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把他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阐述其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的《商君书》一向被人们看作是先秦法家的重要典籍。本书为“国学大讲堂”丛书之一，对《商君书》作了详细的解读。

商君(商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进一步了解一下商君，认真地研读一下《商君书》，无疑是每一个想熟悉与研究中国文化者的要务之一。本书为“国学大讲堂”丛书之一，对《商君书》作了详细的解读。

导言

一、小引

二、知人论世

 (一)商君所处的时代

 (二)商君的生平事迹

 (三)对商君的历史评价

三、《商君书》的真伪

 (一)考辨《商君书》真伪的著作 

 (二)对《商君书》真伪问题的主要观点

 (三)《商君书》各篇真伪考辨

 (四)结论

四、《商君书》的流传与读法

 (一)《商君书》的编集及其书名

 (二)《商君书》的散佚及明清版本

 (三)现代《商君书》注释本简介

 (四)《商君书》读法

五、《商君书》的思想内容

 (一)商君的国家观念

 (二)商君的强力观

 (三)商君的法治思想

 (四)商君的势治学说

 (五)商君的排斥异端

 (六)商君政治思想综述

 (七)商君的军事思想

注析

例言

 更法第一

 垦令第二

 农战第三

 去强第四

 说民第五

 算地第六

 开塞第七

 壹言第八

 错法第九

 战法第十

 立本第十一

 兵守第十二

 靳令第十三

 修权第十四

 徕民第十五

 刑约第十六(原文亡)

 赏刑第十七

 画策第十八

 境内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御盗第二十一(原文亡)

 外内第二十二

 君臣第二十三

 禁使第二十四

 慎法第二十五

 定分第二十六

 《商君书》佚文六法

后记

《商君书》中究竟有多少伪作？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把前人对《商君书》各篇的怀疑及其考证归纳于下，同时再考辨其正误，供读者参考。

对于第一篇《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这虽是在考定全书的作者问题，但直接涉及到的则是这第一篇《更法》的作者问题。孝公是死后的谥号，商鞅不可能在孝公在世时称“孝公”，所以后人大都赞同此说，认为该篇非商鞅所作，而是商鞅后学追述商鞅言论的作品。另外，该篇有很多文句与《战国策·赵策二》的“武灵王平昼闲居”章类似，所以有人怀疑它是秦、汉间人抄袭《战国策》而成。

其实，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在孝公三年(前359年)，而赵武灵王令胡服骑射在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即使此篇成于商君被车裂(前338年)之后，一般来说，也应成于武灵王变胡服之前。所以应该说，“武灵王平昼闲居”章承袭了此文，而绝不会相反。而且，该篇的作者记录商鞅与甘龙、杜挚的辩论是那样地逼真详尽，如果不是亲自在场者与亲闻其事者，也一定是能查阅当时档案者。所以，该篇的著成年代不会很晚。就是说，此篇虽不是商鞅自著，但也绝不会是秦、汉间人的作品。而且它既然对武灵王变胡服时的争论多所影响，我们也正可以据此而考知此文作于前338年。前307年之间。

第二篇《垦令》，有人认为所说全在垦草，与《徕民篇》所说全在徕民相似，因而认为该篇与《徕民》同出于一人之手，是在秦昭王晚年著成的。

这种说法恐怕不妥当，因为该篇主题的专一，并不能作为推断其著作时代的根据。据《更法》记载，秦孝公同意变法后，就发布了“垦草令”，而该文便是关于“垦草令”的一个意见书，所以它应为商鞅所作，且作于孝公决定变法前夕，即作于孝公三年(前359年)。篇中提到的二十条法令，可能在此前引起了争论，所以商鞅才写了这意见书加以论证。

第三篇《农战》，有人认为是商鞅死后战国时人推衍商鞅的主张而成。其理由主要是：一、文中说“国危主忧”，但在孝公前四年间，献公曾一战胜晋，再战胜魏；在孝公时国富兵强，又叠胜魏、晋，所以当时不可能说“国危主忧”。二、文中说“修守备以待外事”，但献公、孝公之时，秦对六国用兵采取攻势，所以不可能说“修守备”。三、文中说“下卖权……以末货”，“下官之冀迁者……以货事上而求迁”，这不可能是孝公在世时的情况。四、文笔浅白流畅，多用“也”、“夫”等虚字，与《垦令》、《战法》、《立本》等的简峻朴质不同。

这种观点恐难成立，因为文中所说的“国危主忧”、“修守备”等，并不是在描述当时秦国的实际情况，而只是假设之词，是针对“今为国者”、“今世主”等泛泛而论的，所以并不能用它来否定商鞅的著作权。至于以货财取官爵、卖权以求货的现象，孝公之世也有可能存在，《韩非子·奸劫弑臣》说秦国在商君变法时的“故俗”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无功可以得尊显”，即其明证。至于文笔，同一个人完全可以写出不同风格的文章，更何况此篇与《垦令》等相比，也不见得有浅畅与简朴之别。《垦令》的“也”字用得少，“矣”字却用得多；《战法》、《立本》全文很短，用了四五个“也”字，也不能算少的了。所以，这也不能当作理由。根据《史记》的《秦本纪》与《商君列传》的记载来看，该篇很可能是孝公元年商鞅入秦时所作，所以才大谈以农战强国兴国，以此来迎合孝公“强秦”的愿望。其中所谓的“今为国者”、“今世主”等，可能就是指山东六国的君主而言；而说“国危主忧”等等，可能就是有感于秦孝公所说的“国家内忧”、“常痛于心”，因而借批评山东六国君主来晓谕孝公。文中反对“务学《诗》、《书》，随从外权”等等，也与《垦令》所说的“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等相类。所以，此篇的著作年代很可能与《垦令》相近。总之，该篇的著作年代即使不能很确切地加以论断，但司马迁说他曾读过商君的《耕战》，应该就是指该篇。所以，它应该是商君的作品。

