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段话表明，在古代专制制度下，功高不赏甚至功臣遭杀身之祸是常见的事。伍子胥之冤、文种之冤、屈原之冤、商鞅之冤、李斯之冤、司马迁之冤、嵇康之冤、范仲淹之冤、岳飞之冤……本书选取了史书上有记载的发生在著名大臣身上的重大冤案。本书可读性与知识性同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存，参考价值与收藏价值兼备，是一本独具特色的历史普及读物。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丛书即以这一传统史学的最高标准为指归，选取历朝朋党之争、政变叛乱、宦官祸国、重大冤狱等侧面为切入点，选择与此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演绎成以封建政治舞台为背景的惊心动魄、波谲云诡的生动真实的历史画卷。本书借鉴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裁，以事件起讫为纲，各自独立成篇，依年代顺序编次；以叙事为主，辅以画龙点晴的评论，以期透过表象揭示本质。分开读犹如一段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勾画出鲜活的封建政坛众生相；合起来则概括地反映出中国封建政治史的大致风貌，凸现出历史的纵深感。本书可读性与知识性同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存，参考价值与收藏价值兼备，是一套独具特色的历史普及读物。

前言

助吴国兴军破楚，进忠言竟遭杀身

 ——伍子胥之冤

辅勾践复国灭吴，遭疑忌命丧九泉

 ——文种之冤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之冤

杀妻求将文武兼备，变法强楚遭忌殒身

 ——吴起之冤

变法功高 身遭车裂

 ——商鞅之冤

击匈奴修筑长城，遭变故无过被杀

 ——蒙恬之冤

助始皇兼并六国，辅二世夷灭三族

 ——李斯之冤

遭腐刑隐忍苟活，著《史记》万古流芳

 ——司马迁之冤

苦经营民富国强，遭株连全家伏诛

 ——桑弘羊之冤

马革裹尸流芳后世，身遭诬陷难慰生平

 ——马援之冤

忠勇奋发偷袭成都，有口难辩父子蒙冤

 ——邓艾之冤

立兴国之功，遭灭族之祸

 ——崔浩之冤

隐山林名高千古，遭诬陷“稚音”永绝

 ——嵇康之冤

三朝国戚声震遐迩，一朝被逼含恨自杀

 ——独孤信之冤

东征西战官至丞相，功高震主终遭屠戮

 ——斛律光之冤

功成不去，竟逢鬼蜮

 ——长孙无忌之冤

勇革新兴利除弊，遭宦祸或逐或杀

 ——二王八司马事件

安宋室鞠躬尽瘁，遭贬谪客死南疆

 ——寇准之冤

行新政心系天下，遭贬谪病死道旁

 ——范仲淹之冤

怀壮志“精忠报国”，“莫须有”冤杀忠良

 ——岳飞之冤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元丞相脱脱之冤

明朝开国功臣，暴君刀下冤魂

 ——李善长之冤

助明朝定国安邦，欲自保终遭陷害

 ——刘基之冤

打天下出生入死，遭流言服毒身亡

 ——冯胜之冤

遭变故忠心不改，诛十族惨绝人寰

 ——方孝孺之冤

旷古奇才，诏狱冤魂

 ——解缙之冤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之冤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杨继盛之冤

反魏阉一身正气，六君子惨死狱中

 ——杨涟等六君子之狱

斗阉党铮铮铁骨，死诏狱大义凛然

 ——周起元等七君子之狱

“仗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袁崇焕之冤

辅幼主一统天下，遭诬陷毁墓鞭尸

 ——多尔衮之冤

“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坐罪”

 ——吕留良之冤

平叛乱驰骋疆场，受诬陷“误国负恩”

