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田露伴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大家，原名成行，别号蜗牛庵。他从小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学识渊博，文学造诣颇深，与尾崎红叶、坪内逍遥、森鸥外等人齐名。在创作方法上，幸田受井原西鹤的影响较大。作品主题多为歌颂艺术的强韧生命力，以及艺术创造者的顽强意志。

本书是幸田露伴分散于各个时期的一些随笔，内容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论学；二是同中国有关系；三是有他独特的感想和见解。大致介绍有关中国的一些历史人物、器物、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证和随想。

幸田露伴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大家，原名成行，别号蜗牛庵。他从小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学识渊博，文学造诣颇深，与尾崎红叶、坪内逍遥、森鸥外等人齐名，这一时期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红露逍鸥时期。1937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第一届文化勋章。本书是他的一些随笔，主要介绍有关中国的一些历史人物、器物、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证和随想。

琐言

 夏夜问答

 字义数则

 李昌谷的诗

 《西游记》的作者

 甘甜古今

 论简素治新

 钓车考

 漱玉记

 大叶子

 说羊

 福

老皮囊

 顾炎武

 袁了凡

 快川和尚和杜苟鹤

 《料理物语》和《草木子》

 《今昔物语》和《剑南诗稿》

 张良和蔡邕

 古书新法

 带妻宿妾

 少言老评

 水

 酒

蜗牛庵联话

 月、霜

 青瓷、白瓷、音乐

 琵琶、箜篌、缬

 饼

 茶

 檄

 苜蓿

 饭

 骨董

读史后语

 张俊供进御筵食单

 芭蕉和黄山谷

 话苑

 读史后语

 苏东坡和海南岛

 杨贵妃和香

书斋闲话

 修文谈

 《仁山智水帖》序

 露伴谈片

 我执笔的时间和场所

 日本百科大词典解题

《西厢记》

《琵琶记》

《桃花扇传奇》

《长生殿传奇》

《聊斋志异》

《十二楼》

《红雪楼九种曲》

《弹词》

《中国的俳优》

 夏日的读物

 处女的自豪

 表现于容貌上的心灵美

 歌的作词与作曲

 命运的钥匙

 文艺作品中的马

 民谣里的歌

 旅行家

 传说的真相

 《红楼梦》解题

 《水浒传》杂话

 新幸福观

 日本的文学和复仇谭

 幸福树和不幸树

 无难

 书斋闲话

 邦人岂能不解中国诗味

 《汉文丛书》序

 春日抄

 字眼儿

译后记

夏夜问答

有口无手

客问日：不论美术、文学、宗教及其他，今立世之言为说者甚不少，而其功似甚不明。有口者多如彼，暮鸦聒噪；挥腕者少如此，晨星寥落。美术有谁？文学有谁？宗教有谁？雕像师徐徐磨刀，门外即有怒斥声：何不快快挥刀？诗人凝思苦索，窗前即有叫骂声：汝焉能将一切想尽？佛者励精欲委身于六度三观之行思，则有敲庵大声责之：衲僧忘其世乎？欲声闻辟支乎？当一个画家偶有所得，欲呵笔作图以问世之时，首先面临的不是精细、冷静的检核，而是粗暴卤莽、炽热灼人的批判。当一个小说家欲制新篇时，文未成之前，首先会有人根据个人嗜好提供种种意见和建议，文渐成则这些建议一变而为谴责之声。宗教家周围，甚至有许多欲受教诲之人，先向宗教家施以教诲，不是使宗教家常住于佛心神意之中，而是使其住于芸芸众生之中。观今之状况，人皆有口而无手。有口虽无可非，然以口掣手可喜乎？可忧乎？如此群议之纷纷，毕竟如何？

