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关于萧红的曲折生平，有种种不实之辞或以讹传讹的臆说，严重歪曲了她的形象，也不利于对她作品的理解。她的侄子曹革成在萧红家乡的学者和众多萧红研究专家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采访和考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从而在本书中比较翔实和准确地向读者重新展现萧红曲折精彩的人生道路，满足了许多读者想探求的疑问。作者使用了许多外人少知的材料和端木先生身前详细的珍贵回忆，这是许多介绍萧红的书籍所无法叙述的部分。

萧红，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放异彩的女作家。她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在哈尔滨、上海、日本东京、北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等地流亡写作。多年来，她坎坷的情感经历和她的作品一样，被重重讹传和误解所遮盖。萧红的侄子曹革成经过二十余年搜集考证，写出这部传记体纪实作品，将萧红的童年、三次婚恋、创作经历、生活、交往和病故香港的真相一一从误传中剥离出来……

本书除了图文并茂，还第一次披露了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先生，生前对前妻萧红眷恋和深情的回忆，从中释解一桩桩文坛公案。

山东移民的后代

父亲是过继来的

后花园里的淘气女孩

喊诗

继母来后

小学的记忆

升中学掀起风波

从德女子中学

校园内外

家，变得荒凉了

房客，下层社会的缩影

北京求学的曲折

软禁与收获

东兴顺旅馆的“春曲”

老裴指挥营救萧红

热恋的殇逝

走进哈尔滨文坛

桃色的苦恼

牵牛坊

别了，商市街

青岛，《生死场》的诞生地

在鲁迅夫妇身边

一九三六年，她在悄吟

“苦杯”倾倒失爱的苦水

海外悲悼

“什么能救了我？”

上海抗战

武汉的“七月”

临汾，心照不宣的分手

西安，文坛双璧的结合

大同饭店的婚礼

重又写出了小说

“我们必须抗战到底”

为《鲁迅》付出心血

复旦大学的院外生活

一九三九，第三个创作高潮

“秘密飞港”

港九留红影

纪念鲁迅

一九四○，第四个创作高潮

困惑与喜悦

《呼兰河传》，传世之作诞生

续写《马伯乐》

皖南事变后的香港

与史沫特莱的交往

创办《时代文学》

玛丽医院

结识柳亚子

黑色的战火

灾难的手术

铁蹄下的诀别

葬仪，椎心泣血

怀念·迁墓

附录一 我与萧红——端木蕻良

附录二 萧红年谱

跋

为张家大院赢得光彩的萧红，下一步向何处去发展呢？当时同班的女同学面临几种选择：一种是在本县上中学，师资相对差些，但费用少。一种去齐齐哈尔读师范，那里学杂费全免去。一种是去哈尔滨上中学，这是最时髦的，家境好的，多去那里。一种是年龄过大，不宜升学的，在家找活干或出嫁为人妻。

张家子弟多是去哈尔滨上学，甚至还有在北京上大学的。萧红满怀企盼去向往以久的哈尔滨上学，没想到一场风波在等待着她——家里反对她去外地读书！

为什么不让她去哈尔滨读书？她本人一直不曾说明，后来的人们做出种种的猜测。奇怪的是，一向开朗疼爱和启蒙萧红的大伯父，也站到她父亲的同一立场。从《镀金的学说》中，可以知道，大伯父反对去哈尔滨的理由是：“不用上学，家里请个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文学生们太荒唐。”“女学生们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

看来，不让她去哈市读书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男尊女卑，而是她一贯泼辣、任性、刚烈不受礼规束缚的性格，使长辈们害怕——在那更自由、更开放、更无约束的洋气十足的“东方莫斯科”哈尔滨城里，谁能担保萧红不演出一场被传统认为是“伤风败俗”的现代婚姻的文明戏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事实上，后来事态表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倒是“不幸”果然言中，造成一场女儿出走，断绝父女关系的传统与现实较量的“悲剧”。