 ——岳钟琪之冤

三 鞭楚王尸

楚国是吴国的近邻。吴国要想向外发展，楚国是最大的障碍。阖闾想，只要首先攻破强楚，越国自然就不成问题了。这样就可以先称霸东南，进而再北上争霸中原。

周敬王八年十二月的一天，吴王阖闾对伍子胥说：“当初您劝僚伐楚的时候，我知道事情是能够成功的，但因为我怕他让我去伐楚，误了我的大事，又不愿意别人夺取伐楚之功，所以才竭力阻挠您的伐楚计划。现在我将亲自完成伐楚的功业，你看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呢？”于是伍子胥献计说：“楚国的政治混乱，执政的人大多互相不和，有事互相推诿，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我们正可利用这一点，既加剧其执政者相互间的矛盾，又可以打击和削弱楚国的实力。”阖闾问：“那该怎么做呢？”伍子胥说：“我们可以组织三支军队，轮番对楚国进行袭击。第一支军队去攻楚国，楚国必然出动大军迎战；楚军一来，我们就迅速撤退。等楚军回去了，我们再出动第二支军队袭击他们；等他们来迎战，我们又迅速撤退。这样不停地轮番袭击，必然使楚国疲于奔命。同时每一次袭击对楚国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因反击无功而造成的楚国执政者之间的相互指责，都必然加剧楚国政治的混乱。这样到楚军疲惫已极、政治上也更加混乱的时候，我再派三军一齐出动，必然大获全胜。”听了伍子胥的建议，阖闾连声称好，便依计而行。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从第二年开始，吴国便对楚国实行轮番袭击的战略。吴国先出动军队攻打楚国的夷邑(在今安徽毫县东南)，又侵袭潜邑(今安徽霍山县南)和六邑(今安徽六安市东北)。楚国匆忙派左司马戌率军前往救援，吴军便迅速撤走了。接着吴军再次攻楚，包围了楚国的弦邑(今河南息县南)，兵锋一直抵达豫章。当楚国派大军抵御时，吴军又迅速撤走了。这样轮番不间断地对楚发动袭击，楚军从此开始疲于奔命。

为了保证对楚作战的胜利，周敬王九年(前511)，伍子胥又向阖闾推荐孙武。孙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流传至今。并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重视。但当时孙武还隐居在吴国，很少为人所知，是伍子胥发现了他这个人才，并及时地把他推荐给吴王。有了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做将领，吴国对楚作战就更有胜利的把握了。

不久，阖闾得知吴国遗失多年的一把名叫湛卢的宝剑被楚昭王得到了，于是大怒，当即决定由伍子胥、孙武和伯嚭率兵伐楚，一定要夺回湛卢剑。当时要论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吴国还不宜对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在阖闾的盛怒之下，伍子胥等也只好听从。当时楚国有一位贤臣，名叫子期，颇得人心，又善于用兵。伍子胥想，如果楚国用子期为将，要想打赢这一仗，就很难有把握了。于是他心生一计，派人放出空气说：“吴国最怕同楚国的子常打仗，如果楚国让子常为将，吴兵就将避免和他交锋，而将军队迅速撤回。吴国最希望楚国能用子期为将，如果用子期为将，吴军就一定能打败楚军，并杀死子期。”昏庸的楚昭王本来已经任命子期为将了，听了吴国放出的空气，不加思索，便信以为真，于是又把子期撤了下来，重新任命子常为将。结果这次打了败仗，丢失了两个城邑。吴国在获得夺取二邑的战果之后，也就迅速撤回了。因为伍子胥、孙武和伯豁心里都清楚，现在对楚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机还不成熟，打一仗，给阖阊出出气就是了。

周敬王十四年，即吴王阖闾即位的第九年，阖闾要破楚人郢(今湖北江陵)之心已经急不可待了。一天，他对伍子胥和孙武二人说：“开始你们说时机不成熟，楚国的郢都还不可攻破，现在你们看怎样了？”伍、孙二人见吴王的决心已定，很难再说服他等待，便向阖闾献计，应利用蔡、唐二国与楚国的矛盾，联合蔡、唐二国以伐楚。吴王阖闾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吴国联合蔡、唐向楚发起大规模进攻。  吴军与楚军夹汉水而阵。吴王的弟弟夫概瞅准了一个机会，率领他的部下五千人对楚发起攻击，紧接着大军掩杀过去，把楚军打得大败。楚军统帅子常因战败而逃奔到郑国去了。楚军群龙无首，溃散逃窜。