答日：呜呼，我不知矣！呜呼，我不晓矣！古人有言：其言咙，其事乱。

一衣三冠

客敢问日：群议之纷纷毕竟如何？答日：不知，子退试问之蓍。客乃占，得于晋之乾卦。辞日：一衣三冠，冠无所加。

诗人之不遇

客问日：有人倡导，断乎陷文学者于死地，使其同困苦斗争，而后取得成功。子之说如何？答日：快哉此言！重耳之霸心生于曹卫，勾践之霸心生于会稽。我闻之：居下无忧之时而思不远，处身常逸之时而志不广。以乱石击水之时而有声，以亵器藏麝之时而生馨。余又闻：齐不下二城而田单竟获大功。但愿有志不待陷人于死地者，能自怀居于死地之心，学习古人甘心伶仃三十年之境界。又闻：作诗作文需经他人几年学过，才会有进步。骂者自骂，嘲者自嘲，嘲骂无所得，则同嘲骂之声自灭，受嘲骂者则幸而有得也。瞿昙氏日：提婆达多，乃吾师也。

诗人之忧

客问日：然诗人文士之忧，不在于世之酷待我，而在于世之宠遇我乎？答日：勿需多言，世焉能奈何诗也。举世斥骂，对于诗人，大而言之，则不过蚍蜉撼大树；举世赞扬，对于诗人，小而言之，则如夏云溃而无痕也。然人不可无情，情亦不可误人。为诗人而忧，在于世之过褒溢美之辞，皆给了平凡无奇之作；在于不可信赖的众口啧啧之嘲谑；在于难以面对手中执鞭之严父面前，而常立于口如蜜糖的妖妇旁边；在于万世好伴侣的造物爷们，忘记孝子之志，变成一时之玩物和流行之奴隶。《般若经》日：有二人欲行大方便，而入深山窟求无价宝。彼等进入未久，便见两边低价之金银财宝，但见而皆不取。渐次前行，又见两边有高价之宝，一人则贪婪荷负而还，一人则仍不取，更复前进，至极胜处，获无价之宝，恣意携归，所多饶益。此譬喻可用于文界，获无价宝者，犹如成功之大诗人；得高价宝者，则天分较小、觉悟不足，不能成大诗人，但勉强可称为成功的诗人。变成一时之玩物和流行之奴隶者，则是那些负荷低价之金银财宝而归者之流。欲得金银而不能或根本无志于求无价之宝，本来就不足挂齿，何况我等未曾入深山窟，一味算计他人财宝之辈也。

折衷和混合

客问日：有人持东西美术折衷说，有人持东西宗教混合说，对此子作何说？答日：此种希望无可厚非，然而，使此种希望变成事实恐怕很难。铜和锌做的合金，会得到一种美丽而多用的金属；而见到胡萝卜、椎菇、莲藕、慈姑和豇豆相互交混成五色之吐物我等会感到异常可怖。要说美术，我不说制造合金的人是恶行，然而我更欣赏于自然之中披沙拣金之人。要说宗教，我不想摈斥那些将阿弥陀盛在自己秤皿中的大力士，然而，我更钟情于那种谛知人类之细微，而希望寄身于佛神胸中的人们。

制作方法

客问日：据闻子之作文率意而为，很少改窜。如是可乎？日：非也。作文作诗之方法，不足以定其文其诗之价值。方法本身有可取之处，亦有不可取之处。痛而论者，人人必有可取之处，亦必有不可取之处。欧阳子有“三多”之说。相传贯之作歌一首，需费时二十日。子美有“新诗改罢自长吟”句。因此，此等人亦经几度改订而后暂时搁笔。而有的人为下笔千言、一气呵成而沾沾自喜。此种作为，犹如山童迅疾跑过危险的独木桥，见其痴态既难受又担心。如子所知，露伴不痴即狂矣。

