劳斯传
分类 人文社科-哲学宗教-西方哲学
作者 (法)德尼·贝多莱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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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没有阅读列维-斯特劳斯,你还不能说了解人类学;没有阅读列维-斯特劳斯,你还不能说了解结构主义;没有阅读列维-斯特劳斯,你还不能深刻理解法国人的精神。

列维-斯特劳斯,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伟大的“结构主义大师”。他奇特的个性、充实的人生都能给我们启示和鼓励。愿这篇译著也能使你怦然心动,使你的灵魂受到冲击。来吧,让我们追随列维-斯特劳斯的脚步,进入这位大地丈量者的精神家园之中,去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类学家那博大的胸怀,去体悟他对陷入生态困境的人类那深切的关怀!

内容推荐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当初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唯一健在者。在素重人文科学理论的法国文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民族思想英雄”之代表应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中文版在作者将届百岁高龄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简言之,“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中法人文学术交流近年来的积极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实践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关于作者学术思想的主旨和意义,各位译者均在各书译后记中作了介绍。本书拟略谈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目录

第一章 探险家的诞生

 一、缅忆往昔

 二、艺术家与资产者

 三、疯狂的因子

 四、艰难时世

 五、艺术与事物

 六、睿智的叛逆

 七、“三位情人”

 八、信念与徘徊

 九、幽灵大学生

 十、活动家

 十一、多方奔波

 十二、革命与教师资格会考

 十三、媒介

 十四、马尔桑岭

 十五、终局

第二章 彼岸

 一、新视野

 二、出发

 三、迷醉巴西

 四、圣保罗大学

 五、教学

 六、民族学

 七、初期田野调查

 八、学者与政治

 九、美洲文化学者

 十、走进陌生世界

 十一、另一个世界

 十二、顺流而下

 十三、伤情巴西

 十四、归国

 十五、战争爆发

第三章 一个巴黎人在纽约

 一、横渡大洋

 二、纽约

 三、回到民族学

 四、教学

 五、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友谊

 六、印第安人的艺术与民族学

 七、博厄斯与人类学

 八、罗曼·雅各布逊与结构的启示

 九、嫁接美国

 十、法国插曲

 十一、文化参赞

 十二、结构

 十三、职业计划

 十四、亲属关系

 十五、分界线上

第四章 登堂入室

 一、返乡

 二、在人文科学的丛林里

 三、危机与怅惘

 四、发现东方

 五、神话的位置

 六、非殖民化与圣诞老人

 七、美国攻势

 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九、失落的天堂

 十、起死回生

 十一、一道公式

 十二、论战

 十三、综合与启示

 十四、面对历史

 十五、法兰西学院

第五章 神话的帝国

 一、在自己人当中的民族学家

 二、法兰西学院的首次演讲

 三、一位教授

 四、网络

 五、图腾与野蛮

 六、众人当中的民族学

 七、机器与猫

 八、光荣与名誉

 九、热衷神话

 十、音乐的比喻

 十一、机构与人

 十二、众多的神话

 十三、"五月风暴"

 十四、结构与虚无

 十五、《裸人》

第六章 大地丈量者

 一、思想大师

 二、历史、基因与文化

 三、旧争议与新思路

 四、扶手椅内的人类学家

 五、不朽者

 六、城市里的民族学家

 七、历史中的音乐家

 八、在民族学的边界上

 九、远东

 十、头衔与崇敬

 十一、亲属关系再探

 十二、古典主义和拒绝墨守成规

 十三、退休

 十四、常态与变化

 十五、知识之路

第七章 求知的热情

 一、田野里的绅士

 二、思想大师的终结

 三、江户与神道

 四、自得其乐

 五、学者的领地

 六、八秩之寿:生命和结构

 七、印第安人

 八、人类学家面对的问题

 九、原始人与智者

 十、1492年

 十一、神游往昔

 十二、总结

 十三、没影线

 十四、亲属关系与暴力

 十五、自然与神话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试读章节

第一章 探险家的诞生(1908—1934)

一、缅忆往昔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一家来说,20世纪之初的那个“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有过那么一段凡事都很轻松的日子:有才干的都能得到酬报,财富充裕,生活快乐。这段天赐的幸福时光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回忆了。