吴军乘胜追击，五战五胜，一直攻人了楚国的郢都。楚昭王逃奔到随国去了。

吴王阖闾破楚入郢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其首功，应归之于伍子胥多年来的精心谋划。

伍子胥的家仇也终于得报了。使他感到遗憾的是楚平王已死。昭王又已外逃，无法对活人下手。为了解恨，他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搬出平王的尸体，对尸体抽打了三百鞭，又用左脚踩着尸体的腹部，右手抠出尸体的双眼，讥诮地说：“谁让你听信谗言，杀害我的父兄呢？你今天落得这个下场，不冤枉吧！”随后将平王焚骨扬灰。

这时楚臣申包胥逃亡在山中，他与伍子胥本是好朋友。他听说伍子胥在郢都掘墓鞭尸，便派人前去责备伍子胥说：“您报仇，也太过分了吧。您本是平王的臣子，现在居然对平王掘墓鞭尸，这样来报仇，您的做法也太不顾及天道了吧！”伍子胥对来人说：“请为我回申包胥，就说我日暮而路远，不得不倒行而逆施。”

吴军对郢都的占领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申包胥从秦国搬来了救兵，楚军也重整旗鼓与秦军联合杀来，而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又趁阖闾在楚、国内空虚之机，跑回国去自己称王。与此同时，越王允常也兴兵攻吴。形势骤然变得对吴国十分不利，吴国不得不从郢都撤兵了。

但吴国并没有就此放弃打击楚国的战略方针。过了两年，阖闾又派其子夫差率兵伐楚，并夺取了番地(大约在今江西鄱阳湖附近)。楚因惧怕吴国再来侵犯郢都，便把国都迁到都(今湖北宜城)去了。

P4-6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段话表明，在古代专制制度下，功高不赏甚至功臣遭杀身之祸是常见的事。这本书所选取的都是历代较为典型的人物和事件。人们从历代冤案中可以发现，这些冤案都是私有制下专制制度的产物。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国家出现了，官僚政治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正如《礼记·礼运》中所说，人们这时不再以“天下为公”，而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在这种情况下，上下都为私心所驱使，处心积虑争权夺利，而法律又不健全，且执法之人又不严格按法律办事，产生冤案也就自然难免了。随着专制制度的发展，冤案产生的频率也就越来越高。因为专制制度越发展，人治的因素就越强烈，法制的因素就越淡薄，“以权代法”的现象就越多，产生冤案的可能性自然就越大。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封建君主专制经历了一个日益强化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强化的过程中，有多少仁人志士被冤杀，有多少一心为国为民的忠梗之士身陷囹圄，甚至遭灭门之祸。因此，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的轨迹。

先秦时期姑且不论。自秦汉以后，封建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的轨迹就非常明显。这种强化在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封建时代，皇帝可视为国家元首，丞相则是政府首脑。如果丞相的地位较高，发言权较大，表明君主专制的程度相对较轻。相反，如果作为百官之长的丞相地位就很低，在皇帝面前没什么发言权，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的官员了。这就表明君主专制的程度就较重。

从总体上来看，秦汉时期的相权是比较重的。当时，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入则参与廷议，出则号令百官，事无不统，负有第一线的责任。丞相是所谓三公之一，但地位最重。丞相上朝，皇帝还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一下尊重之意。皇帝如果在路上遇到丞相，还要下舆打一下招呼。丞相如果有病在家休息，皇帝甚至要“亲至问候”。这种礼遇是后世丞相所不敢想望的。有人说，秦和汉初是丞相责任制时期，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武帝是个专制心理很强的皇帝。他为了加强皇权，就用近侍去分夺丞相的权力。他在内廷设尚书台，实际上就是他的内廷秘书处，用来参决机务，甚至还让宦官参与其间。尚书台的地位日益显赫，相权随之日趋低落。东汉时，尚书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尚书成了事实上的丞相，三公形同虚设。至此，“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这里的台阁就是指尚书台。

