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参考大量正史资料以及笔记、文集、游记、方志、野史等文献资料，编写了历代宦祸历史事件。同时，还运用大量具体的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历代宦祸所处时代的宫廷制度和宫廷生活，揭露宦官干政及封建君主专制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危害。对与宦官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也都进行了必要的记述，把宦官的祸害寓于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之中。寓论于史，古为今用，力求在全面反映中国历代宦祸的基础上，给于今人以一定的启发。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丛书即以达一传统史学的最高标准为指归，选取历朝朋党之争、政变叛乱、宦官祸国、重大冤狱等侧面为切入点，选择与此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演绎成以封建政治舞台为背景的惊心动魄、波序云诡的生动真实的历史画卷。本书借鉴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裁，以事件起讫为纲，各自独立成篇，依年代顺序编次；以叙事为主，辅以画龙点晴的评论，以期透过表象揭示本质。分开读犹如一段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勾画出鲜活的封建政坛众生相；合起来则概括地反映出中国封建政治史的大致风貌，凸现出历史的纵深感。本书可读性与知识性同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存，参考价值与收藏价值兼备，是一套独具特色的历史普及读物。

前言

诸侯僭制，皆有寺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宦祸

指鹿为马——赵高祸秦

佞幸宠臣，位过其任——石显祸汉

阉尹倾国，忠贤智屈——东汉安顺时期的宦祸

“五侯”与“十常侍”——东汉桓灵时期的宦祸

黄皓误国——蜀汉时期的宦祸

宦官与“八王之乱”——西晋时期的宦祸

宗爱弑帝害王——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宦祸

刘腾废后戮相——北魏末期的宦祸

二兄、阿翁——唐玄宗时期的宦祸

欺压皇帝的“老奴”——李辅国祸唐

军中“十郎”——程元振祸唐

天下事有不由我乎——鱼朝恩祸唐

俱文珍逼宫与王守澄弑帝——唐宪宗时期的宦祸

挟帝有术——仇士良祸唐

皇帝之“父”——田令孜祸唐

囚帝废帝，把持朝政——唐昭宗时期的宦祸

经制军国，宠遇莫比——一北宋前期的宦祸

罔上害民，贻患中国——宋神宗时期的宦祸

“媪相”童贯与“隐相”梁师成——宋徽宗时期的宦祸

刑余列于士庶——一金朝宦祸

权奸同恶，祸乱西宫——元代宦祸

土木之变——明英宗时期的宦祸

提领西厂，权倾天下——汪直祸明

立地皇帝——刘瑾祸明

矿监税使——万历年间的宦祸

“九千岁”——魏忠贤祸明

清末权阉与“母后垂帘”——清代宦祸

竖刁乱齐

竖刁是齐桓公时期的一个宦官，他自幼聪明伶俐，为贪图宫内荣华，自施宫刑，入宫侍候齐桓公。齐桓公是一代名君，在政治上很有作为，却又是一个贪图享乐和女色的人。当时，齐国宫内有一位叫易牙的厨师，烹调技术非常高明，但他并不安心作一位宫廷厨师，而企图参与政事，他见齐桓公非常宠爱长卫姬，便挖空心思迎合长卫姬，经常拿出看家的手艺，为长卫姬精心制作美味佳肴。这一招果然灵验，长卫姬对易牙十分喜欢，便多次在齐桓公面前夸赞易牙。易牙见竖刁受到齐桓公的宠信，又用同样的方法讨好竖刁，竖刁也多次在齐桓公面前美誉竖刁的烹调技术。齐桓公身为一国之主，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胃口也十分难调。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竟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给齐桓公做了一份人肉菜肴。当易牙将一份嫩嫩的人肉端到齐桓公面前时，齐桓公尝了尝，觉得美昧可口，一会儿就吃光了。他边吃边夸奖易牙烹调技术高超，并询问是什么肉做的。易牙回答说：“臣听说效忠君主的人，不能顾及其家，我见您胃口不好，便心中不安，心想您身为一国之君，什么美味都吃过，可能没尝过人肉的滋味，便把自己三岁的儿子杀掉，烹其肉献于主公，以表忠心。”桓公听到刚才吃的是人肉，直觉得恶心，长卫姬急忙对桓公说：“易牙是出于一片孝心，才这样做的，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能杀掉孝敬自己的君主，还有什么不能献给君主呢？”竖刁也趁机说：“易牙忠于君主胜过爱惜自己的儿子，真是难能可贵。”齐桓公觉得有些道理，对易牙逐渐产生了好感。