伊萨克·斯特劳斯是全家感到骄傲的先辈,他于1806年生于斯特拉斯堡。这个怪才不满足于自己虽然姓斯特劳斯,却不是维也纳人,于是情愿当了音乐家,而且当得不同凡响。他很早就来到巴黎,靠拉小提琴为生。他演奏的轻音乐令人愉悦。19世纪30年代,他创办了一支相当不错的管弦乐队。国王路易·菲利普曾授命他担任高尚风雅的晚会的音乐总监。据其曾孙回忆,连巴黎公众之所以了解“贝多芬、门德尔松和其他音乐家”,他也与之大有功焉。

这位艺术家也是一位演艺界的企业家。据柏辽兹的回忆,1844年7月的一天,他偶然在咖啡馆遇到了伊萨克,柏辽兹提议一道举办音乐会。工业展览会即将闭幕,他们可以趁展览馆拆除之前,借用那块巨大的场地举办一次庆祝活动。一经决定,斯特劳斯立刻与部长接触,与省长谈判。得到批准以后,他就开始招聘艺术家,张贴海报,搭建演出台。8月1日,柏辽兹指挥了一场“大型的严肃音乐会”。两天之后是斯特劳斯的通俗音乐会,节目中有“华尔兹、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他也和老朋友奥芬巴赫合作过。第二帝国时期,二人的行当常常不分彼此。斯特劳斯参与过几部轻歌剧的谱曲。“以‘地狱里的奥尔菲’为题的四对舞曲就是他谱写的”。被任命为歌剧院的舞蹈负责人以后,他组织了宫廷的庆祝活动,让整个宫廷翩翩起舞。玛蒂尔德公主在自己的沙龙里接见了他。他还参与创建了音乐学院的音乐会协会。

1861年,他的声誉如日中天。这一年7月,拿破仑三世去维希度假。这一度假地虽然得到迅速发展,却没有与这位难对付的贵宾相配的府邸。此前伊萨克·斯特劳斯曾经受命建造一座赌场,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一所豪华住宅——时至今日,那宅子仍以“斯特劳斯别墅”知名。他安排皇帝驻跸豪宅,自己和家人移住别处。尊贵的客人显然十分满意,次年再度莅临。伊萨克·斯特劳斯也为此备感荣幸。

伊萨克·斯特劳斯还是一位兴趣广泛而稳健的收藏家。在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上,他展示了自己最珍奇的收藏品。他在1878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则展示了全套希伯来的宗教物品,这些展品在他去世以后为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所收购。整套藏品现存于犹太教艺术与历史博物馆,其余的收藏品则赠给了罗浮宫博物馆。

伊萨克·斯特劳斯去世后,他的财产于1888年出售或者被女儿们平分。其中一个叫蕾阿,后来嫁给了居斯塔夫·列维。她便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祖母。居斯塔夫·列维的生意做得一团糟,死时已经破产。“以至于他的一个儿子,年纪轻轻就不得不去工作,以资家用。他共有四子一女”。从此,家庭生活拮据。家族的辉煌历史一直伴随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青年时代:“我父亲一方的家庭生活在对第二帝国时代的回忆里。”有一天他曾经为看到一个影子而激动,那是逝去的欢乐场景的再现:“我小时候还见过皇后欧也妮——亲眼见过。”父母十分熟悉奥芬巴赫的音乐。今天,那个时代的唯一痕迹就是一副手镯,那是当年拿破仑三世为感谢主人的殷勤好客赐给他曾祖母的。

二、艺术家与资产者

蕾阿·斯特劳斯和居斯塔夫·列维有个儿子,叫雷蒙。他把父母亲的姓合起来,从此姓列维-斯特劳斯。家人要他上高等商业学校学习一门技能。他毕业后在股票所得到了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其实他从童年起就梦想成为画家。待境遇稍有转变,他立刻去美术学院注册,从此投身于艺术家的职业生涯,而且成就不小。1905年至1921年间,他定期在巴黎秋季沙龙展出风俗画和肖像画。他心胸开阔。他儿子后来说:“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极富教养,好奇心永不满足的人,兴趣不仅限于绘画,对文学和音乐同样迷恋。”

