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对地球生物圈中的所有生命都能建立这样的理解模式，我们对于生命、对于人类的悲悯之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滋长发育起来。

当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期待不那么强烈，也就不会过于迷狂地夸大人类的崇高、神圣特征，而对于人类的缺点、过错、惰性，也会有一种低调而又温柔的谅解。

作者通过对中外文化史尤其是宗教史的梳理与回顾，让人们感知的不是人类文明中的惨痛记忆，而是发掘出相互体恤的温情，呼唤世人展现悲悯情怀，友爱互助并尊重生命。

第一辑 生命之光

俄罗斯的阳光

上帝的背影

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

致张宇光先生自述书

学习爱，学习和平

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幸福人生的多种模式

信仰背后的信仰

第二辑 悲悯与耻辱

描述耻辱

学人的宿命

冷硬与荒寒

文学应该怎样面对底层精神文化

巴金：孤独的心灵

卢梭与贵妇人

第三辑 自由的歌谣

学习有尊严的生活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天才的厄运

鲁迅：正题反做的思想家

重温英雄梦

博士俱乐部记事

坚持者仍在坚持

自由的歌谣

思念仁者

张炜：需要第四次腾跳

苏童：南方的潮湿与糜烂

期许一位大作家：刘震云

后记

有年冬天，郑州的一位朋友寄给我两本《莽原》杂志，其中1997年第5期那一本上有乔典运的未完成遗作《命运》。尽管编者按语对此作品盛加称赞，可我并未动心。在我的印象中，乔典运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农民作家，我对这一代作家缺乏基本的信任，对其中的农民作家尤不信任。可是，当我不经意间随手翻翻的时候，却被它深深吸引，禁不住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我终于承认，我因对作家不信任而看不到他的发展，纯属偏见和短视。《命运》所达到的高度，远不是“五十年代”的概念所能涵盖的。

诚如编者所言，作者“无保留地将自己亲历的灵魂的痛苦与欢乐、渴望与失落展示在读者面前”。所谓“无保留”，我认为乃是指作者尽可能真实而全面地写出了自己的卑微、寒伧与渺小。乔典运的成长时期，乃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荒唐时代。他作为这个时代最底层最卑屈的农民中的一员，是如何地渴望上进、渴望获得一点体面与尊严。这种愿望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尊重的。可是时代的荒唐使得底层人的任何一点卑微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乔典运的上进心和尊严要求，受到社会与时代的残酷践踏与玩弄。

那个时代对于任何灵魂与精神的要求都是如此满怀仇恨与敌意，即使你满怀热情认同时代，时代仍然只是对你的渴望与呼喊滥施诬陷与凌辱。在无穷无尽的迫害与折磨中，乔典运伤痕累累、精疲力尽，只能不断地后退，不断地主动封杀自己，以至于不得不为自己定下这样的戒律：“从此以后，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我夜里没有做过上天的梦，白天连上树也没想过，高人自然比我高一头，见了侏儒我也要蹲下去让他比我高一头。因为想比别人高一头的人，最后一定会比别人低几头。”当他好不容易盖起一座房子，他不是体会到生活的成功与幸福，而是想到从此“一家人总算有个哭的地方”，也就是有个承受迫害的地方，因为“学会受迫害，这是我给自己定的课程。”这里的“高”与“低”并非阶层等级概念，而是指一个人对自我生命潜能与价值的肯定与取消。残酷时代的最后恶果，就是逼使每个人主动取消自己的人格独立与生命尊严。

但乔典运并不是那种聪明而又世故的所谓智者，而是一个有诗性有热情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因为他怎么也想象不出会有这样的时代。他千方百计迎合时代，险境遇中企求自保平安，平安企求飞黄腾达。后来才有所醒悟，为逃脱迫害而远走异乡。直到行将就木，才大彻大悟，带着极大的屈辱和不安忏悔一生。

我们通常认为。忏悔乃是面对至高的存在。本着无害于世、无害于人的良知，检视自己的大过大错、大恶大罪。作为一个庸常善良的小人物，纵想有害于世、有害于人也无力为之，那有什么可忏悔之处。可是，乔典运的绝命之作却凸现出忏悔的另一重含义。我们有理由假设，每个生命都应该要求自己活得体面一些、高尚一些，都应该要求自己作一个尊严、理性、创造、成功的人。人的生命过程，其实就是按着自己的愿望塑造自己、按着自己的价值信念赋予自己以生命意义的过程。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晨一昏都应该纳入到这个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意义过程之中。这是我们对于自我生命所负有的责任。如果让自己的生命形象过于卑微萎缩、离自己的愿望和意义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那就是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我们人生的失败。我们不能把因为自己的懦弱卑微而没有做到的事，理解为人们本来就做不到的，否则就降低了我们内心所建构与期待的人的标准。乔典运的作品表明，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生命怀着不变的虔敬心和责任感，他就可能得到顿悟的机会，达到精神的升华。如果我们由于里里外外的种种原因，使自己的一生过得过于黯淡渺小，有愧于内心的自我想象自我期待，那么，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失败和惭愧，面对自己的怯弱与阴暗。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失败所能作的最后一次挽救，是他为了趋近自己的人格理想所做的最后一次祈祷，是他留给一切后来者的最真诚最光辉的呼告。当然，也是他最后一次顿悟与升华。我们如果不能从《命运》中得到这种启示，就会有负于乔典运先生一生的苦难和临终的反思。

