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礼记》指《小戴礼记》，有四十九篇。其中，《曲礼》、《檀弓》与《杂记》三篇各分上下，实际当为四十六篇。此四十六篇，一般认为出自孔子弟子及其后学之手，不过，有些篇被认为出自老庄之徒。无论如何，《礼记》四十六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出自一时之作，乃战国至秦汉之际的礼家著述的汇集。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高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导言

 一、《礼记》与《仪礼》、《周礼》

 二、《礼记》一书之著述与结构

 三、历代礼学与礼家

 四、文质损益与亲亲、尊尊之并列——传统礼制之基本精神

 五、古礼中的“三纲”原则及其阐释

注释

 一、曲礼

 二、檀弓

 三、王制

 四、礼运

 五、礼器

 六、郊特牲

 七、内则

 八、明堂位

 九、丧服小记

 十、大传

 十一、学记

 十二、乐记

 十三、祭法

 十四、祭义

 十五、祭统

 十六、经解

 十七、哀公问

 十八、坊记

 十九、表记

 二十、问丧

 二十一、三年问

 二十二、儒行

 二十三、冠义

 二十四、昏义

 二十五、丧服四制

第一，最初的记，附在经末，不成篇，如今《仪礼》十七篇中有十三篇篇末有记。据郑玄注中校今古文，今文、古文皆有记。武威汉简中《仪礼》也有记。

第二，独立成单篇，分散而未辑成书，如《古文记》，因未成书，所以它的篇目、篇数都不固定。

第三，编辑成书，如今之大小戴《礼记》。

“博士”是古代学官的名称，其建置始于战国，与战国国君“礼贤下士”的政策有关。“博士”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循吏传》：“公仪休，鲁博士，以高第为鲁相。”稍后，褚少孙补《史记·龟策传》：宋有“博士卫平。”《汉书·贾山传》：“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可见，鲁卫是设有“博士”的。

秦统一六国以后，仍置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和古籍典守，且参与朝廷议事。秦博士名可考者，据王国维考证，有博士仆射周青臣、博士淳于越、伏生、叔孙通、羊子、黄疵、正先等七人。

汉承秦制，仍置博士。至文、景间所立博士，稍有变化。其一，儒家“专经”博士的设立。《后汉书·翟酺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如张生、晁错为《书》博士，申公、辕固生、韩婴为《诗》博士，胡毋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其二，其时所立博士，仍袭战国以来旧习，并不限于“专经”博士，如鲁人公孙臣以言五德终始召为博士，贾谊以“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为博士，陈天宇以之为“杂学博士”。其三，即便“一经”博士，并不专治“一经”，甚至有兼综儒家以外学说者，如韩婴除“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外，“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而晁错在从伏生受《尚书》之前，曾“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

总之，此时尚未罢黜百家，博士尚未为儒生所专有，仍属于“杂学博士”的性质。

武帝建元五年，始立“五经”博士。《汉书·儒林传赞》云：“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较之景帝时，所增有《书》、《礼》、《易》三经博士。自此，《诗》、《书》、《礼》、《易》、《春秋》才作为经典而被确立，唯有专习五经者方得立为博士。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准公孙弘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自此，博士弟子列为仕途正式的出身。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此后，博士弟子员数日增。

儒学之独尊，导致了说经者日众，经说愈加详密，而异说亦愈相分歧，所谓“虽日承师，亦别名家”。为了“平定”五经同异，甘露元年(公元前51年)，宣帝在未央宫石渠阁举行御前会议，史称“石渠阁议”。

据《汉书》记载，“石渠阁议”的目的是为了“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结果导致了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毂梁《春秋》被立为博士。这样，在施《易》外，益以梁丘；《书》在欧阳外，又有大小夏侯；《春秋》除公羊外，又有毂梁。汉代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都起于“石渠阁议”。于是，由师法而又有家法。

“石渠阁议”导致了另一个后果，即此后“儒生也就利用不同来源、不同写本而与‘法定’经籍‘名同实异’的书籍，说‘法定’经籍有脱简残缺，或者宣传其他儒家典籍得到孔子的真传，‘信而有征’，要求补充‘法定’为经，要求朝廷承认他们是真经学”。因此，至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博士，即以此为理由。刘歆争立博士，可以说是今古之争的开始。平帝时，刘歆依附王莽，凭借其政治上的权势，遂得将此四种古文经立于学官。

光武中兴，废王莽所立古文四博士，而仍立今文。当时所立五经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即今文十四博士。建武四年(公元28年)，尚书令韩歆上疏，议立《左氏春秋》、《费氏易》为博士，此为自刘歆之后第二次今古之争。虽致《左氏春秋》得立于学官，然因“群议罐哗”，不久被废。建初八年(公元83年)，章帝诏诸儒选取高才，授《左氏春秋》、《毂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古文经开始得到官方的认可。P7-9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高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