他娶了嫡亲表妹艾玛·列维。艾玛出生在凡尔登,也是阿尔萨斯人的后裔。……

P7-P10

序言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当初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唯一健在者。在素重人文科学理论的法国文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民族思想英雄”之代表应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下称“文集”)中文版在作者将届百岁高龄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简言之,“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中法人文学术交流近年来的积极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实践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关于作者学术思想的主旨和意义,各位译者均在各书译后记中作了介绍。在此,我拟略谈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竞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第一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点,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法国学术环境内,他选择了与英美人类学更宜沟通的学科词anthropology来代表由自己所创新的人类学一社会学新体系,在认识论上遂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他企图赋予“结构人类学”学科的功能也就远远超过了通常人类学专业的范围。一方面,他要将结构主义方法带入传统人类学领域;而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结构人类学思想来影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作为其学术思想总称的“结构人类学”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大致可包括: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以至于文艺创作手法),以及数学等自然科学……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根本转变了世界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方向,而且对上述各相关学科理论之方向均程度不等地给予了持久的影响,并随之促进了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和方向的演变。另外,作者早年曾专修哲学,其人类学理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并被现代哲学界视为战后法国代表性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影响力并非如英美学界惯常所说的那样,仅限于那些曾引起争议的人生观和文化观方面,而是特别指他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进行的深刻反省和批评。后者才是列维-斯特劳斯学术理论思想的持久性价值所在。

在上述列举的诸相关学科方法论中,一般评论者都会强调作者经常谈到的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哲学对作者结构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方式所给予的重大影响。就具体的分析技术面而言,诚然如是。但是,其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乃是与作者对诸相关传统学科理论方向的考察和批评紧密相连的。因此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更为深广的思想学术背景。这就是,结构人类学与20世纪处于剧烈变动中的法国三大主要人文理论学科一——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正是在与此三大学科系列的理论论辩中形成自己的结构人类学观念的。简言之,结构人类学理论批评所针对的是:哲学和神学的形而上学方向,社会学的狭义实证主义(个体经验主义)方向,以及历史学的(政治)事件史方向。所谓与哲学的论辩是指:反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继续选择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作为各科学术的共同理论基础,衍生而及相关的美学和伦理学等部门哲学传统。所谓与社会学的论辩是指:作者与法国社会学和英美人类学之间的既有继承又有批判的理论互动关系。以现代“法国社会学之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社会学”本身即传统人种志学(ethnography)、人种学(ethnology)、传统人类学(anthropology)、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百年来综合互动的产物;而作为部分地继承此法国整体主义新实证社会学传统的列维-斯特劳斯,则是在扩大的新学术环境里进一步深化了该综合互动过程。因此作者最后选用“结构人类学”作为与上述诸交叉学科相区别的新学科标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革新意义。所谓与历史学的论辩是指: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两方面作者所坚持的历史人类学立场。作者在介入法国历史学这两大时代性议题时,也就进一步使其结构人类学卷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激辩之中心。前者涉及和萨特等历史哲学主流的论辩,后者涉及以年鉴派为代表的150年来有关“事件因果”和“环境结构”之间何者应为“历史性”主体的史学认识论争论。

几十年来作者的结构人类学,尽管在世界上影响深远,却也受到各方面(特别是一些美国人类学和法国社会学人士)的质疑和批评,其中一个原因似乎在于彼此对学科名称,特别是“人类学”名称的用法上的不同。一般人类学家的专业化倾向和结构人类学的“泛理论化”旨趣当然会在目标和方法两方面彼此相异。而这类表面上由于学科界定方式不同而引生的区别,却也关系到彼此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的更为根本的差异。这一事实再次表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思想触及了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基础的核心领域。与萨特以世界之评判和改造为目标的“社会哲学”不同,素来远离政治议题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乃是一种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结构调整为目的的“学术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和结构人类学,正像20世纪西方各种人文学流派一样,都具有本身的优缺点和影响力消长的过程。就法国而言,所谓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相互嬗替”的历史演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足以作为评判学派本身重要性的尺度。当前中国学界更不必按照西方学术流派演变过程中的一时声誉及影响来判断其价值。本序文对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的推崇,也不是仅以其在法国或整个西方学界中时下流行的评价为根据的,而是按照世界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革新之自身需要而加以评估的。在研究和评判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时,需要区分方向的可取性和结论的正确性。前者含有较长久的价值,后者往往随着社会和学术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有所改变。思想史研究者均宜于在学者具体结论性话语中体察其方向性含义,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我们的积极认知范围。今日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的价值因此不妨按照以下四个层面来分别评定:作为世界人类学界的首席理论代表;作为结构主义运动的首席代表;作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现代化革新运动中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和西方理论进行学术交流中的重要方法论资源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适逢战后法国两大思想运动“大师凋零”之会,法国学界开始了对结构主义时代进行全面回顾和反省的时期,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一生的卓越学术贡献重新受到关注。自著名《批评》杂志为其九十华诞组织专辑之后,60年代初曾将其推向前台的《精神》期刊2004年又为其组编了特刊。我们不妨将此视作列维-斯特劳斯百岁寿诞“生平回顾”纪念活动之序幕。2007年夏将在芬兰举办的第9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亦将对时届百龄的作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凡此种种均表明作者学术思想在国际上所享有的持久影响力。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的学术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也将在不断扩展中的全人类思想范围内,继续参与积极的交流和演变。

