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2008，6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60年一个生命的循环，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的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

本书是乐黛云教授60年北大生涯的追忆，也可以看作关于自己与北大的自叙传。

本书是乐黛云教授60年北大生涯的追忆，也可以看作关于自己与北大的自叙传。她用富有感情的语言追忆了与自己生命相依的北大生活、读书、求学、治学、师友。作者从1948年进入北大生活开始写起，写了整整60年的北大记忆：有解放前老北大四院与沙滩的激情革命，有未名湖畔五六十年代改变命运的“斗争”，有80年代从北大远游的求学与访问：哈佛、柏克利、意大利、突尼斯，作者的学术生命从这里开始，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到比较学的研究，从文化上的理论实践到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文化实践，我们看到一个富有学识、执情、创新精神和使命感的北大学者。

在这60年的风雨历程中，作者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除了劳动、读书、求学、苦难，作者还写了北大的一批人物：马寅初、季羡林、废名、王瑶、杨周翰、李赋宁等等，还有一些令人扼腕叹息的北大人物：在特殊年代中非正常死亡的解放后北大第一位女研究生朱家玉、北大中文系书记程贤策……这些都是时刻萦绕于作者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代序）

初进北大

四院生活

我在北大中文系——1948

快乐的沙滩

附录　不能忘怀的友情

阶级斗争第一课

历史的错位

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从北大外出远游

世纪末访意大利

从“不可风”到“可见”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

我们的书斋

美丽的治贝子园

优伤的小径

献给自由的精魂

怀念马寅初校长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三真之境

永恒的真诚

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

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

李赋宁先生与中国比较文学

心灵沟通的见证

透过历史的烟尘

“啊！延安……”

绝色霜枫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不伪饰，总想不益于人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1948年，我在贵阳的许多朋友，抗战胜利后，都纷纷回到“下江”。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南京，有的在上海。高中三年级时，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我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了高考。这是一辆运货的大卡车，我坐在许多大木箱之问颠簸，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久已闻名的什么七十二拐、吊尸岩等名目吓得我一路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在这里。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我们白天顶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考试，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喂早已饿扁了的臭虫。那时是各大学分别招生，我用了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

回贵阳后，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寄到。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围城，兵荒马乱，一个17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我必须呆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山城，但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他认为共产党顶多能占领长江以北，中国的局面最多就是南北分治，在南京，离家近，可以召之即回。我的意愿却是立即奔赴北京，去革命！母亲支持了我，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倔强的个性使她愿意支持我出去独闯天下，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我能在北方找回她失踪多年的姐姐。我们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母亲却另给了我十个银元，默许我到武汉后改道北上。

我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革命为何物，我只是痛恨那些官府衙门。记得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时，父亲就让我每年去官府替他交房捐地税。因为他自己最怕做这件事。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根本弄不懂的复杂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以至失魂落魄。父亲还常安慰我，说就像去动物园，狮子老虎对你乱吼，你总不能也报之以乱吼罢！对于每年必行的这种“逛动物园”，我真是又怕又恨，从小对政府官僚深恶痛绝。加之，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了他的一帮同学，他们对我们一群中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听他们讲闻一多如何痛斥国民党，如何被暗杀，哀悼的场面是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只觉得自己过去原来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傻瓜！简直是白活了。其实，现在想来，他们也难免有夸张之处，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

当时贵阳尚无铁路，必须到柳州才能坐上火车。我一个人，提了一只小皮箱上路，第一天就住在“世界第一大厕所”金城江。抗战时期由于经过这里逃难的人太多，又根本没有厕所，只好人人随地大小便，金城江到处臭气熏天。战后两年，情况也并无好转。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最深的印象是斑斑点点，又脏又黑的蚊帐和发臭的枕头以及左隔壁男人们赌钱的呼吆喝六和右隔壁男人们震耳欲聋的鼾声。我心里倒也坦然，好像也没有想到害怕，只是一心梦想着我所向往的光明。

我终于来到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领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程贤策，他也是为了革命，自愿转到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再作新生。我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领队教我们大唱解放区歌曲。当然不是大家一起学，而是通过个别传授的方式。也许由于我学歌比较快，他总是喜欢先教我，我们再分别去教别人。三天内，他会唱的几首歌，大家也都会唱了。最爱唱的当然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还有“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年年不会闹饥荒”，以及“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等等。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我们竞在大卡车上，高唱起这些在内地绝对违禁的歌曲来！我激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在内地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站在我身边的领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雄厚而高亢的歌声飘散在古城的上空。P8-11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后来的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赴台湾的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解放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铄同志，如今，在全国学生代表团中，他是我们的秘书长。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后来曾经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吴学谦同志，他说，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随团返回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骇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各捐5角钱，合力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谛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5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5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座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账，当心有有人告你贪污！”后来我成了极右派，在东斋堂村被监督劳动时，程贤策作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曾到当地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老贫农家，夜里就和老俩口睡在一个炕上。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勾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对井绳说：“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长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唯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自杀的前一天。那个黄昏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罢，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就这样在“大特务、大叛徒，自绝于人民”的群众吼声中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我当时的心情惟能表现于中文系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怵目惊心的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117岁的林昭，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因“恶攻罪”而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索取了7分钱的子弹费！

1952年，解放后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昭、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6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80年代以来，我曾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南美和欧洲。我确确实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2008，6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60年一个生命的循环，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在北京大学燕园，人们常常看到，黄昏时分，有两位老人绕着未名湖漫步同行。他们绕着这个“有名”的湖不知有多少圈了，还会再绕着同行，也许十年，也许更长的时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他们绕着这个湖一圈又一圈，从青年到中年，又从中年到老年。这湖，这湖边的花树，湖边的石头，湖边的靠背椅，湖边树丛中的鸟，一一都引起他们的回忆：他们在湖上无忧无虑地溜着冰；他们刚会走路的小女儿跟着年轻的父亲走在小径上，留下一张照着他们背影的照片；他们看着儿子在冰球场上横冲直撞；他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年老的汤用彤先生绕湖观赏春天的美旦．他们也常倾听着由湖边音响中播放的中外古典音乐，悠然神往；春天，他们找寻湖边的二月兰；秋天他们欣赏湖岸不知名的黄花。他们绕湖同行，常常也会触景生情：湖的这边，曾有他们的学生跳水自尽；湖的那边，埋葬着他们所钟爱的一个学生的骨灰．湖边的小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被隔离审查时离别的分手处湖畔的水塔边，他们曾看到两位老教授背着大黑铁锅，游街示众，脖子上划出深深的血痕……

绕湖同行，是不尽的回忆，也是当下的生活。他们边散步，边辩论应如何解释“有物混成”，探讨多种文明共存是否可能；他们议论理查。罗蒂在上海的演讲；也回忆与杜维明和安乐哲在湖滨的漫谈；他们还常共同吟味《桃花扇))中“哀江南”一诗所写的“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的楼塌了！”他们多次设计着如何改变当前忙乱的生活，但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他们常说应去密云观赏红叶，但红叶早已凋零，他们仍未成行。他们今天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新书，汇集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言。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逼，仍不能按期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