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堪称一代典范的苏轼，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而且其间条理贯通，自成一家之学。

历史人物的学科分类，在中国官方史书中早已出现。《宋史》就有“道学”、“儒林”、“文苑”三传的分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传记并未出现在《文苑传》中，这就意味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仅局限于文苑之内。本书正是力图恢复苏轼作为思想文化巨人的本来面目，考察他在哲学、史学、政治学、美学、文艺学等多方面的成就。

本书旨在从一个思想者的角度追踪这位文化巨人丰富的精神景观，并注重考察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其对于宋代乃至整部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及其在陶铸我们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方面所起的作用。相比于单纯的文学家的苏轼，思想者的苏轼或许更切近他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上的东坡居士。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言 产生巨人的时代

 一、宋代文化的鼎盛局面

 二、从“祖宗家法”到“庆历新政”

 三、北宋的财政问题

 四、哲学、文学的勃兴与“士”的崛起

第一章 “吾生如寄耳”：家世与生平

 一、长江上游的天府之国

 二、在家乡与京城之间

 三、变法风潮中的汴京

 四、从二千石到阶下囚

 五、谪居江岸的东坡居士

 六、成为元桔大臣

 七、四任知州

 八、流放到海角天涯

 九、走向人生旅途的终点

第二章 究天人之际：苏轼的哲学

 一、哲学史上的苏轼

1．疑经、辨孟、非韩思潮中的一家之学

2．苏轼哲学的历史地位

 二、研究苏轼哲学的基本资料

 三、苏轼哲学概述

1．苏轼论“道”：自然全体的总名

2．从“道”到“善”：自然与名教的逻辑联系

3．对“性善”论的驳斥

4．与自然之“道”相应的自然之“性”

5．“性命自得”的逻辑结构

 四、苏轼哲学的特色

第三章 通古今之变：苏轼的史学

 一、《春秋》学与相关史论

1．苏氏《春秋》学

2．“正统论”与名实之辨

3．历史编纂学与历史批评

 二、苏轼的史评

1．道德

2．风俗

3．理势

4．智术

第四章 立朝大节：苏轼的政治态度

 一、政论

 二、政见

1．熙宁二年

2．熙、丰阶段

3．元丰七、八年

4．元祜阶段

 三、政治人格

第五章 文艺成就与美学思想

 一、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

 二、光照千古的文艺成就

1．诗

2．词

3．文

4．书画 

 三、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

1．“苏氏之道”的美学内涵

2．苏轼的文艺创作论

3．苏轼的文艺鉴赏与批评

 四、中国审美文化的历史转折

第六章 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

 一、颜子学与“寄寓”思想

 二、生死、出处、大地

 三、“寄寓”者的文化性格

 四、“寄寓”与“存性”

附录一 苏轼年表

附录二 人名索引

附录三 文献索引

后记

所谓民主，其实现的方式无非是参政权的开放、分权、政党诸端。在宋代的政治结构中，有一系列出于集权目的的制度，却奇妙地包涵了指向这些方式的因素。

首先是源于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用它来取代法定世袭的贵族特权制度，本是为了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上，但它却使社会等级中君与民之间的那些等级变得灵活，理论上不承认有与生俱来的特权阶层，这就基本上向全体士民开放了参政机会。虽然参政等于是为皇帝效劳，但原则上国家的利益高于皇帝个人，故文官制度所蕴含的政权开放的因素，值得充分估计。这里引证两个数字以资说明。一是科举取士的数目，据统计，北宋一代开科69次，共取正奏名进士19281人，诸科16331人，合计35612人，如算入特奏名及史料缺载的，则总数约为61000人，平均每年约360人。②这不仅比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差悬殊，而且也为元明清所不及，可谓空前绝后。并且，由于在考试制度上实施了封弥、糊名、誊录等杜绝作弊的办法，使科举取士尽可能地成为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让那些没有请托之路的孤寒之士凭才华和努力得以入仕。二是布衣人仕的人数比例，据统计，从《宋史》有传的1533人的材料来看，两宋以布衣人仕者占55．12％，比例相当高。若从臣僚中最高的宰辅大臣来看，唐代仅崔氏就有23人人相，占唐代宰相总数的1／15，说明世族仍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势力，而宋代宰辅中，除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者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均出身寒素或低级品官之家，苏轼的家世也并不十分显赫，但他却是一位重要的大臣，其弟苏辙更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其次，宋代为了实现君主独裁，采取了限制和分割相权的制度，不但令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涉，而且就在中书内，亦采用唐代群相制的办法，任命几个官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是俗称的“宰相”，轮流值日（独相的情形很少见），更换频繁，又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掌事权。这当然不能完全取消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但确实令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不过，国家机器的实际运转毕竟要由政府来操作，对相权的分割同时也造成了权力的分散，使得宋代的政府颇像一个由几位大臣轮流主持的内阁。另外，台谏和学士院都有议事权，起草诏制的中书舍人和颁布诏制的给事中也有封驳的权力，而宋代任这些职务的官员经常把这种权力运用来争取政治的民主化，甚至不惜得罪皇帝、宰相。这样，只要做皇帝的不是一意孤行的人，则分割相权颇有民主效果。与此相应的是，宋人的议论也经常借推尊皇权来争取政治民主，表面是在赞美独裁，实际的意图却在摧垮事权的集中，以保障各人的议事权，这是我们在阅读宋人的文字时应当时刻注意的。