隋唐时行三省制度，三省长官同为丞相，互相牵制，谁也不能专权。一般都有四五个人同时为相，多时达十余人。他们同时议事，最后由皇帝裁决。唐中期以后，皇帝还常常派亲信“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表面意思是同丞相们一起处理章奏，参与知道政府事务。后来，这些人也渐渐地成了“相”。再到后来，即使原来的三省长官，如果没有这些头衔，也不敢执政事。与秦汉时相比，这时的相权大大削弱了，而皇权则得以加强。

宋代的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在称帝的第二天就耍了个小花招，故意装着眼睛昏花，要丞相范质把章奏送到他跟前，趁机让宦官将范质的座位撤掉。于是成为定制，以后丞相在廷上与皇帝答话，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而必须“立而陈言”。另外，皇帝对相权又进行了分割，分军事权给枢密院，分财政权给三司使，丞相只管行政。这还不够，官员还必须经皇帝“差遣”方可任事。否则，不论什么官职，都无权任事。这表明，宋代的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到了明代，封建君主专制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与此相适应，延续了千余年的丞相制也被废除了。明太祖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乘机“罢丞相不设”，一切皆由“宸裁”。他还把这一点立为“祖训”，以后如有哪个大臣请设丞相，就要立即“处以极刑”。这样一来，皇帝就不仅仅是“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是事必躬亲的行政首脑。因政务纷繁，朱元璋设“四辅官”，以备顾问。明成祖时又改设内阁，就像一个内廷秘书处。

清承明制，只是稍加变通，内阁也几乎成了虚衔，实权转移到军机处，一切完全听命于皇帝。其君主专制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明代。

人们可以想象，在这种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天下臣民的身家性命系于君主一言，即使再英明的君主，也难免会产生冤案。更何况封建时代英明的君主少，昏庸的君主多，出现冤案就更不可避免了。这些君主或有意，或无意，或受某些佞臣的蒙蔽，使一些忠梗大臣被误杀，这就成了很普通的事，历代皆有。人们还可以看到，君主专制越是强化的时代，这类冤案就越多。例如明代，在君主专制极度强化的同时，还实行特务统治，所以明代的冤案就显得特别多。

造成冤案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大体说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君主昏暗，或受某些因素的迷惑，对忠梗大臣的谏言听不进去，对他们的犯颜直谏无法忍受，因而就对他们进行诛杀。例如伍子胥被冤杀一案就是如此。他头脑清醒，知道越王勾践像奴仆一样侍奉吴王夫差是烟幕，而主张彻底将越国灭亡。吴王夫差却执迷不悟，对伍子胥的直言不胜其烦，所以竟将这位使吴国振兴起来的大功臣处死，造成千古奇冤。明代的杨继盛弹劾权奸严嵩，嘉靖帝却对严嵩信赖有加，杨继盛的下场自然就很悲惨了。

其二，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成了无辜的牺牲品，构成冤案。例如秦始皇时的名将蒙恬，曾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今天内蒙古河套的大片土地。他督众修筑长城，镇守边关，使匈奴多年不敢南犯。但秦二世在宦官赵高的支持下夺位，伪撰诏书，逼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蒙恬自杀。明朝的建文皇帝被明成祖推翻后，方孝孺宁死不向明成祖投降，致使被诛杀“十族”。在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景泰帝继位，在名将于谦的带领下，击退了蒙古瓦刺部的南犯，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英宗复辟后竟将于谦处死。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残酷，许多功勋卓著的名臣往往不明不白地成了牺牲品。

其三，一些大臣功勋卓著，已达到所谓“功高震主”的程度，引起皇帝的猜疑。这些大臣又没有自保之术，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最后就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杀了头。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大概就是韩信了。另外像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独孤信和斛律光，也属于这种情况。相反，像汉初的张良和明初的刘基，他们都有过人的智术，在新王朝建立后自动引退，所以都未遭一般功臣的杀身之祸。在一个新王朝刚建立的时候，这类因功高震主而被杀身的情况最多。