竖刁、易牙都是卑鄙小人，所以臭味相投，十分投机，为了固宠的需要，他们二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齐桓公竞被他们二人所蒙蔽，认为他俩是最忠于自己的人。

齐桓公二十年(前665)，齐国以“尊王”的旗号讨伐卫国，卫懿公战败，派长子公子开方带着礼物到齐国谢罪。公子开方见齐国强大，认为卫国的王公大臣还不如齐国的一般官吏富有，便要求留在齐国。齐桓公见公子开方舍弃太子之尊来屈身事齐，十分高兴，就拜开方为大夫。开方了解到竖刁和易牙最受桓公的宠信，便倾身结交竖刁、易牙，又在桓公面前说自己的妹妹如何美丽可人。齐桓公是个好色之君，就派人到卫国求婚，卫懿公迫于齐国的强大，也只好答应，桓公将公子开方的妹妹纳为小妾，被称为少卫姬。从此公子开方也受到齐桓公的宠信。坚刁、易牙、公子开方三人整日围在齐桓公身边，说东道西，搬弄是非。

齐桓公亲近竖刁等人，引起了管仲的注意。管仲，本是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的老师，曾一箭射中齐桓公的腰勾，后经鲍叔牙的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相，尊称为“仲父”。管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也成为第一个称霸中原的霸主。管仲见齐桓公宠信竖刁，多次提醒桓公要亲大臣、远小人。因此竖刁等人对管仲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齐桓公称霸中原后，贪于酒色，有些怠政，一切政务都委于管仲处理。有时其他大臣向桓公请教治国方略，桓公总是对他们说：“为何不去问一问仲父？”竖刁见桓公对管仲十分信任，不敢轻举妄动。有一次，桓公喝醉了酒，竖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桓公说：“臣听说君主发布命令，臣下奉命行事，主公却张口仲父、闭口仲父，似乎齐国只有仲父而没有君主，这是十分危险的。”桓公对竖刁说：“寡人与仲父，就像身体与四肢一样，如果没有仲父，寡人也难以成为君主，这样的道理，不是你们所能懂的。”竖刁见桓公对管仲深信不疑，也就不敢再说下去。

有一次，齐桓公外出打猎，竖刁亲自为桓公驾车，一路欢笑，来到大泽之陂，桓公一会儿射中一只鹿，一会儿射中一只兔，十分开心。忽然，桓公被前面的景象吓呆了。竖刁眼尖，看出桓公表情异常，急忙询问说：“主公看到了什么？”

桓公说：“我看到了一个怪物，一会儿又消失了，可能是鬼怪，这大概是不祥之兆吧！”

“白天怎么能见到鬼怪呢？”坚刁说。

“先君襄公时，在沛丘(今山东博兴)射猎，曾看到一个人身猪头的怪物，当时也是白天，襄公十分奇怪，便张弓射去，怪物并未倒地，反而站在那里啼哭。襄公因为害怕而坠车，不仅摔伤了足，而且连鞋子都丢了。”桓公解释说。

竖刁见桓公受惊，又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只好安慰桓公不必大惊小怪。

“回去问一问管仲，就知道是吉是凶了。”桓公说。

竖刁听到管仲的名字，就十分生气，他假惺惺地对桓公说：“管仲又不是圣人，怎么能知道呢？”

“寡人即位二十三年(前663)时，曾带兵征伐山戎，兵至卑耳山(位于今山西平陆)，见到一个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东西。那怪物高一尺有余，紫衣朱冠，赤脚而行。见到寡人后，作揖不止，好像是表示欢迎。寡人正在惊奇之际，那怪物突然向石壁疾驰而去，转眼不见了。寡人问仲父，仲父说是登山之神，叫做俞儿，只有建立霸业的人才能够看得到。管仲连登山之神都能辨认出来，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桓公说。