作为人类文化价值平等论者,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文化思想多次表示过极高的敬意。作者主要是通过法国杰出汉学家和社会学家格拉内(Marcel Granet)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特质的。两人之学同出迪尔凯姆之门,均重视对文化现象进行整体论和结构化的理论分析。在2004年出版的《列维-斯特劳斯纪念文集》 (L'Herne出版社,M.Izard主编)中有Yves Goudineau撰写的专文《列维-斯特劳斯,格拉内的中国,迪尔凯姆的影子:回顾亲属结构分析的资料来源》。该文谈到列维-斯特劳斯早年深受格拉内在1939年《社会学年鉴》发表的专著的影响,并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如何从格拉内的“范畴”(类别)概念发展出了自己的“结构”概念。顺便指出,该纪念文集的编者虽然收进了几十年来各国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概述,包括日本的和俄罗斯的,却十分遗憾地遗漏了中国的部分。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对于中国当代西学研究之进展,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

百年来中国学术中有关各种现代主题的研究,不论是政经法还是文史哲,在对象和目标选择方面,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国际学术的共同标准,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发展趋势。结构主义作为现代方法论之一,当然也已不同程度上为中国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所吸纳。但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法国结构主义对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主要意义却是特别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化研究之现代化方法论革新的任务有关的。如我在为《国际符号学百科全书》(柏林,1999)撰写的“中国文化中的记号概念”条目和许多其他相关著述中所言,传统中国文化和思想形态具有最突出的“结构化”运作特征(特别是“二元对立”原则和程式化文化表现原则等思考和行为惯习),从而特别适合于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其现代分析工具之一。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史哲艺”的“文本制作”中凸显出一种结构式运作倾向,对此,极其值得中国新一代国学现代化研究学者关注。此外,之所以说结构主义符号学是各种现代西方学术方法论中最适合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工作之需要者,乃因其有助于传统中国学术思想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系统的“重新表述”,此话语组织重组的结果无须以损及话语和文本的原初意涵为代价。反之,对于其他西方学术方法论而言,例如各种西方哲学方法论,在引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相异的观点和立场一并纳入中国传统思想材料之中,从而在中西比较研究之前就已“变形”了中国传统材料的原初语义学构成。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文史哲学术话语是在前科学时代构思和编成的,其观念表达方式和功能与现代学术世界通行方式非常不同,颇难作为“现成可用的”材料对象,以供现代研究和国际交流之用。今日要想在中西学术话语之间(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历史话语和现代西方理论话语之间)进行有效沟通,首须解决二者之间的“语义通分”问题。结构主义及其符号学方法论恰恰对此学术研究目的来说最为适合。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许多符号学的和结构式的分析方法,甚至又比其他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具有更直接的启示性。在结构主义研究范围内的中西对话之目的绝不限于使中国学术单方面受益而已,其效果必然是双向的。中国研究者固然首须积极学习西方学术成果,而此中西学术理论“化合”之结果其后必可再反馈至西方,以引生全球范围内下一波人类人文学术积极互动之契机。因此,“文集”的出版对于中国和世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全面革新这一总目标而言,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

“文集”组译编辑完成后,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代为撰写一篇“文集”总序。受邀为中文版“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作序,对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荣幸。我本人并无人类学专业资格胜任其事,但作为当代法国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学术思想史以及中西比较人文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者,对此邀请确也有义不容辞之感。这倒不是由于我曾在中国最早关注和译介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而是因为我个人多年来对法国人文结构主义思潮本身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在北京(2004)、里昂(2004)和芬兰伊马特拉(2005)连续三次符号学国际会议上力倡此意,强调在今日异见纷呈的符号学全球化事业中首应重估法国结构主义的学术价值。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正是这一人文科学方法论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者。

结构主义论述用语抽象,“文集”诸译者共同努力,完成了此项难度较大的翻译工作。但在目前学术条件下,并不宜于对译名强行统一。在一段时间内,容许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专有名词的译法,是合乎实际并有利于读者的。随着国内西学研究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或许可以在将来再安排有关结构主义专有名词的译名统一工作。现在,“文集”的出版终于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套全面深入了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原始资料,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长期研究者,我对此自然极感欣慰,并在此对“文集”编辑组同仁和各卷译者表示诚挚祝贺。