其四，皇帝本人出于某种私心，不从国家的全局出发，而对一心报国的忠良之士进行排挤，甚至诛杀，造成冤案。例如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逃至杭州建立了南宋，他不希望岳飞完全收复失地，不希望被金兵俘获的徽、钦二帝返回。因为徽、钦二帝返回的话，他就要让位。而岳飞则出于民族大义，忠心报国，力主北伐，完全收复故土，从而违反了宋高宗的真实用心。因此，岳飞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成为千古奇冤。

其五，一些有责任心的大臣认识到国家政治弊端，忧国忧民，为改变现状而勇于革新，因而得罪了旧势力，得罪了那些既得利益者。旧势力对他们进行百般攻击和陷害，使这些革新者有的被杀头，有的被贬逐，下场都很可悲。例如战国时期的商鞅和吴起，他们都是著名的改革家，分别使秦国和楚国变得富强。但是，在旧势力的反击下，商鞅被车裂而死，吴起被旧贵族乱箭射杀，极为悲惨。北宋改革家范仲淹的境况稍好一些，他只是被贬逐，结果病死道旁。

其六，有的大臣勇于任事，忠心报国，但皇帝却中了敌方的反问计，致使大臣被误杀。例如明朝末年的名将袁崇焕，两次出镇辽东都卓有功绩。当清兵绕过山海关逼临北京时，他急忙率军入援。但是，崇祯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为袁崇焕已和清廷相勾结，因而将他下狱处死。北齐名臣斛律光之死也和齐主中了敢方的反间计有关。

其七，有时君臣之间产生误会也会造成冤案。例如汉武帝时，李陵在出击匈奴时因寡不敌众，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投降。汉武帝则为此大怒，认为司马迁是在为降臣开脱，因而使司马迁遭受了腐刑。如果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无论司马迁说得对还是不对，都属于正常议事，绝不至于遭如此惨祸。

其八，有的大臣见识高远，而主上却昏庸无能，主上嫉妒臣下的才能，这也会造成冤案。例如三国时期袁绍的部下田丰，权略多奇，曾劝袁绍迎东汉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不纳。他劝袁绍不要与曹操进行官渡之战，袁绍不听，结果大败。袁绍怕为田丰所耻笑，居然将田丰杀掉，致有历史上“袁绍失计杀田丰”之讥。

其九，专制君主有意滥杀，即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故意诛杀功臣，制造冤案。这种情况在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最为常见。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无缘无故地找个借口屠戮功臣，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大冤案。李善长是明朝开国的第一号功臣，常留守后方，调度兵食，明朝建立后任第一任丞相，其地位相当于汉初的萧何。他居官谨慎，平生无大过，没想在致仕后年已76岁时，还是被朱元璋借故杀掉了。冯胜和傅友德都功勋卓著，都位居明朝开国的八大勋臣之列，《明史》上称他们二人为“百战骁将也”，且没有任何明显的不法行为。但是，朱元璋为了让文弱的皇太孙以后能坐稳江山。还是借故将这两个大勋臣杀掉了。

其十，有些忠贞梗直的大臣被恶势力所陷害，造成冤案。例如明末大太监魏忠贤擅权，对不依附自己的东林党人大加迫害，残忍地制造了“六君子狱”和“七君子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大冤狱。

以上所列举的十种情况只是荦荦大者，实际上每一个冤案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些冤案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君主专制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且不受制约。不要说一般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权力，就是一些功勋卓著的大臣在君主面前也如同奴仆，有冤无处申诉。因此，冤案的出现就成了社会必然现象。本书所选取的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重大案例，都发生在著名的大臣身上。至于发生在千百万小民百姓当中的冤案，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就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在1999年初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又明确规定，要“依法治国”，这就为我国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指明了方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任何权力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这就为减少冤案并最终消除冤案奠定了基础。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正是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利益，往往为邪恶势力和专制君主所不容，以致以身殉国，甚至连及亲属，弄得家破人亡。但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将洗刷掉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还他们以清白，而将那些奸邪之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中国历史上的冤案可谓多不胜数，这里所选取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本书成于多人之手，行文风格不尽一致，对事件的评论也难保十分准确。对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尚祈读者指正。

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