而此时，性格刚烈、顽强、坚韧、任性的萧红果敢地起来抗争了。她以硬对硬，以冷对冷，与父亲的关系降至冰点：“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与大伯父的关系也僵硬得没有一丝润泽：“从那时起伯父同父亲是没有什么区别。变成严凉的石块。”她不懂得“远交近攻”，不懂得“围魏救赵”，不懂得“分化瓦解”，她抱着不去哈读书誓不罢休的念头，与家里的“钢铁同盟”开始了韧的较量。她有生以来第一场与传统观念的抗争，无声响地在张家大院的高墙内正式开演了。

先是采取消极反抗的手段，萧红成了张家的闲人。没有笑容，没有声音。闲书翻翻，后花园坐坐。三顿饭是要吃的，其他酱油瓶倒了也不去扶一把。弟弟秀珂已上小学三年，继母生的女儿已能跑了，怀里又抱上一个，肚里好像又有了。熬了半年，继母再也不“客气”了，这回不是指着桌椅骂人，而是面对面的与前妻的大小姐吵了起来。

父亲每天上班，黄昏回来，一走到花墙处便要咳嗽起来，萧红似乎从没有体量过她父亲的心情。后母的告状，激怒了父亲：“你懒死啦！不要脸的！”

“什么叫不要脸啦，谁不要脸！”萧红满心委屈，一味冲撞。突然她感觉面对着似火山的爆发，强力的巴掌迎面打来，她倒了下去。

萧红无声地爬起来，眼眶里没有眼泪，只流出张家人特有的高傲眼光。父亲的尊严受到了一大挫折，从此父女俩如若参商，极少见面。

萧红病倒了，天天躺在炕上。同班里只有两三个人没继续求学，她是其中之一，怎能不痛苦？外地读书的同学来信，告诉她中学校里的热闹，还有网球可打，另外就是小学所没有的课程。她愈读这样的来信，心思愈加苦闷，要强的她就这样病倒了。

外祖母心疼外孙女，去求外出半年刚回来的大伯父，大伯父只是微笑。老祖父心疼孙女，拄着拐棍去求张廷举：“叫荣华上学去吧，给她火车费，叫她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

“有病在家养养吧，上什么学，上学！”父亲冷冷地说。到后来，三亲六故谁来劝，张廷举干脆连回话也没有，独身走到院中。他也是铁了心，据说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他就有着说一不二的秉性。  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到了1927年，萧红感到消极反抗不起作用，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启发了她。同班的班长田慎如正在齐齐哈尔上师范。由于漂亮，被当时县里的教育局长看中要纳为妾。开木匠铺的父亲胆小怕事，虽不愿意却不敢回绝，托人写信把女儿骗回家。田慎如回来知道实情，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局长大人的宅第破口斥责：“你身为教育局长，专挑女学生作小，娶了一个白净稚嫩的还不够，又打我的主意，我问你，你是人不是？……”骂声惊动了四方乡邻。据说教育局长碍于脸面，中止了这件婚事，还羞怒攻心得了肋膜炎，开刀取出两务肋骨。他不甘心，又怂恿当时的高县长去娶，也挨了田家小姐的骂。这样一来田的父亲害怕了：“你把县长、局长都骂了，我这个木匠铺还怎么个开法？”事到如此，田慎如心一横说：“我不连累你，我出家去。”她果真去教堂当了修女。那座建于1913年的基督教教堂离张家大院不远。萧红听到同学的遭遇很是震动，曾前去看望。由此，她想出了新的抗争办法。

寒假里，同班的傅秀兰、吴鸿章、李玉梅等在齐市读师范的同学回来看她，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自然地谈到了田慎如当修女的事。萧红说：“我爸不让我外出读书，我也出家当修女！”

这话一阵风儿似地传遍呼兰小镇，谁都知道张廷举的大女儿也要当修女去了。这一招真灵！祖父张维祯首先跳起大骂张廷举，他表示荣华要去当修女，他就死给他们两口子看。

据说当时呼兰县保卫团的邦统王廷兰已有意让萧红做他未来儿媳妇，张家也同意，但关系没有明确，因为那年她才上高小二年级，虚岁13岁。现在萧红一闹，自然要损及王家的名声。此时的王廷兰已晋升黑龙江省警备队第一路统带，是县里军界的头面人物。张廷举的好友，两家联姻介绍人于兴阁带来王家的讯问，张廷举顶不住屈服了。