李幼蒸2005年12月

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后记

《列维-斯特劳斯传》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了。读者从每章长长的尾注,就会感觉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一般的传记总是要涉及私人生活的,而我们看到主人公一生中三次婚姻都被一笔带过,家庭生活几乎没有被描写。据传记作者说,这是欧洲现行的知识分子传记(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的特点。列维-斯特劳斯人生经历独特,建构起他的学问大厦,就等于见证了他的一生。作者其实是像写作博士论文那样,再现了列维-斯特劳斯那丰富和创造性的一生。

这本传记给我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多”字来概括——人物多,事件多,学科多,所涉及的作品多。

人物多。书后所列人物索引多达450人,仅仅翻译和核实人物的译名就需要不少的时间。事件多。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1908年,至今健在,可谓世纪老人。在那个刚刚逝去的20世纪里,我们人类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在那个多灾多难的世纪里,没有人比列维-斯特劳斯更能、更好地见证那个时代的变迁了。学科多。列维-斯特劳斯在出发去巴西,走上民族学道路之前,就已经迷恋上了马克思的学说;他还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对地质学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爱好,这迷恋、这影响以及这兴趣使他把这三门学科称作他的“三位情人”。除了这三门特别偏爱的学科外,他也曾经学习过哲学,而且在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三。列维-斯特劳斯天生喜爱音乐,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工作时他都听着音乐,他觉得这样思路会更加清晰。列维-斯特劳斯热爱绘画,不但喜欢而且也会作画。他与艺术家有着密切的交往。在美国流亡时,他和以安德烈·布列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来往甚密。他还是一个语言学家,尽管他说自己是个二流的语言学家。还多亏了他与罗曼·雅各布逊在美国的相遇,相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巴西之旅使他走上了民族学道路,那么,遇到罗曼·雅各布逊就为他成就人类学家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雅各布逊使他“茅塞顿开”,给予了他一把开启民族学研究的钥匙。罗曼·雅各布逊还介绍他认识了雷蒙·德·索绪尔——精神分析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儿子,列维-斯特劳斯从此进入了精神分析学家的圈子。

列维-斯特劳斯是犹太人,犹太民族是爱书的民族。童年起,父亲就鼓励他广泛涉猎,他读书庞杂,这一切都为他成为人类学大家奠定了基础。列维-斯特劳斯最后终于“进驻”法兰西学院,随着他成为这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法国著名学院中的一位教授,一门新的学科从此诞生了。学院前瞻性的性质决定了列维-斯特劳斯每年的授课内容都是“新”的,这非常符合列维-斯特劳斯的个性。他自以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开垦土地,播上一茬,来年又去开拓新的土地。对一个开拓性的人物来说,再没有比法兰西学院这个机会更适合列维-斯特劳斯的了。随着这个讲席的建立,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也成立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研究、教授、写作。尽管他说写作劳神费心,但是当教授就不得不写,他以每两年一本书的速度写作着。

这么多的“多”,翻译自然有很多困难。因为人物多,有的人物已有译名,已经约定俗成,就不好再给他另外一个译名。我读书有限,尽管多方查阅,仍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也可能由于其他理由。例如,法国语言学院、法兰西学院的claude Hagege,他的中文名字是海然热,那是赵元任先生给他起的。不是Hagege先生亲口说,我是不会把Hagege和海然热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说,可能有人已有中文名字了,这时再给一个译名,就有可能产生混淆。

由于所涉及的学科很多,我不得不大量地阅读。阅读的目的不在于把什么都搞明白,只希望在选词造句的时候有一定依据。列维-斯特劳斯曾经邀请数学家一起来参与他的研究工作,试图用一个简洁明了的公式来说明问题。在翻译一道公式和groupe de Klein的时候,我请教武汉大学的吴泓缈老师,他把自己尚未发表的《符号学矩阵理据考》发给我,我因此按照他的译名翻成“克莱因组”。