“管仲说登山之神是为了讨好君主，其实他并不知道那怪物是什么，况且主公又给他说了怪物的特征。回去后，主公只说见到怪物，并不说怪物的特征，如果管仲所说的怪物特征与主公所见一致，证明他是圣人，如果不一样，就是欺骗主公。”竖刁挑拨说。

桓公回宫后，告诉管仲看见鬼怪之事，并让管仲说出鬼怪的特征，管仲没见到，当然说不出来，竖刁乘机说管仲不过是个骗子，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呢？桓公得不到答案，又惊又怕，竟然病倒在床。

管仲见桓公被鬼怪吓病了，贴出告示说，谁能说出桓公所见鬼怪的状貌，将自己封邑的三分之一相赠送。告示贴出后，有一位叫皇子告敖的人声称能说出怪物的状貌。管仲将他引荐给桓公，桓公见皇子告敖身穿破烂衣衫，相貌丑陋，心中有些不快，因是管仲引荐，也不好责怪，他面无表情地说：“仲父说你能讲出鬼怪的状貌，果真如此吗？”

“臣下能说出。”皇子告敖说。

“那么真的有鬼怪了？”桓公问。

“有。山中有夔，像龙而有一足。野中有彷徨，像蛇而有两头。泽中有委蛇，主公所见，正是委蛇。”

“委蛇的状貌如何？”桓公问。

“委蛇大如车轮，长如车辕，紫衣朱冠。一般人看不到，只有称霸天下的人才能看到。”

桓公见皇子告敖所讲与自己所见相同，十分高兴，欲封其为大夫，皇子告敖坚辞不受，桓公又要重赏管仲，奖励他慧眼识人。

“管仲又没有说出鬼怪的状貌，为什么要奖赏他？”竖刁不满地说。

“没有管仲的引荐，寡人怎么能听到皇子告敖之言呢？”桓公说。

由于桓公对管仲十分信任，竖刁等人的挑拨也就难以见效。

竖刁见搞不倒管仲，便另谋计策，企图操纵立太子一事，作长久的打算。

齐桓公有三位夫人，一是王姬，是周王室的女儿；二是徐姬，是徐国之女；三是蔡姬，是蔡国之女。但三位夫人都没生下儿子。桓公又挑选了一些貌美的女子，其地位犹如夫人，让她们轮流侍寝，以便多生儿子，其中最受宠的有六名，结果她们每人为桓公生下一个儿子。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公子元(后为惠公)，郑姬生公子昭(后为孝公)，葛赢生公子潘(后为昭公)，密姬生公子商人(后为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诸公子都觊觎君位，竖刁、易牙等人与长卫姬相勾结，企图立长卫姬的儿子无诡为太子。管仲以政治家独有的眼光看出了太子问题的潜在危险，便劝桓公早立太子。他对桓公说：“周王室因为嫡庶不分，造成了祸患，这个教训应当吸取。如今齐国的太子还没有确立，人人都怀有非分之想，应当早立太子，以绝后患。”

桓公对立太子一事也十分着急，但在立谁为太子问题上又有些犹豫。他对管仲说：“寡人有六位爱姬，每人都生有儿子，按长幼排序，应当立无诡；按德才排序，应立公子昭。长卫姬侍奉寡人时间最长，很讨寡人欢心，竖刁、易牙等人也多次称赞无诡。寡人基本上倾向元诡，但又爱公子昭的德才，所以一直未能决定，请仲父帮助寡人抉择。”

管仲认为，如果立无诡为太子，日后竖刁和长卫姬可能会擅权，必然导致齐国的内乱，便对桓公说：“如果太子没有才德，就不能堪称大任，既然主公爱公子昭的才德，就应下决心立公子昭，不必为此疑虑。”

“如果无诡以长子的身份与公子昭争夺太子地位，又将怎么办？”桓公不无疑虑地说。

“主公可以在诸侯中选择一位可以信任的人，让他帮助太子昭。”管仲说。

桓公认为管仲的意见有道理，便决定立公子昭为太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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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宦官原指宫中侍奉之官，东汉光武帝以后始成为被阉割后在后宫为帝王及后妃服务的男人的专称。在中国历史上，宦官有许多称谓，主要有以下几种：

“寺人”，是宦官最早的称谓。《诗经-秦风·车邻》：“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郑氏笺日：“寺人，奄人也。”《周礼·天官冢宰》叙官贾氏疏日：“云寺之言侍者，欲取亲近侍御之义，此奄人也。”《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九》云：“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