又

客问日：然而作文应推敲、改窜、洗炼、修饰乎？答日：古人未必单靠改窜而使文章至妙。魏伯子日：作文而忧词不足，皆为无识之病。又日：古人文字有累句、涩句及不成句者，而不改者非因不能改也，改之或伤气格，故宁可存其自然。名帖败笔仍是古琴之焦尾。昔人论，《史记·张苍传》中有“后老口中无齿”句，宜删之为“老无齿”；《公羊传》中有云“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宜删之为“各以类逆”。“节”，即简也。而公羊、史迁意不在文，而在于神情，不使其过于生动。知其说，则知存瑕之嵌矣。又，王从之录之日：文章以意主之，字语役之。主强役弱，则使之无不从。世人往往骄其役，而使之跋扈难制，甚至反役为主。又日：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其巧，乃能就拙为巧。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云云。此类之论，不胜枚举。我仅望能改之。

(明治二十九年八月)P3-7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男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常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一

几年前，天津“百花”出了一本拙译《幸田露伴散文选》。本来，我以为，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幸田露伴这个名字较为陌生，除了几篇中译小说之外，别的方面不大为人所知。况且，这位文豪文风高蹈，用语奇险，取譬联想，难以捉摸。现代社会，如此古调，不弹久矣，他的文章会有人耐着性子阅读下去吗？特别是那些对传统文化不太熟悉的青少年们，抑或避之犹恐不及，有谁愿意花钱买罪受。出版社大概也有这种看法，初版只印了四千册。然而，事实出乎所料，发行之后，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网上的反馈渐渐多了起来，随之人气大增。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读者层面远不限于那些具有坚实传统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在校大中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热情的肯定与激励，有益的助言和建议，大都来自这些男女青年。为此我很受鼓舞，又很内疚，觉得错误地估计了他们的求知欲望和阅读水平。

二

这位远离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异国学者型作家，为何能引起当今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呢？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面对这种“露伴热”(不知能否使用这样的词儿，单就日本方面说，文革后曾出现过“一休热”、“幸子热”和“真由美热”等)，我又跃跃欲试，很想再译一些露伴其他方面的散文著作，以回报读者的厚爱。我在上一本散文的《译后记》中说过，译露伴仿佛攀登珠穆朗玛，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这回再译露伴，我又有了新的体会：露伴是一座采掘不尽的文学学术富矿！

对于幸田露伴作出最中肯最全面的评价的，自然还是他的母国的学者和同行们。1983年7月，日本岩波书店在出版《露伴随笔》五卷集时，加了这样的“编者附言”：

露伴幸田翁，儒雅之家。源头发自鲁论，博通和汉之史，兼精佛说，亦好玩俳谐。笔砚所飞，自讲述及稗史，无不尽矣。《芭蕉七部集注释》尤显于世。闲来虽喜钓鱼将棋之末技，然仍从容似行君子之道。今选其随笔佳什，编作五卷，就此可窥大人之高风。

露伴的文学学术思想，始终以孔孟为教义，以儒学为根本，一生致力于探索和实践，成为明治开国以来日本现代文化史上学殖郁然、知识该博的文坛大纛，士林典范。

著名作家木下奎太郎和斋藤茂吉，深知露伴这个“伟大的存在”，他们极力反对同时代人对于露伴的忽视与否认，始终维护露伴文苑泰斗的地位。木下认为，贯穿露伴文学事业的主导精神是“东方式的人道主义”，他说，露伴初期受本国德川文学的影响，后来又有中国汉唐文化的熏陶，再接受佛教道德规范的洗礼，是自己最感亲切、最为崇仰的一代宗师。当代文艺评论家筱田一士在《露伴随笔》五卷集的《解说》中写道：现代日本作家中，露伴是最彻底背逆欧洲新文学潮流的一个，他长达六十年的笔墨生涯，营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的文学王国。不阅读露伴，就没有资格谈论日本现代文学。

我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位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文豪，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崇仰露伴高尚的人格，深为作者博洽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和汪洋恣肆的文字所震撼。露伴一生，广泛涉猎汉学典籍，无书不读，无所不精，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烂熟于心。露伴学养深湛，援笔为文，引经据典；说古论今，谈言微中；指陈时弊，洞烛几微；评骘得失，别具只眼。阅读露伴的著作，不可图快、而应边读边思，字字用心，方能领会其毫端无限风情。