“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萧红后来不免得意地说。

1927年秋天，萧红进入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开始了崭新而重要的人生阶段。P014-017

《我的婶婶萧红》在社会产生了较广泛的好的影响。感到高兴的是：我对所收集的资料，下了一番甄别、去伪存真的工夫，终于在维护萧红的尊严，维护她的声誉，维护她的权利上，获得了普遍的支持和理解。作为晚辈，我为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而感到欣慰。

其实在书中，我并没有对萧红有什么拔高和过誉之处。相反，我只是把她经过的历程，自己留下的东西，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充分的说明了问题。

我始终认为萧红自己提供的东西是第一手的，她自己的散文、诗作、书信等等是最可靠真实的。有人哀叹，说看了我写的萧红传后，把他心目中那个“红颜薄命”的才女形象打碎了。真是好笑！萧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并不是某本小说中虚构的悲剧女主角！其实他得到的所谓萧红形象，恰恰是那些“谬托知己”的人提供的。这些“知己者”在宣传萧红上起的是什么作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而我搞不懂的是，那些“知己者”对萧红的认识怎么会与萧红本人的实际相差那么远？世上有如此“走眼”的“知已”，交友实在要小心啊！

萧红是一位左翼作家，这是当时时代所决定的。然而现在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称之“左翼作家”，有贬低之嫌，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简单的讲，人类对社会的政治看法上，从来就分左中右的，或激进，或保守。西方社会里到今天仍称呼什么“左翼政党”，“右翼报纸”等等，这其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只是各个群体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当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由于受阶级斗争理论影响，把左中右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来区分，左即革命，右即反革命；甚至爱国、卖国也简单以左右来划分。而文化大革命又把这种划分推到了极端，以至现在害怕再提“左中右”了。

但是在西方学者中仍在政治观点上划分左中右的，而且也是尊重别人的政治取向的。学者夏志清先生，在其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对人们视为左翼作家的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张天翼、吴组湘、师陀等都有专章的论述。而且，在对各派作家的评论中，左翼作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他甚至对漏掉了萧红、端木蕻良、路翎等人的分析表示深深的遗憾，认为“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在是不可宽恕的疏忽”。认为“端木蕻良、路翎两人都应有专章评论才对”。可证称之为“左翼作家”，对其文学地位和文学贡献丝毫没有贬低的意味，反倒是我们自己害了“恐左病”，害了“政治幼稚”病。

最为可贵的是，除鲁迅、茅盾这些已被公认的文学巨匠之外。恰恰是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吴组湘这些“左翼作家”，并没有因其政治观点的“左翼”，而伤及他们对文学艺术自有规律的认识。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忠实艺术的真谛。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不是“政治宣传品”，而是社会共进，成为人类文学之林的永存奇葩，今天以至将来都是人类文学的代表作之上，是对学艺术的独特贡献。他们是“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左翼文学”的骄傲。与“贬低”相反，恰恰是直到今天，我们还重视不够，没有把他们提升到他们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对他们的作品也远远没有发掘出真正的价值。

2011年是萧红百年诞辰。她的家乡黑龙江省已开始行动，推出多个重大举措，如成立萧红文学院，设立省级萧红文学奖，点校萧红全集等。在此之际，江苏文艺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拙作《我的婶婶萧红》，无疑是对她百年纪念的呼应，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次出版，除了改正书中错漏外，又增加了《萧红年谱》，使人们能更直观了解萧红的人生履历。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的四年是她人生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长期以来被某些人刻意渲染，谬误盛传的重灾期，因此年谱中，适当加进了端木先生与萧红互动的内容，使读者更清晰他们的夫妻生活、创作活动及社会活动的真相，以正视听。

还是那个心愿：如果有更广大的读者，读了这本传记后，能在他们的心目中恢复萧红的尊严与声誉，树立她真实的形象，我的心血就没有白费。

2009年10月于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