“宦者”，《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其后历代多以“宦官”或“宦者”相称。

“阉人”，又称“阉官”、“阉尹”、“宦人”等。男子去势曰阉。阉本作奄，《周礼·天宫冢宰》叙官郑氏注日：“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

“腐人”，又称“腐夫”，因腐刑而得名。《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日：“腐，官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

中官，又称“中人”、“中臣”、“内官”、“内侍”。宦官多在宫中内廷服役，相对外臣而言，故多以“中”、“内”名之。

貂玛，本为汉代宦官佩用的两种冠饰。《汉官仪》云：“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玛左貂；光武以后，专任宦者，右貂金玛。”故后世以“貂玛”作为宦官的别称。

太监，本为古代职官名称，如唐代、辽代都有太监官职的设置，属宫中内侍之官，而且必以阉人充当，故后世称宦官为太监。明代置宦官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太监成为上层宦官的代称，到清代，太监则成了全体宦官的通称。

黄门，汉代给事内廷有黄门令、中黄门、小黄门之官，皆以宦官充任，后遂称宦官为黄门。

宦官的称谓还有许多，如鄙称之日“宦竖”、“阉竖”，尊称之曰“公公”，谦称之曰“刑余”等等，不一一赘述。

宦官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是将战俘或罪人处以宫刑，没入宫廷为宦官。如秦之赵高、汉之石显。宫刑初为淫刑，秦汉以后，宫刑成为免死之刑，如司迁替李陵辩护当诛，以受宫刑免死。至隋代废除宫刑，罪犯在宫中的比例遂越来越小。为了扩大宦官来源，在对外战争中，有时将敌国的战俘强行阉割，移送宫廷充役。还有时掳掠边地山民强阉为宦官。《资治通鉴·隋纪三》：“多捕山獠充宦者。”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阮让“阉割东苗俘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

二是地方官吏为取悦皇上，将民间子弟蒙骗或强行阉割贡献于宫廷，唐、明两朝最盛。《新唐书·吐突承璀传》：“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即是圣历年间由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所进的阉儿。明代也有通过各种渠道进献阉童的情况，甚至高丽、安南等国也向明廷进献阉人。

三是某些人怀有某种目的或羡慕富贵白宫为宦官。如元代宦官朴不花因和其有暧昧关系的完者忽都被选进宫中，思念心切，自阉进宫。明代宦官魏忠贤，本已娶妻生子，后因赌博输钱而遭到窘辱，遂恚而自宫。更多的自宫者是羡慕内官富贵。由于自宫者日多，朝廷不得不加以限制，据《明会典》记载，明代规定：“民间有四五子以上，愿以一子报官阉割者，听有司造册送部后收补之日选用；如有私割者，照例重治，邻右不举者，一并治罪不宥。”

中国宦官的身份性质前后有很大变化。最早的宦官，仅是在内廷服役，或洒扫庭除，或开关门禁，或执送夜壶，职役下贱，地位卑微，是纯粹的内廷奴隶。战国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宦官制度相应日趋完备，宦官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宦官由于接近君主，深受宠信，甚至被委以重任，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干预朝政，操纵国柄，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隋唐时期，宦官队伍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宦官官僚化局面。一方面，宦官机构衙门化，新建置了宦官机构——内侍省。内侍省属官众多，机构庞杂，领有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等六局，使各个系统的宦官机构都附属于内侍省之下，成为完全由宦官把持的机构。到明代，宦官衙门更加庞大，有二十四衙门，其下又设若干监、司、局等机构、职衔。另一方面宦官队伍职官化，他们有官号、有职事、有秩品、有俸禄、有爵位、有食邑、有冠服，并享有娶妻成家、休沐归省、置田蓄财的权利，已经和普通士人官僚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可以说，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上层宦官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君主的奴仆，又是朝廷官员。一些下层宦官却处于被奴役的卑贱地位。

(二)