《命运》式的忏悔，也就是对于卑微怯弱寒伧的忏悔，才是忏悔的最基本含义。他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因为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那些阻碍自己朝理想人格迈进的因素。乔典运为了讨好上级，曾经打过别人的小报告，也曾经被迫上台亲自向公众表演官方所诬陷的种种罪行，诸般大耻大辱他都直陈不讳。当年巴金的《随想录》也曾披露自己面对穿衣镜悄悄练习低头弯腰的沉痛故事。这种忏悔需要极大的真诚与勇气。巴金因了此种忏悔得到举世景仰，一时成为文化英雄。乔典运的忏悔却是在默默无闻中进行的。他们对自我生命负责的态度则是同一的。我们不是要等到临终的时候再来反思自己，而是要在生活的每一个黄昏视察我们的内心，焕发起我们的全部良知、心力和潜能，虔敬地践履我们的生命责任。我不但敬重乔典运先生临终自醒的悟性，我也同样敬重他在一生的颠簸、迫害与磨难中为了活得体面些、尊严些所作出的全部挣扎与努力。

P22-25

这几年，我看世界、看人类的眼光，越来越低调。我越来越相信，应该将人类放在地球生物圈的演化系列中进行研究，而不是首先放在伊甸园里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和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充分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还可以避免对于人类提出过分的道德期待。

在物种意义上，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只是灵长目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人类的所有特性，都应该放在灵长目种群的背景下予以理解，进行观察和研究。无论是就生物现象还是就精神现象而言，人类与猿猴家族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条结实的界限，能够将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截然分开。

这样看待人类，有一个突出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对于人类的道德期待。

所谓道德期待，乃是出于道德建构的愿望，有意无意对于人类某种单一特性(比如正义倾向、神圣倾向等)进行过度肯定和放大，而这种放大和肯定往往没有顾及另一些相反的天性对于人性的制约和影响。

实际上，人以及他的灵长目兄弟都是极为复杂的生命，不可仅抓住其某一种精神倾向就匆忙做出全称判断。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言：“人有一种不正义的倾向，所以民主是必要的，人有一种正义的倾向，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句话启示我们，人类是一个多面体甚至是一个矛盾体，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人类的正义倾向，或者仅仅看到人类的不正义倾向，都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研究结论。如果我们轻易用这种错误结论指导我们的历史实践，那就只能导致悲剧。

基督教强调入不能骄傲，可是人类文化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建构自己的道德存在而独享几近神圣的骄傲。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每一种人类文化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拔高人类的道德存在和神圣品质，而忘了人类其实还是达尔文所描述的生物链条上千万种动物中的一种。

我看减少人类骄傲心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类回到地球生物圈之中，回到灵长目动物体系之中。越是把人类放在人类不屑于与之为伍的低级动物一起观察和研究，越是显示了对人类的关爱和怜悯。

达尔文在研究人类由来的时候，就是从动物演化之角度、甚至是从动物肢体和器官的演化之角度，来进行追溯和描述的。

在达尔文之后，有一些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一直在系统研究灵长目中各类动物与人类这种动物的相关性、相似性、相近性。比如，美籍荷兰学者德瓦尔，在《人类的猿性》、《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两本书中，充分研究了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狒狒、金丝猴等等灵长目动物的冲突与和解问题，最后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同为灵长目动物的人类及其社会的研究上。

在德瓦尔的研究中，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金丝猴，以及人类，他们在意识、意志、欲望、自私、仇恨、复仇、嗜杀、对抗、和解、抚慰等等方面，都具有相同的特征、相近的反应模式。

德瓦尔指出，所有动物都有冲突的天性，但是同时也都本能地渴望用友好的方式化解冲突和仇恨。“在动物世界中，争斗之后亲密接触的迅速增多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218页)黑猩猩一般用接吻和拥抱寻求和解，倭黑猩猩最喜欢用性器官的接触和性交化解矛盾，同性之间也常常用摩擦和玩弄性器官达到重归于好的目的。

德瓦尔主张，不能仅仅看到侵犯和)中突的负面意义，还应该看到侵犯和冲突的建设性价值。

作者指出：“我们人类社会是由对抗和吸引相互交织而共同构建起来的。对抗的消失更多的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它是迷人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人们之间缺少差异的社会里。……个体是在同别人的斗争中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我们不能同时有两种方式：一方面每个个体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而另一方面个体之间不会因为利益产生冲突。”(《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235页)总之，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冲突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238页)。

没有哪个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像德瓦尔这样，研究视野如此开阔，所以德瓦尔能够真正高屋建瓴地观察和理解人类行为模式和人类社会的)中突纷争。他既不像某些人那样仅仅强调阶级矛盾和斗争，也不像克鲁泡特金那样单单强调人们之间的合作互助，而是将侵犯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看作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社会现象。

这样理解人类和整个灵长目动物的社会生活可能是最准确的。

当我们对地球生物圈中的所有生命都能建立这样的理解模式，我们对于生命、对于人类的悲悯之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滋长发育起来。

当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期待不那么强烈，也就不会过于迷狂地夸大人类的崇高、神圣特征，而对于人类的缺点、过错、惰性，也会有一种低调而又温柔的谅解。