第三，宋代文官体系的成熟，使得官员任用方面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即以离朝外任的办法来处置持不同政见者。只要没有得“罪”，政见不同的官员得以原来的品衔出任地方官，并且也不影响他在品衔上的晋升，因为考核其绩效的标准相对于朝廷一时的政策有着一定的独立性。这样，出朝的官员仍保留参政的资格，等待中央情势有变，他立即可以回朝施政。这个不成文的制度，促成了宋代政治中极为引人注目的“党争”现象，并且使“党”建立在一定的政见的基础上，使它颇具近代政党之萌芽的色彩。北宋“党争”中的各党领袖如吕夷简与范仲淹，王安石与司马光，各为政见相争，却并不影响私交。在理论上，他们有的公然亮明了“君子有党”的正当和必要，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某种开创性，也有启迪未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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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  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  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  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  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  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  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  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  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面对这部即将问世的《苏轼评传》，身为作者的我们已经有一种仿佛阅读旧作的感觉，除了愧疚之外，也应该为当前学界研究苏轼的进展之快感到高兴吧。

自1997年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接受稿约，撰写《苏轼评传》，至今已过了七年。其间我们曾多次辜负中心的负责人对于早日完成本稿的期望，而延续了甚长的写作过程。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具有“十年磨一剑”之类的决心，只是我们二人自己的情况导致了写作的缓慢。师生合撰一书，在学术界原本多见，老师的现有成果和学生的充沛精力，可以相信是绝好的组合。不过，若老师既不满足于简单复述以前的论述，而学生又不能很快令自己对课题的把握提升到接近老师的水平，则写作过程便不得不与教学过程相伴随，对于苏轼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来说，七年其实也算不得足够的时间。因此，现在勉强问世的书稿，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作品。

苏轼是宋代最大的文学家，也是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他的评价虽然有时候稍显低落，但有关其生平和创作的研究从来都不曾被学术界忽视，其传记当然也并不缺乏。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每年出现的关于苏轼的论文数量，不但在宋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居于首位，在整个古代文史研究的领域，也可算名列前茅。这使得我们有勇气来写一本新的《评传》，相信它与已有的传记相比，怎么也不会缺乏新意；但同时，这也就使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地吸收已有的成果，特别是我们开始动笔，乃至已经形成部分书稿以后出现的新成果，有许多被我们遗漏，此点需要恳求读者的谅解。

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大家早都认为苏轼的成就不限于文学方面，但把苏轼视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甚或哲学家来作出专门的论述，却是近年才出现的趋向。在我们开始撰写这部作为“思想家评传”的《苏轼评传》时，我们曾独立搜集和研究了一些有关苏轼哲学思想的资料，如传世的《东坡易传》和未传世的《东坡论语说》之类。如今，与我们同时或可能更早地关注这些资料的学者已经提供了相当出色的研究成果，而我们自己的论述却大多还在初步探索的阶段。我们也很兴奋地以为，超越文学范围而从各种角度全方位地研究这位文化巨人，尤其是从思想方面去加以把握，将是今后苏轼研究的发展动向，甚至可能成为苏轼研究史上的一次新潮。虽然我们的有关篇章未能反映出已经出现的一切波澜，但我们等待新潮的激动心情，则愿与所有苏轼研究者共之。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巩本栋先生、吴正岚女士及出版社的阎居梅女士，为此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心力，谨此深表感谢。

王水照、朱刚

2004年5月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