三

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数千年辉煌于世，成为中国民众生命的本源，精神的脊梁，行为的轨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段很大的断层，至于文革，达到极点。儒学的开山祖师孔子，在自己的家国，情形并不很妙，时代需要他，也会风光一时，被拥为万世师表，但多数时候是受着贬抑和羞辱。直到如今，还有人以诟詈这位先圣为时尚。悲夫！与此相反，在邻国日本，孔子一直备受崇敬，历来享有极高声誉。《论语》等儒学经典，光耀扶桑，成为日本人立国立世、修身养性的国民道德准绳。就在“打倒孔老二”、“批林批孔”等愚妄而荒唐的口号响遍中国大陆那个年月，孔子依然在东京文京区的汤岛圣堂内蔼然而立，笑沐春风，接受世界各地来访者的顶礼膜拜。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学术机构“斯文会”，由二松学舍大学学长、当代著名汉学家石川忠久教授担任理事长，经常举办儒家经典学习会，开办儒学、汉诗等专题讲座。走进汤岛圣堂，立即感受着一股阔别已久的、幽幽的古典文化的馨香。

所幸，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得以复苏，国学渐热，出现了可喜的好局面。然而，长期的断层造成的空白非一朝一夕可以弥补。传统文化的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形成当代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空洞。一方面，是强烈的渴求欲望，一方面是低弱的受容能力。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很少接受古典文化教育的青少年一代，只好借助“稀释派”的帮忙了。这也许是目前国内那种“戏说历史，调侃古人”之风盛行的缘故吧。

四

我一向认为，求知如饮馔，要的是原汁原味、“成分无调整”(日本超市贩卖的一种牛奶)。然而，没有强健的牙齿和胃袋，纵然满案珍馐，也无法品赏消化，化为自身营养。因此，倡导国学，弘扬传统，实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如何正确接受古典文化，幸田露伴或许能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指出一条途径。本着这一想法，我翻译了这本露伴论学随笔，希望与读者共勉，学习露伴那种不拾他人涕唾，立足原典，追本穷源的钻研精神。于此，我又想起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书斋闲话》里的文章，分散于作者各个时期，选译时，完全根据译者本人的兴趣，一是论学；二是同中国有关系；三是有作者独特的感想和见解。具备这几点的，大致都网罗进来了，又利用原作品集的名称大致分了类(译本的文章和原作品集的文章在分类上不完全一致)。当然，我的认识和体会也是在翻译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例如《张俊供进御筵食单》一文，开始我只选择了前后部分，觉得那份烦琐的食单没有多大价值。其实不然，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介绍那份食单，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评判张俊的人格作有力的铺垫。没有食单，下面那段精辟的议论就失去了凭依。所以，我最后又补译了进去。

露伴还有一些关于以中国历史人文为题材的长篇著述，有的是史传小说，有的是文化散文，有的是学术随笔，如《命运》、《幽情记》、《连环记》和《论语新注》等，也很值得译介过来。面对这座文学富矿，我不会停下手中之钻。

五

这本书是我花费心力较多的一部译作。鉴于涉及历史上的人与事十分广泛，原作又没有一条注释，这就给传统文化修养较为薄弱的朋友造成阅读的困难。为了便于理解原著，我尽可能添加了脚注。但古今内外，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本着这样两条：凡属日本和其他各国的，则详加注释，中国的从略；同为中国的人事，较为冷僻的、不为多数读者所知的，则详注，反之则从略。当然，这也只能凭借译者本人的主观判别，难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

借着本书即将出版的机会，感谢创意者王晓平教授，感谢中华书局马燕女士、林玉萍女士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热诚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译者

2007年6月下浣梅雨时节

于日本爱知县春日井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