中国宦官制度的出现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的产生，“家天下”成为根本的政治制度；二是世袭、传子制的形成，统治者为了不乏后嗣和保证血统纯正，实行多妻制并对妻妾严加防范；三是宫刑和阉割术的发明，使宦官的产生成为可能。早在夏商周时期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礼崩乐坏”、“王权下移”，使用宦官已不是周天子的特权，各诸侯国也纷纷使用宦官。《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称：“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霸者间起，多僭王制，晋宋、齐、楚、鲁、卫诸国，皆有寺人。”这里的寺人，就是当时对宦官的称谓。随着诸侯国君追求享乐和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为宦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部分宦官从开闭宫门、洒扫庭除、奔走供应、饮食起居等宫廷杂役中逐渐变为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一股特殊势力，甚至参与国政、军事和宫廷斗争，如齐之竖刁、晋之寺人披、赵之缪贤、秦之缪毒等，皆是其例。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逐步完善，与其相适应的宦官制度也走向正规化。与先秦相比，宦官人数增多了，活动范围扩大了，并设置了完善的宦官机构。特别是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自东汉和帝以后的历代皇帝，均幼年即位，由母后执掌国政，往往依赖宦官交通内外，《后汉书·宦者列传》云：“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从而为宦官参政提供了机会。母后临朝所依赖的主要是外戚，少主亲政后不愿受制于外戚，他们所信赖的也只有身边的宦官，在皇权与外戚的斗争中，宦官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后汉书·宦者列传》)。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彼此争斗，交替专权，成为东汉政治的一大特征，同时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第一次高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处在分裂状态，政局动荡，皇朝更迭频繁，未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十分尖锐激烈，宦官制度的发展受到限制。虽然也出现了像蜀汉时期的黄皓、晋朝的王沈、北魏的宗爱、刘腾等大宦官，但就整体而言，未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较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有所回落。

隋唐时期，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宦官制度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唐后期又出现了严重的宦官专权。宋入司马光在论述唐代宦官势力发展过程时说：“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九》)唐代宦官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上层已跻身于官僚队伍的行列，宦官名正言顺地成为统治集团的正式成员，所以他们参与政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其专权局面持续时间之长、参政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宦官干政的高潮。

两宋时期，鉴于唐末宦官专权乱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措施，虽然上层宦官干政现象也时有发生，但其规模和程度都不及东汉和唐。北宋前期，宦官曾广泛参与各类军事活动，其后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童贯、梁师成等一些炙手可热的宦官。辽、金、元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也都仿汉族封建政权设有宦官，有个别宦官如元之朴不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干预朝政，但总的来说未形成专权局面。

明清时期，是中国宦官制度由鼎盛而走向灭亡时期。明朝建立后，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宦官势力也极度膨胀，几乎介入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明代宦官二十四个衙门中，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明代许多权阉都出自司礼监。同时，宦官还典兵，提督东、西两厂，出任矿监税使，对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渗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宦官专权高潮。清代鉴于明代宦祸的教训，对宦官进行了种种限制，有效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清后期，出现了“母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又为宦官窃权提供了机会，出现了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大宦官。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宦官制度才与封建专制制度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国家虽然也有宦官，但其延续时间之长远、组织之严密、影响之巨大远不及中国，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特点决定的。自秦以降，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宦官的权势日益扩大，宦官政治与外戚政治一起成为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中的两个毒瘤。虽然也有个别宦官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做出一些贡献，如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明代郑和下西洋等。但从整体上讲，在许多朝代，宦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左右朝政，蠹国害民，甚至弑君废后，残害忠良，形成了宦官干政的局面，在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宦祸。

中国历史上的宦祸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祸乱宫廷。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宫廷几乎都发生过内争事件，有时内部争斗激化为宫廷政变，在这些内争中，宦官往往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齐桓公晚年，诸公子争位，宦官竖刁与公子无诡结党，软禁桓公，诛杀群吏，以卑鄙手段夺取了政权。秦国缪毒，以宦官身份私侍赵后，淫乱官闱，污浊不堪。东汉和帝时，宦官郑众等人密谋策划，发动政变，铲除了外戚窦氏；安帝时，宦官李闰等又合谋诛灭外戚邓氏；顺帝时，宦官孙程等又发动政变，诛灭外戚阎氏；桓帝时，宦官单超等人歃血为盟，发动政变，诛杀外戚梁氏，单超等五宦官同日封侯，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使东汉宫廷乌烟瘴气。唐代宦官仇士良，挟持文宗，发动“甘露之变”；昭宗时宦官杨复恭自称是隋朝皇室后代，竟要复辟隋朝天下；宦官刘季述则禁锢昭宗，责斥朝臣，宫廷内外，一片混乱。在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中，宦官更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夺门之变”、“曹石之变”及晚明后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有宦官参与其中。所谓“明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国朝宫史》卷首清高宗谕敕)是有道理的。在清朝的后党、帝党之争中，也有宦官交通内外。