一般来讲,书名难译。叶廷芳先生指出:“翻译文学作品,题目或书名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是首先应该花力气的地方。”梁实秋先生也指出,翻译书名是最头痛的事,因为“译书名,须先读其书,然后才能知道书名的意义,否则望文生义,可能导致极大的错误。”(《梁实秋杂文集》,第284页)传记里提到的书,我却无法一一阅读。传记中提到的书名,有的我只能根据字面意义翻译,而且每当遇到书名我都要踌躇一番。例如我读了Triste Tropique,体验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心情,他为印第安人悲惨的境遇而哀伤,同时又惋惜那逝去的一切。因此开始时我把此书译成《哀婉的热带丛林》后译作《忧郁的热带》。中文的特点也恰好允许这样的组合,同时表达两层意思。另外,书中所表达的特定意义有时在传记中也难以再现。例如,我同时也翻译了《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书中出现了ecart differentiel这样一个词组,ecart可以是“差异、差距、差别”,我觉得词义已很清楚,可是为什么还要有differentiel来限定呢?传记作者说到这本书的时候,自然用了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的这一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用语,便分别向本书作者和列维一斯特劳斯本人提出问题。前者告诉我,他是用ecart differentiel来指就人类学的观点而言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差异,以便与中性的差异相对,即没有结果也没有实际意义的差异。后者则告诉我他真实的用意:“ecart differentiel这一表达在语言学中经常使用,表示所说的差距不是一个简单的差距,而是使两个意义之间有所区别。”由于阅读了《种族与历史》,知道所指,翻译就有依据,容易把握。对传记中提及的那些我不可能接触到的书,我常担心用词是否贴切,理解是否与作者有出入。

这一切的“多”其实都源于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丰富的个性和他对人性、人类精神活动的不断的叩问。“道不虚行,存乎其人也。”作品与作家融凝为一。了解列维-斯特劳斯的个性,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作品。他小时候喜欢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能够倒背如流。他甚至说谁要了解他,堂吉诃德就是把钥匙。他推崇感性品质和理性推理,认为“严肃的人靠敏感、靠理性工作,而不是依赖信仰”。马克思的思想、弗洛伊德的思想和地质学成为他的“三位情人”不是偶然。民族学最终使他的身心得到了统一。

在翻译《列维-斯特劳斯传》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实际上我在决定翻译这本书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能力大小;开始翻译后,我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因为我明白程抱一先生何以要我先把此书翻译出来,历史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走上一条艰难而又引人人胜的道路。

余光中在《创作与翻译》中说道:“一本好书不啻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一本杰作不啻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人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这一年来,我的生活不就像余光中的精言妙语所描绘的那种景况吗?难道我不就是像神灵附体一样吗?列维-斯特劳斯的形象几乎成日在我脑中盘旋。在一遍遍的阅读中,我难道不是在字里行问感受着列维-斯特劳斯,分享他博大的生命吗?不管最终是否“尽传其胜”,至少可以说的是,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同事和我的学生,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这本译著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记得去南京大学浦口校区上课的路上,我的同事刘成富老师帮助我解疑答难;中文系的唐建清老师是搞比较文学研究的,他给我谈文学;还有同事许钧老师也专门帮助过我对某些片段进行语法分析。书中有大量非法语人名或书名,我希望从原语直接译成中文,德语系、西班牙语系、英语系和俄语系的老师因此都给过我帮助。张柏然老师不止一次地帮助我解决英语译名问题。我特别要感谢陆秉惠老师,记得在翻译的最后几个月,每周五的下午,我们都用来解决翻译的疑难处,我从她那里不仅学习了严谨的翻译态度,而且还加深了对法文的理解。我还得感谢我研修班的同学,方琳琳、冷碧莹、罗晓亮等同学帮助我打字,时利和同学最后还帮助我润色译稿。

我要感谢张祖建先生,他对书稿的审校使得本书减少了很多错漏之处。针对本书涉及的众多人物和事件,他还撰写了本书300余条“译者注”中的大部分,希望读者借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本书的背景。

我还要感谢外教Cathrine,以及在晓庄学院任教的瑞士籍教师Georges和他的妻子Magguerite。至于我在法国的朋友,Chamel和Bergotlnioux先生以及Gouvard和Doche小姐,我也得请他们接受我的谢意。没有这些朋友的支持和鼓励,这部译著难以完成。

我在翻译这部传记时,心灵时时受到触动。列维-斯特劳斯奇特的个性、充实的人生都给我以启示和鼓励。愿这篇译著也能使你怦然心动,使你的灵魂受到冲击。来吧,让我们追随列维-斯特劳斯的脚步,进入这位大地丈量者的精神家园之中,去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类学家那博大的胸怀,去体悟他对陷入生态困境的人类那深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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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27 16: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