第四篇《去强》，有人认为寻不出一个主旨，谈得很杂，而其语句又与《说民》、《弱民》、《靳令》等约略相同，所以怀疑它是战国末和西汉初法家者流研究商、韩时的一种读书杂志。有人认为它与《弱民》重复之语很多，所以与《弱民》应同出于一手，著作时代不可能早于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又有人认为该篇主张“重刑轻赏”，与商鞅“重刑厚赏”的思想不合，而且其中还因袭了《农战》中的文句，所以不可能是商鞅所作，而是商鞅学派中持异议者所撰。

这些说法恐怕都不当。因为一个人的文章中有些相同的文句也是有可能的，它不足以证明这篇是后人的抄袭之作或读书杂志。有研究结果表明，《弱民》、《说民》两篇，是对该篇的解说。至于该篇所说的“轻赏”，是指不滥加奖赏，与商鞅的“厚赏”主张并不矛盾。诚然，退一步说，即使“轻赏”是指减轻奖赏，也不宜据此断定其非商鞅所作。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会有变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意见不那么一致，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篇的作者恐怕还是商鞅。只是该篇原来可能是三篇，前两节为一篇，第三至第六节及第八节为一篇，其余的为另一篇。其中前两篇，商鞅又作有《弱民》、《说民》对它们分别作了解说和论证。

第五篇《说民》，有人认为不是商鞅所作，而是商鞅后学为《去强》中的几段文字所作的注文。

诚然，说此篇是《去强》中几段文字的注文是可取的，但说它不是商鞅所作恐怕不一定正确。因为就拿学者们公认是商鞅所作的《垦令》来看，就是一种对垦荒法令的论证；此篇注解《去强》，也就是对《去强》中的观点的一种论证，所以它应该是商鞅所作。

P32-35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高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1月

写完本书，距我1987年1月写第一篇有关《商君书》的文章《<商君书)记载了商鞅哪些军事思想》(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军事三百题》)已近二十二年。我真正体会到时光飞逝的含义了。二十年，犹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思绪万千，欲搁笔而犹不能止，所以姑且写下这篇后记，以略明我艰难的写作生涯以及对商君事迹的些许感悟。

大概也是与《商君书》有缘吧，从那时起，我的有关《商君书》的论著就陆续不断地问世了。

论文如《(商君书)(申子)(慎子)流传考略》(载《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1期)，《(商君书注译)校勘失误管窥》(载《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商君书)杂考纠缪》(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5期)，《商、慎、申、韩四子思想鸟瞰》(载台湾《古今艺文》2001年第27卷第2期)。

著作如《商君书·韩非子》点校本(岳麓书社1990年5月第1版，2006年11月第2版)，《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白话商君书》(岳麓书社1994年2月第1版)，《商君书》繁体字译注本(台湾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商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5月第1版)。

读者看到我出了那么多著作，往往以为我有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哪知道这些成果全是一介书生在困境中的发愤所得。

不过，虽然这些成果凝结着我身处逆境时的顽强、勤奋与心血。但我更要说的是，它们离不开出版界同仁的热情帮助与支持。那些满怀古道热肠的出版界朋友，那一幕幕周穷济乏的动人场景，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1989年开始下岗的时候，岳麓书社梅季坤先生获知我的处境后立即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让我点校《商君书·韩非子》(1990年出版)，嗣后又给我出版了《白话搜神记》(1991年)、《白话商君书》(1994年)。

同样，我又蒙贵州人民出版社李立朴先生与倪腊松先生的大力支持，出版了《韩非子全译》(1992年)、《商君书全译》(1993年)、《吴越春秋全译》(1993年)。

此外，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金良年先生的热情支持，给我出版了《荀子译注》(1995年)。

正是他们的雪中送炭，点燃了我的希望，从而支撑着我艰难而顺利地度过了六年待业时期，同时又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基础。这不能不令我感慨万千而要在此深情地写下这浓重的一笔，以便使他们的恩德能随着拙著的流传而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我1995年再次获得工作后，写作之兴趣与动力犹存，故丹黄仍不绝于手，于是又时有《曾巩散文精选》、《潜夫论全译》等新著问世。即使是旧作的改版，也往往有所更改或增补。如2006年承蒙岳麓书社曾德明先生的支持而出版的《商君书校注》，就补人了大量的《商君书》研究资料。

如今，《商君书导读》即将出版，这无疑应该感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没有出版社的青睐与热情支持，也就没有《商君书导读》的诞生。所以，拙著如果对弘扬国学有所补益，对读者有所帮助，首先得感谢该社。当然，拙著若有失误处，则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在此，我诚恳地希望海内外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使本书不断完善而更有益于后来的读者。

此外，柳岳梅、龚敏、孟赞彦、姜海雁、周娟娟、柴媛、尤婷婷、马宇、郑兴兰、张晓晔、马静、徐鹏、孙枫、杨晶、刘妍妍、孙甜甜、张凌云、肖家邦、肖德魁、张宝玲、顾凤亚……也参与了本书的部分工作，特此说明。

总之，我谨将拙著奉献给一切爱我的读者，并借此机会向你们致以由衷的感谢与诚挚的祝福。正是你们长期以来一贯的支持，才使我获得了旺盛的学术生命。  但愿本书因有益于读者而受到读者的青睐，并因此而流传久远，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张 觉

2008年9月25日谨记于沪上金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