其二，专擅朝政。宦官参与朝政，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未形成专权局面。秦代宦官赵高因拥立之功被封为郎中令，继而任中丞相，指鹿为马，诛杀大臣，实际把持着秦朝政权。西汉武帝时，始用宦官典掌尚书，“请奏机事，多以宦入主之”(《后汉书·宦者列传》)。汉宣帝时，宦官弘恭以中书令的身份专权用事，久典枢机。汉元帝时，宦者石显，“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汉书·京房传》)。东汉自和帝至东汉灭亡，整体上讲是宦官和外戚轮流擅政，而宦官执政的时间更长。汉灵帝时，宦官与朝臣在窦太后葬礼规格上发生分歧，灵帝召群臣朝议，竟“令中常侍赵忠监议”(《后汉书·陈球传》)。所谓“监议”就是由宦官主持朝议。唐朝后期，宦官几乎完全控制了朝廷大权，自肃宗以后的十四个皇帝，有十三个为宦官所拥立，其中顺宗、宪宗、敬宗、文宗都死于宦官之手。立君、废君、弑君已不足为奇。明朝时期，一些权阉，势侔入主，王振被称为皇帝的“先生”，汪直督领西厂，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被称为“坐皇帝”(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o o)，“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王世贞《觚不觚录》)。天启年间的宦官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其权势远在朝臣之上。明代司礼监的宦官可以批朱、传旨，参加阁议，进退大臣，甚至立法改制，实际操纵着朝政大权，形成了专擅朝政的局面。

其三，迫害朝臣。宦官专权：受到绝大多数朝臣的反对，所以历代宦官都恃宠迫害朝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秦赵高将蒙恬、蒙毅兄弟害死，又将李斯诛杀。汉元帝时宦官石显陷害萧望之、周堪和京房，天下成知冤枉，竟也无可奈何。安帝时的杨震冤案、顺帝时的虞诩事件，也是宦官一手造成的。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事件，更是宦官集团迫害朝臣的具体表现。蜀汉时，宦官黄皓当政，大将军姜维受其迫害，竟不敢还归成都。唐肃宗时，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德高望重，宦官鱼朝恩派人盗挖郭子仪父亲的坟墓，郭子仪竟不敢追查。唐代的南衙北司之争，实际就是宦官与朝臣的斗争。宋徽宗时，宦官童贯当政，凡是反对童贯的人，都被列为“元祜党人”，或贬或杀。明宪宗时，宦官汪直督领西厂，对朝臣更是随意拘捕。明武宗时，宦官刘瑾将反对自己的五十三名大臣列为奸党，大肆贬杀，制造了所谓“奸党”冤案。明末大宦官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历史上的桩桩冤假错案，大多由宦官专权而造成。

其四，横征暴敛，祸国殃民。在汉代，内廷财务最初由少府主管，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大，少府渐渐被宦官取而代之。汉灵帝西园买官就是宦官主持的，灵帝聚敛的钱财，“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后汉书·张让传》)，即将钱财交由宦官保管。在唐代，宦官对经济领域的渗透进一步扩大，唐后期，市舶使、内庄宅使、营田使、群牧使、铸钱使、和籴使、内作使等经济部门多由宦官充任或兼领，内廷财务也由宦官负责。他们借机聚敛钱财，敲诈勒索。最严重的是明朝，当时，矿监税使遍布各地，他们横征暴敛，敲骨吸髓，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凋敝。同时，宦官还大量侵占民田，建立田庄，有的宦官拥有田庄达四五十处。英宗时权阉王振被抄家时，“得金银六十余库”(《明史·王振传》)。武宗时权阉刘瑾被籍家时，有“金一千二百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八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五)。这些巨额财富，绝大多数是贪污、受贿、敲诈、抢夺所得。宦官祸国殃民，于此可见一斑。

(四)

中国历史上许多皇朝的衰亡都与宦官干政有密切的关系，尤以东汉、唐、明三朝为最。宦官干政，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一，假借皇权。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至高无上，谁掌握了皇权，谁就能专制一切。这就决定了宦官专权必然要借用天子的旗号。他们利用近侍左右之便，极力奉承迎合君主，以博其欢心，赢得君主的信任，委政授权，参与朝政。又由于宦官担任出纳王命的职责，往往矫称诏敕，假传圣旨，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窃权活动，将不合己意的朝臣矫诏诛除。正如《廿二史札记》卷二十所云：宦官“假宠窃灵，挟主势以制下，其后积重难返，居肘腋之地，为心腹之患”。到明代，司礼监秉笔太监常照阁票代替皇帝用朱笔批红。明英宗冲龄即位，不能处理政务，司礼秉笔批红成为定制，并利用批红操纵权柄，假传圣旨，凌驾于阁臣之上，从而达到专权的目的。

第二，隔离君臣。宦官干政最大的障碍是朝臣，在国家机器有序运作，君臣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宦官很难擅权。故宦官千方百计使君臣隔离，让朝臣无处进谏规劝，无处陈述已见，无处汇报政事。同时也让君主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君臣隔离，宦官从中擅权。如秦代宦官赵高怕二世亲近臣下，便诱惑二世说：“先帝临治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听其言，常居禁中，公卿希得见，赵高遂专决诸事。唐代大宦官仇士良离宫时对诸宦官的告诫更能说明问题，他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三》)胡三省注日：“观仇士良之教其党，则阉寺岂可亲近哉！”此语可为当权者敲一警钟。

第三，挟制天子。在中国历史上，宦官挟势制君、操纵权柄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宦官势盛、君主年幼或昏庸时，宦官往往窃据权势挟制天子，甚至“劫胁天子如制婴儿”，“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九》)，如前所述，自唐肃宗以后十四帝，为宦官所立者十三。宦官通过拥立新君增加了专权的资本。他们自恃有策立之功，挟制天子，专擅朝政。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反对宦官专权的有识之士，宦官势力也多次受到抑制，有时甚至被斩尽杀绝，但宦官总是幽灵般的一次又一次死灰复燃，并迅速膨胀，形成周期性宦官干政，其症结就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当皇权受到来自王公大臣、外戚皇族等势力的威胁时，皇帝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身边的宦官视为心腹，利用其监视、排斥异己，甚至佐助其处理军国大事，宦官逐渐成为皇帝用以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了解宦官制度，不了解宦官给中国历史所造成的祸害，就难以认清中国封建君主制度及中国封建历史发展的特定规律。这正是我们编写这部《中国宦祸实录》的出发点。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史料翔实。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除以正史资料为主外，还大量参考了笔记、文集、游记、方志、野史等文献资料。如万历矿监高案，《明史》无传，则参考了张燮的《东西洋考》中的有关奏疏，对高案的情况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再如撰写高淮时，则参考了何尔健的《按辽御踏疏稿》。无论正史资料，还是其他文献资料，我们都注意忠实于原文，不虚构情节，不添枝加叶，力求使之成为一部中国历代宦祸实录。

第二，视野开阔。我们在集中笔墨编写历代宦祸的同时，还运用大量具体的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历代宦祸所处时代的宫廷制度和宫廷生活，揭露宦官干政及封建君主专制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危害。对与宦官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也都进行了必要的记述，把宦官的祸害寓于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之中。寓论于史，古为今用，力求在全面反映中国历代宦祸的基础上，给于今人以一定的启发。

第三，文采可读。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了行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力求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描写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记事层次清楚，段落分明，起伏曲折，引人入胜。这也是改变史学著作堆砌史料、叙事呆板模式的一种尝试。  以上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一要求，还有待读者评说。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一般采用通常的说法，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除于文中注明出处外，谨在此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编写的仝晰纲、于云瀚、张仁玺、仇世林、林吉玲等同志，都是学有专长、勤于著述的青年学者，他们对保证书稿的质量和及时完成，都各自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尤其是仝晰纲同志对宦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著有《中国历代宦官》一书，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1999年元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